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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生于 1896年，这正是甲午败后，戊戌变法前这中间的一年，他在《自传》第一章称此为“悲剧的出生”。这“悲剧”既是国家的民族的，中国在满清统治下两百余年，日趋腐败没落，竟然以号称亚洲第一的强大海军舰队败于蕞尔小国的日本，使有着五千年文明、有过汉唐辉煌的华夏蒙受了奇耻大辱；这悲剧又是家庭的自身的，郁达夫出生于书香世家，到他出生时已经破落了，当他 3 岁时，又死了父亲，寡母弱子，相依为命。国弱家贫的现实，深深地刺激了郁达夫那一颗幼小的心。现实的家贫国弱，也培养了郁达夫忧家忧国的思想。他在《悲剧的出生》里这样描述自己的出生：“光绪二十二年（1896）丙申，是中国正和日本战败后的第三年；朝廷日日在那里下罪己诏，办官书局，修铁路，讲时务，和各国缔订条约。……败战后的国民——尤其是初出生的小国民，当然是畸形，是有恐怖狂，是神经质的。”
这里，所谓“畸形”“恐怖狂”“神经质”，正是当时“早经发生了腐溃”的社会的投影，是社会对人的扭曲与戕残，而扭曲与戕残的结果必然是对社会的反抗与叛逆。忧家忧国与反叛社会成为郁达夫爱国主义思想的基础。
郁达夫的少年时代，是中国近代史上风雷激荡的最为壮丽的时期。中国的资产阶级作为封建专制王朝的死敌，正在进行着惊天地泣鬼神的英勇革命。邹容的狱死，陈天华的蹈海，徐锡麟的死难，秋瑾的被害，这些资产阶级革命家勇敢牺牲的精神激励着少年的郁达夫，使他的思想迅速成熟起来。他开始关心时事的发展，关注革命党人的行动。他回忆说：“到了我十三岁的那一年冬天，是光绪三十四年，皇帝死了；小小的这富阳县里，也来了哀诏，发生了许多议论。熊成基的安徽起义，无知幼弱的溥仪的入嗣，帝室的荒淫，种族的歧异等等，都从几位看报的教员的口里，传入了我们的耳朵。而对于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国文教员拿给我们看的报纸上的一张青年军官的半身肖像。他说，这一位革命义士，在哈尔滨被捕，在吉林被满清的大员及汉族的卖国奴等生生地杀掉了；我们要复仇，我们要努力用功。所谓种族，所谓革命，所谓国家等等的概念，到这时候，才隐约地在我脑里生了一点儿根。”
资产阶级革命派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以彻底的反满反清为目的，因而它所发动的就是彻底推翻统治汉族二百余年的清王朝。一次次起义，一次次暴动，高举的都是种族革命的旗帜。郁达夫从其前辈那里接受的正是这种种族革命的思想，其爱国意识也仅是从种族革命出发的。只要推翻清廷，结束异族统治，就是最大的爱国主义。事实上，清末有不少资产阶级革命家就持这种思想，以至在清廷被推翻以后，停止了革命，走向倒退，甚至趋于反动。由于反清廷，不反封建，这就为后来的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种下了思想的根因。郁达夫此时毕竟年幼，而排满反清的种族革命又是当时的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他有这种种族革命的爱国思想是很自然的。虽然显得单纯，但很热烈。他那颗少年的爱国之心在燃烧。他急切地寻找着符合他此时思想的书来读。他读过两本书，一本是《庚子拳匪始末记》，该书内容从戊戌政变说起，写戊戌六君子的被害，宦臣李莲英的受宠，直至英法联军入京纵火焚烧圆明园。另一本是《普天忠愤集》，该书收集了甲午前后的章奏议论，多是一些慷慨激昂的诗词歌赋的文章。这两部书对少年郁达夫的思想产生极大的影响。他真切地感受到书中记述的事件与人物，他“觉得中国还有不少的人才在那里，亡国大约是不会亡的”
，郁达夫的思想渐渐变得激烈起来。他期待着“革命的气运”的到来，一举推翻满清专制王朝。作为“一个热血青年”，“一个革命志士”，郁达夫深为“徐锡麟、熊成基诸先烈的牺牲勇猛的行为”，为“北京的几次对清廷大员的暗杀事件”所“激刺”，他贪婪地阅读如《民吁》《民主》之类“灌输种族思想，提倡革命行动”的报纸，以使自己的思想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志士的思想；他甚至还渴望“去冲锋陷阵，参加战斗，为众舍身，为国效力”
。辛亥革命终于把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彻底推翻，郁达夫时年才 15 岁，虽未能直接参加武昌起义“冲锋陷阵”，只是“呆立在大风圈外，捏紧了空拳头，滴了几滴悲壮的旁观者的哑泪”
。然而，他思想的激烈，情怀的壮烈，出自一个少年，仍不能不使人由衷地敬佩。
郁达夫生于忧患，长于忧患。外敌的欺凌，异族的压迫，使他从小就感到个人的命运是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连在一起的。甲午庚子的两次大难，暴露了国家的贫弱，社会的腐败；黄冈、武昌的历次起义，正说明了种族压迫的深重。因而，爱国就不能不起而推翻满清的反动统治；爱国也就不能不起而进行种族革命，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是近代中国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爱国主义，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为号召人民排满反清，激扬种姓的汉民族的爱国思想。这种爱国思想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因而，我们可以认为革命就是反清，排满就是爱国，乃是弥漫于清朝末年的一种激进的带有普遍性的爱国主义思想，它自有其历史的局限，也有其时代的色彩。郁达夫的种族革命的爱国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取同一的步调，具有合历史潮流的进步意义。
在中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一方面是以排满反清的种族革命为其旋律的；另一方面也同时奏响了反帝的爱国乐章。帝国主义自鸦片战争始，就不时地侵凌中国。英国、日本以及后来的八国联军，视中国为东亚病夫，企图瓜分中国领土。在思想上，则利用宗教来麻醉中国人民，开办教会学校以对中国的年轻一代进行奴化教育。以“灭洋”为宗旨的义和团运动，就是中国人民在政治上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主义壮举。而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也成为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帝的一项重要内容。郁达夫的中学时代，接受的正是美国在中国办的教会学校的奴化教育。郁达夫没有能够“冲锋陷阵地尝一尝打仗的滋味”，却在反对校长的学潮中成为风云人物。
辛亥革命的直接成果是建立了民国，尊孔读经的封建教育一时被废除，郁达夫因此进入美国长老会在杭州办的育英书院，本想借此学习西方自工业革命以来的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然而恰恰相反，教会学校的必修课目乃是祷告与读《圣经》，强迫信神，奴化思想，郁达夫称此为“叩头虫似的学校生活”，终于因校长偏护厨子，而导致反对校长的学潮。郁达夫则是这场学潮中“强硬者的一个”
。他忙于撰写对外的传单、新闻记事与请愿呈文等，在斗争中一展文才，在斗争中也闪现出他反帝爱国的思想火花。斗争虽没有成功，但却引起另一所浸礼会中学的注意，他们把闹风潮的学生当作了义士，郁达夫兴奋地回忆说，这所浸礼会中学“以极优待的条件欢迎了我们进去”。然而进校以后，郁达夫仍然对这所教会学校不满，尤其对那个“奴颜婢膝，诌事外人，趾高气扬，压迫同种的典型的洋狗”
教务长极端厌恶，对学校的奴化教育也感到绝望，所以郁达夫决定离开这所“牢狱变相”的“教会学校”
，回家自修。郁达夫从两所教会中学退出，反映了他敢于反抗、渴爱自由的思想性格。郁达夫早年的爱国主义行动是从反帝即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开始的，其爱国主义思想也就深深地打上了反帝的烙印。其后，他留学日本，远赴南洋，这种反帝爱国思想一直是他的精神支柱与行动指南。
郁达夫在少年时代写过三首《咏史》诗，其一曰：“楚虽三户竟亡秦，万世雄图一日湮。聚富咸阳终下策，八千子弟半清贫。”诗作于辛亥革命的 1911年，诗的寓意是十分明显的。借咏史抒发辛亥革命推倒清廷的胜利的感情。郁达夫受时代环境的影响产生了反清意识；在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下，又产生了反帝思想，反清与反帝是郁达夫少年时代爱国主义思想的鲜明特征。
郁达夫说他生于日本打败中国的第三年，18年后，郁达夫怀着异样的感情踏上日本的国土，在那里度过了 10年的留学生活，也饱受了日本对“支那人”的民族歧视。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国力增强；甲午一战又击溃中国，迫使满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此后日本对中国更是虎视眈眈。1901年在八国联军的武装侵略下，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民国成立后，1914年日本帝国主义派兵占领胶济铁路沿线和青岛；1915年袁世凯出卖主权又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阴谋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此时的中国任人宰割，惨遭屠戮，已失去了它在国际上的地位。日本在政治军事上步步进逼中国，在民族感情上也极端歧视留日的中国学生。郁达夫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深深感到做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他说：“是在日本，我开始看清了我们中国在世界竞争场里所处的地位，……而国际地位不平等的反应，弱国民族所受的侮辱与欺凌”，则是“感觉得最深切而亦最难忍受的地方。”
日本的妇女在本国的社会地位是不高的，但一听说对方是支那人，则马上表现出骄矜之态，又极大地刺激了深藏民族自尊的郁达夫的心。他说：那些日本少女“一听到了弱国的支那两字，哪里还能够维持她们的常态，保留她们的人对人的好感呢？支那或支那人的这一个名词，在东邻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年少女的口里被说出的时候，听取者的脑里心里，会起怎么样的一种被侮辱，绝望，悲愤，隐痛的混合作用，是没有到过日本的中国同胞，绝对地想象不出来的。”
与郁达夫同时留日的郭沫若也说：“日本人称中国为‘支那’。本来支那并非恶意，有人说本是‘秦’字的音变，但出自日本人口中则比欧洲人称犹太还要下作。”
民族歧视，激发民族自尊；祖国贫弱，渴望祖国富强。把民族自尊与祖国富强联系起来，这已不同于清末排满的种族革命要求。郁达夫的爱国主义思想在这里有了新的发展。一方面，他继续保持在国内闹学潮的“强硬者”的精神，积极响应中国留日学生反对“中日军协约”掀起罢课学潮。特别是面对日本人尾崎对中国的讽刺，郁达夫上台质询，以磊落的态度，得体的措词，充足的理由，正确的观点，使得这位日本赫赫有名的所谓“宪政之神”当场向中国留学生道歉，卫护了祖国的民族尊严；另一方面，他又在关注着国内的政治局势，希望来一场改革，以拯救国运。他在 1918年 7 月 16 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阅报识美国促日本出兵于西伯利亚防德兵与俄兵之东下，各政党虽不甚赞成，然日本素欲示勇于他族人前，早晚或将出兵于我国北境也。日本若出兵，则曩日缔结之中日协约当然将生事变，我国之亡不出数年后矣！而南方政府尚极力运动分离，亡中国者中国人也。余一人虽欲救国，亦安可得乎？”
郁达夫的爱国主义情感在异族歧视和国之将亡的双重刺激下日甚一日。
这一时期，最充分地表现他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的，是他创作的诗及反映这段留学生活的小说。
郁达夫的诗包含三方面的思想内容。首先是思乡之愁。如《乡思》（1913年）：“闻道江南未息兵，家山西望最关情。几回归梦遥难到，才渡重洋已五更。”《元日感赋》（1914年）：“细雨家山远，高楼雁影孤。乡思无着处，一雁下南湖。”《有寄》（1915年）：“只身去国三千里，一日思乡十二回。寄语界宵休早睡，五更魂梦欲归来。”游子思乡，这是中国古代的诗歌传统。联系郁达夫所说的当时日本人狭隘的民族观，不难感受到这些思乡诗抒发的不同于古代诗人的远游思乡之情，诗的背后深藏着不满异族歧视的情愫，这使郁达夫的思乡诗具有了更为深刻的更具有现代意义的思想内容。其次是怀国之忧。如《晴雪园卜居》（1913年）：“猛忆故园寥落甚，烟花撩乱怯登楼。”《席间口占》（1915年）：“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神州泪暗弹。”《秋兴杂感》（1916年）：“须知国破家无寄，岂有舟沉橹独浮！旧事崖山殷鉴在，诸公何计救神州？”《题写真答荃君》（1918年）：“文章如此难医国，呕尽丹心又若何？”《与文伯夜谈，觉中原事已不可为矣》（1920年）：“相逢客馆只悲歌，太息神州事奈何！”这些诗既为祖国的衰弱而忧伤，又冀望有人来拯救；既抒发了自己要为祖国献出一片丹心的赤诚，又感叹国事的不可救药而无可奈何。读着这些诗句，仿佛能触摸到郁达夫爱国主义思想的脉搏在跳动。第三是凭吊民族英雄。如《吊朱舜水先生》（1915年）：“采薇东驾海门涛，节视夷齐气更豪。赤手纵难撑日月，黄冠犹自拥旌旄。白诗价入鸡林重，绿耳名随马骨高。泉下知君长瞑目，胜朝墟里半蓬蒿。”朱舜水是浙江余姚人，明朝末年，参加反清斗争；明亡后，清兵南下，与黄斌卿据舟山抗清；失败后亡命日本，又与张煌言等进行光复明朝的活动，终于赍志未成，含恨客死于日本的水户。随着清末种族革命的高涨，朱舜水的精神深为那些反清的革命志士所敬佩。一些爱国的留日学生对朱舜水十分仰慕，鲁迅就曾专程拜谒过朱舜水在日本的遗迹。郁达夫正是思慕前贤，心仪其人，所以在诗中赞扬他的志气和决心，借凭吊这位英雄，表达自己的爱国主义思想和热爱中华民族的精神。他壮怀激烈地唱道：“记取当年灯下约，阿连有力净河汾！”（《奉寄曼兄》）他也想去平定天下了。写于 1921年的《杂感八首》，情感真挚，寄慨遥深，是这一时期最后的杰作。其七云：“换酒闲坊质敞袍，年来下酒爱《离骚》。江南易洒兰成泪，蜀道曾传杜老豪。又见军书征粟帛，可怜民命竭脂膏。国亡何处堪埋骨，痛哭西台吊谢翱。”郁达夫从战国的诗人屈原，说到南宋的志士谢翱，在历史中寻找精神，把咏史与自己的忧国忧民的情思融合为一体。
写完《杂感八首》，郁达夫转向小说创作。他写出了《沉沦》《南迁》和《银灰色的死》等三篇小说，组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小说集《沉沦》。郁达夫回忆他创作《沉沦》时的背景和心情时说：“我的这抒情时代，是在那荒淫惨酷，军阀专权的岛国里过的。眼看到的故国的陆沉，身受到的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所思，所经所历的一切，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同初丧了夫主的少妇一般，毫无气力，毫无勇毅，哀哀切切，悲鸣出来的，就是那一卷当时很惹起了许多非难的《沉沦》。”
这段独白有助于我们理解小说的思想内容。《银灰色的死》是郁达夫的处女作，写一个留日学生客死异邦的故事。因郁达夫对它不太满意，故收在集中时仅作为“附录”。而《沉沦》则是他的代表作。小说写主人公“他”在日本所感受到的孤独，因祖国贫弱而遭受异民族歧视所发出的哀愤。“他”深深受到刺激的是“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人的‘贱贼’还更难听。”
看来，郁达夫在日本最刻骨铭心的哀痛莫过于听“支那人”三个字，他在好几处地方都提起过。他不忍心自己的民族自己的祖国受人贱视。伟大的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中也曾创造过辉煌。当外国人最初认识中国的时候，正是横扫六合，一匡海内的秦始皇创建的秦朝。郭沫若说“支那”是“秦”（China）的音译，是对的。那时的“支那”是东方的强国，也是世界的强国。它象征着强盛和伟大，它象征着英武、威猛和不可战胜。而当时的日本还处在野蛮之中。从秦国到秦王朝的建立，中国文化即已远播异域。“秦”（China）被译作脂那、至那、支那，而流传于远方，直至唐玄奘使西域时，印度还称中国为至那。据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一书记载说，当印度王问“大唐国在何方？途经所亘，去斯远近？”时，玄奘答道：“当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诃至那国是也。”又说“至那者，前王之国号，大唐者，我君之国称。”印度王与玄奘的对话表明，当年从秦国至唐王朝“早怀远略，兴大慈悲，拯济含识，平定海内。风教遐被，德泽远洽，殊方异域，慕化称巨”，而且“闻其雅颂，于兹久矣”
。只是到了近代，中国才没落下来，《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人高呼“日本胜利！‘支那’败北！”这时的“支那”已失去昔日的光彩，成为失败的同义词，而“支那人”也就成为了贱民如同猪狗了。日本人以一种战胜者轻侮凌辱失败者的心理，用辱骂性的词称呼中国人为“chanchan”（猪尾巴猪尾巴），“chankoro”（清国奴）。这时的“支那”还成了愚蠢、落后的代称。荷兰《标准范德罗字典》就这样注解“支那，即愚蠢的中国人，精神有问题的中国人等”。中国的盛与衰，使中国人处在世界的两极，郁达夫不幸而遇上中国的衰弱期。而他又是一个情感丰富，神经敏感，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他的不能忍受小日本帝国的侮辱和歧视，其悲伤而哀愤的心情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当小说主人公“他”也是作者郁达夫听到日本人的贱称，就在内心里渴望祖国强大起来。然而祖国自己也在呻吟之中，积贫太久，积弱太深，加之政治的腐败黑暗，根本无力给予在异邦儿女的灵魂以温暖，“他”不得不远望祖国而投身大海。小说的结尾很明显受到了留日学生革命党人陈天华事迹的影响。陈天华写过《警世钟》《猛回头》两本小册子，宣传抗清，唤醒民众，在清末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他受到日本当局的迫害，为了惊醒世人，陈天华继谭嗣同义赴刑场之后，在日本大森海湾投海殉国，完成壮烈的义举。郁达夫在一首诗中感慨地说：“方知竖子成名易，闻说英雄蹈海多。”似即指此而言。现在他在小说中把陈天华的义举移植到“他”的身上，让“他”在投海前喊出震撼心灵的声音：“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郁达夫借“他”之口，抒发自己的大悲哀、大悲痛，喊出自己爱国的心声。另一篇《南迁》，据郁达夫说是与《沉沦》一类的东西，可以把他们当作连续的小说来看。它写一个无为的理想主义者的没落，主人公伊人在遭受到一个日本学生的恶意中伤后熄灭理想的爱情之火。郁达夫在《沉沦·自序》中说：《沉沦》和《南迁》“这两篇东西里，也有几处说及日本的国家主义对于我们中国留学生的压迫的地方，但是怕被人看作了宣传的小说，所以描写的时候，不敢用力，不过烘云托月地点缀了几笔。”
由此可见，郁达夫创作小说是颇有用心的，在看似谈情说爱的文字里，寄寓着忧国之思。而日本当局奉行的国家主义，即军国主义，军阀专权主义，狭隘民族主义，以一种大和民族的骄横和傲慢压迫中国的留学生，他们在军事上曾征服了中国，还想在精神上压垮继而征服中国。小说虽然不便于直接批判日本的这种军阀专权的国家主义，但从另一侧面，对日本人歧视中国人的狭隘民族主义予以了揭露。所以当郁达夫结束留学生活回国的时候，丝毫不掩饰自己的这种感情：“日本是我所最厌恶的土地。”
郁达夫在日本度过了整整十年。这既是他青春的抒情时代，又是他饱尝异族歧视的痛苦的忧郁时期。忧能启智。郁达夫在忧患中成熟了起来。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没变，但比起少年时代来显得更其深厚、更其沉郁。少年的冲锋陷阵的冲动被忧愤沉思的性格代替；强烈渴望祖国富强的心愿也超越了单纯的种族复仇的思想。由于满清的种族压迫与日本的民族歧视具有不同的内容，前者主要是中国人民与满清统治者的阶级矛盾，后者则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军国主义思想指导下对中国留学生的民族歧视。前者是反对本国的满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后者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思想的压迫，性质的变化，使郁达夫后期的爱国主义增添了新的思想内容。这在他获悉国内五四运动爆发后所写的一段日记里有最鲜明的表现。他写道：“山东半岛又为日人窃去，故国日削，予复何颜再生于斯世！今与日人约：二十年后必须还我河山，否则予将哭诉秦庭求报复也！”
表现了坚决彻底地反日的决心和意志。反对日本的民族歧视，寄希望于祖国的富强，是郁达夫留学时期爱国主义思想特征，标志着其思想的新发展。
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
郁达夫从青少年时代起就为这种爱国主义感情所熏陶，在国内外社会现实的刺激下，逐渐形成一种明确而牢固的爱国思想，以此指导并影响了自己的一生。从“排满反清”不满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到反对日本的民族歧视，这就是郁达夫早年所走过的爱国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