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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社团，郁达夫正是创造社和创造社出版部的主要发起人，是《创造季刊》等报刊的主编。这是郁达夫对现代编辑事业的贡献之一。
1920年春，郁达夫在日本东京不忍池边上池之端的一座楼上，与张资平、成仿吾举行了一次“桔子会”，“打算合起来出一个文学杂志”
。这是创造社酝酿成立之始。这次会议虽是因田汉没到而未能开成，但郁达夫已作为一个重要发起人开始了积极活动。当时，国内的“五四”爱国运动给海外留学生以巨大的震动和鼓舞；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已过，亟须有纯文学刊物的出现以助文学革命向纵深发展。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郁达夫等人发起创办文学杂志，以创造新文学、译介外国的进步文学，正是“五四”时代精神的体现。经过多次反复讨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文学社团创造社，继文学研究会之后，于 1921年 6 月 8 日在郁达夫的寓所宣告成立，并以《创造季刊》为机关刊物，创刊号由郁达夫主编。从此，郁达夫以一个编辑家的身份出现在现代编辑史上。当郁达夫还未为世公认为文学家时，他首先干的事是发起成立创造社和担任季刊的编辑。郁达夫个人小说创作对现代文学产生一定影响，固然是很突出的，而他发起成立创造社和主编刊物，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并不亚于前者。从编辑出版史和对社会所产生的效值这个角度来看，郁达夫的这一活动更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和重视，这种贡献与他的创作是相媲美的。
创造社自成立后，它的全盛时期是与郁达夫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郁达夫的创造性的编辑劳动，终于使创造社的刊物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使创造社这支突起的异军受到社会的关注，尤其是广大青年的欢迎。1922年 5 月主编《创造季刊》的创刊号出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发行。郭沫若作诗《创造者》为代发刊词，郁达夫发表了《艺文私见》表明自己的文艺思想。这一期的作品吸引了广大的青年读者，引起了各方面强烈的反响。之后，郁达夫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部毕业回国，即往上海泰东图书局主持创造社工作，专任创造社各刊物的编辑。1923年 5 月，郁达夫提议出版并编辑的《创造周报》创刊，到了 7 月份，作为《中华日报》的副刊《创造日》又创刊，仍由他主编。在《创造日》的创刊号上，他发表《宣言》说：“我们想以纯粹的学理和严正的言论来批评文艺政治经济，我们更想以唯真唯美的精神来创作文学和介绍文学”
，鲜明地表达了他的编辑思想。至此，创造社已有了 3 个刊物——《季刊》《周报》和《创造日》，郁达夫都担任过主编。这 3 种刊物影响都是很大的，特别是《创造周报》最受欢迎，刊行数由初刊每期 3 000 份增加到后来的6 000 份，仍不敷销售，“每到星期六，总有不少读者在泰东书局的店头等候新出版的《周报》，案头上堆积得厚厚的新刊物很快就卖光了。这些现象都说明创造社的事业大有发展的前途”
。而这个“大有发展前途”的事业的创造者，正是郁达夫和他的同仁。由此可见，郁达夫所付出的努力是如何的巨大，对现代的文学编辑事业，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并以旺盛的精力一边编辑，一边创作，为社会奉献自己的思想和热情，并把创造社推向全盛时期。
郁达夫的创造热情并没有因创造社的事业走向全盛而稍息，反而更加高涨。他与郭沫若等人经过很大努力，终于在 1926年的 3 月，成立了创造社出版部。创造社有了自己的出版部，从此摆脱了泰东书局的牵制，能够更自主更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事业。郁达夫抱病主编了《创造月刊》的创刊号，在《卷首语》上，他坚定地提出《创造月刊》的革命立场和宏伟目标：“我们的志不在大，消极的就想以我们无力的同情，来安慰安慰那些正直的惨败的人生的战士，积极的就想以我们的微弱的呼声，来促进改革这不合理的目下的社会的组成。”
随着创造社出版部的成立和《创造月刊》的创刊，创造社进入了第二个时期，郁达夫参与了新一阶段的编辑出版活动，并作出了新的贡献。
为了创造社的健康发展，郁达夫作出了很大的个人牺牲，辞去了中山大学文科教授和学校出版部主任的职务，于 1927年 1 月回到上海，以创造社出版部总务理事之职，主持创造社的全部工作。他首先整顿出版部的账目，接着召集同仁开会，讨论新建设的事情，并着手创造社所有刊物的编辑工作。在他的主持下，编辑了《洪水》半月刊第 3 卷第 25 期至 32 期的稿子；创办了专门介绍进步文学和指导创造社的小型周报《新消息》（共出 3 期，其中 1、2 期由郁达夫编辑），还出版了《创造月刊》第 1 卷第 6 期，在该刊上发表了《关于编辑、介绍、以及私事等等》。上述整顿内务、清查账目、编辑刊物等活动，可以看出郁达夫把全部的身心都投入了出版部工作。由于郁达夫主持出版部工作这一时期，也正是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时期，郁达夫在《日记》中写道：“蒋介石居然和左派分裂了……可恨的右派，使我们中国的国民革命，不得不中途停止了。”
郁达夫在此前编发了由鲁迅领衔签名的《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资产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谴责了英法等帝国主义勾结军阀屠杀中国工人的罪行，指出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加之其他的文章和创造社的革命倾向，在创造社出版部汕头分部成立不久即被查封之后，国民党当局又开始对郁达夫主持的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大肆搜查、逮捕职工，先是以“为他们帮助党务”为“变换条件”以“保证创造社的不封”，遭到郁达夫的“托病谢绝”
；继而又引诱郁达夫“出去做个委员”
，仍然遭到断然的拒绝。紧接着就是大搜捕，并调查托病回杭的郁达夫在杭州的住址，准备施以毒手。郁达夫并没有被国民党当局的威胁、利诱所屈服，仅避一月，郁达夫即离开杭州回上海，以一种无畏的精神继续主持创造社出版部的工作。郁达夫不仅以行动对抗国民党当局，还发表了一系列战斗性很强的政论文章，如《广州事情》《在方向转换的途中》《〈鸭绿江上〉读后感》《公开状答日本山口君》《诉诸日本无产阶级同志》等。《在方向转换的途中》一文对“大家都只敢怒而不敢言”的“蒋介石的高压政策”抨击尤烈。文章说：“处在目下的这一个世界潮流里，我们要知道，光凭一两个英雄，来指使民众，利用民众，是万万办不到的事情。真正识时务的革命领导者，应该一步不离开民众，以民众的利害为利害，以民众的敌人为敌人，万事要听民众的指挥，要服从民众的命令才行。若有一二位英雄，以为这是迂阔之谈，那么你们且看着，且看你们个人独裁的高压政策，能够持续几何时。”
这里的“英雄”“个人独裁”即是暗指蒋介石，正好与郭沫若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相呼应，因而此文发表不久，即受到了攻击。另外，由于《广州事情》公开揭露和抨击广东政府的黑暗，受到郭沫若、成仿吾的批评，加之其他原因，郁达夫在“作了大家攻击的中心，牺牲了一切”
的情况下，在上海的《申报》和《民国日报》分别刊登启事，声明退出他亲手建立的创造社和创造社出版部，从此结束了他在创造社的活动。
应该说，郁达夫在第二期的创造社活动中仍然是发挥了主导作用的。特别是提议成立创造社出版部，从而使创造社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不受资本家剥削与支配的“纯文艺团体”而区别于胡适、徐志摩等人的“新月派”；也为创造社以后的汇合向“左联”作好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