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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受时代环境的影响产生了反清意识；在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下，又产生了反帝思想，反清与反帝是郁达夫少年时代爱国思想的鲜明特征。因而，爱国就不能不起而推翻满清异族的反动统治；爱国也就不能不起而进行种族革命，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是近代中国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爱国主义，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为号召人民排满反清，激扬种姓的汉民族的爱国思想。这种爱国主义思想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因而，我们可以认为革命就是反清，排满就是爱国，乃是弥漫于晚清末年的一种激进的带有普遍性的爱国主义思想，它自有其历史的局限，也有其时代的色彩。郁达夫的种族革命的爱国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取同一的步调，具有合历史潮流的进步意义。
民族歧视，激发民族自尊；祖国贫弱，渴望祖国富强。把民族自尊与祖国富强联系起来，这已不同于清末排满的种族革命要求。郁达夫的爱国思想在这里有了新的发展。这一时期，最充分地表现他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的，是他创作的诗及反映这段留学生活的小说。郁达夫的诗包含三方面的思想内容。首先是思乡之愁，其次是怀国之忧，第三是凭吊民族英雄。他的小说创作，《沉沦》《南迁》和《银灰色的死》等三篇小说，组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小说集《沉沦》。郁达夫创作小说在看似谈情说爱的文字里，寄寓着忧国之思。而日本当局奉行的国家主义，即军国主义，军阀专权主义，狭隘民族主义，以一种大和民族的骄横和傲慢压迫中国的留学生。小说虽然不便于直接批判日本的这种军阀专权的国家主义，但从另一侧面，揭露了日本人歧视中国人的狭隘民族主义。
郁达夫在日本度过了整整十年。这既是他青春的抒情时代，又是他饱尝异族歧视的痛苦的忧郁时期。忧能启智。郁达夫在忧患中成长了起来。他的爱国思想没变，但比起少年时代来显得更其深厚、更其沉郁。少年的冲锋陷阵的冲动被忧愤沉思的性格代替；强烈渴望祖国富强的心愿也超越了单纯的种族复仇的思想。由于满清的种族压迫与日本的民族歧视具有不同的内容，前者主要是中国人民与满清统治者的阶级矛盾，后者则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军国主义思想指导下对中国留学生的民族歧视。前者是反对本国的满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后者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性质的变化，使郁达夫后期的爱国主义增添了新的思想内容。
郁达夫从日本回国后，其思想仍然贯穿着反帝反封建精神。他认为封建军阀“开倒车”，蒋介石卖国，必须打倒；农民破产必然导致“农村革命”；日本入侵就要坚决和“帝国主义对抗”。从反对封建的旧军阀，到反对卖国贼蒋介石，再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郁达夫始终保持他的追求政治进步的不懈努力和坚持民族气节的崇高精神，他以自己的笔去“为国家而奋斗”，他的直言谠论，他的不畏强权，他的直刺“党帝”，他的痛斥日寇，都表现了他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
“七·七”卢沟桥事变，揭开中国现代史新的一页。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在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都经受着炼狱的考验。有的成为渣滓，终被历史的滚滚洪流淘汰；更有坚贞不屈者成为革命的中流砥柱，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郁达夫就是在这全民抗战中，用他的全部生命，为国家为民族争得了光荣。早在 1923年，郁达夫就对为反对俄国的农奴制度而客死巴黎的俄国革命先驱者赫尔岑十分敬仰，他表示说：“我们不做便休，若要动手，先要有赫尔惨（今译赫尔岑）那么的客死他乡的勇气。”郁达夫确是象他说的那样，为鼓舞人民、宣传抗战，而远赴南洋。而南洋时期正是郁达夫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其显著特征是坚持抗战，其思想内容表现在及时分析战争形势和世界局势，以鼓舞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揭露并批判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侵略政策与日本作家佐藤春夫等假友好真反动的嘴脸；对汪精卫的投降卖国，周作人、张资平充当汉奸文人予以痛斥。这种抗战爱国思想一直坚持到他生命的最后。
郁达夫在南洋时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文学主张。他认为抗战之时文学应与政治紧密联系，要以战事为主要内容，大力提倡反映生活及时的报告文学体裁。他还认为文人要以中外优秀作家为榜样，在民族战争中培养人格、锻炼思想。
郁达夫南洋时期的艺术散文为其政论杂文的锋芒及 30年代游记成就所掩，不大为研究者注意。这些散文可分为记游、记事、记人三类，这三类散文贯穿着“一切以抗战为中心”的共同主题，充满强烈的时代气息，是其整个散文创作中极富思想性的部分；在艺术上，也由早期的主观抒情趋向于客观的写实。其创作的量虽少，但仍有值得注意的价值。总的来说，南洋时期的散文，思想执著于现实，风格趋向于凝重，艺术上可说是他散文创作的第三个高峰，只是由于创作的量太少，而没能够使其特色更形彰显罢了。
郁达夫于抗战后到南洋主要从事抗战文化宣传，其文化思想表现在：一、民族文化不亡论；二、抗战建国，重造新文化；三、文化的继承吸收与沟通。其特征是具有时代性、现实性与前瞻性。他对民族文化的深情，对抗战文化的执著，对创造新文化的决心，既有魄力与胆识，又有深度与力度，他的文化思想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郁达夫于战时对日本文化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郁达夫认为日本文化是对中国文化的“抄袭”，缺乏创造性。随着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步上军国主义的道路，其文化也走向倒退。作家堕落，作品内容趋于反动，文化生活十分空虚；尤其是对中国文化的侵略，使日本成为毁灭人类文化的敌人。然而中国文化有五千年历史，隋唐之时曾“开发倭夷”；将来“建设东亚新文化”的责任也还在“我们的肩上”。
在中国现代编辑史上，郁达夫应占有重要一席，他是当之无愧的现代著名的文学编辑家。从发起成立创造社，主编《创造季刊》，到远赴南洋主编星报副刊等，他一生的主要活动，除了文学创作就是编辑事业。他主编、合编的报刊，丛书有十多种，是其一生事业中极为重要的部分。他虽没有对编辑理论作专题研究，但他撰写的《编辑者言》之类谈编辑的文章所阐发的要“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文艺是为大众的”“为社会谋一点福”“唯真唯美”“编辑责任应先尽到”坚持“实事求是”等编辑主张与编辑思想丰富了现代报刊编辑学的理论。
本章针对新生代作家的“鲁迅小说绝对比不上郁达夫，他的杂文谁都可以写”“鲁迅是块老石头”、鲁迅等“老一辈的作品，他们到我们这里已经死亡”等观点，提出郁达夫对鲁迅的评价。郁达夫认为鲁迅“是中国作家中的第一人”；他的人格精神令人崇拜；鲁迅是我们“民族光辉的人物”。如果愚蠢地打倒鲁迅，我们就可能重回到做奴隶的时代。
鲁迅的《狂人日记》与郁达夫的《沉沦》是新文学史上并峙的双峰。这两部作品虽然一是现实主义的，一是浪漫主义的，然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所表现的主题思想，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以及所运用的表现手法，都有相当的可比较性。因而，无论从文学史的地位还是从审美的艺术角度来看，把这两部作品进行比较，都是很有意义的。
20 世纪 40年代，郁达夫与王映霞的离异是轰动文坛的一出大悲剧。关于他们离异的原因多说是第三者的插足，很少有人从思想上去分析探究两人离异的根源。事实上，在郁达夫一见钟情于王映霞并开始追求她时，两人思想的差异就已经显现出来了。本章即从郁厌俗礼，王慕虚荣；郁恨黄金，王爱钱财；郁欲隐居，王喜热闹；郁憎做官，王羡厅长这四个方面加以分析，指出两人志趣相悖、追求不一、互不理解是其离婚的主要思想原因。郁王离异是郁达夫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探究其离异的思想根源，对研究郁达夫的心理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而《王映霞自传》则是王映霞晚年回顾自己一生的自述。王传既有信实的，但也有记载失误、漏洞与矛盾的地方。探究《王映霞自传》中王映霞所认为的有关郁达夫的出走、郁达夫“把我当妾姬看待”，以及《毁家诗纪》中的许绍棣，郁王婚变中“一个神秘的第三者”等等一系列问题，对重新认识王映霞其人，尤其是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婚变，《王映霞自传》毫无疑问是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
郁达夫曾说：“我是一个作家，不是战士。”作家是郁达夫的自我形象，然郁达夫的自我形象却并非只是作家。郁达夫为了“寄托理想，抒发感情”总是在不同情境下借用历史人物，寻求历史人物的某一方面与自己的契合点，把历史人物的某些事迹、特点加以强调，使自己与历史人物叠印在一起，从而由历史人物看到的却是郁达夫的自我形象。从郁达夫的诗歌中，他对历史人物典运用最多的是文人，此外尚有志士、义士、侠士、英雄、功臣、隐士等。郁达夫对这些人物在历史上的言与行、思与事注入自己的感情色彩，然后以之自况。因而，从他的诗歌中，就看到了郁达夫的多面形象，即既是文士形象，又是志士形象；既是英雄形象，又是忠义形象；同时还是隐士形象。这些不同形象就构成了一个立体的郁达夫形象。
郁达夫的旧体诗以七绝为主，律诗次之，体制上十分短小，因而并不以塑造人物形象为重心。但郁诗却大量借用人物，以这些人物在历史文化的衍变中已经凝定的意义，指向自己所欲言又不宜直言的人事。这种意指功能极大地增强了诗歌的意蕴，使得诗歌更含蓄更有韵味，并构成郁达夫诗歌创作的鲜明特色。本章进一步从分析郁达夫所借用的人物，深入郁达夫的情感世界，探索其对女性的态度，即对真的崇尚，对善的钦仰，对美的热爱，对节的敬佩，对侠的叹赏，郁达夫把对女性的情感凝铸成真、善、美、节、侠而加以热烈地赞美与歌颂。在方法上，郁达夫在诗中大量借用女性人物作指代，乃是出自楚辞。郁达夫是自觉地继承《离骚》“美人香草”的意象传统，但又不同于《楚辞》。郁达夫诗中的女性人物是形象而非意象，所咏美人多是妓妾下女而非《离骚》中的宓妃佚女，且美人指代的是常人而非《离骚》以美人媲君主。郁达夫对楚辞美人意象传统的改造与继承是个大胆尝试，他打破了这种意象传统的固定性与高贵性，化个体意象为群体形象，使指代人物附上作者的情感色彩与被指代人同为一体，而获得新的鲜活的生命。
诗用意象，是诗歌基本的艺术特征。意象作为构思是“意中之象”，作为艺术形象乃是“含意之象”。这种“含意之象”的意象在诗人长期的使用过程中有的被逐渐地凝固化、范型化，而有了某种象征的意义。在郁达夫诗中，青衫、红豆就是两个频频出现的象征性意象，且一象含多意。如青衫或用其本意学生服，或用其借代意学生，或用其引申意失意者、失败者。红豆则指思乡思友思恋人。这两个意象又主要用在他留日与南洋时期。青衫红豆意象在古典诗词中的意义是比较单一的，郁达夫在运用中对传统意象既有传承，又作了一定意义的拓展。
郁达夫是中国现代作家中大量创作旧体诗词且卓有成就的诗人。他一生作诗不辍，留下了六百余首诗词，从中可以看出他“古典诗词的深厚修养”。研读郁达夫的全部诗词，可以发现郁达夫诗歌对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古典诗词吸收与借鉴的广泛性，继承与革新的艺术性。其艺术创作的经验借鉴广泛、独重唐诗；博采众家，化为己用；方法多样，善于吸收等对今天的诗歌创作也有一定的启迪。因而，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对郁达夫的全部诗词进行研究，探讨其对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古典诗词的吸收与借鉴，以对这一最具有国学特性、最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诗歌体裁加以传承与革新。
郁达夫对古典诗词的学习、吸收、借鉴是“转益而多师”，广收而博采，从而熔铸成自己新的创作。郁达夫诗借鉴古典诗词的方法有 20 种之多，这些方法包括整用、集用、调用、改用、增用、减用、断用、提用、截用、倒用、顺用、缩用、暗用、反用、翻用、仿用、化用、转用、意用、合用、杂用等，而法中又有法，变中又有变，手之巧，变之活，用之灵，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郁达夫虽籍在浙江却与徐州有着很深的关系。他曾两过徐州，一住花园（饭店），写下了数篇精美的诗文。尤其是抗战期间，他来徐州劳军，宣传抗日，慰劳将士；而与美国将军史迪威的会见，则促成了日后美国的对华经援，是郁达夫在徐州的一笔重要之举。其《登云龙山》《在警报声里》等诗文将永载徐州文学史册。
郑子瑜先生是一位国际著名学者，新加坡汉学大师，同时他还是郁达夫诗词研究专家。他编辑出版了第一本《达夫诗词集》，最早进入对郁达夫诗词的研究，开拓了郁达夫诗词研究这一新的领域，使得对郁达夫的研究走向全面；他开启了郁达夫南游诗主题研究与郁达夫旧诗考证研究的先河；他提出的郁达夫诗出自宋诗说为著名学者蒋祖怡、王瑶先生所认同；他在国外的日本、新加坡和我国的香港广泛地传播了郁诗。郑子瑜先生在郁达夫诗词研究领域，毫无疑问是一个重镇，是一座高峰。
关于对郁达夫旧体诗的研究，几乎与其创作同步，已有 100年历史。这100年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从 1914年创作伊始到 1945年郁达夫殉难为帷幕初启时期；从 1946年纪念郁达夫逝世到 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为诗人逝后时期；从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为研究方兴时期；从 1966年到 1976年“文革”十年结束为大陆之外时期；从 1977年改革开放到 2014年整百年止为全面展开时期。每一个时期由研究的程度与范围又分为若干类。这 100年中，郁达夫旧体诗的研究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与其文学创作的小说、散文鼎足而三。概括总结 100年来郁达夫旧体诗研究的经验与局限，可以为未来的郁诗研究指出一个比较明晰的前进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