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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区域文化之一，它继承了唐宋中原文化与闽越文化的优秀成分，并加以光大发扬，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据闽人的历代传说：西晋永嘉之乱发生后，中原汉族不断南迁入闽，构成最早的闽人，闽南人是其中一支。
证诸历史，晋江两岸晋代墓葬的发现，说明晋代北人南下闽中，不只是传说，而且是真实的历史。
但是，当时晋江一带的人口稀少。隋朝将福建分为四个县，共计 12420 户，其中南安县和龙溪县两县若占一半人口，大约也只有六千来户。闽南人口的大增长，其实是在唐中叶之后。其时，北方的战乱连续两百来年，中原民众无法安居，不少民众离开故土南迁入闽，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光州、寿州的移民入闽。
唐末的光州与寿州在淮南道光州刺史王绪的控制之下，在中原军阀混战的背景下，王绪“悉举光、寿兵五千人，驱吏民渡江”
。于唐僖宗光启元年（885）进入福建，当时“有众数万”
。唐元和年间福建总人口仅有 74467 户
，唐末因黄巢入闽，“杀人如艺”
，人口又进一步减少。所以，光寿移民入闽，以区区数万之众，攻城略地，不可阻挡。祝穆的《方舆胜览》记载：“唐末光州刺史王绪渡江陷漳州为王潮所杀，遣审知围泉州。拔之，遂有漳泉之地。”
以后，王潮还以泉州为根据地最终攻克福州，占据全福建，被唐朝封为威武军节度使。
其时，入闽的光寿移民若以 4 万人计，仅仅这一批北方移民，可能就占了唐代福建总人口的 1 ／5！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潮、王审知兄弟入闽以后，首先占领泉州、漳州达五年之久，然后才攻下福州，可见，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应定居在泉州、漳州。从泉州的族谱来看，当时确实有许多人是随王潮与王审知南下的。他们在这里娶妻生子，成为新的福建人。
古代的闽南区域，类同于今天的东南亚。据说当地的民族类似于现代的马来人，他们的男子整日无所事事，到处游荡；而其女子则承担起家庭的主要劳动及田间劳动。当时福建的威武军节度使政权掌握在固始人王审知手中，北方人在福建地位较高，当地女子更愿意选择南来的北方汉人为夫，于是，勤劳的汉族男子与勤劳的南方妇女，组成了新的家庭，从而使家庭劳动能力大大提高。从唐宋以来，儒者每每批评闽南人的妇女劳动习俗，泉州士大夫何乔远这样评价闽南的妇女：“妇人芒屩负担，与男子杂作。《隋志》：‘豫章之俗，衣冠之人，多有数妇，暴面市廛，竞分铢给夫。’以为不雅，而不知瘠土小民，非是无所得食。”
可见，闽南人的家庭内，男女并作，不仅男人下田劳动，妇女也下田劳动，男女共同生产，闽南人的财富积累更胜于原有的土著，这是合理的。此外，闽南人继承了北方汉人的积蓄观念，而不是像原有的土著人一样肆意挥霍原来就不多的财富。这使闽南人的生活蒸蒸日上，而懒惰的土著男子逐渐被淘汰。因此，新一代的闽南人，虽说他们血缘上有南方人的血统，但她主要来自女方，而其北方血统主要来自男人，闽南人姓氏主要传自北方，不是没有道理的。
对闽南人的分析，最重要的其实不是他们的血缘是否来自北方，或者说，他们的北方血缘究竟占多少比例，关键在于他们认同北方的中原文化。闽南文化最大的特色之一是强烈的中原文化认同感，从唐宋迄今，他们一直认为自己是中原士民的后裔，主要来自固始县。
台湾的闽南人不但到福建寻祖认根，更多地到河南诸县市寻祖认根。这种感情的强烈程度，在其他民系中，在其他民族中，都是难以见到的。有了这种文化的认同，就足以证明他们是汉族的一个部分。闽南人与现代北方人的差异，绝对小于美国人之间的差异，更小于以色列人之间的差异。
再从文化继承性来看，闽南人文化的主流，是中原文化的延伸。闽南方言最接近于唐宋时期的中原语言，这已是世界语言学界的共识。闽南人的文化观念，也是以发源于中原的儒家思想为其根源，儒家忠、孝、仁、义、礼、智、信的观念成为他们基本的行为准则。可见，闽南人当然是汉民族的一部分，虽说闽南人也有自己的地域文化，但是，地方性的文化差异，并没有影响到闽南人的文化共性。
闽南文化源流。唐中叶，吸收了大量中原移民的闽南文化大发展。欧阳詹中举，并成为当时小有名气的文学家；唐代福建进士有不少闽南人。唐末五代，当地出现了著名的道士谭峭和名僧义存。泉州刺史王审邽、王延彬父子设立招贤院，北方士人联翩而来，诸如韩偓、徐寅都成为招贤院的名士，这使泉州的文化地位大大提高。宋代，闽南科举事业大发展，闽南籍进士共达到 1112 名。
宋朝中枢的曾公亮、蔡确、吕惠卿、梁克家、苏颂、留正等名臣皆为当地进士。宋代闽南文化界的名人有：吕夏卿，《唐史》修撰者之一，陈淳，朱熹弟子，著名理学家。元代泉州被蕃商控制，并以商业闻名，但在汉文化方面建树不多，仅一人中进士。闽南文化发展的又一高潮是在明清时代，理学家陈真晟、蔡清、陈琛、林希元、黄道周、李光地、蔡世远等人在国内有相当地位；而李贽以其大胆的思想震动学术界；文学家王慎中、史地名家张燮、书法家张瑞图也都有卓越的贡献。在中枢仕致高官的有：李廷机、蒋德璟、林欲楫、黄景昉等人。近现代以来，闽南人物更盛，林语堂、许地山等都是杰出的文人学者；创办于 1921 年的厦门大学荟萃四方人才，被誉为南方之强。总之，自宋以来，闽南一直是福建文化的主要支柱之一。
闽南面临大海，海岸线曲折多港湾，人民有航海的传统。在历史上，闽南人是中国海洋文化的主要承载者，如同本书第四章所述，他们继承了古代闽越人和疍家人的海洋文化，因而发展出在世界史上有重要地位的闽南海洋文化。
它的重要性表现于：其一，中世纪的泉州荟萃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海洋文化，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闽南海洋文化是世界海洋文化的结晶，也是其时代的世界最高峰；其二，明清时代闽南人突破了朝廷海禁的封锁，建立了环中国海最强大的海上力量；其三，中国沿海及东南亚各国近代海洋事业的崛起，大都与闽南人的海洋移民有关。
泉州——世界海洋文化的荟萃之地。闽南沿海在历史上就是中国与海外交通的一个重要港口，晋唐以来，闽南的泉州渐成为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南朝陈时期，印度名僧拘那罗陀在南安郡建造寺挂锡，欲候船归国，于此地重译佛教名著《金刚经》。陈天嘉三年（562），拘那罗陀乘船入海，因风向不顺，漂回广州，终老于此。这都说明闽南与海外世界存在广泛的联系。唐末以来，福建经济文化有较大的发展，对外贸易兴起。大历时诗人包何咏泉州：“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
说明泉州已是外商进贡中国的主要通道之一。唐代福建的福州、泉州两港与广州、扬州并称为对外贸易的三大区域之一，当时已有胡商在福建沿海驻足。闽国时期，王延彬太守在泉州发展对外贸易，“每发蛮舶，无失坠者，时谓之‘招宝侍郎’”
。宋代的泉州，除了本地人积极到海外贸易外，绍兴六年，“知泉州连南夫奏请，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
。“而泉之俗，利贾而业儒，蛮艘獠舶，岁以时概，既富而安，野有弦歌。”
海外商人也纷纷来到泉州。南宋时，泉州已出现了蕃坊，“诸蕃有黑白二种，皆居泉州，号蕃人巷，每岁以大舶浮海，往来致象犀、玳瑁、珠玑、玻璃、玛瑙、异香、胡椒之属”
。《夷坚志》记载：“政和中，南蕃舶来泉州。”
宋末元初，祖先来自占城的莆寿庚掌握了泉州市舶司，“泉人避其薰炎者十余年”
。蒲氏女婿回教徒佛莲，“其家富甚，凡发海舶八十艘”。他死了后，仅留下的珍珠即有一百三十石。
当时的泉州十分繁华。吴澄说：“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物、异宝、奇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
泉州人庄弥邵说：“泉本海隅偏藩，世祖皇帝混一匡宇，梯航万国，此其都会，殆为东南巨镇。”
马可·波罗说：“刺桐（泉州）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
这些番商过着极为豪华的生活，“满市珠玑醉歌舞，几人为尔竟沈酣”。
元代泉州番商的影响由此可见。就泉州考古发掘的石碑来看，宋元时期的泉州有天主教、伊斯兰教、摩尼教、印度教、佛教等异域宗教传播，它说明来到泉州的番商有欧洲、西亚、南亚、东南亚各地商人。在那一时代，这些商人实际上代表各地海洋文化的最高水平。他们云集泉州及福建沿海，使泉州成了中世纪世界海洋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从而使闽南的海洋文化突破地域性成为世界海洋文化的顶峰。在闽南这块土地上，多种海洋文化相互交融、促进、融合，造就了新型的闽南海洋文化。所以，分析历史上闽南海洋文化的发展，应看到它是中世纪世界海洋文化的结晶，这是一笔丰厚的海洋文化遗产，也是后世闽南海洋文化能达到较高水平的原因。
若分析闽南的阶级构成，不难发现：闽南富人中，大地主极少，多数是海商。因而，当地人中形成了重商的文化观念。这种观念和汉族的文化传统格格不入，从而造成闽南和内地各区域不同的文化因素。
明清两代都实行过严厉的海禁，这一政策对中国海洋事业的打击很大，导致许多地方海洋事业的毁灭。以山东来说，它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当地的海洋文化就很发达，齐国利用海洋产品食盐贸易使国家走上富裕道路，越王勾践在瑯琊建立据点，都反映了当地发达的海洋文化。迄至宋元时代，山东半岛的板桥镇仍是北海贸易的中心。然而，自明朝实行海禁政策之后，寸板不许下海之令实行，所有的海船都被禁止。山东沿海贸易从此断绝数百年，大批渔民改为农民。明代中叶，海岸线最长的山东省，其民众竟然不吃海鱼。迨至明代后期，受北上南方人的影响，民众才开始食用海产。至于江南地区，这里的贸易一向以内河贸易为主，海上贸易不是最发达。元代闽人的北上，导致当时海外贸易的兴起，迄至元末，江南的海外贸易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可是，明代初年实行的海禁，使江南的对外贸易基本断绝。不过，江南的海禁不像北方那么严厉，早在明代前期就允许渔民下海打鱼，但是，下海贸易还是被禁止的。明代嘉靖年间，江南沿海开始有了私人海上贸易，最后引起了倭寇侵袭江南诸府县的事件，明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倭寇平定。有人以为，明朝在倭寇平息之后实行了开放政策，这是错误的。至少在江南境内，官府不是开放海禁，而是乘机加强了海禁。晚明中国对外贸易史也表明，明末的海商多为闽粤民众，极少江南人氏。实际上，明末在浙江、上海一带出海贸易的民众，多为闽粤移民。
至于广东省，该省富有对外贸易的传统，广州市舶司历来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窗口。明朝虽然实行海禁，但广州市舶司的贸易仍在进行中，东南亚各国到中国进贡，大都是在广州登岸，这使广州成为中国合法对外贸易最发达的地方，因而，广州民众对私人海外贸易的要求不是很强烈。倭寇事件发生后，明朝军队从北向南逐步平定倭寇，广东成为倭寇活动延续最久的区域，一直到万历十年，广东境内还有大规模的倭寇活动。广东的倭寇活动使官府历行海禁政策，所以，晚明广东的海禁相当严厉。受其影响，广东私人海上贸易不如福建发达。
福建人面对海禁采取另一种态度，他们利用山高皇帝远的条件，在海边悄悄发展对外贸易。其中尤其以漳州人的海上贸易为最。漳州在宋元时期为畲族活动区域，宋朝对畲族采取羁縻策略，不能有效管理这一地区。元朝对畲族的管制加强，也引发了畲族屡次掀起反元大起义，在历史上有名的陈吊眼起义、钟明亮起义，漳州的畲族都是其中的主力军。明朝军队进入闽南后，当地的反抗力量下海为盗，他们屡屡袭击沿海的卫所，成为明朝军队极为头痛的反抗对象。翻开《明实录》查阅，可知在明代前期的上百年内，漳州屡屡发生海盗与官军作战的事件。在这些战斗中，明朝的水师多次被击败，漳州海盗的强悍由此可见一斑。在这一背景下，可知漳州沿海民众不会理睬朝廷的海禁政策，他们自行造船下海，远航东南亚各地，进行海外贸易。有时，他们还冒充东南亚各国的使者到明朝进贡，甚至受到朝廷的表彰。由于这一时期的中国沿海只有漳州人进行大规模的海上贸易，导致漳州人对中国海上贸易的垄断。不过，其时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不大，所以，虽说漳州人垄断中国对外贸易，但他们的赢利不算突出。
明代中叶，有两个因素大大加强了东亚的海上贸易，其一为葡萄牙等欧洲殖民主义者东来，并在东南亚建立贸易据点。他们带来了欧洲市场对东方商品的渴望。其二，日本市场的开拓。日本在明代中叶发现了世界上屈指可数的银矿，大量白银涌入市场，导致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在这一情况下，漳州商人送去了产自中国的各类商品，使日本的银价下跌，老百姓生活水平上升。以上两大变化改变了东亚的贸易格局，漳州商人与葡萄牙商人分别从中国采购大量的商品运到日本销售，换取白银输入中国。白银的不断流入，引起各方商人的艳羡，于是，江南商人、福建商人、广东商人无不卷入对日本贸易，而且引起倭寇袭击东南沿海各地。明朝平定倭寇之后，各地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浙江与广东继续海禁，不准老百姓下海，但福建官府的处置方法不同，他们看到“海者，闽人之田也”的事实，因而请求朝廷允许海澄县的月港开放，凡想去海外贸易的商人可以在海澄申请执照，并到海外贸易。这一政策的实行，首先反映了漳州商人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执牛耳的地位，否则，朝廷开放的唯一港口不会设在漳州的月港；其次，月港取得对外贸易的特权，巩固了漳州商人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使他们在中国继续领先于其他区域。月港是一个地方性的港口，当地的内陆交通不发达，外地商人要到月港申请执照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取得对外贸易执照最多的是漳州人，其次是泉州人，再后才是其他地方的商人。
明代的闽南人大致可分为四支，即泉州人、漳州人、潮州人、海南人。除了漳州商人之外，泉州人、潮州人都是对外贸易的积极参与者。由于漳州人在月港出海贸易有地利之便，所以，晚明的中国海商以漳州人为主体。但是，富有对外贸易传统的泉州人也在积极参加对外贸易。他们的方法是以捕鱼为名造船入海，然后悄悄地驶向日本沿海，进行贸易。近年在日本的广岛县博物馆展出了一面与晋江商人有关的旗帜，它是明神宗万历十二年日本的一位大名颁给晋江商人蔡氏的贸易许可证。这位蔡氏商人只要将旗帜挂在桅杆上，就可到这位大名领地里贸易。看到这一文物给我相当震动，这是因为，明朝开放月港的同时，严禁从此地出发的商人到日本贸易，违者必究。万历十二年是这一禁令颁布之后的第 18 年，史料记载，当时禁令得到执行，月港商人都不敢去日本贸易。但从广岛博物馆所藏这面旗帜来看，当时还是有晋江商人偷偷地到日本贸易！其后，万历三十五年，晋江商人许丽寰抵达日本九州的萨摩，当地大名为了争取许丽寰再次到日本贸易，竟然和其盟誓，要求许丽寰再次到日本，不论到什么地方登陆，都要到萨摩与其贸易。日本对中国商品的渴望于此可见。晚明明朝的海禁松弛，福建商人抓住这一机会纷纷到日本贸易，除了漳州商人外，福州商人与泉州商人也不少，泉州商人成为对日本贸易最大的福建商团之一。
明代末年，以郑芝龙、郑成功为代表的泉州商人崛起于海上，郑芝龙在天启年间成为台湾的海盗头子之后，逐渐控制了台湾海峡的海上霸权，林时对记载：“龙幼习海，知海情，凡海盗皆故盟，或出门下。自就抚后，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一舶税三千金，岁入千万计。龙以此居奇为大贾。”
当时的郑芝龙以富贵闻名于天下，“芝龙置第安平，开通海道，直至其内，可通洋船。亭榭楼台，工巧雕琢，以至石洞花木，甲于泉郡。城外市镇繁华，贸易丛集，不亚于省城”
。郑芝龙降清后，其子郑成功、其孙郑经、其曾孙郑克塽相继称霸台海，前后 60 年。这一时期，泉州商人的声势超过漳州商人，成为台湾海峡最大的商人集团。
潮州商人在倭乱时期卷入对日本贸易，但在明代末年，因倭寇在潮州活动时间最长，错过了明朝调整海洋政策的最好时机。明末，广东官府在潮州厉行海禁，这对潮州商人的发展是不利的。不过，迄至明末，朝廷的海禁逐渐松弛，潮州商人再次出现于南中国海。他们的特点是到东南亚贸易，尤其在泰国的经营令人瞩目。他们成功地打入泰国王室，在泰国经营各种商品贸易，在泰国商界具有很大的影响。明末，潮州的私人海上武装集团崛起，在许龙等人的率领下，成为对抗泉州郑氏集团的另一海上势力。明清之际，郑成功为了完全控制海上贸易，多次发动对潮州的讨伐，但都未能完全平定潮州的海上势力。
海南岛的汉族以讲闽南话为主，他们的祖先是闽南移民，后在海南获得发展。有关海南商人经营的史料不多，不过，明末，海瑞之孙造巨舟下海却是中国海洋史上的一件大事。这反映了海南商人的海上实力。
总的来说，明末是闽南商人最强盛的时代，他们北上日本、琉球，南下东南亚国家，建立了环中国海商业网络。在这一时代，中国长江以北沿海省份的民众基本不从事海上活动；东南沿海诸省，浙江与广东都厉行海禁，只有福建省的海禁较松。在福建省之内，除了闽南人之外，还有福州的福清人、长乐人、闽县人也都从事海上贸易，但他们的实力比不上闽南人。所以，实际上是闽南人控制了中国海上贸易。我这里所说的闽南人，包括泉州人、漳州人和潮州人。
清代中国沿海的闽南移民。闽南早在唐末即为人口密集的区域，他们擅长海上活动，拥有许多大船，因而从唐代开始就向邻近沿海移民。明末清初，郑成功以闽南人为主的海上力量纵横南北，他们占据了东南沿海的多数岛屿，奠定了闽南人开发中国沿海岛屿的历史基础。入清以后，闽南人迫于生计不断移民沿海诸岛，造成中国沿海岛屿大多使用闽南语的情况。这一移民过程一直持续到清代末年，民国时期还在加强中。
台湾是最典型的闽南人开拓区。早在明代万历年间，就有闽南渔民到台南区域捕鱼，后在当地定居。万历末年，同安籍海盗袁进和漳浦籍海盗李忠进入台南扎寨，而后又受朝廷招安，演出了一幕新编《水浒传》的故事。袁进之后，漳州人颜思齐、南安人郑芝龙相继进入台南，在台南形成固定的闽南人定居点。荷兰占据台南之后，招揽中国人前去开发，迄至郑成功收复台湾，台南已经有两万以上的闽南人。清代初年，闽南人大举进入台湾，使其成为台湾主要人口。大致而言，清代台湾人口中，闽南人占了 4 ／5，广东客家人占 1 ／5，闽南人占绝对优势。
浙江沿海岛屿同样以闽南人为多。由于浙江沿海是中国著名的渔场，每年秋冬之时，都有福建渔船到浙江沿海捕鱼。早在明代晚期，浙江官府就为来自福建沿海的渔船感到苦恼，因为，这些渔船的来到，往往不遵守浙江海禁的规定，偷偷地从事海洋贸易，破坏了浙江海面的海禁。浙江官府担心海上贸易引发倭寇入侵，经常盘查福建的渔船，这是《越镌》一书所载的情况。清朝开放海禁之后，福建渔民北上浙江没有了障碍，他们纷纷来到浙江沿海捕鱼，后成为常住人口。至今为止，浙江沿海岛屿的居民闽南人后裔约占一半以上。除了沿海岛屿，浙江南部的温州府也有许多闽南人。温州本是吴语区，据说宋代温州曾遭大海啸的袭击，人口锐减，而后闽南人开始移民温州，大量闽南移民进入温州，改变了当地居民的成分。温州南部的平南、苍南诸县因而成为闽语区，主要使用闽南语。
广东沿海的闽南语区分布广泛，潮州的闽南人大都源于泉州，最早应是在唐代就有泉州移民。宋代，泉州人移民广东沿海及海南岛的数量不少，海南岛及广东沿海的闽南方言区初步形成。从靠近福建沿海的潮汕地区到广西边境的雷州半岛，大都是使用闽南语的居民，他们的祖先多来自闽南。最早的是唐宋时期的移民，而后是明代的福建移民。明代末年，闽南区域旱灾频发，许多闽南商人到广东沿海各府采购粮食，并将福建的各种商品带到广东沿海，这就促进了闽粤沿海之间的联系。在这一基础上，大批闽南人移民广东沿海，扩大了广东沿海的闽语带。迄今为止，广东使用闽南语的居民约占 1 ／4 左右。至于海南岛，清代当地的汉族增长较快，逐渐成为闽南语主导的区域。值得注意的是，在广东沿海，漳州人、泉州人、潮州人都有很大的影响，其中尤其是漳州籍海商为多。广东十三行的商人原籍多在漳州，他们在清代控制了广东的主要对外贸易，成为岭南一代巨商。
上海的闽南人。上海作为中国的主要港口，约始于清代初年。清朝平定台湾之后，在东南沿海设立四个海关，即云台山、宁波、厦门、广州。云台山所在地即为连云港，因其开放之初可供贸易的商品不多，后改为同属江苏省的上海。上海在清代初年即为中国南北海运的中心，闽南商人当然不会放过这个航海基地，闽南商人一向有经营北海贸易的传统，他们的船只来到上海运载棉花、丝绸等商品南下，而给上海运去蔗糖、纸张、蜜饯、木材等各种南货，因而上海有了南货店之名。上海还是通向日本的贸易中心，福建商人多要到上海申请赴日本的许可证。由于以上理由，当上海开放之后，福建商人很早就来到这一发展潜力巨大的港口。其时，由于清朝的海禁，中国沿海各地居民几乎都“忘记”了航海技术，而闽南人在郑成功、施琅时代一直是中国水师的主力，延续了中国人航海的传统文化，所以，上海一开放，他们和福州海商、潮州海商一起进入上海，垄断了当地的海上事业。据清代大儒张伯行的记载，清康熙年间，上海最大的海商是一位名叫张正隆的福建海商，他有数十条大船行走南北洋进行贸易。张正隆还想将自己的船队扩充到一百条大船。其后，上海的海运业一直掌握在闽潮海商的手里，著名的小刀会起义时，有两万多闽粤水手参加，很轻易地掌握了上海城，这都说明闽南水手、海商在上海的绝对势力。
北方港口的闽南海商。中国北方港口主要分布环渤海区域，其中有山东的青岛港、烟台港、威海卫港与河北的天津港、山海关，以及辽宁的锦州、营口、丹东等港市。这些城市在唐宋时期即有发达的海洋文化，可惜在明代受到海禁政策的压制，海洋文化衰退。和闽粤不同的是，明代的山东、河北、辽宁沿海都属于地多人少的地区，田地很多，所以，明朝下令海禁之后，当地民众便转向经营农业，没有必要和朝廷对抗。因而明朝实行海禁后的 200 多年，北方沿海的海洋文化基本衰退。清朝开放沿海港口之后，给予北方海洋文化复活的机会，但因航海传统的流失，当地民众一时无法再现鼎盛时期海洋文化的繁荣。然而，闽南人很早就看到了北方港口的贸易机会。在清代初年有两件闽南人远航北方港口的事件。其一，福建官员向康熙皇帝揭发明郑台湾政权在山东半岛的口岸设立侦察据点，每当朝廷有重大事件发生，就会派船从山东半岛出发，直航台湾港口，将信息通报台湾主政官员；其二，施琅收复台湾之后，为了避开福建总督姚启圣，独揽平定台湾之功，便从澎湖派船直航天津，将告捷奏疏直接送到北京，从而得封靖海侯，将姚启圣晾在一边。这两件事都说明清代初年闽南人对北方港口已经很熟悉。因此，当清朝开放沿海港口之后，闽南商人、渔民纷纷到来北方港口，他们的来到，复兴了当地的海洋文化。近几十年来，北方港口的妈祖庙引起学界广泛的兴趣，在对这些港口调查后发现，它的建立大都与闽粤商人有关，尤其和泉州商人有关。以烟台妈祖庙来说，它的捐建者为来自泉州的商帮和船帮，他们于清代从泉州沿海远航烟台，在当地掌控了航运业和渔业。晚清光绪年间，泉州商帮和船帮共建烟台天后宫，他们用船从南方运来了石雕、砖瓦等材料，在烟台建筑一座典型的闽南庙宇，整座建筑雕刻精美，是在闽南也十分罕见的佳作。辽宁的沿海港口，也有许多妈祖庙，2007 年秋，我在辽宁的锦州妈祖庙内看到“泉州会馆”的字样，表明这座庙最早是泉州商人建的。清末民国时期，福建与东北的贸易十分兴盛，福建商人运去蔗糖、烟草、纸张等南方商品，运回大豆、棉花、豆料等东北商品。在辽宁沿海，福建商人建立了许多会馆，因而，在沈阳、丹东、营口、锦州等城市，都有福建商人的会馆。这些会馆气势宏大，大都成为港口最杰出的建筑。
总的来说，由于明清海禁的影响，中国多数沿海地区的航海传统失传，因而在清代开放沿海港口之后，闽南商人、渔民乘船而至，发展了当地的海洋文化。可见，当代中国各地的海洋文化，多含有闽南文化的因子。
环南海区域的闽南人。南中国海周边不仅有广西、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五个中国省份，还有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文莱、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柬埔寨、越南、缅甸等 9 个东南亚国家，中国南方省份的民众自古以来就与这些国家有贸易关系。大约在唐宋时期，环南海贸易圈已经形成。明代中叶，欧洲殖民者东来，在东南亚诸国建立了城堡，经营对华贸易。为了发展自己的城市港口，他们积极招徕华人发展经济，其中以福建人为多。他们多为闽南人。后人观察东南亚的著名城市例如：马尼拉、雅加达、吉隆坡、新加坡、西贡、会安、马六甲、万丹，不难发现，这些城市的兴起，多与华人有关。事实上，擅长经商的闽南人早在明代后期东南亚城市崛起的过程中，就建立了一个遍及东南亚港市的商业网络。这个网络既与中国的商业网络连接，也和环球商业网络相连，成为世界商业网络上的重要一环。
由此可见，闽南人对近世以来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他们曾经称雄于海洋，控制了环中国海的主要贸易，建立了遍及东南亚、东亚及中国沿海的商业网络。近代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与闽南人的海洋拓展是分不开的。事实上，他们是中国海洋文化的主要代表者。因而，研究中国海洋文化发展史，必须给予闽南人更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