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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从文自传》时，我知道郁达夫是一个好人、好文人；读《郁达夫传》及相关研究论文时，我知道郁达夫是一个文人并有丰富的思想创获……待到读蒋成德先生的《思想者诗人郁达夫论》时，我认定郁达夫是一个抗日的英雄、民族的烈士和文学界、编辑学界的哲人。同时，读《思想者诗人郁达夫论》时我也知道蒋成德先生是一个治学严谨诚实的人。以下所言，即是读《思想者诗人郁达夫论》的感受与心得。
在西方，全球性现代化运动是从文艺复兴运动开启的。文艺复兴之后的一系列的革命变革使“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并“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
。自此而后，“地球是圆的”“人是机器”“宇宙是无限的”等地理大发现、科学大进步与天文学新跃进、思想大启蒙，不仅引发了西方的殖民掠夺狂潮——全球性现代化过程中的丛林法则，推动了西方现代化的世界化进程——全球化与现代化一体两面格局的真切统一之全球性现代化的彰显，而且为资产阶级革命如尼德兰革命（1582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640年代）、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年）、法国大革命（1789年）及至俄国农奴制度改革（1861年）、日本明治维新（明治皇帝于 1867年至 1912年在位）等提供了世界性历史舞台。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或民族来说，任何一个个体都几乎毫无例外地要在这个时代做出自己的历史选择。这是一个幸与不幸集聚的时代，而幸与不幸都决定于自己的选择——“幸”则说明人们有选择的自由，“不幸”则说明人们的选择会出现悲剧性后果。对于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中国或中华民族来说，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至郁达夫生活的时代，就是一个“江山如此无心赏，如此江山忍付人”的时代——中国被卷入全球性现代化运动后的悲壮时代，蒋成德先生用“种族革命的悲壮”来阐明郁达夫的精神初始，正是体现出了那一时代的民族精神。通过读《思想者诗人郁达夫论》，我们看到了郁达夫“悲剧的出生”及其在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从黄冈起义到辛亥革命的时代运动，而郁达夫则“呼吸着变革了的时代的新鲜空气，感受着先烈们的英勇与悲壮，在幼小的心灵孕育萌生了爱国的思想，憾恨自己‘出世得太迟’，未能躬逢甲午中日战争这样的大难，‘去冲锋陷阵地尝一尝打仗的滋味’”
。正是这种心灵抉择，使郁达夫最后以“客死他乡的勇气”
而殉国，成为“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
。
也正是在西方兴起文艺复兴运动时，中国开启了自己的早期启蒙运动。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的近现代科技开始传入中国并融化而为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的内在因素。于此，利玛窦 1583年（1582年尼德兰革命一年后）来华本身即具有中西方现代化起步时期的标志性意义。但是，明、清世运之变及其相应的历史回流，使中国的早期现代化运动夭折了。于是，作为一种中国式的、被动的、后发的现代化运动，无论如何都必然会从 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起算，因为正是那场战争将中国强行卷入了全球性现代化运动的历史进程。
也正是从 19 世纪 40年代开始，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都从此掀开了极为厚重的一页——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宣告了马克思主义诞生，从而揭示了世界历史的科学社会主义前景；1840年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现代化历史的序幕。从 1840年以后的历次侵略与反侵略战争，一方面表现出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能量，另一方面也凸显了资本主义的残暴、贪婪本性。于是，中华民族就有了两大历史任务：一是实现现代化，二是反抗资本主义侵略。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民遭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暴力压迫，并逐渐认识到“遭受这种暴力的民族只有在拥有有效的自卫手段（即自己的国家）的情况下才是安全的”
。为此，包括郁达夫在内的中华民族优秀成员都投入到了为新中国诞生而奋斗的历程中。从思想发展的角度说，“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即成了中华民族各成员思想自觉的动力。郁达夫思考的也正是这一个问题，他的怀国之情、忧国之思、救国之志、殉国之义，也都反映出他是那个时代“民族永生的铁证”。在其所留下的文献中，如诗文有“猛忆故园寥落甚，烟花撩乱怯登楼”（1913年，《晴雪园卜居》）；“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神州泪暗弹”（1915年，《席间口占》）；“须知国破家无寄，岂有舟沉橹独浮！旧事崖山殷鉴在，诸公何计救神州？”（1916年，《秋兴》）；“文章如此难医国，呕尽丹心又若何？”（1918年，《题写真答荃君》）；“相逢客馆只悲歌，太息神州事奈何！”（1920年，《与文伯夜谈，觉中原事已不可为矣》）……到抗日战争时期，“只有抗战是我们全民族唯一的任务，差不多也好，差得多也好，只教与抗战有裨益的作品文字，多多益善。”
“在这个全民抗战的时期里，文艺作者，要想写些与时代有关的作品，题材当然要取诸目下正在进行中的战事或与战事直接间接紧相联系着的种种现象。”
……可以说，郁达夫自“悲剧的出生”后，就一直“悲壮地生活”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里。
笔者曾多次阐明，全球性现代化理论可以从全球性现代化进程、全球性现代化思维方式、全球性现代化运动、全球性现代化标准、全球性现代化动力等多个层面来理解，强调其“进程”的特征是为了凸显其历时性的“过程”特性，表明其无限的发展趋势；强调其“思维方式”的意义是为了凸显其对人们思想、观念等方面的深刻影响；强调其“运动”特性是为了凸显其影响的广泛性和深刻程度；强调其“标准”特性是为了凸显现代化的实施主体在世界范围内的选择性，并以“先进”为目的诉求；强调其“动力”特性是为了凸显全球性现代化自身的动力机制，说明全球性现代化并不是从外部寻求动力，一旦启动，自身就是动力。尽管“所有以后的现代化实例都是在某种不同的情势下发生的。在这种情势下，现代化的推动力主要是来自外部力量，即随着西欧初期的社会变迁而发展起来的崭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和思想体系的冲击力”
。
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人们可以守旧以卫道、可以变革以自守，也可以勇敢创新以迎接全球性现代化运动的挑战；人们可以依洋以自恃、可以卫国以自重，也可以“一片蒹葭故国心”以谋国家和民族的复兴。在近现代的中国历史人物中，差不多都会各自从自己的思想立场来进行相应的文化选择，而郁达夫称鲁迅“是中国作家中的第一人”
，“鲁迅与我相交二十年，就是在他死后的现在，我也在崇拜他的人格，崇拜他的精神”
。相反，对周作人、张资平等汉奸则嗤之以鼻，并因此而强调“文人的可贵，是贵在他有坚实的节操，和卓越的见识……”
。我们从《思想者诗人郁达夫论》中看到，郁达夫作品中，无论是记游、记事，还是记人，都无不体现出强烈的爱憎，因而学界说郁达夫小说的思想与艺术是“感情的直接抒写”
，爱国主义是“郁达夫思想发展的主旋律”
，郁达夫《沉沦》的创作思想是“个性解放与民族意识的融合”
，而郁达夫创作中的爱国主义思想是“爱国主义的悲壮诗史”
，从郁达夫作品看他对大革命的认识和态度则表明他是“一个客观冷静而又褒贬分明的批评者”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思想者诗人郁达夫论》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了解那一时代、那些个体及至那些事件的范本，而该书的研究对象——郁达夫恰好又可作为那一时代的精神象征之一。
读书其实是读作者及其对象并在书中寻找自己，从而在阅读过程中自己创造自己、鉴赏自己，提升自己的生命境界。作为心理过程，阅读活动需要有人们对对象的感受；作为认识过程，阅读活动需要有人们对对象的理解；作为思维过程，阅读活动需要有人们对对象的评判；作为生命过程，阅读活动需要有人们对对象的体验。因此，笔者始终认为，阅读本身可以上升为一种生命活动，是人的生命的升华。于是，通过阅读我们所需要的知识基础——知识背景、生活积累、专业要求……以发现我们的人生不足并随时准备去丰富；通过触动我们所具的情感活动——爱、恨、情、愁……以发现我们的情感归依并随时准备去坚守；通过鉴别我们的理性导向——功利、道德、政治、经济、文化、审美……以发现我们的个体诉求并随时准备去奋斗；通过分析我们的思维形式——感受、体验、联想、分析、判断……以发现我们的认知路径并随时准备去升华……这样的阅读，我们就会得到一种丰富知识的充实快乐、体验文化的厚义深情、陶冶情操的心灵愉悦、凝炼生命的深度升华……因此，阅读特别要求我们运用自己的“真情”“灵心”“慧性”“意志”，去感受与体悟对象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象外之境”；要透过作品中那五彩纷呈的种种现象，去“领会”隐于其中之“真意”——作品的精神，透过“有形”去达于“无形”。其功夫正在于“此中有真意，看谁领会得来”。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阅读和鉴赏你的对象——作品，你就得谋求充当作品中的主人——赞成者或反对者或中立者。因此，人人都应是阅读活动的主人。在各项阅读活动中，我们吸取正向价值，在思想上得到启迪和熏陶，在精神上受到感染和震撼，在意识上得到净化和升华……从而使人的心灵超拔到任何时空，与人类社会相和谐、与天地万物相沟通、与自然生命相融合。因此，在阅读中可以从心灵上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社会和谐”的圣境，从而也使我们成为自己文化生命的主人。蒋成德先生读郁达夫的作品时实现了上述目标，我们在阅读《思想者诗人郁达夫论》时，也有了这种体验。因为我们在阅读《思想者诗人郁达夫论》时，我们知道该做何种主人——在当代做民族振兴的主人，做“中国梦”的主人，做真学术的主人。你看：
——郁达夫 1896年“悲剧的出生”后，到了 13 岁的那一年，“所谓种族，所谓革命，所谓国家等等的概念，到这时候，才隐约地在我脑里生了一点儿根”
。当他读《庚子拳匪始末记》《普天忠愤集》等书后，已谋求“去冲锋陷阵，参加战斗，为众舍身，为国效力”
。到 1918年 7 月已认识到“日本若出兵，则……我国之亡不出数年后矣！亡中国者中国人也。余一人虽欲救国，亦安可得乎？”
至 1921年的《杂感八首》其七则更是情感真挚地强调“国亡何处堪埋骨，痛哭西台吊谢翱”。而当他创作《沉沦》时，自己并不“沉沦”，因为“我的抒情时代，是在那荒淫惨酷，军阀专权的岛国里过的。眼看到故国的陆沉，身受到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所思，所经所历的一切，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同初丧了夫主的少妇一般，毫无气力，毫无勇毅，哀哀切切，悲鸣出来的，就是那一卷当时很惹起了许多非难的《沉沦》”
。原因在于国难之时，他有一种对侵略者的恨，“山东半岛又为日人窃去，故国日削，予复何颜再生于斯世！今与日人约：二十年后必须还我河山。否则予将哭诉秦庭求报复也”
。以至于“日本是我所最厌恶的土地”
。当他从 1922年留学回国直到 1937年抗战爆发，最强烈的呼唤即是“祖国呀祖国！……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为此他要“为国家而奋斗”
。他批判封建军阀、批判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府、批判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积极投身抗日运动、积极进行抗战宣传等，并坚信“最后胜利，必然地是我们的”
。即使在流亡中也抱定了必死的效国决心：“一死何难仇未复，百身可赎我奚辞？会当立马扶桑顶，扫穴犁庭再誓师。”（1942年，《乱离杂诗》之十一）“天意似将颁大任，微躯何厌忍饥寒？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1942年，《乱离杂诗》之十二）这样的志士，我辈若不以之为楷模，情何以堪？所以，《思想者诗人郁达夫论》中说郁达夫是“为国家而奋斗”的“伟大的殉国者”。
——郁达夫自走入社会以后，就是一个勤奋思考的思想者，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的悲壮时代，他强调“文艺假使过于独善，不与大众及现实政治发生关系的时候，则象牙之塔终于会变成古墓”
，他甚至为此强调“以战事为题材。作强有力的宣传文学，所谓‘差不多’的现象当然是不能避免，并且也不必避免”
；而对于日本侵略者也谋求“从兽性中发掘人性”，因为“人性里带有兽性，同兽性里带有人性一样。敌人的残暴恶毒，虽是一般的现象，但兽尚且有时会表露人性，人终也有时会表现本性的无疑”
；他之做文艺作品，是因为“文艺作品，是一个全人格的具体化”
，是因为“文人的可贵，是贵在他有坚实的节操，和卓越的见识”
；他回忆鲁迅等是希望“能把暴日各军阀以及汉奸们的头颅，全部割来，摆在先生的坟前，作一次轰轰烈烈的民族的血祭”
，为此除肯定郭沫若是“我国文化界的一位巨人”
外，对茅盾、许地山、成仿吾等作家、诗人也给予赞扬，其中还包括对“美国的诗歌、德国的文学、法国小说家左拉、俄国作家契诃夫和批评家奢斯笃夫、葡萄牙民族诗人贾梅士、芬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弗兰斯·欧米尔·雪尔兰拜、美国文艺批评家保尔·爱耳玛·摩尔等”的评介；他坚信“文化是民族性与民族魂的结晶”
，所以即使流浪国外，也忘不了“在海外先筑起一个文化中继站来，好作将来建国急进时的一个后备队”
，并“希望与祖国取联络，在星洲建树一文化站，作为抗战建国的一翼，奋向前进”
；他坚信“民族不亡，文化也决不亡”，因为“中国民族的国民，有些坚强的决心以后，自然中华文化不会灭亡了；而文化不灭，也就是民族永生的铁证”
，“民族不亡，文化也决不亡；文化不亡，民族也必然可以复兴的”
，因而要重造新文化，其中“教育是创造新文化的冶炉”
，“没有教育，便没有文化”
，“民族复兴，就要靠民族能一代一代的有进步”
。为此，郁达夫以古人自况说：“古人有抱祭器而入海，到海外来培养文化基础，做复国兴师的根底的。”
他批判战时的日本文化，针对日本文化的模仿性而说日本文化是“猴子文化”——“敌国的文化，本来就是模拟文化，或可以称作猴子文化。”
他指出日本文化的反动性——“日本的文化，文学，以及一切，在这二十世纪的时代里，是一种完全稀有的反动，与后退的现象。”
他批判日本的文化侵略——“自从侵入中国以来，一味的是想摧毁我文化机关，文化种子，原也如拓碑的人，既拓得了全碑之后，想把原碑打破毁去的意思一样。”
正是基于以上思考，他增强了自己的文学责任——“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举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
，“我们虽则能力薄弱，然也想尽我们的至善，为社会谋一点福。”
……这些深刻的思想说明：“郁达夫是时代造就的文化战士。他对民族文化的深情，对抗战文化的执著，对创造新文化的决心，既有深度又有力度；他于战时对日本文化的批判，既有魄力又有胆识。他的文化思想，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是他对中国现代文化的新贡献。”
自然，他是一个中国思想战线上的英勇战士。我们做人、做事、做学，自然也应以此为楷模而不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郁达夫研究在中国大陆基本上处于沉寂状态，直至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步兴起，21 世纪以后似乎更成高潮，其中 2010年所发表的郁达夫研究主题论文更达 300 篇以上。
不过，郁达夫研究的成果虽然十分丰富，但从“思想”主题进行的研究却并不是很多，因而“郁达夫思想”的主题研究文献不足百篇，其中蒋成德先生又是较为代表者，其所发相关研究论文有十余篇，并专著了这部《思想者诗人郁达夫论》一书。
郁达夫曾希望自己的作品成为“这一个潮流里的特殊浪花”，并预言“在战争不止，世界大战的威胁不除去以前，自然只有增长的趋势”
。我们看到，丰富的郁达夫研究成果，如思想研究方面的论文有于昀《郁达夫的爱国主义思想》（载《语文学习》1980年第 18 期）、罗成琰《郁达夫与中国文人传统》（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9年第 3 期）、许清友《论郁达夫的思想与品格》（载《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 3 期）、叶向东《文学与政治的悖论——论郁达夫的文学思想》（载《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 6 期）、王玉成《从〈沉沦〉看郁达夫的思想追求》（载《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05年第 2期）、王剑平《论郁达夫的爱国主义思想与浙江精神》（载《考试周刊》2008年第 18 期）、娄成《论郁达夫的文学轨迹与思想历程》（载《作家》2009年第 18期）、张晓霞《论郁达夫游记散文的隐逸思想与忧患意识》（载《钦州学院学报》2011年第 1 期）、朱毅《在路上——郁达夫出走思想探微》（载《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 6 期）……其中作为“浪花”的蒋成德先生之《郁达夫的编辑思想及其贡献》（载《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年第 8期）、《论郁达夫南洋时期的文学思想》（载《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 3 期）、《郁达夫南洋时期抗战思想述论——纪念郁达夫诞辰 110 周年》（载《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 1 期）等论文自然具有代表性。而其专著“一如作者其人，沉稳朴实，厚重大气，它不夸夸其谈，故弄玄虚，遵循的是传统的文学研究方法，坚持从文本阅读出发，坚持论从史出。这在学术泡沫化日盛的今天，是难能可贵的”
。我们看到了书中观点的真实（信），因而充满了对蒋成德的信任与崇敬。
在一个崇尚“课题”“西术”的时代，能够坚持自己的学术信念，数十年如一日，亲近、拥抱一个历史人物，构筑自己的学术天堂、慰籍自己的文化心灵，写下一批论文并形成学术专著，尽管他对自己的“第一本书”“十分忐忑”，但还是“把她献出来，听凭读者诸君的评判”，的确十分可贵。仔细阅读该书以后，我们看到的是，他“最早接触郁达夫，还是恢复高考刚上大学的时候。读到于听、周艾文编的《郁达夫诗词抄》，就喜欢上了他的诗，只是郁诗用典太多，读不大懂，只好作罢。于是研究起他的思想来，在陆续购得花城出版社的《郁达夫文集》十二卷后，写了一组文章……后来邮购了浙大新版的《郁达夫全集》和詹亚园的《郁达夫诗词笺注》，特别是詹注”，对他“研究郁诗帮助很大”，并以“招魂”的态度研究郁达夫：“前妍后郁感流亡，国变妻离诗赋沧。岛隐不忘青一发，梅花最后是家乡。”
正是这种态度，使我们有理由把《思想者诗人郁达夫论》看成是蒋成德先生对郁达夫的信仰，一个以“信”为基础的真实而感人的“信仰”。
对对象的信仰基于对对象的信任，二者结合即形成了信任、信仰者的责任与态度。郁达夫有“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的学术态度与学术责任感，而在郁达夫研究队伍中，如李永寿（《郁达夫的思想和创作述评》载《天津师院学报》1980年第 5 期）、郭良（《郁达夫的美学思想在翻译选材上的体现》载《中国翻译》1988年第 4 期）、丁亚平（《批评策略：对个性的坚持与贯彻——论郁达夫文学批评的价值世界》载《创造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1-05-01）、李顺群（《矛盾的连续——郁达夫早期散文创作的思想倾向》载《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1995年第 5 期）、刘久明（《卢梭与郁达夫》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 期）、李冶孜（《从〈艺文私见〉谈开去——论郁达夫前期文艺批评思想》载《太原大学学报》2005年第 3 期）、陈玉焕（《佛教对郁达夫思想及创作的影响》载《文学教育》上 2007年第 9 期）、李玲（《郁达夫与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厦门大学硕士论文 2008）、姬海英（《郁达夫文学思想探讨》载《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 1 期）、李新东（《郁达夫与玄镇健的文学思想比较研究》载《大众文艺（理论）》2009年第 9 期）、刘鹤（《郁达夫编辑思想探究》载《新闻实践》2011年第 5 期）、刘岚（《谈外国文学对郁达夫文学创作及思想的影响》载《山花》2011年第 4 期）等人基本上都是从某个方面论述的，而蒋成德先生则比较系统地阐明了郁达夫的爱国主义思想、文学思想、文化思想、编辑思想、鲁迅观等，让人们能从总体上认识郁达夫；系统地清理了“郁王离异的思想根源”，从“郁厌俗礼，王慕虚荣”“郁恨黄金，王爱钱财”“郁欲隐居，王喜热闹”“郁憎做官，王羡厅长”等四个方面把握二者难以“白头偕老”的原因，加上对《王映霞自传》的若干史实的考证，既不仅让人们坚信郁达夫，从而也坚信蒋成德先生及其研究。学界对郁达夫旧体诗的历史文化渊源多有论争，而蒋成德先生从《思想者诗人郁达夫论》的第七章起而至第十二章，对郁达夫诗词进行了全面梳理，包括郁达夫诗中人物的自我映象、情意指向、青衫红豆意象、郁达夫借鉴古典诗词的广泛性与艺术性、郁达夫习用古典诗词方法等内容，得出了一系列信而有据的结论——“郁达夫对古典诗词的学习，吸收，借鉴正是‘转益而多师’，广收而博采，从而熔铸成自己新的创作。”
而这一结论又是通过考察郁达夫诗中体现出的所采借作家的广泛性、文体的广泛性、名诗的广泛性、形式的广泛性等方面获得的。特别是对于郁达夫诗运用古诗方法的梳理，达 20 种之多——“郁达夫于前人诗词的运用，方法有二十余种之多，而法中又有法，变中又有变，手之巧，变之活，用之灵，真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这些方法包括整用、集用、调用、改用、增用、减用、断用、提用、截用、倒用、顺用、缩用、暗用、反用、翻用、仿用、化用、转用、意用、合用、杂用……最后两章，对郁达夫的诗进行研究之研究，拈出郁诗研究之大家郑子瑜先生，对百年郁诗的研究进行历史性的综述。正是通过这样的梳理与史述，我们自然可以认为蒋成德先生对于郁达夫诗的理解已达到了“澄明”的程度，这也就是我们用“诗的澄明与思的深邃”来概括《思想者诗人郁达夫论》的原因。
自然，我们永远都处于无限地接近“绝对真理”的过程中，也就是说，《思想者诗人郁达夫论》也只是“相对真理”，其中也有不无遗憾之处，如第七章“郁达夫诗词中历史人物的自我形象”之标题即不够准确，是说“那些历史人物如何看自己”吗？还是说“郁达夫通过那些历史人物来表现自己”呢？显然是指后者。若把“形象”改为“映象”，即郁达夫通过那些历史人物来表现自己的诉求，这样则意足完备。诚然，瑕不掩瑜，这些缺陷有待于蒋成德先生在后续研究中加以纠正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