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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卢沟桥事变，揭开了中国现代史新的一页。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在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都经受着炼狱的考验。有的成为渣滓，终被历史的滚滚洪流淘汰；更有坚贞卓绝者成为中流的砥柱，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郁达夫就是在这全民抗战中，用他的全部生命，为国家为民族争得了光荣。早在1923年，郁达夫就对为反对俄国的农奴制度而客死巴黎的俄国革命先驱者赫尔岑十分敬仰，他表示说：“我们不做便休，若要动手，先要有赫尔惨（今译赫尔岑）那么的客死他乡的勇气。”
郁达夫确是像他说的那样，为鼓舞人民、宣传抗战，而远赴南洋，最后客死异地，以身殉国。郁达夫用生命写下了他最后的爱国主义的壮丽诗篇。
抗日战争一爆发，郁达夫就积极投身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去。1938年底郁达夫远赴新加坡从事抗日宣传鼓动工作。他先后主编及参编了《星洲日报》日版副刊“晨星”及晚版副刊“繁星”，还主持了《星洲日报》星期版《文艺周刊》等。一段时间还主持了《星洲日报》的笔政，撰写了上百篇政论和杂文。当国内发生“皖南事变”时，他领衔发表了《星华文艺工作者致侨胞书》，抗议国民党的罪恶行径，要求团结抗日。
1941年 12 月 13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在马来亚登陆，郁达夫又领衔发表了《星华文艺工作者为保卫马来亚告侨胞书》，号召各界侨胞“同日本法西斯展开无情的斗争”。之后，他出席了陈嘉庚领导的新加坡侨团抗敌动员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团成立大会上被推选为主席，兼任该团所属战时青年干部训练班主任，在新加坡文化界联席会议上又被推选为文化界抗敌动员委员会执行委员，并兼任该会文艺组负责人。1942年 1 月 6 日，郁达夫出席星华文化界抗敌联合成立大会，被选为理事、常务理事和主席。这是他撤出新加坡前担任的最后的职务。从上述活动可以看出，郁达夫在南洋的最初三年中所作出的劳绩。他把个人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在母丧兄死，妻离子散的个人悲愤中，挺身于抗战宣传的最前列，把反对日本法西斯乃至全人类的敌人当做是自己的崇高而庄严的使命。
研究郁达夫后期的爱国主义思想，除了考察他实际的活动，主要的还是他留下的大量的杂文政论的思想遗产。郁达夫写于后期的抗战宣传文章有这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郁达夫及时报道抗战消息，分析战争形势和世界局势，以鼓舞人民抗战必胜信心。卢沟桥事件爆发后不久，郁达夫发表了《全面抗战的线后》一文，这是郁达夫写于抗战中的第一篇文章，他向全国人民报告“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之悲壮剧”已经拉开帷幕。中华民族已经奋起抗战，雪洗耻辱，“中华民族复兴之兆，已早显示在我们的目前，民族战争史上的光荣，我们早已占有一席地了”
。文章洋溢着热烈的爱国激情。其后他在自己主编或参编的福建《小民报》、武汉《抗战文艺》及新加坡的《星洲日报》各副刊等报纸上，总共发表了数百篇文章，报道战争消息，分析战时局势。这些文章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整个欧洲战场的军事形势，以及战争中错综复杂的关系均作了报道和分析。无论报道，还是分析，郁达夫的文章都充满着抗战必胜的信念，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斗志，对弥漫于当时一些人心头的恐日病和不可胜论也是有力的批判。郁达夫认为，抗战的目的在于求中华全民族的“自由解放，与国家的独立完整”，策略则“是长期持久，空室清野，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不言和，也绝不妥协
。基于这样的抗战思想，他坚信“最后胜利，必然地是我们的”
。对此他在许多文章中都坚定地阐明过。
其次，郁达夫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与侵略政策进行了严正的揭露与批判。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不仅进行了军事侵略，而且还进行了政治与文化的双重进攻。对此，郁达夫一一加以揭露与谴责。在军事方面，郁达夫写了《轰炸妇孺的国际制裁》（1938. 8）、《估敌》（1939. 1）、《敌人对安南所取的策略》（1940. 7）等文章，揭露了日寇的侵华暴行，使中国人民和海外侨胞认清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残忍和鲸吞中国的狼子野心。在政治方面，郁达夫写了《傀儡登台以后的敌我情势》《敌寇政治进攻的两大动向》（1940. 7）等文章。郁达夫指出，敌人在军事上的失利，使他们在政治上制造国共军队互相残杀的谣言，企图瓦解我们抗日阵容的团结；另一方面，日本对中国政治进攻的特点则是“利用汉奸，成立傀儡政府，想实现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恶毒计划”
，郁达夫对敌人的政治进攻手段的恶毒进行了抨击。在文化方面，因郁达夫在抗战期间，特别是在南洋的前三年，从事的主要工作就是抗战文化宣传，因而这方面的文章也就比较多。一方面是关于战时的文化建设和星马的文化建设；另一方面就是对敌人文化侵略的批判，主要有《敌人的文化侵略》（1939. 12）和《侵略者的剿灭文化》（1940. 4）等。郁达夫明白指出敌人的文化侵略比之于军事、政治等的侵略更为毒辣。他说：“敌人除用了飞机大炮的屠杀进攻以外，谁也知道，还有政治进攻，经济进攻，甚而至于和平进攻，谣言进攻，毒物进攻，娼妓进攻等，种种手段。但是兴亚院的工作做得最起劲，一些军部御用的学者文人也顶卖气力的文化进攻或文化侵略，才是敌人用以灭我种亡我国的一个最毒辣的计划。”其策略则是在沦陷区改授日文，从小学做起，以使中国人忘记母语，忘记祖国，“过几十年后，便可将中文完全废止，使炎黄子孙，完全甘心情愿自称作日本的臣民了”
。这是最恶毒的一招。二是收买堕落文人充当其文化走狗。然而敌人的如意算盘“和他们的军事侵略一样地失败了”
。中国文化的历史进程并没有改变，郁达夫带有讽刺意味地指出：敌人不但不能消灭中国文化，“将来若须建设东亚新文化，使敌国上下，能受到真正文化的恩惠，这责任反而还在我们的肩上，同隋唐之际，我们去开发倭夷时的情形一样”
。既然敌人想用日本文化（日本语）来化掉中国文化是不可能的，那么敌人就干脆地来“剿灭文化”，然而这也不能得逞，因为“文化是不会被暴虐者灭尽的，同人类的不会尽被侵略者虐杀净尽是一个样子”
。郁达夫既憎恶日本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恶毒，又轻蔑其剿灭文化手段的愚蠢。充分表现了他对敌国文化侵略与剿灭的仇恨，对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执著的热爱，以及捍卫中华民族文化的勇气。
面对敌人的军事、政治、文化进攻，郁达夫也进行了有力的反击。他在《日语播音的宣传要点》一文中，把日本军阀与日本人民区分开来，提醒日本人民起来制止日本军阀们的侵华暴行；在《敌阁的倒溃》与《敌军阀的讳言真象》中则揭露事实真相，以瓦解敌心；在《日本的议会政治》一文中，指出日本的军阀破坏本国自明治维新建立起来的宪政，日本的法治精神已经绝灭；在《日本的侵略战争与作家》一文中把战时的日本作家分作三类，对从左翼蜕变转向为走狗的帮凶作家和受日本军阀指使豢养专为军阀歌功颂德的喇叭作家，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在《战后敌我的文艺比较》《抗战两周年敌我的文化演变》等文章中则指出敌人文艺的没落与反动；在总结性的《简说一年来的敌国国情》一文中，指出日本国军事上侵华战争的一败再败，造成国内政治的混乱动荡、经济的陷于困境，与“人民对军部对敌阀侵华失败的不满和愤慨”
。这种攻心战术，既动摇了敌人的军心，也鼓舞了中国人的士气。
第三，郁达夫对汪精卫成立傀儡政府，投降卖国，对周作人、张资平的背叛民族、充当汉奸文人的无耻行径予以痛斥；对日本作家林房雄、佐藤春夫假友好真反动的嘴脸也进行了揭露。对汪精卫的投降卖国行径，国人切齿痛恨。远在南洋坚持抗战的郁达夫痛斥其为“卖国的汪逆”。郁达夫指出：“自从高陶将汪逆与日寇缔订的新关系调整要纲内容公布以后，卖国的汪逆，自然已经露出了为来为去，只为了四千万元关税截留金交付的这一条尾巴。而在日寇方面呢，也实实在在显示出了近卫三原则的实际内容，与夫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以及皇道政策的具体计划。”
郁达夫一针见血地道破，傀儡政府上台后的种种丑剧都不过是敌寇在幕后的操纵而已。然而“南京傀儡登台以后，于我的抗战到底的既定国策，于敌的速制和平，希图自拔的阴谋诡计，完全没有什么影响。”郁达夫看穿了汪精卫这一伙傀儡，他们的命运也不会长久了，“寇军自身且将不保，又何以能顾及卵翼下的傀儡？”
这些文字表现了郁达夫对汪逆们的憎恶，显示出他在民族战争中鲜明的政治立场。
抗战是炼狱，是对人精神的磨炼，是对人气节的考验。周作人、张资平的附逆证明了他们经不起抗战的磨炼与考验，终于堕落为汉奸，成为全民族文化人中的败类。郁达夫虽然与周作人曾有过很好的交往，但大敌当前，周作人附逆为汉奸，完全丧失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自然不能与他再讲私人交情了。1938年 5 月 14 日，郁达夫在文艺界人士《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上签名，正告周作人不要堕落为民族罪人，表现了他正义凛然的气概。至于张资平更是郁达夫留日的同学、创造社的发起者，然而抗战爆发后，张资平在上海被敌人收买。为此，他撰写了《“文人”》一文，对周、张的附逆毫不留情地予以指斥。“文化界而出这一种人，实在是中国人千古洗不掉的羞耻事，以春秋的笔法来下评语，他们该比被收买的土匪和政客，都应罪加一等。”
其立场的鲜明，态度的坚决，笔伐的无情，显示出郁达夫磊落的品格和崇高的节操。
汪精卫之流在政治上的附逆与周作人、张资平在文化上的失节，表明他们是我们民族的罪人；而林房雄、佐藤春夫等日本作家的假友好、真反动，则是我们的敌人。郁达夫早年留学日本，对佐藤春夫的作品十分欣赏，在创作上也深受其影响。佐藤也曾一度自称是中国人的朋友，然而战争一到，立即转向，蜕变为以走狗自甘的帮凶作家。类似佐藤者还有岛木健作、林芙美子、菊池宽、林房雄、片岗铁兵、小岛政二郎等，以佐藤春夫对中国作家的污蔑最为卑鄙恶劣。他写了一篇电影故事《亚细亚之子》，含沙射影地污蔑、攻击郭沫若和郁达夫。郭沫若与郁达夫在抗战宣传中的杰出贡献，已永载史册，日本的走狗文人的污蔑丝毫无损其光辉，反而更显出郭沫若、郁达夫等中国正直知识分子人格的伟大与佐藤春夫心地的卑污。佐藤春夫的目的是想借此分化瓦解中国的抗日宣传队伍和文化人之间的团结，这种挑拨离间之计与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汪精卫的汉奸傀儡政权与抗日政权分裂对抗的政治阴谋如出一辙，这恰好证明了郁达夫对其所加的“以走狗自甘的帮凶作家”的定论。
当然，郁达夫对日本作家的态度也并非都像对佐藤春夫一样，如对日本文艺批评家新居格氏就很不同。1940年 2 月，郁达夫接到东京读卖新闻社学艺部附来的新居格的信。在这封信中，新居格很不自然地回忆了与郁达夫过去的交往，然后又很尴尬地“愿两国间的不幸能早一日除去，……能使我们有互作关于艺术的交谈的机会”。并且认为：“是友好，日本的友人，或中国的友人等形容词，是用不着去想及的。”
当此两国交战民族相仇的时候，怎是一个“友好”可以了得，在敌与我之间又怎么可能“用不着去想及”呢？郁达夫的回答是：“七七抗战事发，和这些敌国友人，自然不能再讲私交了。”
明确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与态度。
纵观郁达夫在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的思想与行为，他对汪精卫、周作人、张资平这些民族罪人的痛斥，对佐膝春夫为虎作伥的声讨，对新居格不卑不亢地郑重回答，说明他在政治上与思想上的成熟，说明他对正义对进步的追求。他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的人文精神；他也秉承了中国古代民族英雄的凛然正气，始终坚守民族气节，怀抱爱国主义情操。国恨家仇，民族危难，造就了郁达夫成为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
1942年 2 月，日军侵占新加坡，郁达夫开始了他最后三年多的流亡生活，文章已不再面世，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并没有熄灭。星洲沦陷之初，他即赋诗明志：“偶传如梦令，低唱念家山。”“愿随南雁侣，从此赋刀环。”（《星洲既陷，厄苏岛困孤舟中，赋此见志》）此后他就一直以诗抒发他的爱国思想。其中《乱离杂诗十二首》（1942年春），《无题四首》（1942年 9 月）等组诗是这一时期爱国主义的杰作。他在流亡中已抱定了必死的决心，然“一死何难仇未复，百身可赎我奚辞？会当立马扶桑顶，扫穴犁庭再誓师。”（《乱离杂诗》之十一）仍不忘横扫倭寇。“天意似将颁大任，微躯何厌忍饥寒？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乱离杂诗》之十二）想到的是自己仍肩负着民族解放的神圣使命，当以文天祥的《正气歌》来激励自己。同时，郁达夫深情眷念自己的祖国：“每到春来辄忆家。”（《题新云山人画梅》）这些诗篇是郁达夫生命的结晶，凝结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思。
1945年 8 月 29 日，在祖国大地上已经迎来了抗战胜利的曙光，而郁达夫却惨遭日本宪兵杀害，死于异域，以身殉国，用生命完成了他最后的也是最壮美的爱国主义的诗篇。郁达夫已经听到了日寇投降、民族解放的消息，这当会使他含笑于九泉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