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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教科书（以下简称“以往教科书”）进行批判，这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课的教材建设、教学工作，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深入研究、科学理解和准确表述，都是很有意义的。但其中也存在一种主观武断的倾向。即给以往教科书贴上“传统”的、“斯大林体系”的、“近代哲学”的、“缺根少据”的，以及“板块结构”等的标签。这些标签有的无的放矢，有的牵强附会，有的夸大其词。这样一来，也就使上述批判陷入了种种误区。因此，必须予以系统的、根本的澄清。这样才有助于科学总结以往教科书建设的经验教训，从而促进当代教科书建设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在否定以往教科书的标签或观点中，流传最广的是把以往教科书称之为“传统教科书”。我认为这一观点不能成立。
以往教科书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是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理论。因而后来者对这些原理可以加以丰富发展、深化理解和精确表述，但不能推翻它，或消解它。否则，作为教科书，在性质上，也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了。以往教科书，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和缺陷，但它并没有推翻或消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何一个基本原理，就这一点来说，把以往教科书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是名副其实的。
既然以往教科书所阐述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那么这些基本原理也就不仅属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而且也属于现代和未来，即具有现代和未来的价值。因此，现在和未来的任何一种新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尽管会带有各自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并且会用一些新原理去丰富和充实以往教科书所阐述的原理体系（这是无疑的），但都不可能用一套新原理去完全取代以往教科书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体系。
这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教科书，就版本而言，有新老之分，但在内容上并无传统与现代之别。真理无新旧，老祖宗不能丢。如同牛顿力学的基本原理，在其创立以后的300多年中，发展产生了刚体力学、流体力学、天体物理学、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等多门分支学科，但牛顿力学的基本原理体系作为宏观低速现象的理论，至今还没有被证伪的迹象，也就是说，仍然适用于当代。因而只要是阐述牛顿力学基本原理的教科书，任何新版本相对于老版本，在内容上也必然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
那么一些论者为什么要给以往教科书贴上“传统”的标签呢？其潜台词是，以往教科书在内容上陈旧、落后、失效了。可他们又从来没有指明以往教科书在哪些方面陈旧、落后、失效了。于是“传统”一词在他们那里也就成了一种虚言、一个标签。给以往教科书贴上这个标签，意在用他们所谓的新原理去取而代之。然而这种取代至今没有成功。
除了把以往教科书称之为传统教科书以外，在一些论者那里还把以往教科书说成是斯大林体系去加以否定。我认为，这一观点言而无据。
之所以说这一观点言而无据，是因为它与历史真相完全不符。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以教科书的形式来解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苏联人的首创。它开启于1916年出版的德波林的《辩证唯物主义纲要》和1921年出版的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本形成于1932年、1934年出版的米丁和拉祖莫夫斯基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
。如何看待苏联版教科书（以下简称“苏版教科书”），它与中国版教科书（以下简称“中版教科书”），及它们与斯大林体系的关系呢？
第一，苏版教科书是20世纪20年代前后到30年代初，由苏联哲学家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分散的哲学概念、范畴、原理加以条理化、系统化，逐渐形成了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唯物论所构建的辩证唯物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并根据俄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加以阐述。如前所说，这是一个创举。其意义有二：一是为那些没有钱购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买了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一本本阅读的大学生和干部，提供了一个了解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便途径、一个简要读本，从而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宣传和普及。二是苏版教科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第一个比较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和原理体系，作为一个最初的尝试，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体系”向结构完整而严密的“哲学逻辑体系”的提升。应该说，一门科学的逻辑体系化，通常是该门科学走向成熟和完善的必经之路。
第二，对于苏版教科书由斯大林主持和修改定稿的不能像有些论者那样，把它归结为斯大林体系。即《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的1938年苏联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这不仅因为在时间上不能做前后颠倒的处理，而且还因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教科书体系内容丰富、具体，是原本，而斯大林体系则是这个教科书体系的缩写与简化，是副本。不仅如此，这个副本相对于原本来说，还带有某些绝对化和片面化的缺陷。诚然，对斯大林体系也不能一概否定（有些论者把斯大林体系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
品，其实这是乱扣帽子，是与事实根本不符的），它所阐述的大部分观点还是正确的，尤其，它比较注重原理和方法的统一，这是可取的。附带说一句，虽然斯大林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曾遭到全盘否定，但作为一种迟来的肯定，2008年出版的俄罗斯新历史教科书称“斯大林被视为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
。以“斯大林体系”为其部分内容的这本联共（布）党史教程，在苏共二十大作为个人迷信的代表作遭到粗暴批判以后，曾长期停止出版，但到2004年7月，其历史价值重新得到肯定，被俄罗斯教育部再版发行
。
第三，苏版教科书既然基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精神，因而中版教科书对其加以借鉴和继承，也就成为最自然不过的事情。正是在苏版教科书的影响下，瞿秋白撰写的于1924年出版的《社会哲学概论》和《现代社会学》，从而在中国开启了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先河。如果说，前者是中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那么李达撰写的于1937年出版的《社会学大纲》则是中国第二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1961年，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则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以下简称“艾本教科书”）。相对于前两本教科书，它是在中国影响最广、发挥作用最大的一本教科书，因而艾本教科书也就成为中版教科书的典型代表
。
那么艾本教科书与斯大林体系的关系如何？是否如某些论者所认为的那样，它所表述的是斯大林体系
。不是的，这与事实不符。在时间上，艾本教科书是写于斯大林体系之后，新中国成立初期来华的苏联专家确实也在讲课时一度采用过这一体系，不过，这个体系并没有影响艾本教科书的编写。因为毛泽东早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就已经提出要“以苏为诫”
，独立探索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还在1957年1月27日的讲话中尖锐批评“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60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宣部和教育部，决定组织力量编写两本体现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教材：一本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另一本就是艾思奇主持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这本教科书不负所望，它在借鉴苏版教科书体系的基础上，加以改进、丰富和创新，从而在整体面貌上所呈现的，是一本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这主要表现在：一是使用了许多中国哲学史的相关思想材料，特别是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来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二是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国一些专业哲学家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理论贡献。书中关于对立统一规律、认识与实践、真理等的阐述，基本采用了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的体例。另外，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基本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等的论述，所采用的也基本上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成果。三是以概括总结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经验为依据，突出和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功能。即在阐述每个哲学原理时都力图说明它作为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的意义所在，从而使之成为实践的指南。
总之，对于艾本教科书的中国特色，必须充分肯定，既不能像有些论者那样毫无根据地把它归结为斯大林体系，也不能妄自菲薄，自我矮化，把它与苏版教科书混为一谈。
为了达到否定以往教科书的目的，有的论者还给它贴上了“近代哲学”的标签。我认为，这种“近代哲学”论不可听信。
在一些论者看来，以往教科书把“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等18世纪旧唯物主义的命题，直接当成了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命题，把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命题直接当成了马克思辩证法的命题，力图用旧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组装出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但是旧唯物主义在本性上是反辩证法的，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在本性上是反唯物主义的。因而它们本属于不同的“血统”，是无法进行“拼装”的
。以上这种关于以往教科书是近代哲学的指责，看似振振有词，其实无异于唐·吉诃德与风车作战。
这里涉及三个问题：一是以往教科书是彻底划清了马克思唯物主义与18世纪旧唯物主义的界限，还是把二者混为一谈；二是以往教科书是把18世纪旧唯物主义的命题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命题直接当成了马克思哲学的命题，还是体现了后者对前者的批判继承；三是“辩证唯物主义”是以往教科书凭借旧哲学的人为组装，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的简要概括和本质体现。就此笔者下面谈三点看法。
第一，以往教科书科学指明了马克思唯物主义与18世纪旧唯物主义的原则区别。如就艾本教科书所言，18世纪旧唯物主义物质观是在自然观基础上的形而上学原子论物质观。与此相联系，18世纪旧唯物主义所谓世界是物质的，实际上是指自然界统一于原子；物质是运动的，是指原先静止的事物在外力作用下的位置移动或数量增减；运动是有规律的，则是指自然界的事物具有机械运动的规律
。
与之相反，马克思唯物主义物质观是世界观上的辩证客观实在论物质观
。因此，马克思唯物主义所谓世界是物质的，是指包括自然界、人和人类社会在内的整个世界都统一于物质，即客观实在
；物质是运动的，是指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物质以其多种多样的运动作为自己的存在方式
；运动是有规律的，是指“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依循着物质本身所固有的规律运动着、变化着和发展着”
。
由上可见，不能把以往教科书所阐述的辩证唯物主义混同于18世纪旧唯物主义去加以贬斥。
第二，以往教科书科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近代哲学的批判继承原则。用艾本教科书的话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和发展了哲学史上唯物主义的传统和辩证法的传统。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继承了十九世纪德国古典哲学的优秀成果。他们抛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批判地采取了他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抛弃了费尔巴哈哲学中的唯心主义的宗教的伦理的杂质，批判地采取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
在艾本教科书各章的论述中，无不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旧哲学的这一批判继承原则。对于艾本教科书的这一正确做法，有的论者视而不见，硬是把以往教科书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旧哲学所采取的批判继承原则说成是简单照搬，这是一种不实之词！
第三，“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精神的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最先使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概念的是德国工人哲学家狄慈根。最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指称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是普列汉诺夫
。继普列汉诺夫之后，列宁也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世界观”
，“辩证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精神概括和指称为辩证唯物主义，是言而有据的。依据就是：马克思恩格斯都把唯物辩证的观点和方法视为自己哲学与以往一切旧哲学相区别的根本所在。
恩格斯曾批评18世纪唯物主义是“纯粹形而上学的、完全机械的唯物主义”。与之相区别，他公开声称马克思的“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是辩证的”
。马克思也曾批判那种对人和人的世界陷于消极被动理解的直观唯物主义，说它“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
，这样它也就从根本上背离了辩证法。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不仅承认客观世界的联系和运动，而且更在于承认人作为主体对现实世界的改造，所以他说：“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以明白无误的语言表达了他们所主张的唯物辩证法与旧唯物主义的原则区别，而且还以斩钉截铁地语言表达了他们的辩证唯物观点与黑格尔辩证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马克思指出：“黑格尔辩证法……无疑是整个哲学的最新成就。”
但“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
。“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
恩格斯也曾说：“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把自觉的辩证法……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
并指出：“唯物辩证法”“多年来已成为我们最好的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
由上可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精神概括为辩证唯物主义，不仅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有令人信服的经典文本依据，而且在苏版教科书形成以前，普列汉诺夫、列宁等名载史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早已进行了这一创造性的概括工作。
以往教科书在这里的贡献也仅仅在于，以较为系统化、理论化的形式来阐述和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本质精神。因此，有论者把“辩证唯物主义”指责为是以往教科书用近代哲学加以“捏合”的产物，这就不仅毫无根据，而且也找错了争辩对象。他们应该找列宁、普列汉诺夫，特别应该找马克思恩格斯去争辩。
在对以往教科书持否定的观点中，还有一种叫“板块结构”论的观点。在这种观点看来，以往教科书不是层次结构，而是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拼凑的二板块结构，也称“二分结构”；或是由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唯物论所机械拼凑的四板块结构，也称“四分结构”。怎样看待这一观点呢？
第一，“板块结构”，如果在“板块”联结意义上加以理解，那么这一概念可以成立；反之，如果在“板块”分立意义上加以理解，如“板块结构”论那样，那么这一概念则不能成立。这是因为分立的板块因其分立，所以其间并无结构可言。因此，把分立意义上的“板块”与“结构”合成一个词组，自然也就相当牵强，不合逻辑。
第二，以往教科书在内部构成上分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或者分为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等部分，那么这些部分是否就是拼凑在一起的所谓“板块”呢？不能这样认为。从系统论的观点看，结构总是由若干层次构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系统整体，也包含有由高到低的若干层次。由此而言，以往教科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在书面形式上分为若干层次，或若干部分，来加以阐明和展开，这是有根据的，是正常和必要的。应该说，这是任何一门学科的教科书在展开自身内容时的通常做法。可以预言，现在和将来的任何一种新版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也不可避免地会沿用这种表述格式。因此，不能把以往教科书所包含的结构层次不加分析地称为“二分”的或“四分”的“板块”。理由在于这些层次是作为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获得阐述和展开的。
第三，以往教科书的各部分是在总体的有机联系中获得阐明和展开的。一个理论体系有机联系的程度如何，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理论体系的层次展开是否体现了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顺序；二是各层次在理论体系中的逻辑定位是否得当；三是逻辑层次的推演过渡是否严密，即有无缺环。就这三个方面而言，以往教科书的有机性是大体可以的。以艾本教科书为例，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前者是后者的逻辑前提，后者是前者的逻辑展开和具体证明，并通过物质资料的生产把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有机地联系起来
。因此，不能像有的论者所认为的那样，以往教科书是所谓“二分结构”。另外，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唯物史观的逻辑顺序安排，除认识论的逻辑定位有些不妥以外（李秀林等于1995年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四版已就这种不妥进行了调整），大体是可以的。因此，不能把上述总体安排称之为所谓“四分结构”。当然，这样说，并不否认以往教科书在内容的逻辑展开方面还存在不少缺环，还有许多不通畅、不严密之处。最近出版的几种新版教科书已经在注意并力求克服这些不足
。
还有论者就苏版教科书的文献格局提出疑义。即认为，名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可依据的文献却是列宁的著作多于恩格斯的著作，恩格斯的著作多于马克思的著作。其言下之意：苏版教科书是缺根少据的。不知这些论者注意到没有，相对于苏版教科书、中版教科书（例如，艾本教科书）不仅保留了上述文献格局，而且在其中还另添一景。即在引用的文献中，毛泽东的著作还稍多于列宁的著作。那么如此一来，能否像有些论者那样，仅仅依据上述事实，就断言以往教科书缺根少据呢？不能。
第一，要从实质上看问题。以往教科书所依据的文献，不论是毛泽东的著作、列宁的著作、恩格斯的著作，还是马克思的著作，或多或少只是形式问题，而非实质。这里的实质在于，这些文献的引证是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精神，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论、辩证论、实践改造论、人民主体论和自由社会论及其统一的精神。如果某本哲学著作，体现了这种本质精神，即使很少引证甚至没有引证一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哲学论述，那么它也不失为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例如，毛泽东于1930年写作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就没有引用一段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但它确实又以蕴涵其中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思想，坚持和弘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精神，因而它也就成为毛泽东的一本极为珍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开山之作。
第二，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搞成原教旨主义。上述论者强调对马克思的论述加以引证的重要性，主观愿望是好的。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引经据典，特别是引证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完全必要的，但不能因此而绝对化、教旨化，不能以引用马克思论述的多少作为衡量某版教科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如何的标准。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一个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思想体系，它要通过后来涌现的继承者的著作，而不断获得新的概括和表现的。因而任何一种新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比较多地引证这些后继者的著作，也就不仅是一种必需，而且也是一种必然。因为这恰恰表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机勃勃、欣欣向荣，不然也就僵化，也就没有生命力了。
第三，以往教科书所引证的恩格斯著作并非纯属恩格斯。以艾本教科书为例，被大量引证的恩格斯著作主要有两部：一是《反杜林论》；二是《自然辩证法》。关于《反杜林论》，恩格斯在第二版序言中曾明确指出：“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部著作不可能在他不了解的情况下完成，这在我们之间是不言而喻的。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而且经济学那一编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就是由马克思写的。”
关于《自然辩证法》的写作，它是恩格斯在“确立辩证法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自然观”而刻苦研究自然科学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部著作虽然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没有发表。但恩格斯在1873年给马克思的信中详细谈了它的计划和基本思想。马克思对恩格斯关于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一些看法不仅认为“完全正确”
，而且还认为，恩格斯将要写作的《自然辩证法》是比《反杜林论》“更加重要得多的著作”
。
总之，在文献格局上对以往教科书进行非议，是不可取的，是不足为据的。
否定对以往教科书体系进行主观武断的批判，但并不否认其体系有局限性，也并不否认要对其加以丰富和发展。这里结合以往教科书建设的经验教训，谈以下几点体会。
第一，教科书建设不能废弃。不能因为以往教科书，以及现在和将来的新版教科书不可避免地会带有缺陷和不足，而放弃教科书建设，甚至认为根本不用再编教科书，不要再用教科书教育学员，而应引导学员去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这种意见，不可听取。其一，如前所说，用教科书这种形式来表述、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一个进步、一个创举，应该加以继承。其二，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是重要的，但学习原著不能代替通过教科书学习原理。这是因为哲学原理在哲学原著中往往是特殊情境下的分散陈述，而在教科书中它则是一种逻辑的整体陈述。因而原著学习是必要的，它有助于对某个原理的生动形象的理解。同样，教科书学习也是必要的，它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因此通过哲学原著和通过教科书学习原理各有其特点和功能，不能互相取代，而应相得益彰。另外，对非哲学专业的大学生和一般干部而言，通过教科书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依然是他们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个主要学习途径。
第二，教科书建设要常建常新。以往教科书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应该肯定的，但任何一种版本的教科书总要受到编者水平，特别是决定编者所处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水平的制约，因而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和缺陷，但这些不足和问题在时代发展的条件下又可以逐渐得到克服。当然，随之而来的新的不足和问题又会产生出来，因而又需要加以克服。正是在这种不断建设中，才得以使教科书不断以新的面貌呈现。这里不能用完美主义来要求教科书建设，要提倡学术宽容，要注重累积效应。特别是不能夸大其中的不足和局限，以图推倒重来，另起炉灶。实际上从艾本教科书到李秀林主编的第一版到第五版教科书，再到近几年出版的几种教科书，都在不断汲取和努力体现我国哲学界比较带有共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果。无论是教科书的内容、结构，还是在表述和素材方面都在不断更新。曾有论者批评以往教科书体系僵化、教条化，应该说，在这里存在一些误解。从中版教科书的建设实践和发展历程来看，这一批评是没有多少事实根据的。如前所说，艾本教科书作为中版教科书的典型代表，但它从没有被定于一尊。这从50多年来中国教科书版本的多种多样可见一斑。
第三，教科书建设创新要科学把握。现在大家都在讲哲学创新，这是件好事。用哲学创新的精神来要求教科书建设创新，也是完全应该的，但问题在于要具体分析。
一是哲学创新的涉及面广，它至少包括新领域的开拓、新观点的提出、新方法的采用，以及哲学理论与新的现实的结合等。而教科书建设创新则主要表现为汲取哲学创新中基本原理方面的创新性见解，以及结合当代科学技术的新发现和新问题，结合社会实际生活，结合当代哲学领域的不同意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在实际中的运用讲深讲透。除此之外，对教科书建设创新也就很难再提出更多要求。
二是哲学创新的理论表现形式是个人见解，或曰一家之言；也可以是探索性的、引发争议的见解；而且重在说明差异性和独特性的见解。因而它对涉及的基本原理可以不作说明，或一带而过，甚至只重一点，不及其余。而教科书建设创新则与之不同。它的观点无疑要体现创新性，但这种创新已从先前的“私有”变成了当下的“公有”，也就是说，它已不是“私人语言”，而成为“公众语言”。即得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绝大多数人的认同，并经过了长期实践的检验。与这一点相联系，教科书所阐述的新鲜观点应该是具有普遍性和相对稳定性的见解。另外，教科书作为哲学初学者的入门书，它必须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A、B、C讲起，要在大体上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完整性和科学性。因此，教科书建设的创新，更多的是在大众认同、内容相对稳定、全面准确阐述基本原理等内在要求意义上的创新。故而，不能把教科书建设创新与哲学创新不加区别。毋庸讳言，若干年来，有一些论者往往通过奚落以往教科书来彰显自己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上的创新，或者用一般意义上的哲学创新来要求和衡量教科书建设创新，这样做都是很不妥的，这对实现哲学创新和教科书建设创新都是不利的。
第四，教科书建设要加大研究力度。如何把教科书体系建设的内容更丰富、逻辑更严密、受众更认可，如前所说，经过多年努力，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到目前为止，还不能说令人满意。其原因主要在于，喊得多，做得少；原则性要求提得多，深入研究少。比如，如何把坚持物质世界的统一性与人在实践基础上实现的世界的分化与统一结合起来；如何把物质世界的联系运动与人的实践所实现的世界联系运动统一起来；如何把世界的过程辩证规律论（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与系统辩证规律论统一起来；如何把规律的客观性与人的价值运用性统一起来；如何把社会机体的矛盾与社会机体的调节统一起来；如何把社会关系形成的客观依据与主体向度的操作方式统一起来；如何把社会存在发展与人的存在发展统一起来；如何把认知、评价、审美等的观念做统一的说明；如何把从实践到认识的“反映”与认识到实践的“设计”统一起来；如何对信息、意识、符号、话语、文化作统一的说明等等。
毋庸讳言，在上述这些方面，我们的研究还很不够，很不到位。归纳起来，就是要通过研究，把唯物主义原则与实践原则、客体原则与主体原则、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等的统一精神，贯穿和体现于教科书的系统整体和所包含的各层次、各环节中去。并在坚持这种统一的前提下，凸显实践原则、主体原则、价值原则的主导性，从而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凸显作为实践主体、认识主体和价值主体的人的主导地位和作用。
我坚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指导下，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在以上诸多方面一定会形成一系列新的理论成果，并达成广泛共识，从而必将使我国的教科书建设以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也必将获得极大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