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3年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两本几乎是同一个主题的书籍在中国大陆出版，却同样引起了不小轰动，吸引了许多人的眼球。一本是英国当代思想家特里·伊戈尔顿（Terry Eagleton）所著的《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另一本是复旦学者陈学明等人合著的《中国为什么还需要马克思主义》。特里·伊戈尔顿的这本书是2011年4月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011年7月登陆中国，发行中译本，仅仅半年之后，2012年1月该书就已第三次印刷。陈学明等合著的那本书缘起于2012年5月他写的一篇2万字左右的长文——《为什么还需要马克思主义——回答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十个疑问》，这篇文章问世后被不断“发酵”，一些知名报刊和学术管理机构，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以及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等给予了极大关注。这篇长文最后被“演绎”为一部专著而入选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出版工程”，在中共十八大召开的那天——2012年11月8日，他们将书稿交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两本书除了都是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意义和价值作辩护之外，还有一个“意外”的形式巧合，那就是要回答“十个问题”。特里·伊戈尔顿是以“十章”的形式批驳“马克思主义结束了”等“十个”误识，而陈学明等开宗明义地表明“答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十大疑问”。这种形式巧合的背后无非是要表明，当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意义和价值是何等的心存疑虑。

3年后，不能说特里·伊戈尔顿和陈学明等人提出的问题已经获得了彻底地解决，但中国社会持续稳定的发展态势的确让国人深深地体悟了对“中国道路”的那份自信，这种自信不再是1996年前后的那种任性的《中国可以说不》或《中国就是要说不》，而是在理性地思考《中国为什么能》之后发出的“唱响中国”。“唱响中国”中的自信显然包含了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意义和价值的认同和肯定，包含着对“中国道路”的正确性及其所取成就的肯定，在更深层面，反映的是近代以来国人对中国文化由自负－自卑－觉醒之后的一种文化自觉。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道路探索与其文化自觉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 。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当代中国文化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在当代中国文化成分中，马克思主义无疑是其最为重要的部分。它“早已超越了‘外来者’身份，深深融入了中国社会，成为道路探索、制度建构、精神引领、生活指南等方面最重要和最根本的价值准则” ，可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文化成果，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诞生，更遑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文化需要传承，更需要创新，传承和创新都离不开踏踏实实的对文化内核——理论的研究，更离不开对当代中国文化中最为重要的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研究马克思主义可以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关注者或信仰者的闲暇爱好，但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而言却是其必须担当的时代使命，对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者而言则是其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这本文集反映的是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在2013-2014年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成果状况。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部分，我们收录了4篇文章，这些文章以不同的方式触及到文化传承与创新中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问题。陶富源的《走出以往“哲学教科书”批判的误区》反思了我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教科书”批判问题，在肯定“哲学教科书”批判之积极意义的基础上，对有些论者提出的“传统教科书”论、“斯大林体系”论、“近代哲学”论、“板块结构”论、“缺根少据”论等进行了学理上的辩驳，提出了“教科书重在建设”的主张，为人们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承和创新中批判反思的辩证性；张传开、干成俊的《改革开放以来辩证法研究范式的批判性反思》则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状况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归纳出了辩证法研究的“自然主义范式”、“认识论范式”、“实践论范式”和“生存论范式”，阐明其理据，辨明其得失，为探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新的理论生长点做出了努力。干成俊的《实践生存论视域中的真理》以实践哲学的视角对马克思真理观做了新的探讨，指明了以“符合论真理观”看待真理的不足，认为与其从认识论的视角将真理看做认识过程中的符合，不如以实践论的时间将真理看做是生活过程中的“解蔽”，马克思哲学从实践生存论的视角看待真理问题，深入到真理问题的根基处，因而更具有理论的穿透力和现实的创造力。方芳的《发展观的现代性之维——以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为视角》依据马克思现代性思想考察了科学发展观的现代性之维，认为当代中国应该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狭义）和生态文明等方面加强社会现代性建构，以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全面协调发展。虽然上述4篇文章论题选择不同，分析各有特色，但都贯穿了一种历史与实际相结合、继承与发展相统一的学术理念，反映出一种“对反思进行反思”和“对批判进行批判”的哲学精神，将有助于我们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思考。

在“国外马克思主义”部分，我们也收录了4篇文章，它们从不同的视角阐释和剖析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汪盛玉的《“生态正义”何以可能》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正义”理论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一理论所含纳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理念、生产过程正义的生态程序、公民生态意识培育的生态践行，以及政治改良和文化发展的生态旨归等思想，为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走出当代生态困境提供了有益启迪。余在海、焦佩峰的《马尔库塞对现象学的接纳和批判》则试图通过分析马尔库塞对现象学的接纳和批判，把握其哲学思想与其批判理论之间的微妙关系，凸显出马尔库塞与法兰克福其他代表人物不同的异质性。吴兴华的《行动的没落——阿伦特论异化之源》将探索焦点对准了阿伦特有关异化问题的理论，文章指出，阿伦特通过对“劳动”和“行动”的区分，阐明现代人为了物质欲望沉迷于劳动，从而退出公共领域而将自己闭锁在狭隘的私人空间，以致成了孤独的个体，而要想从这种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则必须回归于行动，投入到公共政治领域，政治参与是每个现代人不可推卸的责任。王艳的《文化消费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认为我国当代文化消费领域存在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它们采用了价值中立的方式来表达自身，同时还采用欺骗性的话语来隐匿自身。其实质在于弱化或淡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诱之以远离意识形态，还以倡导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多种文化形式来影响文化消费，力图加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渗透。面对这样的现状，应该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在文化消费中树立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念，培育人文精神，坚持文化批判精神。难能可贵的是，上述4篇论文，都力图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处、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中展开探究，不仅具有理论的深刻性，而且具有生活的丰富性，为我们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发展的魅力。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历来是建设和发展的重点。作为学术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自然也不例外。本文集中收录的7篇论文主要集中于以下三方面内容的研究：一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彭启福在《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信仰培育》中，运用西方诠释学理论关于理解和信仰关系的两种不同处理模式，解读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信仰培育问题。作者指出，理解和信仰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两个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在于如何使普通民众达到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培育起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仰，并把这种信仰融入到日常实际生活中去。诉诸于理性理解的信仰，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题中应有之义。王先俊在《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几个关系》中，重点辨析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五对范畴及其关系：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马克思主义科学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马克思主义通俗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知识分子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学术研究专业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大众群体多样化。李祥兴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主要着重于历史经验的总结，作者在《延安时期的教育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中，对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的教育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方面作了初步总结和概括。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期间充满着马克思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乃至与反马克思主义者的各种论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在辩证吸收其中合理成分的基础上逐步丰富和发展起来的。高正礼在《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论争及其启示》中详细考察了民主革命时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围绕着什么是中国革命、怎样革命的问题展开的系列论争，认为这些论争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张正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非马克思主义者探论》中，在深入分析20世纪上半叶非马克思主义者有关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介绍和“中国化”思想的倡导的基础上，指出非马克思主义者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态度上，既有支持，也有质疑、反对甚至诋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在同这些质疑、反对和诋毁声中澄清迷误、凝聚共识和不断发展的。另外，张正光的《抗战时期党的理论工作者与毛泽东的理论互动》进一步揭示了抗战时期党的理论工作者与毛泽东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一方面毛泽东指导和引领了党的理论工作者的理论创新活动；另一方面党的理论工作者的理论创新成果为毛泽东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有益借鉴，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毛泽东新理论的建构。三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高正礼在《邓小平“争论”和“不争论”思想研究》一文中，通过对邓小平新时期以来有关“争论”、“不争论”思想的分析，认为这些阐述各有特定的内涵和针对性，应对其作系统地、历史地解读，而思想界有关该问题的认识存在着绝对化、片面化甚至庸俗化倾向，因此深化这方面的理论研究非常重要，如何在实践中正确运用和发展则显得更为紧迫。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二级学科群落中，“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担负着承接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创新的新成果，与中国近现代史相结合，回答现实中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关切等重大问题的任务，面对现实问题的学科使命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开拓新领域、运用新方法、发展新技术，才能巩固乃至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和实效性。本集收录王习胜三篇关于“思想咨商”的文章，就是一种基于微观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而拓展的新领域、新方法和新技术。《“思想分析”基本问题论纲》一文认为，思想分析的直接对象不是人的情绪或品行，而是人的思想，思想分析就是以合理追问、解析预设、分清层次、澄清概念等逻辑分析方法，帮助求助者清理思想症结，借助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心理学、文学、历史等学科资源，以及具有类比性的个案情境与个体经验等，引导求助者正确认知造成思想困惑的事情、事理和事态，感悟类比个体开解思想症结的变通方式，从而修正生存信念，超越价值冲突，消解思想困惑，寻求正向积极的生存意义，消除其症结思想带来的精神痛苦。《“思想咨商”及其中国式问题论要》主要是就中国情境的“思想咨商”问题开展的讨论。《思想咨商的示例与理路——基于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的视角》是从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的视角论证开展思想咨商研究的必要性，并结合具体案例给出了思想咨商的一般理路。“思想咨商”的探索也在表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正试图结合当代文化现象探索新的研究和教育方式。钱广荣的文章《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文明样式与研究范式析论——关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一个学理前提》是以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文明样式”与“研究范式”这两个基本概念为视点，讨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一个学理性的前提问题。钱广荣认为，作为一种文明样式，思想政治教育学本质上是一定社会基本制度的产物，有其独特的建构机理、结构模型、范畴体系、价值取向或功能属性，存在国情和民族的差别。作为一种研究范式，思想政治教育学同样有其不同于其他范式的特点，本质上关涉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及其人才培养的一种社会机制和机缘。在思想政治教育学文明样式与研究范式的比较中把握两者的内涵、边界及逻辑关系，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发展的学理前提。

众所周知，道德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主要任务之一，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时期，道德失范现象频频发生，为了维护社会主义道德秩序，道德不仅需要教育，还需要给予必要的治理。钱广荣《论道德治理的思想认识基础》一文从必要性、可能性和可行性三个方面，讨论了认识和把握道德治理的现实要求、学理依据和实践路径问题，试图奠定道德治理的思想认识基础。叶松庆等则以实证的方式论证了《当代青少年道德发展变化》，文章指出当代青少年在日常道德行为的基本层面是良好的。在细致研读和比较冯友兰的《新理学》和何怀宏的《新纲常》的基础上，戴兆国在《当代中国道德传统接续与重构的理论自觉——从〈新理学〉到〈新纲常〉》中指认，这两部重要著作充满了自觉的理论创造意识。这种理论自觉既有对社会道德根基的寻求，也有对道德传统的反思，既有对新道德伦理特点的理性辩证，也有对如何实施新伦理路径的详细考量，无疑对走出道德失序状态的伦理寻求具有启发意义。赵平博士的《道德信仰及其培育的基本理路》和王艳的《“缺效”“失效”“反效”——道德教育“有效性”的三重境遇》的文章，试图探究道德信仰的培育问题，以及道德教育效果不够理想的难题，这些探讨对提升道德教育乃至提高道德治理的效果是有所助益的。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中，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二级学科的研究内容主要在于梳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进程，总结其中的规律和经验。本文集收录的论文，侧重于对以下几方面内容的探讨：一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历史经验的总结。这以王先俊的两篇论文为代表。作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解决民生问题的思想与实践》中指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对民生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在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发展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体育事业、建立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制度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思想；在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努力恢复国民经济、发展各项民生事业、建立和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并积累了以发展生产为根本，统筹兼顾、量力而行等民生建设的经验。作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增产节约和反浪费运动》中认为，增产节约和反对浪费既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出的应急之策，更是当时确立的国家建设的根本方针。党和政府根据这一方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和反浪费运动。运动所取得的成效，不仅使我们克服了当时的财政经济困难，保证了抗美援朝的顺利进行，为国家工业化积累了资金，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党的自身建设，纯洁了党的作风，净化了社会风气。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剖析。余在海在《中国道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中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我们需要从现代文明的本质及其界限、中华文明的和平主义传统和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性实践出发，具体阐明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基本规定。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确定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基本取向，并对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较为合理的提炼和概括。姚宏志在《实现中国梦的支撑体系》中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围绕着什么是中国梦、怎样实现中国梦的重大问题，创造性地提出并深刻阐述了中国梦的一系列战略思想。在怎样实现中国梦问题上，习近平同志分别从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四个方面，建立起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支撑体系，并对它们在该体系中的作用作了科学分析，使中国梦的实现有了更加坚强的保证。此外，作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中的重要概念，“中共党史”最早是由谁提出的？它是如何提出的？姚宏志在《“中共党史”概念的历史考察》一文中对此作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和考证。作者指出，“中共党史”概念最早由张闻天于1938年提出。1942年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重要讲话对“中共党史”概念的宣传和流行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共党史”概念的提出，主要受“联共（布）党史”或“联共党史”概念的影响。此外，严宏的《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基于党政关系的分析》揭示了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内在关系，认为前者决定后者，后者反过来推动前者。在作者看来，考虑到两者间的联系与区别，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着力点应放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整合各种服务力量，以非权力方式提供服务上来。

本集收录的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在2013-2014年间公开发表的部分文论，虽不能全面反映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面的所有努力和贡献，但从此“管”中亦可“窥”得研究员们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及其致思的路向，希望能够对广大读者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所助益。

王习胜赵冰
2015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