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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继承
日本帝国主义想毁灭中国文化，而我们中华民族则必须有保护祖国文化的决心，继承五千年来的优秀文化传统。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没有灵性的民族，更是没有前途与生命力的民族；有了文化而不知珍惜继承的民族，则必然要走向灭亡。中华民族在五千年中所创造的文化，物质的精神的，乃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世界文化库藏中的瑰宝。其精华则是那种生生不息存亡绝续的中华文化精神；其表现正如郁达夫所说：“古人有抱祭器而入海，到海外来培养文化基础，做复国兴师的根底的。”
祭器作为一国祭奠民族祖先的器皿，是一国文化的象征物，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而且更主要的是这种蕴含文化意义的精神。抱祭器而入海，乃是使文化承续下去，流传下去，以祖先创造的文化团结族人，从而培养起文化基础，作为将来复国的根底。春秋时代的越国，为吴国所侵，国将亡、王受辱，而越人仍保持固有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所以才有后来的越王兴国而灭吴。当此日寇入侵中国之时，日本人想毁灭中国文化，其实质也是想切断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使其无根而断源，则中国人就成为日本人的奴隶任其蹂躏了。所以郁达夫提出要保持祖国文化，发扬光大祖国文化，“继承中国四五千年来的文化系统，阐发中华民族特有的智慧与灵性”
，其意在存续民族精神，保证民族不亡。
（二）吸收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既有创造文化的精神，又有吸收异质文化的雅量。郁达夫说：“在文化上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的雅量，我们当然自有的。”
这与以文化涵化异族一样，同样表现了高度的自信心。中国的文化史就是一部不断自身创造与吸收外来文化营养的文化史。首先是对境内少数民族文化的吸纳。战国时代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就是显例；魏晋南北朝时代，宋辽金时代，元清时代，汉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都有吸纳融合，最后形成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其次是对印度佛教文化的吸收。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土，作为一种异质的比较高级的文化，在与中国本土的儒家道家两派的斗争融合中，也已内化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并且佛教在其本土的印度不成其为主流，而在中国却是儒道佛的合一，其对中国士大夫和一般民众的精神影响也不亚于儒道，当然它是以佛学的中国化面目出现的，如佛学中对知识分子影响最大的禅宗。其三是近代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中国于明代以后，虽已有资本主义萌芽，但并没有发展形成西方的工业革命。而西方大致在与中国明代同时的文艺复兴后，英国率先进入工业革命时代，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随后欧洲各国紧紧跟上；加之哥伦布航海探险发现美洲新大陆，资本主义的冒险精神，使其对世界各地实行殖民扩张，于是也把其文化带入殖民地。日本是亚洲最早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国家，它于 19 世纪后期实行明治维新，吸收西方工业革命的物质与精神成果，又于甲午战争打败中国，遂使其强大起来。而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倒是很大部分从日本学来的。中国从近代的屡次失败中认识到中国的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这几个层面在最近的几百年里落后了，需急起直追迎头赶上，唯一的道路就是吸收，即鲁迅的“拿来主义”。所以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大批中国学生到欧美日本去留学，就在于把资本主义先进的文化吸纳过来，“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郁达夫于1913年留学日本，一去十年，学医学经济，就在于要大度吸收，从日本学得西方的文化。因此，吸收异域文化营养，显示了中华文化的开放性、融合性和吸纳性，显示了中华民族博大的文化胸襟和恢弘的文化气度。
（三）沟通
南洋华侨在南洋各埠的历史已有七八百年了，他们与祖国虽有一定的联系，在精神上心理上也认同祖国，在文化上也承续祖国文化的传统，但毕竟是在异域，受殖民地当局的统治。加之处于战争时期，与内地阻隔，文化上就尤其需要沟通，以使南洋文化血脉不断，祖国文化传统得以传存。所以，郁达夫于抗战之初来南洋也就抱了一个绝大的目的，“把南洋侨众的文化和祖国的文化来作一个有计划的沟通”。他戏称自己是“替上海孤岛上的文化人，做一个沟通的掮客”
。至于沟通的方式郁达夫所做到的是编辑刊物，通过手中的刊物发表南洋和国内作者的稿件，并把国内的文化界抗战情形告诉南洋的读者，把南洋侨民对祖国的热忱介绍给国内，以此来达成沟通。郁达夫对鲁迅、郭沫若等中国现代文化巨人的宣传评价，与国内作家老舍、柯灵的通信都发表在他手编的刊物上；又把南洋作者的稿子推荐给国内的刊物，此种做法也还是为了沟通。他创办《星洲文艺》就坦诚地表白了自己的发刊旨趣：“是希望与祖国联络，在星洲建树一文化站作为抗战建国的一翼，奋向前进的。”从这里可以看出，郁达夫并非仅仅是与国内互发稿件和一般文化信息的传递，他是借文化沟通，以建树文化站，为后来的文化复兴与建国大业作准备的。郁达夫的文化思想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又内蕴深刻的未来意义。
继承使民族文化存而不断，吸收使民族文化丰富充实，沟通则使民族文化交流联系，最终都落实在现实的抗战建国上。郁达夫的这一文化思想体现了纵向发展、横向联络与中心凸显的鲜明特征，既是传统的，又是时代的。
综上所论，郁达夫的文化思想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他自己说的“文化是民族性与民族魂的结晶”
。所谓民族性是指一个社会中一般人的人格类型。它是一个民族的整体人格，即一个民族特有的不同于它民族的思想、情操、习惯及行为方式。所谓民族魂则是指民族精神，是沉淀在一个民族思想、心理中的一个内在质素。可见郁达夫的文化思想是以民族精神为根基，以服务抗战为目的，以复兴与创造文化为未来指向，构建了郁达夫文化思想的体系。其特征表现在：（1）时代性。郁达夫认为抗战是全民族的唯一任务，因而一切文化都要以抗战为目的。抗战是时代的主潮，抗战文化则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所谓“文化界是识风浪的海鸥，我们要号吹在前，切不可悲歌在后”
，就是要文化人走在时代的最前列。（2）现实性。郁达夫不是文化学家，也不是文化史家，他的文化思想不是从纯理论出发，而是从现实出发。这就使他的思考表述是具体的、感性的、实际的，与那些文化学家的从理论到理论的形态是不同的。郁达夫对抗战中的教育问题、新闻问题、抗战文艺问题等等都是从现实的需要提出来的，虽涉及文化的方方面面，而侧重则在能为一般大众所接受并能发生趣味和热爱的文艺方面。（3）前瞻性。当中国文化在抗战中遭受毁灭之时，郁达夫已经感到了复兴文化与创造新文化乃至建设东亚新文化的问题。对历史文化要继承，对现实的抗战文化要宣传，对将来的新文化要着手创建，郁达夫文化思想的触角从过去伸向了未来，目光既深邃又富有前瞻性，表现出一个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对文化建设的非凡气度与使命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