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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寇在中国大肆毁灭文化之时，郁达夫却提出了“抗战建国，重造新文化”
的思想，这是多么惊人的文化魄力和文化胆识。
要重造新文化，首先要重视教育。“教育是创造文化的冶炉。”
“没有教育，便没有文化。”
郁达夫如此提出不免武断的观点，可见其对教育于文化的作用的认识和重视。郁达夫关于教育的论述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是教育是国家民族兴衰的根本问题。他说：“教育是百年树人的大计，是一国家一民族兴盛与衰亡所系的根本问题。无论政治、军事、经济、健康、学术、文化，等等，没有一事，不须求助于教育，完成于教育的。”
教育树人不是什么新观点，把教育提高到国家民族兴亡的高度来认识，不能不说是郁达夫非常具有历史眼光的见解。中国的教育在上古时代，学在官府，周室衰而文化下移。孔子首开私教，使官方文化流布民间，同时带来了一个私人立学的兴盛。中国的教育由此官民并行，为国家培育了大批优秀人才。教育兴盛则国家昌隆；教育衰亡则民族不振，这已为几千年的历史所证明。郁达夫这一论点是深刻的。由这一认识出发，他痛心地指出：“过去中国之衰，原因虽有种种，但教育的不振，当然是主要的基因之一。”
过去如此，那么到了抗战时期又如何呢？“中国的国运中落，致受强邻的欺压，到目下的境地，推源祸始，实在也是过去教育的不良，有以致之。”其原因又何在呢？“在专制政体，没有推翻以前，君主们只想使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所施的去势教育，自然可以不必提起。就是到了革命成功以后，三十年来的中国新教育，也因为当局者的不明教育的真谛，或则以学校为扩张政治势力的背景，或则以学生为争取个人地盘的工具，致师道无存，而所学所授的都是皮毛。所以结果大家对西洋的物质文明，只知道享受，而不知道创造；对于中国固有的精神文化，只笑为迂腐，而不知道遵行。”如此国家必然要衰亡，民族也必然会不振。因此重造新文化，教育是关键；国家要兴盛，教育是根本就不是什么耸人听闻之谈，而“从教育着手，来改建我们的国家，重振我们的民族”
则是非常意味深长的警心之语了。其二，教育是抗战建国中最重要的一个政治设施。从政治角度看教育的地位显示出郁达夫文化眼光的非同一般。抗战首要的是政治、军事、经济，教育只有投入，并不能立刻即有产出。加之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教育事业也还没有很大的发展；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又使中国的教育受到极大的破坏。那时，全民族所想到的是尽快消灭日寇恢复家园，于教育这并非当务之急的事业，就并非是所有人特别是当局者所想到的了。郁达夫则从他的抗战必胜信念出发，想到的是日本侵略者一旦被赶出国门，重建国家的重任有赖于新一代受过教育的文化者，因此“民族复兴，就要靠民族能一代一代的有进步”
。基于这一点，教育就是抗战建国中最重要的政治，确实比当时的一些所谓政治家思考的要深远。其三，是提高南洋华侨的教育水平。郁达夫初来新加坡，就发现南洋的文化环境不能和国内相比，华侨所受到的教育程度也很低，“所以，要想提高南洋的文化，第一，当从提高南洋的教育做起”
。南洋华侨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他们在抗战过程中或捐钱捐物，或返国服务，为中国的抗战作出了不小的贡献。由于他们早赴南洋，远离祖国，从他们的祖辈开始，“披荆斩棘，开辟洪荒，在南洋各埠的历史，已经有七八百年了；但自明初郑和出国的卷宗全部被焚之后，祖国和侨胞之间，就断了数百年的关系”
，因而侨民虽一代一代地延续下来，却并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加之中国的教育，因人种的关系，播迁到了南洋，又变成了和祖国大不相同的局面，使南洋华侨的教育更增加了种种困难。这虽是事实，但也并非不可解决。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南洋的教育也有文化的优势。在这里，没有同在祖国一样的旧文化的痼疾，没有像祖国同胞一样的缺少冒险和勇敢的保守病，更没有日寇的摧残文化。因此南洋的教育文化还是大有希望的。由此郁达夫认为抗战救国乃是全民族包括一切海外侨胞的大事，那么从未来建国的目的出发，提高南洋华侨的教育文化水平就不是抗战之外的事了；更何况“南洋侨民教育的新世纪，已由这一次的抗战，而渐露曙光了，只要有几个人，肯认定改善侨胞教育，为毕生的大业，孜孜兀兀，不休不息地做去，至诚终可以感人，理想也终有实现的一天”
，因此郁达夫抱有极大的信心。郁达夫是从全民族的范围和全国抗战这样大的背景下提出南洋的教育问题，他认为南洋教育水平提高，有利于祖国文化的保存流传，更重要的是使南洋华侨从所受教育的祖国文化中永远认同祖国，永远与祖国血脉一贯，永远想到自己的根在祖国。郁达夫对教育的思考与认识确是非常深刻的。
要重造新文化，其次则是新闻。新闻事业“是文化事业中最有力的开路队”
。郁达夫是深知新闻的现实作用的，尤其是抗战这个非常时期，新闻的力量实不亚于飞机大炮的力量。郁达夫自己到南洋，就放弃了计划中的长篇小说创作，而全身心地投入抗战的新闻宣传。他在主笔《星洲日报》时，写了数十篇社论，评论国际政治军事形势，分析国内战况情形，宣传文化工作者的为国助赈的义举。他还编辑了《星洲日报》的《晨星》《繁星》副刊，以及《教育周刊》《星光画报》文艺版、《华侨周报》等，直接从事新闻宣传，而且他于新闻宣传也有自己的见解。“时至近代，政治、经济、工业、教育诸部门愈发达，言论宣传之职分，自亦随之而更加重要。欧美各国，无论其政制为独裁，抑为民主，对于宣传一事，总半步不肯放松。苏联革命之所以得成功，人皆谓为实由于宣传之得力；而宣传之工具，当无有比报纸更广泛而普及者，现代报纸之日新月异，进步不已，势固有所必至也。”
新闻宣传关系到革命的能否成功；而抗战之时，新闻宣传则关系到抗战的能否胜利。这种对新闻宣传的普遍意义与抗战时期现实功利性的认识符合新闻的特点。
要重造新文化，其三则是文艺。郁达夫认为，文化是多方面的，它有广狭之分。“广义的文化，则凡一切自然界物，曾经过人力的修造改进的东西，都是文化货财，所以广义的文化，几乎可以包括宇宙；如行政、国防、道路、电力、水力、渔业、气候调整、日光利用等，都是文化工作”
；而狭义的文化则指精神文化。在精神文化中的文艺，则“比一切科学教育，还更有力量；原因是系以情感来推动智力的缘故”
。作为文学家的郁达夫，对文艺的创作情形及其规律的把握，当然比之对教育与新闻更熟悉，他写了近百篇文艺论文，对战时中国的文艺发表了许多很有见地的观点。第一，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郁达夫认为，在全国抗战的情势下，文艺“必须与政治有紧密的联系”
。郁达夫早期的文艺观点是文艺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主张作家写主观，写自我，写内心体验，写个人感受。抗战以后，中国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郁达夫的文艺思想也随时代而发展。他感到文艺家若是再去咀嚼一己的私情，未免太脱离现实了。时代的要求是表现抗战，这是中国最大的政治；文艺作为时代的产物，当然要与政治紧密联系起来，并且还要走向大众化、通俗化。因为，“在政治飞跃的时代（大战或大变动的时代），太高的纯文艺是会赶不上时代的”；而“文艺假使过于独善，不与大众及现实政治发生关系的时候，则象牙之塔，终于会变成古墓”
。郁达夫是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纯文艺观的。中国新文学从一开始，“为人生”“为艺术”两种文艺观就并行着争论着。“为人生”的文艺观又发展为“为大众”“为普罗”到抗战的“为政治”也就是“为抗战”。郁达夫早期的文艺观毫无疑问有“为艺术”的倾向，后来他又提出“文艺上的阶级斗争”，“文艺为大众”，直到此时的文艺“必须与政治有紧密的联系”。这与他感受到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社会现实生活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抗战。他曾亲临徐州等地前线劳军，这对他文艺观的转变起了推动作用。应该指出的是，文艺与政治发生紧密联系，这当然是战时的一种特殊情形，并非是文艺必须在每一个时代都要与那个时代的政治发生联系；若成了这样一个定则，那么文艺就成了政治的传声筒，附庸物，而最终消灭了文艺。这就不是郁达夫所希望的了。所以他对“故意踏高跷，唱高调，表示是文艺跑在政治的先头几百年”
也并不以为然。第二，抗战文艺是“广义的文艺”。郁达夫认为，抗战是我们全民族唯一的任务，作为反映抗战的作品，“不问大文章小品，八股七股，只教是与抗战有益的东西，在这时候，都可以成立，都可算作广义的文艺”
。郁达夫是从政治宣传的角度来看文艺的，所以他把文艺的体裁放得很宽泛，不管是小说戏剧这些纯文学体裁，即使是歌唱、宣传短剧，乃至弹词、京词、大鼓书这样的形式也在广义的文学范畴内；而所有这些体裁在内容上的共同点就是题材上要取诸目下正在进行中的战事。从鼓舞民众这个角度出发，他在众多文艺体裁中最推重的是报告文学和戏剧。郁达夫认为小说“因为它的宣传力不够”，“比起动的，复杂的，立体的戏剧电影来说，当然要差得多”
。戏剧之所以比小说易于为大众接受，是“因为他的感动力大，教育范围广，而且很容易使一般和文化不接近的人发生出趣味和热爱来”
。所以郁达夫对曹禺的《雷雨》《原野》、华汉的《前夜》、阳翰笙的《塞上风光》、田汉的《永定河畔》等戏剧从剧本内容到演员的表演都热情撰文予以评介。报告文学在宣传抗战方面则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郁达夫兴奋地指出：“自从我们的神圣抗战发动以来，在国内外的新闻杂志上发现得最多，吸收读者的注意力也最大的，谁也知道，是报告文学这一类型的写作。”
事实也确实如此。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发表的报告文学集有 140种之多，是非常有效地发挥了宣传抗战的作用，显示了报告文学文艺轻骑兵的功能。第三，抗战文艺有“差不多”倾向，“未可厚非”。抗战文艺除了形式上的“广义性”特征外，就是内容上的“差不多”倾向。由于都是以战事为题材，反映抗战中的人物，这就使很多文艺作品雷同化、公式化，所谓“差不多”。这种现象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因而有人把抗战文艺讥为“抗战八股”。对此，郁达夫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公式化或八股化，无论是抗战文艺还是其他文艺，乃至一切事情上都是有的，都会出现“差不多”倾向，“未可厚非”
。由于文艺家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生死绝续的大时代，所表现的人物是中华民族挺身而起的普通民众，所生活的环境则是日寇侵凌之下危险到了万分的环境，因而在这三个大条件下所产生的现阶段的中国文学即抗战文艺，当然就免不了有“差不多”倾向，这是万不得已的事情；除非你是汉奸，或是侵略者的帮凶，否则，抗战文艺就绝不会有鼓吹不抵抗，或主张投降议和的内容。郁达夫对文艺倾向的一致，文艺作品内在意识的明确而不游移，认为并不是文艺的坏处，反而是文艺健全性的证明。这对当时文艺界有人提出“与抗战无关”的文艺观是非常尖锐的批评，对维护和推动抗战文艺的健康发展也起了积极的作用。这当然并不是说郁达夫赞成文艺的公式化、雷同化，他对那种“单纯、浅薄、固定化了的所谓像八股文一样的形式”
也知道是不好的，因而他提出了救治的方法，那就是以充实的生活和泼刺的生命来赋予文艺以丰富的内容，并遵循文艺创作一般的规律，就是说抗战文艺也要有文艺性。
郁达夫在抗战之时，就提出要“重造新文化”，并且在教育、新闻、文艺诸方面发表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见解，其可贵之处在于他的文化观具有前瞻性。当文化遭受炮火的毁灭他想到的是恢复；当人们还仅是着眼于现实服务的功利目的，他已想到建国后未来的重建；当一些文学家在抗战之时还抱着写“与抗战无关”的所谓纯文学时，他却提出“没有教育，便没有文化”的惊世之论。他文化眼光的长远，文化思想的宏深，已越过了文学的固有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