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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早年留学日本，深受日本近代文化的濡染，他说：“自己在日本留学的时代，正当明治维新大业完成之后，百务向上，达到了敌国在数百年间仅有的社会兴盛期的顶点。那时候的敌国上下，个个都守法安分，军人在社会上并没有放肆专横的行为。欧洲的自由主义思想，以及十九世纪文化的结晶，自然主义中最坚实的作品，车载斗量地在那里被介绍。”这时期是日本文学也是日本文化的黄金时代。然而日本后来逐渐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步德国法西斯的后尘，对东南亚各国实行军事扩张，搞什么“大东亚文化共荣圈”，实际就是文化侵略，日本的文学、文化从此也就走向了末路，“以后是恐怕永远也恢复不过来了”
。对日本现代文化的反文化性，郁达夫给予了强有力的批判。
郁达夫鄙称日本文化是“猴子文化”，他说：“敌国的文化，本来就是模拟文化，或可以称作猴子文化。”
的确，日本当中国文化没有输入的时候还是一个尚未开化的蛮族。直到公元 3 世纪，日本人当时称为倭人，穿的还只是把整幅布处处用线连起来，或在一块布中间开一个口，从那个口把头伸出来的一种衣服，其原始落后到什么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日本应神天皇时代（270～310），中国的汉字开始传到日本，中国的黄金、铜镜、真珠、铅丹、织锦等珍贵物品以及高度发达的文化也随倭人的来华带回日本，给荒蛮的日本以新鲜的刺激。日本人向往中国先进的文化，渴望像中国人那样过灿烂的文化生活，于是接受中国的封号，自甘下国，与中国通好。《宋书·蛮夷传》载有日本倭王武略天皇致刘顺帝的表文就自称：“封国偏远，作番于外。”从我国汉魏时，日本倭奴国倭面土国即与中国有往来。魏明帝还赠给倭女王国卑弥呼许多珍贵物品。南朝时日本遣使汉土，至隋唐而达到鼎盛。日本盛德太子时，遣使目的很明确：“万事悉欲仿效之心。”
仅有唐一代近三百年间，日本派遣唐使，留学僧等成行十三次，共五六百人，他们返国时带回有关唐朝的知识和文物，对日本建立国家制度、促进农工业生产、提高文化水平、传布佛教等都有重大影响。日本学者木宫泰彦在其《日中文化交流史》一书中说：“日本中古的制度中，一向被认为是日本固有的，一翻开唐史，却发现有好多完全是模仿唐制的。”
所以日本的文化，从模仿入手，全是中国的翻版。这种模仿一直延续到明治之后，其模仿的范围是广泛的全方位的。学术思想，照搬中国的儒家学说，朱子理学一直成为日本德川幕府时代的理论支柱。宗教以佛教经典输入最多，日本派遣学问僧也是因为中国天子“兴佛法，故遣朝拜”
的。与佛教有关的寺院建筑，也多仿造中国。如法隆寺堂塔的全部式样是南朝流派的产物；奈良朝的国分寺仿唐龙兴寺制度，大安寺则是中国的鉴真和尚去设计建造的。直到明清时代，日本的黄檗山万福寺，长崎的唐之寺以及各地修建的黄檗宗寺院，都采用了纯粹的明清建筑样式。在城建的布局格式上，日本的平安京（今京都市）平城京（今奈良市）均仿中国唐朝都城长安的模式。立国的制度，日本于大化改新（646年）后制定了律令制，政治上的行政机构仿唐制，经济上的《班田收授法》仿中国的均田制，稍后的《延喜式》是模仿唐制编成的古代法典。文学艺术上的模仿更多。在奈良朝时期，贵族社会中汉诗被认为是官方的文学，时髦的文学。奈良朝后期的《怀风藻》就是一部汉诗集。其后的纪传体《大镜》模仿司马迁的《史记》；《平家物语》《方丈记》皆用日汉混合文体。到 19 世纪上半叶，泷泽马琴（1768～1848）花二十八年时间写了一部长达一百零六卷的《南总里见八犬传》则是模仿我国的著名小说《水浒传》。日本在音乐、绘画、篆刻等艺术方面也无不模仿我国。奈良朝唐乐大为盛行。江户中期的浮世绘名家铃木春信（1725～1770）受中国仇英的影响，专画美人。室町时期画僧雪舟（1420～1506）曾到北京临摹名画，其名作《山水长卷》《秋冬山水图》等画风汲取马远、夏圭的笔法。对日本画风影响最大的是中国南宋的山水画家伊浮九和花鸟写生画家沈南。日本从中国输入汉字，其书法篆刻更是不脱对中国的模仿，简直无须举例。日本的史书，如现存最早的《古事记》采用混用汉字音训的特殊文体；《日本书记》则是模仿中国正史《隋书》本纪体，以汉文写成。日本的大型类书《秘府略》一千卷是仿照我国梁朝的《华林遍一略》、北齐的《修文殿御览》、唐朝的《艺文类聚》《初学记》《北堂书钞》《白氏六帖》等类书编成。唐玄宗时期的僧一行创制的太衍历对日本历法的改革也有密切关系。日本的印刷、纺织、工艺、铸造等技术，甚至连墓制也是仿中国的。日本九州地方古代原无营建坟丘的墓制，只是把瓮棺或粗制拼合石棺埋入土中，到了卑弥呼时代才开始营建直径达一百余步的巨大坟丘，明显是受中国墓制的影响。在日常生活方面，日本对中国的模仿也是一着不落。中国的茶从唐时传入日本，宋时日本饮茶成风，今天的日本茶道已成为一种修身养性的礼法。至于日常吃的唐式点心，胡麻豆腐、隐元豆腐、唐豆腐，黄檗馒头等中国风味的食物，也是按中国方式制的，并主客围桌共同饮食。
总之，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学习模仿涉及到佛教、儒学、诗文、医学、书法、茶道、音乐、绘画、建筑、造园、印刷等各个方面。正如郁达夫所说：“原来日本文学，在过去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因为他们在没有输入中国文化以前，根本就没有文字。自输入了中国文化以后，以中国字及由中国字里抽出来的假名字所写下来的《古事记》《日本书记》《万叶集》之类的古代文献，虽说是日本固有的文学，但谁能够保证，当写下来的时候，不曾经过那些饱受中国文化的执笔者的改造和增删？他们在文字黄金时代的产品，如藤原时代、平安朝、奈良朝时代的作品，所受的完全是中国文学的影响，《昭明文选》《白氏长庆集》《老子》《庄子》，以及《四书五经》，简直是当时日本人中间家弦户诵的书。这一个传统，一直传下来，到了明治维新的前后，还是如此。”
中国文化的泽惠真是广远渊深的。日本自大化改新（646年）开始全面模仿我国唐朝模式，直到明治之时（1868年），一千多年间，日本从蛮野步入文明，文化一步步发达起来。
本来日本可以在明治后输入西方文化，把中、西文化与日本固有文化结合起来，走向更加辉煌灿烂的文明时代。遗憾的是，日本却开历史的倒车，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随着甲午中日战争的侥胜，1895年又夺取中国的台湾省，对领土的野心越来越大。到了 20 世纪上半叶更加紧了对中国的进逼。田中奏折明白宣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于是先入侵我国的东三省，继而大举入侵中国，挑起全面侵华战争。日本人刚刚开化的文明又退入野蛮，而日本的文学艺术乃至整个文化就连日本人也自称是随这场战争“完全堕落为法西斯的奴才”
。
日本于侵华之后，伴随军事行动，开起了宣传和镇压两架机器。从此日本的文学、文化进入一片漆黑的时代。1937年 9 月，日本设立内阁情报部，后来又成立独立的政府机构“内阁情报局”，统管大本营陆海军报道部，外务省情报部以及内务省警保局图书处。这是一个宣扬国策，镇压思想的指挥部。它一成立就加强检查制度，控制报纸、杂志、广播及出版刊物，压制自由主义言论；禁止作家写作活动，剥夺其生活权利；有些思想家，文学家被捕入狱；国民被驱向战争；整个国家变成了一座大牢狱。郁达夫就这种现状严厉指出：“日本的文化，文学，以及一切，在这廿世纪的时代里，是一种完全稀有的反动，与后退的现象。”
这种反动表现在：
日本于明治之后，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作家，使日本文学在世界文坛放一异彩。这些作家早的有坪内逍遥、岛崎藤村、田山花袋、森鸥外、夏目漱石等。稍后的有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志贺直哉、德田秋声、小林多喜二等。当侵华战争爆发时，成名于明治大正时代的一批作家不为日本军部所驱使，保持沉默与独立，如宫本白合子、久保永、德永直、阿部知二等，以其作品表示出曲折的抵抗和不顺从。然而另一批作家，则在高压之下，出卖良知，出卖灵魂，堕落为日本军阀的走狗，走上一条反文学的道路。郁达夫对这批作家深恶痛绝，严词批判。他把战时的日本作家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以色情怪异为主眼的作家。他们出生于艺术派，有主智倾向，虽写毫无意义的古代生活，“多少也成了高扬武士道，提倡日本主义的帮凶犯”
。如吉川英治、白井乔二。第二类就是以走狗自甘的帮凶作家。这类作家以前曾是左翼作家、社会主义作家。可战争一来马上蜕变堕落了，如岛木健作、佐藤春夫、林芙美子、菊池宽、林房雄、片岗铁兵、小岛政二郎、石川达三等。他们受日本内阁情报部的指使，被遣发到中国来当从军作家，为日本侵略中国当吹鼓手。第三类是专为军阀唱赞歌的“喇叭作家”。这类作家实际上为日本法西斯所豢养，被派到中国当随军记者，写一些歪曲战争的报道或所谓的战争文学。如火野韦平、日比野士郎、栋田博等。第四类是军部指挥下的作家团体“农民文学恳谈会”，其目的是对本国人民作欺骗宣传，如和田传等人。对这样一批作家，郁达夫以其犀利的笔，揭露其帮凶、走狗的丑恶面目。郁达夫对菊池宽、林房雄、片岗铁兵、火野苇平都痛加批判，而于佐藤春夫则批判尤烈。佐藤春夫是明治后期的文坛新秀，他的成名作《田园的忧郁》发表的时候，郁达夫正在日本留学，非常爱读他的这部作品，以至深受佐藤的影响。郁达夫的早期代表作《沉沦》就有佐藤的“田园的忧郁”的风格。由于文学上的共同爱好，这两个异国的作家结成了深厚的友谊。郁达夫对佐藤的作品不仅非常推崇，自认为不敢望其项背，而且当 20年代后，佐藤春夫来中国访问时，郁达夫专门陪同他游玩，向他介绍中国文坛的情况。然而战争爆发后，这个自命为中国人民朋友的佐藤春夫，毛色一变成了日本“军阀的卵袋”，写作了十分恶毒的电影故事《亚细亚之子》。在这篇作品中，佐藤采用影射的方法，侮辱他昔日的中国朋友郁达夫和郭沫若，大肆吹嘘日本皇军在中国的胜利，教唆中国人去给日本人当汉奸。郁达夫对佐藤春夫的变节，严词正色痛加贬斥：“佐藤在日本，本来是以出卖中国野人头吃饭的。平常只在说中国人是如何如何的好，中国艺术是如何如何的进步等最大的颂词。而对于我们私人的交谊哩，也总算是并不十分大坏。但是毛色一变，现在的这一种阿附军阀的态度，和他平时的所说所行，又是怎么样的一种对比！”佐藤“真的比中国的娼妇还不如”，“是最下流的娼妇。”
郁达夫的批判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凛然正气和民族气概。
日本的文学在这样几类作家的笔下，其内容的荒唐反动可想而知。大致说来有这么几种。
一是鼓吹战争的文学。与日本军部早有勾结的作家小林秀雄《关于战争》一文中宣称：“必须要拿起枪来的时刻一旦到来，我将高兴地为国捐躯。我不能再作除此以外的打算，而且也认为没有必要。至于要说一个文学家为什么要拿起枪，这样的问题本来就没什么意义。因为一到战时，谁都要以一个士兵的身份去作战。”
这可以说是一篇关于战争文学的宣言，其主旨即文学家在战时要拿起手中的枪——笔，加入日本军阀的笔部队，为侵略战争作鼓吹。于是一批受日本军部驱使的作家纷纷写起所谓的战争文学。如火野苇平的《未死的兵》《泥土与士兵》《花与士兵》、上田广的《黄尘》、日比野士郎的《吴凇江》、栋田博的《班长的手记》、林芙美子的《北岸部队》等作品；还有一些本不属于专业作家的新闻记者之流，也以手记或通讯报道的形式写起了战争文学。这些作品旨在歪曲战争，鼓舞日兵的士气，很符合日本军部的需要，所以郁达夫予以揭露和批判。他说：火野苇平本名玉井胜则，作为笔部队一员从中国杭州湾登陆，到杭州、到上海、到徐州、又到广州、琼州，在中国转了一大圈后写了《麦与兵队》，作品以从军日记的形式在日本的《改造》杂志上发表以后，“日本全国上下，异口同声，说他是等于写《赛伐斯脱堡尔》的托尔斯泰，是日本这一次侵略战争所产生的最大文学家。但其实呢，这作品的平淡无味，写孙圩一场混战场面的支离灭裂，真出乎人的意想之外。像这一种作家，这一种作品，在日本已可称作最大杰作的话——尤其是最近在《文艺春秋》一月号上所发表的那篇无聊的《烟卷与兵队》——，那日本的作家，与日本的文坛，也就可想而知了”
。日本军阀是不懂什么叫文学的，他们把鼓吹战争的作家瞎吹为托尔斯泰，只能说明他们的荒谬与无知；而火氏的作品在内容上的“平淡无味”，写法上的“支离灭裂”，如此毫无价值的东西却冠以文学，正说明日本文学的倒退。当日本的文学到了除了彻底为战争鼓吹外，已再也找不到其他活路的时候，那么这种歪曲战争鼓吹战争的文学，它往后的发展也就并不如日本统治者所想的那样美妙了。尽管大批日本的文学家充作笔部队，派往中国，然而他们的精神上，一片荒芜，根本不可能创造出真正意义上的，明确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的战争文学，写出来的只能是《麦与兵队》一样的渣子。
二是所谓“农民文学”“生产文学”“大陆开拓文学”等的“国策文学”。“农民文学”“生产文学”是对战争文学的配合，协助日本军部制定的国策的进行。1938年 11 月，由和田传、岛木健作、伊藤永之介等三十多名作家组成了作家团体“农民文学恳谈会”，即郁达夫所指斥的“在军部指挥下的作家团体”，是“正在向各农村在作老爷式的宣传的一团”，“他们——如和田传——受了军部的金钱，假借农民作家的名义，到处在视察，在宣传，想把日本一般的农民反战的高潮低压下去。但是西洋镜，老早就被人家拆穿，于去年结成的当时，日本《都新闻》就有了正当的指摘，军部心劳日拙，想假了几个堕落文人欺骗民众，终于是欺骗不了的”
。那么和田传到底写了什么样的“农民文学”呢？和田传出生于日本神奈川县农村（现在属厚木市）的一个地主家庭，以他对农民生活的熟悉，战时他写了《生活的酒杯》和《大日向村》等长短篇小说，这些作品虽号称是写农民，但内容却限定在协助执行军部所制定的“国策”而不能越雷池一步的框框之内，作者不敢正视现实，不敢正面反映本国人民勃兴的反战高潮，借写农民为名而行欺骗农民之实。至于“生产文学”“大陆开拓文学”也与“农民文学”一样，宗旨为天皇服务，帮助政府推行“国策”，即侵略中国东南亚各国之策。如间宫茂辅的《矿石》、中本高子的《南部铁壶工》、桥本英吉的《坑道》、汤潜克卫的《先驱移民》、大鹿卓的《探矿日记》及小山丝子的《油页岩》等，这些作品都与“农民文学”一样，被绑在军国国策的柱子上，除了“欺骗民众”，已毫无价值可言。
三是反映色情怪异或重嚼尸骨的作品。这个时期，日本出现了一股“历史文学”思潮，一些作家退回古代、中世纪和封建社会的末期，从历史中翻尸倒骨，“只在《源氏物语》《西鹤世物语》上面打滚”，反映了日本文学内容的空虚，已走进死胡同，郁达夫称这类作品是“咬死骨、搅尸灰”
，对此嗤之以鼻。
日本的文学作品都在为军阀的侵略战争叫嚣，不论战争文学还是农民文学都染上了军国主义的色彩，就连一般的国民的文化生活也在这种恐怖的军阀统治下变得十分空虚，日本的民众没有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不准说军阀两字，也不准说一句日本人在中国战场上的丧亡。小说家石川达三的《未死的兵》，因内容涉及日兵在中国的奸淫、虐杀、掠夺的兽行，就被军部抓去坐牢，被判处监禁 4 个月，缓刑 3年，连发表这部作品的编辑也被判了同样的刑，直到石川达三声明自愿歌颂皇道军阀之后，才被放出，充作日本的笔部队，被派遣到中国来。在这样一种高压气氛下，日本人的思想被完全禁锢，一切违背军部旨意有辱皇军的言行或毫无政治色彩的日常生活都在军阀宪兵的严密监视之下。莎士比亚的戏剧不能上演，因有辱皇室或情节涉及恋爱；帝国大学里不准讲经济学史，更不准介绍美国的自由主义思想。最可笑的是“学生不许上咖啡馆，洋服不准新制，不准戴领带与穿皮鞋。战死兵士的未亡人只准笑不准哭，纽扣的铜银金属，以及身上屋内的皮革，要拿去献给政府。饭菜不得过两样，吃饭不准上三碗。”
日本的警察宪兵到处横行，日本人噤若寒蝉。
伴随着军事上的进攻，日本军阀还玩弄政治进攻、经济进攻、和平进攻、谣言进攻、毒物进攻、娼妓进攻等种种卑劣的手段，而最毒辣的是文化进攻文化侵略。日本的文化“本来就是从中国抄去的副本”
，其固有文化本来是很有限的，根本不够与中国文化相敌。然而日本人出于征服中国征服世界的狂妄和文化上的自卑，就出此下策，一方面强制推行日语或收买汉奸以奴化中国人；另一方面对中国文化实行毁灭政策。日本的用心是非常险恶的，所以郁达夫说日本人的文化侵略“才是敌人用以灭我种亡我国的一个最毒辣的计划”
。
然而日本的文化侵略如同它在中国各个战场上军事进攻一样，同样是失败了。先看日本的推行日语。日本侵占了我国的台湾省、东三省以及其他一些地区，为了使中国人忘记国族就实行奴化政策，在各沦陷区把小学教科书改为日文，强迫中国人说日本话。但是中国人进行了机智的抵抗。一是教材配备两种，公开学日文，秘密学中文，民族文化之火仍是不熄。二是教员大部分都是保持着民族精神与民族气节的中国人，他们仍把暗中教授中国文化当作是自己的神圣使命。日本的强制推行日文像俄国沙皇在波兰强制灌输俄语和德国法西斯在法国等欧洲国家推行德语一样均以失败告终。这说明，世界上任何一个伟大的民族，都不会甘于沦亡而屈服，他们都用本国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以维系与国族的感情，把自己的根深深植入本民族的土壤之中。在这样的民族心理中培养起来的深沉的民族感情是任何一种力量都无法征服的。再看对汉奸的收买。中国最大的汉奸是逊清伪政府和汪精卫集团，文人则有周作人、张资平。日本人也知道要征服中国还要实行“以华制华”。所以他们扶植废帝溥仪的满清伪政府，出钱给汪精卫的傀儡政权。然而都毫无效果。因为汉奸政府乃是全国人民的公敌，是国之败类。利用这一帮败类何以成事。另外就是那甘为汉奸走狗的堕落文人与所谓学者，如周作人之流，然而这一种毫无民族气节的丑类，早为正直的中国文化人所唾弃。郁达夫的《“文人”》就是对汉奸文人讨伐的檄文。第三就是日本的毁灭我中国文化。日本“自从侵入中国以来，一味的想摧毁我文化机关，文化种子。原也如拓碑的人，既拓得了全碑之后，想把原碑打破毁去的意思一样。”
日本对中国文化或是劫夺，抢不走的就是毁灭，这完全是文化强盗文化刽子手的行径。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毁掠，使数以万计的中国古版书籍及未印之手稿等，其中有不少是数世纪以来所罕见及未被发现的珍本，从中国的东北四省及中国的西北部大量流向美国。其原因是搜藏者怕被日本掠夺后使文化绝灭，虽售于美国尚可得到保存以便将来的研究和影印。这从反面说明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剿灭之严酷，然而“中国文化遭受了这一次野蛮人袭来的大劫，一时虽则会有重大的损失。——如文献的被劫夺偷盗，文化机关的被破坏等等”
，“敌人虽竭其全力，想毁灭我们的文化，但我一看去年一年中所出的大部总集（如《鲁迅全集》《列宁选集》、马克思的《资本论》等）之多，与各种新闻杂志创刊的众多，就可以知道我们的民族是愈有敌国外患，愈富弹力的民族”
。而中国古代的文化也在异地得到了保存。尽管日本的文化侵略，比其军事进攻、娼妓进攻更毒辣，但有数千年悠久历史所积存的丰厚文化是侵略者所剿灭不掉的，为这种文化所铸造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更是日本人所征服不了的。郁达夫以其坚定的民族文化自信断言：将来“建设东亚新文化，使敌国上下，能受到真正文化的恩惠，这责任反而还在我们的肩上，同隋唐之际，我们去开发倭夷时的情形一样。”
郁达夫是时代造就的文化战士。他对民族文化的深情，对抗战文化的执著，对创造新文化的决心，既有深度又有力度；他于战时对日本文化的批判，既有魄力又有胆识。他的文化思想，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是他对中国现代文化的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