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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问题一直被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关注，它力图用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破解当代社会的生态困境，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奥康纳为此公开宣示要构建一种符合人类需要的“生态正义”。奥康纳指出，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普遍要求是分配性正义，但这在高度发展的世界中是根本不可能的，正义惟一可行的形态只能是生产性正义，而生产性正义的惟一可能性途径就是生态社会主义。
这便是“生态正义”的滥觞之处。自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以来，深度挖掘马克思的生态文明观以及批判借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思想渐成学界热潮。这些研究不乏新意，累积了丰硕的成果。但其中一些见解尚待推敲和完善，比如，有一种观点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正义”为我国当前的生态文明实践指明了方向。其实不然，笔者觉得有必要从生态理念、生态程序、生态践行以及生态旨归等方面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正义”作一个全方位的考察，以期引起方家的进一步研究。
西方马克思主义观点纷呈、流派繁杂，因之学界对其的评价褒贬不一，莫衷一是。尽管不同的派别有着不同的标签、不同的符号，但基本上秉持两条原则：第一，注重文本，始终宣称自己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第二，关注现实，对资本主义社会持批判态度。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运用自己诠释过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改造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性社会思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概莫能外，因而成为当代生态困境之下西方马克思主义最靓丽的一朵奇葩。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代表性的人物及其代表性的著述均气势恢宏，其中，主要有：法国学者安德烈·高兹及其《生态学即政治》和《经济理性批判》；加拿大学者威廉·莱斯及其《自然的控制》和《满足的极限》、本·阿格尔及其《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霍华德·帕森斯及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学》；英国学者戴维·佩珀及其《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美国学者詹姆斯·奥康纳及其《自然的理由》、约翰·福斯特及其《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和自然》和《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以及保罗·帕克特及其《马克思和自然：一种红绿观点》，等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有三：经典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当代生态学理论。对于“生态正义”的构建，其代表性的人物都一致认同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并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视为根本理念，而且对之作了各具特色的理论诠释。福斯特声称：“马克思的社会思想是与生态学世界观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他进一步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在本质上也是生态唯物主义，需要恢复马克思著作的中心内容——对人类与自然的异化关系的批判。奥康纳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质，“至少可以说，他们具备了一种潜在的生态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视域”。
他进而用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思想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场景：不仅“人化自然”改变了自然界的形式，而且“把人类加以自然化”也改变了人类自身的思维方式。
莱斯提出，马克思、恩格斯已经论及近代以来人对自然的控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控制自然”和“控制人”是内在统一的历史过程，更有甚者，“对自然的控制不可避免地转变为对人的控制以及社会冲突的加剧”。
佩珀指明，马克思关于“自然界具有优先地位”的基本观点，体现出马克思尊重自然的基本立场，当下要建构一种人与自然关系的新模式，即人居于中心地位，自然是人可亲可爱的家园，人与自然之间形成一种和谐的关系。
高兹在《经济理性批判》一书中提出，传统的经济理性主张“多的、大的就是好的”，而生态理性认定“少的、小的就是好的”，应该用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这里不难看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承认生态正义的前提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与自然保持和谐。换句话说，人对与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的各种生命以及整个自然界所持的核心价值观念就是“和谐相处”，生态正义无非是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反思和构想的圭臬。其最主要的积极意义在于，破除了生态主义将“人类中心主义”视为生态危机的根源这样一种理论误区。“人类中心主义”是欧洲近代启蒙运动以来一种刻意张扬人的主体性的思想观点，表现在生态问题上，即认为人是宇宙的中心、地球的主宰，自然万物是为人而存在因而是为人服务的，所以人类可以肆无忌惮地开发和利用自然。“人类中心主义”妨碍了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把握，但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来，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人们在反对生态危机、重新检讨对自然界的态度时，应该把握好“人的尺度”，重塑人本主义，创建人类理性、生态理性，这样才会既能利用自然，又能守护自然。
诚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力求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做出合乎实际的理解，认为生态问题的解决必须观照人的需求和发展。这无疑是可取的。但是，它在反对传统工具理性、经济理性的同时，着力倡导生态理性，从一种“理性”跃向另一种“理性”，未能准确读懂经典马克思主义，因而不能真正领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质底。这也难怪福斯特发出感慨：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对立是生态问题研究中最根本的学理问题。
一言以质之，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那里，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以人的主观偏好为前提的“什么是好的、正确的，应该怎样”之类的价值判断，并不是对人与自然之间辩证统一关系的事实断定，因而绝非是要达到马克思所主张的人与自然处于互促共进的对等状态。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清楚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加剧了社会生态问题，因而质疑和否定资本主义成为它强烈的呼声。从生态正义的三个维度（人与自然之间的正义、种间正义、人际正义）
来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断定，资本主义危机在本质上就是生态危机，这主要源于以追逐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此，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必须从重塑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正义入手。
所谓生产过程正义，是指诉诸生产过程的正义，或者说是建立在生产过程基础之上的正义。与高兹主张节制欲望、控制消费而以财富再分配的方式改善环境的思想不同，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一书中指出：“社会经济的和生态的正义问题史无前例地浮现在人们的眼前；事实已越来越清晰地表明，它们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两个侧面。”
根据这个断定，奥康纳提出正义惟一之可行的形式就是生产性的正义：“所谓正义社会这个概念也已将其关注视线从定量方面转向定性方面了，从社会产品的分配过程转向这种产品的生产过程了”
，“生产性正义将需求最小化，或者说，彻底废止分配性正义”
。据此，他深刻批判了三种具体层次的分配性正义：其一，经济的正义，涉及国民财富、收入和负担的公平分配；其二，环境的正义，关涉公民在环境利益和环境成本两个方面的公平分配；其三，公共的正义，包括资本积累给某些特定群体所带来的利益与损害的平均分配。在他看来，这样的“正义”都是市场性的正义、虚假正义，用成本与价值衡量一切，因而既不能解决资本主义本身的问题，也无法解决资本主义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怎么办？奥康纳认为，必须实现生态学和社会主义的联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生产性正义。这种建立在生产过程之上的正义，不仅能够在量的规定性上根本改变先污染、后治理的资本主义生产逻辑，而且能够在质的向度上实现生产与自然的和解，使得整个生产过程呈现为积极外化物的最大化与消极外化物的最小化。这里凸显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三个转向，即：从强调自然内在价值的生物平等主义转向社会公平正义、从分配性正义转向生产性正义、从关注正义理念转向关注正义实践。
那么，究竟如何实现生产过程正义？依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见，关键是通过各种途径大力提高生产率水平，通过发展来解决问题。对此，奥康纳提出了以下这样几条设想：
第一，采用更为有效的原材料再使用、循环利用等等方法；
第二，减少能源使用并在改良了的绿色城市内使用大众交通工具来上班；
第三，通过发展有机农业来阻止“反复喷施杀虫剂”；
第四，还有一些别的方法——尤其是劳动和土地的非商品化。
前三点想法确实让人眼睛一亮，因为内容本身其实就是当代人类需要大力提倡的绿色生活“5R”（即Reduce，节约资源、减少污染；devaluate，绿色生活、环保选购；Reuse，重复使用、多次利用；Recycle，分类回收、循环rescue，保护自然，万物共存）方式！至于最后一点，更是我们希冀得到详细说明的，遗憾的是，奥康纳没有给我们一个理想的答案。我们愿意看到那是一种彻底消除私有制和阶级剥削的生态梦想，但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此无能为力。尽管这或许是一种以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举措，但它视野的社会主义只是生态社会主义，用佩珀的话来说，一个有利于环境的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取而代之的势必是生态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包含着生态正义的浓厚色彩，“是一种对环境主义阐述和社会主义分析的以人类为中心的（而不是生态中心主义的）应用”。
简而言之，由资本主义直接步入生态社会主义就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美梦”。
可以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上述见解大体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在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确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它不仅认为分配性的正义依从于生产性的正义，而且强调，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守护好人类的生态环境。同时，我们需要清醒地看到，尽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试图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找到解决生态问题的答案，但是它将生态社会主义简单地等同于科学社会主义，以生态危机取代经济危机，以人与自然的矛盾取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由此导致它那里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游离在“人与人的关系”之外的，因而无法在根本上拒斥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它所主张的生产过程正义构建只能是一种程序性的设想。
前文已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否定经济理性，倡导生态理性。也就是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般地拒斥理性，这其中暗含了一种“先抑后扬”的思维范式。尽管它尖锐批判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经济理性，也深刻揭露启蒙理性造成了自然的祛魅，但它对理性本身并不持彻底否定态度，而是认为理性本身并没有错，强调理性是人所特有的，理性不能也不可能被消解。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否定了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经济理性的同时，又致力于重建新的理性，即人类理性、公民理性、生态理性。
对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种在否定之中加以肯定的思维范式，笔者赞同周志山先生的观点，即：“作为一种新学派，新思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首先实现了哲学世界观的某种转变或创制，而这种转变和创制，既是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给哲学世界观提出的理论要求，也与它解决问题的对象及其性质密切相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可概括为：生态唯物主义哲学的重建、理性的转折和意识形态批判等三个方面。”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创制的三个方面是内在一致、有机统一的。其中的逻辑结构是：首先从“生态”意义上诠释马克思关于社会和自然辩证关系的理论，奠定一个生态学唯物主义历史观，然后以此为指导切入“生态边界”考量“人——自然——社会”系统而提出生态理性的命题，最后，回归资本主义现实世界，提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基础上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是当代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倡扬必须实现生态价值观的彻底变革。
理性的认同、观念的变革，对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来说在生态正义的践行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它认为，马克思主义所依靠的无产阶级因生活条件的巨大改善而失去了其应有的革命性，所以不能成为解决生态困境的主要力量，只有具备生态意识的现代公民才是建构生态正义的依靠力量。这里的现代公民是指一些特定的社会角色：包括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等。因为，他们没有被资本主义的异化消费所毒害，具有强烈的生态意识。通过现代公民重建理性、转换消费观念以及召唤全球责任意识，是践行“生态正义”的当然选择。
第一，理性消费。在高兹看来，消费主义是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消费主义把“生存即消费”看作是人生的根本价值尺度，一味以追求新、奇、特的消费活动来炫耀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大量消费”“大量生产”的运行模式导致“大规模开采——大规模掠夺——大规模废弃——大规模污染”这样一个恶性循环，最后，生态困境不可避免地降临于其间。所以，消费主义造成异化消费，造成人与自然的对立。现代公民需要控制消费，把消费建立在真实的需要之上。“只要在消费领域能够真正打断‘更多’与‘更好’之间的联结，实现‘更好’与‘更少’的结合，那么，就将进入‘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的境界，这就是生态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
第二，节制欲望。莱斯认为，自然资源具有稀缺性，而在资本的驱逐之下人具有贪欲，总是想方设法去获取更多。这种“稀缺”与“贪婪”之间的张力需要人们通过节制欲望来加以平衡。所以人们不能因新闻、广告等媒体的片面宣传左右视听而萌生种种“虚假的需要”，必须好好思考需要的性质和类型。节制欲望，其实就是很好地善待自然、解放自然。从自然方面对人和自然之间新陈代谢作用的约束和作用，说到底，“它的主旨在于伦理的和道德的发展，而不是科学和技术的革新。”
高兹也指明，现代公民节制欲望，就会在整日劳作中解放出来，赢得更多的闲暇时间，从而获取一种稳态经济，创建有益于地球健康及其文明成长的人性化环境。
第三，反对生态帝国主义。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来，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发达国家往往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发展中国家身上。生态帝国主义是资本全球化催生出来的意识形态，表现在环境问题上，就是那些发达国家摆弄着种种通过发展中国家实施生态掠夺来转嫁和缓和本国的生态危机与生态矛盾的伎俩。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站在世界公民的高度反对生态帝国主义，认为那是极不人道的现象。因此，通过全球性的行动，构建一个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非常有必要。福斯特为此呼吁：“没有限度的资本主义的普遍化将所有为争取生存而挑战这种制度的人们团结了起来。为社会公正而进行的历史性斗争也正在前所未有地与为保护地球而进行的斗争汇合在一起。我们的斗争将告诉我们：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必须超越盈亏底线。这才是21世纪的真正希望所在。”
可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到了此种现象：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现使用价值（社会财富），而是为了实现交换价值（资本增值），使得使用价值从属于交换价值，而且，资本主义为了追求资本利润的最大化而置环境于不顾，并利用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资源掠夺。对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世界公民的高度和人道关怀的视角予以了尖锐抨击。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在践行生态正义的过程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过度强调观念的作用，重视理性的功能，主张依靠非工人阶级、反对暴力等，因而夸大了社会意识的作用。它虽然发扬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但是在总体上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此外，它主张以稳态经济、节制欲望、克己复古等方式化解生态矛盾，与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通过经济发展消除贫困、促进人类进步的思想背道而驰，所以是很不现实的。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践行生态正义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政治改良和文化发展来实现生态社会主义。诚如有研究者所指明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并不关注经济制度的彻底变革，“除少数人主张实行某种形式的公有制外，大多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不重视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问题，而比较重视对生产资料的管理问题，主张建立一种市场与计划相结合的‘混合型’的社会主义经济；注重产品的分配以及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分配问题”。
相形之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更多的是关注政治改良和文化发展。
在政治改良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虽然生态问题在全球，但是切实的行动应该在地方，为此需要推行“基层民主”。基层民主的向度之一，是对资本主义议会制度进行改革，把大部分权利交还给人民，让广大民众对环境问题的决策有知情权，并且发动民众去讨论关涉自身利益的生态问题，最终形成一种集思广益的共识性决定；基层民主的向度之二，是要摒弃生态帝国主义，尊重每个民族国家的发展选择，在全球建立一种联动机制，即：让每个民族国家具备生态责任意识，广泛参与和合作，共同治理当代全球生态问题。
在文化发展方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大力倡导幸福文化和健康生活方式。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与资本主义大工业相应的消费文化和异化生活方式不同，生态社会主义给人们营造的是快乐和幸福。快乐是因为人们放弃了消费主义，是为了真实的需要而从事生产，在生产中获得了最终的满足感；幸福是因为人们在自由劳动中生产，是在为自己创造美好生活，消除了“生产时间——闲暇时间”二元对立的情形。高兹认为，这就是“从一个生产主义的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向一个时间解放了的社会的转变，在时间解放的社会中，文化和生活被赋予比经济更大的重要性：简而言之，这是一个德国人称之为‘文化社会’的转变”
。可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过于强调主观认同、心理感受。
这种生态旨归能否成行？如何与现代文明对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提出一套可供操作的具体措施。对此，阿格尔不无悲观地说：“怎样用马克思主义的方向来指导生态运动从而使我们能够提出介于能源浪费的资本主义和能源浪费的极权的社会主义之间的这种‘第三条道路’呢？关于这一点的答案是很难做出的。我们并不是说仅仅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有少数人能够克服异化消费和找到非异化的劳动，整个制度就可以趋向于生态社会主义了。这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种天真的、唯心主义的方案。这种制度会在强大的公司权力面前动摇。换句话说，我们怎样才能使工人不仅相信他们的异化消费是浪费能源和于个人无益的，而且相信质的改变在于分散化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即使我们使工人确信了这一点，那么我们又怎样才能使他从其异化劳动（工厂或办公室的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呢？概括起来说就是，怎样才能使阶级斗争集中于关注生态激进主义的问题呢？我们的回答带有悲观主义的色彩……我们也毫不犹豫地承认迄今尚没有据以实现这种和谐的适当的阶级激进主义纲领。”
综上分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历史观、方法论以及意识批判和制度批判等方面对生态危机和生态矛盾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生态正义”所含纳的生态理念、生态程序、生态践行以及生态旨归有着不可忽略的启迪意义，其中富有见地的看法是我们解决当下环境问题需要引起注意和认真借鉴的。但是，资本主义场景下的“生态正义”终究不过是一幅美轮美奂的乌托邦。因为，生态环境上的公平正义，既不是一个政治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文化的问题，更不是一个理性和观念的问题，而是社会制度和发展方式相结合的问题。具体而言，如果社会制度不合理但发展方式科学或者社会制度合理但发展方式不科学，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无法解决生态问题的，进一步说，如果社会制度不合理，发展方式也不科学，即社会以私有利益集团为主导加之非科学的发展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实现生态正义的。也就是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并没有将生态问题放在社会制度的高度加以考量，它的批判视野只是停留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和发展道路上，并没有根本触及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质底，所以它所倡扬的生态正义无异于隔靴搔痒、纸上谈兵。较之根本不同，马克思主义学说以实践为本质特征，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建立在实践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基础之上，主张革命的实践是“自然——人——社会”这个辩证系统内在的各个要素发生联系和分化的前提和基础，以促进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为宗旨。因此，只有在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之下，彻底消灭私有制、坚持科学发展观、不断促进社会生产，才能真正实现生态和谐与社会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