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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福建在五代以前尚是人口稀少的区域，宋以后福建人口大增，很快成为国内人口最密集的区域之一。人口压力迫使民众向外开拓，他们不仅迁徙到南方各省，还向海外发展，成为东南亚华侨主要来源。总之，福建的人口问题极大地影响了福建的历史。
宋代福建是世界上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区域，在宋代 319 年的期间里，福建人的数量有很大发展，他们的外迁，对中国东南部及东南亚诸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北宋福建人口的增长。宋代初年福建人口不算多，全路不过 467815 户，若以福建全省 12 万平方公里而计，宋初福建每平方公里仅有 3. 9 户，其人口密度在全国中等偏下。经过北宋 100 余年的发展，迄至北宋后期元丰年间，福建全路人口增加了 123％，达到 1043839 户。又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北宋末的崇宁元年（1102 ）福建路的人口为 1061759 户，比元丰时福建人口更增长1. 7％。若将崇宁年间的户数与宋初户数相比，北宋末比宋初增长 127％，其增长幅度在福建历史上是很显著的。人口的增长改变了福建的面貌，如果说宋初福建尚是人口偏少的区域，迄至北宋末年，福建已成为国内人口密度中等的地区。
南宋福建人口的增长。南宋福建人口的增加，与北方移民南下有关。南北宋之交，塞北游牧民族南下侵扰中原，南宋这一朝代基本上是在战乱中度过的。在南宋所辖各路里，福建路是少数不受战乱影响的地区。而且，当时的福建尚称风景秀丽、物产丰美之地，“山水明秀，二桥如画，茶笋连山，称妙天下”。“多奇卉珍树，同由之季花极目，其土风、物产之美，又宦游者之所乐也”
。在这一背景下，北方士大夫与流民继续入闽，滞留于福建各地。从福建所辖户口看，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福建路人口为 1390566 户，2808851 口
，就户数而言，比北宋崇宁年间增长 31％，其中大部分应是南迁的北方移民。其次，南宋建立后，深感疆土日蹙，唯有增加人口才能增强国力。绍兴五年（1135），宋朝对地方官实行以人口为主的考核方法，在官员上任时，将当地人口多少登记在册，离任时由吏部核定人口增长数，以确定政绩。因此，南宋福建官员在施政时都很注意禁止溺婴习俗，增加当地人口。再次，南宋后期，随着战事的不利，中国北方与西部人口都向东南方向迁徙，造成福建人口在全国人口下降的趋势下仍在增长。《仙游志》云：“宋兴三百余年，生齿日繁，校之畴曩，不知其几倍焉。”
以下为南宋福建全路人口数：
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福建路人口为 1390566 户，2808851 口；
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福建路人口总数为 1686615 户，3489618 口
；
嘉定十六年（1223），福建路人口总数为 1599214 户，3230578 口
；
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福建路户口为 1704186 户，3553079 口
。
比较这几个数字，我们可以看到：南宋福建路人口数增长很快，宝庆元年比之绍兴三十二年，仅过了 63 年，人口却增长了 31 万多户、74 万多口。它说明南宋中期，外地移民仍然源源不断地进入福建。《邵武府志·版籍志》记载：“宋都杭，入闽之族益众，始无不耕之地”
，这是恰如其分的估计。
宋代福建是国内人口较为密集的区域，南宋嘉定十六年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16. 4 人，而福建为 25. 4 人，
可见，南宋福建人口密度大大超过全国平均数。为了养活众多的人口，福建人想尽一切办法，“闽陬地力尽，种艺被山谷”
。正如廖刚说：“七闽地狭人稠，为生艰难，非他处比”
福建过剩人口往往转入农业之外的其他行业：“居今之人，自农转而为士、为道、为释、为技艺者，在在有之，而惟闽为多。闽地褊，不足以衣食之也。于是散而之四方。故所在学有闽之士，所在浮屠老子宫有闽之道释，所在阛阓有闽之技艺。其散而在四方者，固日加多，其聚而在闽者，率未尝加少也。夫人少，则求进易，人多，则求进难。少而易，循常禄，可以自奋。多而难，非有大过人之功，莫获进矣。故凡天下之言士言道释言技艺者多，惟闽人为巧。何则？多且难使然也。多之中不竞易而竞难，难之中不竞拙而竞巧，不巧求而获者有矣，未有巧求而不获者也。故闽人之凡为技艺者，多擅权门通肆以游，凡为道释者，擅名山大地以居，凡为士者，多擅殊举异科以进。”
梁克家说福州之俗，“能执技以上游四方者，亦各植其身”
。在这一背景下，南宋福建人大举向外移民，元代表现得十分突出。
元代官方的福建人口数字出了一点问题，《元史·地理志》记载，元代福州路人口数为 799694 户、3875127 人
，其人口数超过宋代福建路总人口数，其实，福州作为八闽之一，应当不会有那么多人口，所以，历代福建方志都不采纳元代官府的统计。经过校对，元代福州路 13 县的真实人口应为 67 万人上下。元代福建全省户口应为 700817 户、约 301 万人。
将元朝福建省的人口数与宋代福建路的人口数相比，元代福建人口略减。其原因在于灾荒、瘟疫、战争等因素导致福建人口的死亡和外迁。
明初福建人口有 384 万，而其时全国人口不过 4900 万左右，福建省的人口总量在十三省中，排在浙江、江西、山东、山西、湖广之后，但位于陕西、广西、广东、四川、河南、云南、北平诸省之前，约占全国人口的十三分之一。由此可知，明初福建省在国内的人口比重要比现在高得多。当时经过战乱之后，除了东南诸省外，各省大都人口稀少，南部、中部与西部省份的人口都不多，以湖广省为例，该省辖地相当于今天的湖南省与湖北省，但其人口总数 459 万，仅比福建省多 75 万。因此，当时的福建辖地虽小，但在国内还算人口大省，也是国内人口最密集的区域之一。
明代福建人口。福建省山多地少，田地面积仅占土地总面积的十分之一左右，以故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过多的人口密集于这块土地上，使福建成为缺粮大省。福建的田地，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为 14625969 亩，人均 3. 8 亩；是国内人均占地最少的省份。明中叶后，因福建人口要承担赋税，老百姓想方设法隐瞒人口，导致官府的人口统计日益下降，一直没有可靠的人口数字。实际上，福建沿海人口密集，王慎中的《晋江县题名记》提到晋江的繁荣：“常忧邑之繁巨，而惧其不敏。问地于图，而田之以顷计者五千；问民于版，而男女之以万数者余三十；问士于学于塾，而弟子之以业名艺占者至数千，可谓地大人众。”
又如福清县“福清僻在海隅，户口最繁，食土之毛，十才给二三，故其民半逐工商为生”
。约略估计，明末福建人口在 750 万上下，仍然属于人口较多的区域。
清代育婴堂制度的建立和番薯、玉米等美洲粮食作物的引进，都导致福建人口大增。
清代中期，福建人口正如嘉庆年间南平县令杨桂森所说：“如一县之中，大乡千户或数百户。中乡数十户，小乡或五六户不等。计一县四境之内，不下十万户，人丁不下数百万口”。
道光《福建通志》统计道光九年的各县人口，例如闽县和侯官二县合计 93. 7 万，福清县 76. 4 万，莆田 39. 4 万，晋江 79. 1 万，南安33. 4 万，惠安 48. 3 万，同安 65. 9 万，龙溪 149. 6 万，海澄 46 万，南靖 66. 2 万，都是人口惊人的大县。由此可见当时各县人口之多。道光九年（1829）福建人口数为：1700 万
。平均每平方公里人口达 141 人。人口密度位列全国前列。
人口密度过高带来了许多问题。大约从明代后期开始，福建沿海便严重缺粮，每年都要从广东、浙江等省运入大量的粮食。有时运粮不及，而福建省又出现灾害，便会出现人口大量死亡的惨景。由于这一原因，明末的福建社会动荡不安。在改善福建粮食供应方面，番薯的输入是极为重要的。番薯是一种美洲植物，它的特点是耐旱，生长期短，尤其适应福建沿海沙地的种植。因此，番薯的引入，使福建沿海数十万亩含沙土地都成为产粮地，养活了众多的人口。不过，清代福建农民喜欢用良田种植烟草、甘蔗等经济作物，所以，番薯的传入，并未解决福建的粮食供应问题，仍然要从台湾、广东乃至越南等地输入大量的粮食。由于交通条件不便，运粮不够及时，往往引起社会动荡。
福建人口过剩的第二个影响是使福建成为人口输出大省。其实，早在宋元时期，福建便向广东等地输出人口，明代则主要向周边诸省输出，在广东、江西、浙江等省都有大量的闽语人口。尤其是在广东，讲闽南语和客家话的人口至少占三分之一以上，这都是福建移民造成的。迄至明末清初，福建人口进一步跨海越洋，开始向台湾与海外输出人口，至今东南亚诸国的华侨社会，都与福建移民有关。这种人口输出，对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是十分重要的。
人口增多的又一影响是开始了城市化过程。明代前期，福建的晋江半岛和福清半岛就成为人口密度很高的区域，数万人和十几万人的城镇相望，万历年来到福建的西班牙使者拉达记载：从同安出发，“我们万分惊异地看到沿河两岸有许多城镇，彼此相距那样近，简直可说那是一座城。不仅这里，我们还发现赴福州的整个路上（约六十里格）人烟都是那么稠密”。“我们途经的那些城镇，当地的居民开耕土地达到连巉岩、石山都播种的程度，尽管看来在那儿得不到什么收成，所以，我认为这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
可见，当时福建沿海人口之多，给西班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城镇人口严重依赖外来的粮食和物资，导致商品经济发展，从而形成以来料加工为主的发展模式。
这一模式的发展，改变了明清时代的中国。
综上所述，福建原为古闽人区域，他们曾经在汉代建立闽越国。汉武帝吞并闽越国之后，将闽越人迁至江淮一带安置，导致闽中长期处于人口稀少的区域。其后，闽中设立冶县，人口稍有恢复。东吴时期，福建设立建安郡。不过，因战争的需要，贺齐等吴国将军仍然在福建掳掠人口，并将他们带到江淮一带作战。晋代统一南方之后，闽中虽设二郡，却仅有数千户人家，其原因在此。闽地空虚，使之成为汉族南下的一个目标。从西晋永嘉之乱开始，就有河南及江淮一带的汉人南下闽中。安史之乱以后，北方连续二百年战乱不断，中原区域的民众纷纷南下。其时，江淮一带人口密度大增，而福建境内有北方人建立的闽国政权，因此，主要来自北方的汉族大举入闽，造成福建人口的增长，他们与原有的闽人融合，形成了新的福建人。从血缘上看，新福建人有深厚的中原血统，但也融入了本地闽人的血缘。比之血缘更为重要的是文化认同，新的福建人一直崇尚中原文化，自认为是河南固始的移民。因此，他们在文化上无疑是汉人。这是新福建人的主流。新福建人是汉族的一支，保留了唐宋中原文化，同时也继承了闽越文化的一些特点。从现今的史料来看，畲族的祖先约于唐代进入福建，而后在汀州和漳州形成了较大的势力。明清以后，畲人大量融入闽人，除了雷蓝二姓及钟姓加入外，其他畲人都与汉族融为一体。著名的畲姓盘氏，多成为汉族的潘氏。不过，原为钟姓的汉人也成为畲族的一个部分。畲人将其特有的山地经济带入福建人之中。福建汉人在与闽越人、畲人的融合中，吸收了他们的文化成果，从而丰富了福建文化的内容，并成为中华文化中富有地方特色的一支。宋元以来，福建因人口过剩，开始向外移民。大批闽人进入岭南，加快了岭南汉化的进程，至今广东三大方言中，闽南语及客家话都源于福建。明清时代，福建人还向台湾及东南亚移民，导致当地汉文化的发展。总之，自唐宋以后，福建一直是汉文化在南方的重要据点，对岭南文化、台湾文化和海外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