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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22年留学回国到 1937年抗战爆发，是郁达夫爱国主义思想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时期他留学回国，却忘不掉的是那个荒淫惨酷的岛国日本留给他的耻辱。他从心里呐喊，“祖国呀祖国！……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要祖国富强起来，必须有人去奋斗。郁达夫跨海而归，毅然地负起历史的使命——“为国家而奋斗”
。
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一片混乱中：辛亥革命失败，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大小军阀争权夺势，政治黑暗，民不聊生。郁达夫回国即失业。而失业使他更看清了中国社会与政治的现实——“目下中国不正的事情太多了。开倒车，走歧路……”
郁达夫首先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军阀官僚，他蔑称“现在在政治舞台上活动的那些外交家、理财家”不过是一批“猴子”
，指出中国的不能有所改革，不能有所进步，就因为总是有一批新猴子去代替旧的，革命总是换汤不换药。这确是揭出了中国的病症所在。郁达夫从小就耽读历史，近代中国社会现实的变化又是他亲历亲闻，所以他能够得出这个结论。他认为要想社会变得太平，就必须先把这些军阀官僚打倒，不论是旧军阀还是新军阀，统统“先杀个干净再说”
，这种想法虽未免简单，但感情雄壮，义愤激烈，对军阀官僚这些“猴子”的痛恨溢于言表。
其次，郁达夫对封建军阀宣扬的所谓“国家主义”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国家主义”实际是把国变成家，使有家而无国，这种国家主义是封建军阀主义与帝国主义思想结合的产物，它只能导致封建专制主义，走向历史倒退，甚至可能成为外国帝国主义的走狗。它与人民大众的爱国主义是根本绝缘的。郁达夫在《牢骚五种》一文中就深刻地揭露了这种所谓“国家主义”的实质：“国家主义者，你们的国家在哪里？”国家主义者的回答是：我们的国家“在宣统皇上的寓里，在我的便便大腹中”。我们的国家“张作霖、冯玉祥、李景林、孙传芳、蒋介石等等就是”
。真是一针见血。中国的军阀根本就没有什么国家观念。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大小军阀没有不出卖土地、出卖主权、出卖国家的，他们其实是窃国大盗卖国贼。而封建军阀之间的长期割据混战，更使得偌大个中国没有一块土地是安定的。这种国家不是人民所要的，也是不适于艺术发展的。郁达夫从艺术的角度指出：“斯巴达的尊崇蛮武，是国家主义侵食艺术的最初的记录，近世如克郎威儿Cromwell的清教徒式的专制，俾斯麦克Bismarck的铁血政治，都是表明国家主义与艺术的理想，取两极端的地位。”
因而“目下各国的革新运动，都在从事于推翻国家，推翻少数有产阶级的执政”。郁达夫继而愤激地指出：“地球上的国家倒毁得干干净净，大同世界成立的时候，便是艺术的理想实现的日子。”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最终当然是要消亡的，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说明郁达夫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大同的学说。郁达夫当时批判国家主义思想，实际上揭穿了封建军阀官僚“猴子”们的假面具。
首先，郁达夫把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国民党的“中央党帝”——蒋介石。郁达夫留学日本时，就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因而能够从政治的阶级的角度去看问题，往往看得比较准确而深刻。对蒋介石的认识就是一例。1926年，他与郭沫若等人投身当时大革命的中心广州，想“把满腔热忱，满怀悲愤，都投向革命中去”
，然而广州的现实却很不令人满意，政治、教育都大有问题，国民党右派势力特别嚣张。郁达夫逐渐看到了革命的危机，这里是“鬼蜮弄旌旗，在那里所见到的，又只是些阴谋诡计，卑鄙污浊”
。他感到悲哀，“一种孤冷的情怀，笼罩着我，很想脱离这个污浊吐不出气来的广州”
。他在11 月 12 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朝是中山先生的诞期，一班无聊的政客恶棍，又在讲演，开纪念会，我终于和他们不能合作，我觉得政府终于应该消灭的。”
郁达夫离开广州前的 1926年 12 月 14 日，在日记中再次写道：“行矣广州，不再来了。这一种龌龊腐败的地方，不再来了。我若有成功的一日，我当肃清广州，肃清中国。”
表明了郁达夫对大革命、对革命策源地广州的失望。郁达夫的认识与鲁迅有惊人的一致。鲁迅在郁达夫离开广州后不久到达广州，立即发现这个地方并非如想象的那样，他说：“辗转跑到了‘革命策源地’。住了两月，我就骇然，原来往日所闻，全是谣言，这地方，却正是军人和商人所主宰的国土。”
鲁迅进一步深刻地指出：广州“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
郁达夫离开广州后，就写了《广州事情》一文，从政治、教育等方面揭露了广州的阴暗面，直接指向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就在 1927年 4 月 8 日，郁达夫又发表了《在方向转换的途中》这篇重要论文，对当时正在进行的大革命的性质作了阐述。文章指出：“目下中国的革命，事实上变成了怎么的一种状态，暂且不论，然而无论何人，对于我们中国现在大众的努力目标，至少至少在精神上，总应该承认底下的三点：一，这一次的革命，是中国全民众的要求解放运动。二，这一次的革命，是马克斯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实现。三，这一次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初步。”郁达夫的这篇文章达到当时一定的思想高度，是研究郁达夫前期思想的重要依据。可见他对大革命的认识与分析是比较正确的。基于这三点认识，郁达夫在文章中深刻指出：“足以破坏我们目下革命运动的最大危险，还是中国人脑筋里洗涤不去的封建时代的英雄主义”，“且看你们个人独裁的高压政策，能够持续几何时。”
这篇文章写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的前四天，不啻是对蒋介石的一个郑重警告。从奔赴广州到离开广州，郁达夫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完成了对蒋介石的政权及蒋介石本人的本质认识。
就在蒋介石发动政变后不久，郁达夫为日本的《文艺战线》撰写了一篇题为《诉诸日本无产阶级文艺界同志》的文章，该文尖锐地指出：“蒋介石头脑昏乱，封建思想未除，这一回中华民族的解放运动，功败垂成，是他一个人的责任。现在还要反过来，勾结英国帝国主义者、日本资本家和支那往日的旧军阀旧官僚等，联合成一气，竭力的在施行他的高压政策、虐杀政策。我们觉得蒋介石之类的新军阀，比往昔的旧军阀更有碍于我们的国民革命。”因此他提醒日本人民：“目下日本的无产阶级，应该尽其全力来帮助中国的无产阶级，应该唤醒日本的军阀和资本家的迷梦，阻止他们帮助蒋介石或张作霖。”
郁达夫写于大革命前后的一系列文章，都表明了他的革命性和预见性，以及思想的深刻性。值得注意的是郁达夫在文坛初出现时，曾被目为颓废作家，然而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在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统治下，郁达夫没有退缩，没有畏葸，在后来的《故事》一文中把蒋介石比作秦始皇，在《钓台的春昼》中则直呼其为“中央党帝”，表现了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其思想上的批判锋芒可与这时期的鲁迅、郭沫若相媲比。如果说鲁迅的《庆祝沪宁克服的那一边》，郭沫若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标志着他们思想发展的新高度，那么郁达夫的《在方向转换的途中》等文章也具有同等的价值，它们同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献。
其次，郁达夫还深刻地批判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揭露其卖国嘴脸。当日本军队占领济南，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三惨案”以后，面对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蒋介石对日妥协，下令中国军队不准抵抗。这种可耻的卑躬屈膝的态度激起郁达夫的极大义愤。他在 5 月 9 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是‘五九国耻纪念日’，日本人和蒋介石串通了关节，来占据山东，且杀死了三四千中国人，凡在山东的冯系的人都被蒋介石和日本的兵合起来杀尽了，实在是人道上的一出大悲剧。”郁达夫一语道破蒋介石的卑劣行径。蒋介石其时与国内各大军阀矛盾重重，既互相利用，又互相打击。他企图利用日本的入侵借刀杀人，消灭异己，以实现其“中央党帝”的野心。郁达夫在第二天的日记中即写道：“……中国又是一块土地断送了，可恶的是新卖国贼蒋介石。”
可见郁达夫对蒋介石的深恶痛绝。“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暴露得十分明显，而蒋介石仍然是“不许抵抗”，甚至抛出臭名昭彰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投降政策。所谓“安内”就是消灭心头大患共产党和红军。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一个有正义感有爱国心的作家，郁达夫看到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中国的国土，万分悲痛。他曾对记者说，日本侵占东三省，“这是国内军阀间的阴谋，乃利用外国的武力，以遂消灭异己的政策”
。郁达夫以一个作家而有这样的政治敏感和政治判断，确是难能可贵的，这除了他早年的学习，懂得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外，更主要的还是他对现实政治局势的认真分析与关注，对民族命运国家命运的深切关心。他在 1931年11 月 22 日的日记中还写道：“近因日帝国主义者强占满洲，一步不让，弄得中国上下，举国若狂。然预料此事必无好结果，因中央政府早已与日帝国主义者签有密约也。”后来又写道：“国际联盟终于一筹莫展。中国的民众，可真因此而受了大创伤。卖国政府当局诸人，实在应该被百姓来咬死。”
当 1926年底他离开广州后写了《广州事情》《在方向转换的途中》等文章，他认为自己应当站出来替民众说话；现在他看到政府卖国，与侵略者“签有密约”，来杀害人民，觉得更应当来替民众说话了。
郁达夫对卖国贼卖国政府的憎恨达到极点。他曾在许多文章中都对蒋介石的不抵抗策略即所谓“他力主义”、所谓“声东击西”采用讽刺的笔法予以辛辣的批判。如《山海关》一文，写 1933年 1 月 3 日，日本侵略军占领河北临榆县的山海关，国民党政府不思抵抗，一退再退，拱手送出国土，作者以嘲讽的口吻说，山海关本是中国的地域，日本人宽宏大量，对中国决没有领土的野心；可是中国的国民党政府比日本人还要宽宏大量，对自己的领土，更没有野心，日本人替中国人来代行管理。嘲讽中寄寓着沉痛，寄寓着愤恨。《一文一武的教训》一文，则用外国的教训揭出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可耻。东三省一让就是几千万里，而“长城一道，本来是筑以防外国的来侵的，现在却作了外国人的堡垒和界线，总算是中国人替外国人费力筑成的防御工事了。”郁达夫遂改前人咏长城的诗一首：“秦筑长城比铁牢，当时城此岂知劳。可怜一月初三夜，白送他人作战壕。”郁达夫在这首诗里，对国民党政府不抵抗表示了强烈的义愤。《声东击西》与《自力与他力》这两篇文章写得更妙。前文说与蒋介石“攘外安内”相对的还有一个“声东击西”的战略。日本侵略军明明在东北，而国民党的军队却远在西南筑起了防御工事。如此逃跑主义、不抵抗主义简直可笑到极点。后文则对国民党政府中不抵抗主义者愚蠢的自欺欺人的思想予以痛击。文章说，日本入侵中国，“某院长的求神拜佛，希望菩萨来救中国，是大家周知的事实，可以不必提起，就是某委员的静待日本自毙的五年计划，也是他力宗的禅心的显露，最近则某部长又自外国传来好音，说敌若袭平津，美国必出来干涉，我们且诱敌深入吧！”接着，笔锋一转，“若再诱敌深入，决定放弃平津而待美国的来援，正和吃了砒霜药老虎的计策一样，君子虽然是君子到了极点，但是死君子在活小人的面前，究竟有点什么意义呢？”
最终国土沦亡，人民成为亡国奴，这就是“诱敌深入”的妙策之果。郁达夫对蒋介石政府不抵抗策略的逐个批判，说明他正在实践着他归国后的誓愿——为国家而奋斗。他一介书生，在国家面临危急关头，抛却名利得失，以笔作刀枪，抨击丑恶，捍卫民族尊严，虽曾一度隐居西湖，但他的这些文章，足以使那些投降卖国的衮衮诸公感到汗颜。郁达夫不愧是一位真正有良知的爱国作家，他在民族解放运动史上也因而占有光辉的一席之地。
第三，郁达夫对农村经济的破产表示了极大的忧虑。民国以后的中国一直在新旧军阀的黑暗统治之下，辛亥革命只是剪掉了农民头上的辫子，并没有给农村带来多大变化。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对农民更是横征暴敛，农村经济日趋破产，郁达夫注意到了农村的这一变化，在许多文章中表示了他的忧虑。“现在中国农村已濒于破产。……农民的粮税都已预征到民国五十年；加之尚有天灾、兵灾等等祸患，人民负担之重，可想而知。因此农民在乡间，简直不能生存。”
“农村多数人民，已经枯竭得和石子一般。”
这就是 30年代初中国农村的现状。郁达夫沉痛地写道：“农村中的中坚分子，虽则不疯不去自尽，但因积忧成疾，饥饿而死者不知有几千百人。”
农村经济破产的原因何在？郁达夫认为，就是军阀们的征收剥夺，掳掠奸淫；就是物价同潮水似的怒升；就是印花税地税等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的增加。时间是民国二十二年，而农民的粮税却预征到了民国五十年。如此，农村不破产则是不可能的。郁达夫更深刻地指出：“中国农村的破产并非今日始，革命以前早就开始破产。”
中国向来以农立国，农村覆灭，国家的经济命脉即断竭，再加之敌国的外患，则“世界上的百姓，恐怕没有一个比中国人更吃苦的”
。郁达夫以他的人道主义精神，把他的同情和关心放在农民的身上，体现了他忧国忧民的思想。
尽管农村已经破产，但郁达夫对农民仍寄予极大的希望。郁达夫认为，农民阶级是中国社会的基础阶级，在中国的封建势力没有除尽，资本主义还没有相当发达的时候，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成败的关键，就在于农民阶级的依附。他认为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没有以农民为运动的中枢，当然他也看到了农民思想中的保守，他同时也看到了湖南农民在运动中露出的勇敢的斗争锋芒。只要努力地向农民作宣传，“帮助他们向大地主大农那里去夺回他们的剩余劳动价值”
，那么农民运动就会成功。在中国现代史上，无论是思想家还是文学家，几乎没有不关注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的，对待农民的态度是检验思想家文学家革命性的试金石。郁达夫在这个问题上虽有不尽完善或有错误的地方，但他确实看到了农民阶级所孕育的巨大的革命热情和革命力量。这在当时是很有进步意义的。
这一时期，郁达夫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的谴责，是其思想的又一重要方面，为他下一时期亲身投入抗战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首先，他对群众的反帝爱国运动表示支持。1930年“五一劳动节”，上海的工人和青年学生上街游行，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帝运动，当场被捕数百人。郁达夫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租界上杀气横溢，我蛰居屋内，不敢出门一步。示威运动代表者们一百零七人都已被囚……。军阀帝国主义者的力量真大不过，然而这也犹之乎蒸气罐上的盖，罐中蒸气不断地在涌沸，不久之后，大约总有一天要爆发的。”“今天为表示对被囚者的敬意，一天不看书，不做事情，总算是一种变相的致哀。”
郁达夫对反帝运动的支持，对未来更激烈的斗争的预言，对被囚群众的致哀的敬意，充溢于字里行间，其立场的坚定，爱憎的鲜明，斗争的决心，都表明了他是站在广大爱国的人民群众的这一边。
其次，他号召青年学生与帝国主义对抗，激励知识分子在民族斗争中保持民族气节，投身抗日运动。他认为中国近代学生从戊戌变法到北伐，都是一直站在时代潮流的最前列，担当起反帝反封建的伟大历史任务，既有“五四”烧毁曹、陆宅第的壮举，又有“三一八”流血于国门的悲愤，更有北伐大革命的学生从军的毅勇，这是中国近代学生的光荣传统。现在当此日寇入侵民族危亡之时，青年学生们不要只停留在“请愿游行这些形式之上”，而应该“浸入到群众的里面，去作一个酵素，使他们也同样的蒸发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来和帝国主义对抗，来和为帝国主义作爪牙的军阀、统治资产阶级、奸商及一切阻挠社会前进的对象来对抗，我们才可以见得到新世界开始的曙光。”
这段文章主旨鲜明，态度坚定。他在福州文化界，以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精神相勉励：“闽中风雅赖扶持，气节应为弱者师。万一国亡家破后，对花洒泪岂成诗。”
民族气节乃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立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脊梁。郁达夫十分崇尚古代那些有气节的仁人志士，以此激扬自己的斗志，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面前，始终保持崇高的民族气节与民族精神，成就其为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也正因为以民族气节作精神支柱，他才能最后投身异域，以身殉国，完成了他那光辉的人格，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第三，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作了无情的揭露。他认为日本已经由一个法治国家转变成一个武治国家，明治维新以后用流血和牺牲艰难造就的宪政将为一帮军阀武夫所破坏。日本已变成一个警察帝国，军阀的横行使他们对本国人的进步力量进行迫害，如小林的被杀；对国外则侵略扩张，如对中国东三省的占领。郁达夫在《战争与和平》一文中，历数日本帝国主义自民国建立以来这二十年中侵略中国的大量事实，《二十一条》、“五卅惨案”“济南惨案”“九一八”“一·二八”……“简单一算，除清朝割去的台湾、高丽、琉球、旅顺口等不计外，民国以后二十余年中，日本对中国的关系，总没有一年不再施行其侵略虐杀的政策。”
他不顾个人安危，在日本国土上发表讲话，力陈日本侵华政策的错误，以至引起日本警方的监视。他以泱泱大国诗人的风度，怀着良好的愿望，提醒日本人民，“中日两国不应互斗，无论如何应协力一致”
。然而，日本的侵略者当然是不会听从郁达夫的善良忠告的，战火已在卢沟桥点起。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高潮也随之到来，郁达夫在伟大的抗日运动中进一步喊出了他自己的爱国强音，其思想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从留学回国到抗战爆发，这 15年中，郁达夫经历了许多重大的事变，思想也随时代而发展。从反对封建的旧军阀，到反对卖国贼蒋介石，再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郁达夫始终保持他的追求政治进步的不懈努力和坚持民族气节的崇高精神，他以自己的笔去“为国家而奋斗”，他的直言谠论，他的不畏强权，他的直刺“党帝”，他的痛斥日寇，都表现了他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优秀分子，他的“气节应为弱者师”，更激励了中国广大知识分子抗日的坚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