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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的散文在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20年代《感伤的行旅》凄恻动人；30年代的《屐痕处处》则风神潇洒，代表了他散文的风格。到了南洋时期，他的散文已完全没有青春期的哀怨感伤，连他最为人称道、自己又乐此不疲的游记也很少写作了。他为中国人民在那场神圣的民族战争中所表现出的觉醒与牺牲精神所鼓舞，为那些优秀的知识分子以艺报国的节操所振奋。他写作了大量的政论、杂文；纯文艺的散文量虽不多，却是他一生散文创作中思想性最强的部分。
郁达夫于 1938年底到达新加坡，1942年撤退到苏门答腊，在星洲生活了三年时间，创作的艺术散文只有十多篇，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记游，有《槟城三宿记》《马六甲记游》；二是记事，有《覆车小记》《在警报声里》；三是记人，有《回忆鲁迅》《与悲鸿的再遇》《为郭沫若庆祝五十诞辰》《敬悼许地山先生》等。
郁达夫是一个酷爱旅行喜欢探幽访胜的人。30年代他在江、浙、闽一带纵情遨游山水的时候，心里还想着能到南洋各地去一游。现在他真的来到了南洋，他那支惯写游记的生花妙笔，却并没有来得及为那异国的迷人风光多点染上些诗情，只写下《槟城三宿记》和《马六甲记游》这两篇，然而这两篇散文，特别是《马六甲记游》实是他游记散文的精品。《马六甲记游》是郁达夫游记的最后一篇，又是非常精彩、极富有深层民族文化情感的一篇，它不愧是郁达夫游记散文的压卷之作。《槟城三宿记》早于《马六甲记游》，写于郁达夫刚到新加坡，应槟城文艺界的邀请作中国作家在抗日中情况的报告，随之和友人同游他称之为“东方花县”的“槟榔屿”。文章记述了他在槟城一住三宿畅游这“东方花县”的魂梦摇摇的恋情。槟城毕竟不同于家乡富阳啊，郁达夫陶醉了，而最让他陶醉的还是第二天登游升旗山。郁达夫在感兴之余，忽听身边友人的“这景象有点儿像庐山，大好河山，要几时才收复得来！你的诗料，收集起来了没有？”这么一唤，情感突地一激，转变深沉起来，眼前的秋菊，梦中的庐山却成了触绪伤情的种子：
好山多半被云遮，
北望中原路正赊。
高处旗升风日淡，
南天冬尽见秋花。
郁达夫与南宋诗人陆游有同样的感慨：北望中原路途正遥；异域秋花，不正是陶潜之菊？而这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象征的名花在自己的祖国早已被日寇的铁蹄蹂碎。
匡庐曾记昔年游，
挂席名山孟氏舟。
谁分仓皇南渡口，
一瓢犹得住瀛洲。
此番远渡南洋毕竟是为抗战计而暂时的，不论自己到了什么地步，相信抗战是必胜的，自己最终还是要回到祖国去的。那飘逸潇洒之文忽插入感慨系之之情，使得这篇记游文显得凝重了。
这次北马之游之后，郁达夫就全身心地投入《星洲日报》等副刊的编辑与撰写政论的工作，无暇再游。直到一年半后的 1940年 6 月，“为想把满身的战时尘滓暂时洗刷一下”，从新加坡到吉隆坡去替一爱国团体上演曹禺的《原野》揭幕，这才有去马六甲一游之便。马六甲市是面积仅有七百二十平方英里的南洋群岛中最大的岛屿，郁达夫娓娓地向我们叙说着马六甲名的来历以及它的历史演变。这个小小的港口，在近几百年的历史中，却已经历了中国、葡萄牙、荷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管辖，再复归荷属，最后又到了英国人手中，历史虽短，而“这中间的杀伐流血，以及无名英雄的为国捐躯、为公殉义的伟烈丰功，又有谁能够仔细说得尽哩！”这种历史的沧桑感是郁达夫 30年代的山水游记所少有的。“杀伐流血”“为国捐躯”“为公殉义”又令人很自然地联想到国内正在进行的抗战。走到圣保罗教堂，那已是“颓垣残壁”，昔日的“壮丽堂皇”已不复见。郁达夫站在这块 500年前郑和下南洋到达的地方，面对眼前之景，想起的却是“大陆国民不善经营海外殖民事业的缺憾”，深感到中国人缺乏那远地拓土的冒险精神，政府更无深谋远虑的思想；鸦片战后，中国累败于夷敌，直到现在更被强邻压境，弄得半壁江山尽染上腥污，“痛何言哉”！郁达夫手抚残垒而目注关山，忧心深远，伤情难抑。欧洲殖民主义者在小岛上的遗迹并没引起他太多的注意，他那思古的情怀，寻觅着的是青云亭坟山上的三宝殿，他要向这位比发现美洲新大陆的哥伦布还要早的探险的明朝大航海家郑和表示“致敬”，他要寻觅 300年以前来此开荒的远祖的遗踪，他要参拜不愿为满清异族统治而逃来南洋的明末遗民在这里建起的佛庙青云亭，他的思绪远接古代，与那些昔日的中华民族的英雄们进行心灵的对话，因为时下的中国已是国破山河碎，国人们多么需要远祖的英雄们那种艰辛拓土的精神把入侵者赶走。郁达夫并不是在发思古之幽情，他追想历史，而遥接古人，则是想为现实注入一种失落了的精神，他探古寻找的正是这种精神。这样历史与现实有了结合点，游记也不复是娱山乐水述性咏情的闲文了。虽然文笔在有些段落仍不失过去的清新潇洒，毕竟情思更深，感怀尤沉，我们再也看不到筑“风雨茅庐”，览浙东景物的隐士式的郁达夫了。在我们面前的则是抚今追昔忧国忧民的陆游式的南渡诗人。
星洲三年，郁达夫只有这么两篇游记，《槟城三宿记》不免有些“应酬的虚文”
，而《马六甲记游》乃一时之名文，那清丽畅达的语言，寄慨遥深的感怀，奇气勃郁的描写，曾为马亚文化界广为传诵。这两篇游记散文的共同思想特色在于它具有一种沉甸甸厚重的历史感与现实感，作家无论是登升旗山还是拜三宝殿，都能从眼前之景与历史古迹中感受到现实的风云之气，并越过自然与历史的烟云透示时代的风惨色变，让人于陶家秋菊、青云佛庙的沉吟默祷中，神思遥接上国内的抗日烽火，使读者随诗人的层云荡胸一起感奋昂首：“北望中原……”；在艺术上，郁达夫仍保持着他游记散文那一贯的吟咏诗词，点缀传说的特色，只是这时文中的插诗不是游戏笔墨，也不是为逞才情，而是对景对物有感而发，所以有一种沉重感，悲凉味；历史传说的叙述，古事古迹的谈讲，也不是山水之中的装点，逗人游兴的名物，它已经渗透了现实的汁液，让人从古风的峻急浑重中去领悟那种仍为今天所需的正义感和使命意识。
郁达夫的记事散文也只有两篇。
《覆车小记》是记叙他在“东方花县”的槟城三宿之后返吉隆坡的途中，火车出轨，一场惊险，终于又平安返回的事。作家于惊险之中犹能保持镇定，而不失绅士风度；与马来路工交涉搬运行李则把孔方兄一讽，也颇具意趣。
《在警报声里》则是这个时期一篇重要的散文。此文并非是记新加坡的事，而是追记在国内在徐州劳军时听抗日师长池峰城讲述在台儿庄打敌寇的事。文章也发表在国内的《抗战文艺》第 4 卷第 2 期上（1939年 4 月 25 日），可见这是一篇“抗战”散文，比游记散文表达思想感情当然可以来得更直接些。郁达夫用一副平朴简洁的笔为我们刻画出一位“在台儿庄打过一次大胜仗的英雄”池峰城，又用一副凝重深沉的笔为我们塑造了一位爱国的农妇和四十七位敢死的义士的形象。农妇冒着生命危险偷渡过河来报告消息，四十七位义士英勇杀敌，最后全部壮烈牺牲。抗日战争激发起了人民伟大的民族情感和神圣的爱国精神，作家为有这样爱国的农妇和敢死的义士而感到了抗战的必胜。叙事节奏快捷，感情激越深沉，语言质实，笔触凝重。在郁达夫所有散文中，此篇最有激愤之气，音调也最雄厉。郁达夫 20年代的散文多感伤悲怨之情，虽不乏愤世之音，终不过是个人的失意失业而对社会发出的控诉，不似《在警报声里》，个人只是伟大行动与献身义士的叙述者，情感的抒发也不再是个人一时的愤懑，而是全民族的胜利的呼唤和“复仇”的呐喊。
郁达夫在抗日战争中是自觉地把个人融入民族的洪流之中，从小我到大我实现了人生的巨大超越。
这一超越在他的第三类散文中，我们会看得更鲜明更突出，这类记人散文又可分为悼念和记叙两组。
《与悲鸿的再遇》《印人张斯仁先生》《紫罗兰女士速写像题记》《刘海粟教授》等，是他记叙南来星洲以艺报国的艺术家的事迹。抗战爆发后，他们为筹集赈款，远赴南洋，献艺献技，表现了中国艺术家受战争的洗礼而迸发出来的报国精神。郁达夫为他们的义举振臂唤呼，他在这组散文中，贯穿一个主题，就是对艺术家“以艺报国”的赞扬与歌颂。语言欢欣明快，文风热情洋溢，行文挥洒自如，记往述旧、论古道今、谈印说画，或娓娓叙述、或议论风发、或慷慨激昂，文气一贯而下，而警言警句，醒人耳目。徐悲鸿的国画，思想“深沉而有力”，因为他深藏着“艺术报国的苦心”（《与悲鸿的再遇》）。“从事篆刻的人，和用印的人，却要有人格作背景”，“张先生的篆刻，是有与此同等的人格在作他的背景的”。看他刻的印真“是力的表现，也就是强敌侵凌我国的这时代精神的反映”（《印人张斯仁先生》）。郁达夫评画评印，首先重视的是艺术家的思想与人格。是的，有思想、有人格，美术品则自成高格。艺术家筹集赈款以艺报国，这就是艺术家之心，以此心治艺，心洁，艺精；以此心报国也就可“在抗战建国的功勋史上”（《印人张斯仁先生》）占有一席地位。《紫罗兰女士速写像题记》记一位从北伐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小女孩，经历了革命的历炼，“已变成了一个晓得为国家民族竭尽全力的好国民”。郁达夫盛赞她“牺牲一切，奉仕艺术的精神”，更肯定她“把艺术和社会，艺术和国家民族”自觉联系起来的思想。对艺术大师刘海粟，赞扬之情不胜言表，大师“为国家筹得赈款达数百万元，是实实在在，已经很有效地尽了他报国的责任了”（《刘海粟大师星华义赈画展目录序》）。《为祝郭沫若诞辰五十周年》，郁达夫连写两篇文章，于忆往述旧叙友谊之外，更赞扬他离别妻儿回国抗战的壮举，郁达夫欲借助祝这位文化界巨人的诞辰，来消除中国历史上文人相轻的旧习，使文化人团结在抗战这面旗帜下，去共同奋斗。这些散文，宣传抗战思想，弘扬艺术家的抗战精神，以立意取胜，并没想到要刻意为文，所以信手写来，不枝不蔓，文到情随，言尽而止，显得十分干净利落。
代表他后期散文最高成就的是一组悼念师友兄长之作。郁达夫是倾注了生命的最后几年的力量来写作这组作品的。他的爱与憎，他的热情与正义，他的思想与人格，他的精神风貌与松柏节操，在这组散文中，最能看得清楚。《回忆鲁迅》是郁达夫散文中篇幅最长而写法最灵活洒脱，艺术上也最精美的名篇。它对为研究鲁迅生平提供的史料价值就足以为人瞩目，更加以艺术上的匠心独运，使这篇在众多回忆鲁迅生平的文章中特别突出。郁达夫与鲁迅有十多年的交往，感情颇深，对鲁迅的生活、思想、习惯、性格十分熟悉。确实，要写出鲁迅的伟大是不那么容易的，郁达夫却能够从平凡着手，写鲁迅的抽烟、喝酒，写他与许广平的深心相知的感情，写他对儿子笑的天真，写他受恶青年的骗而仍热心扶持上进的青年，写他对敌人毫不留情地揭露斗争……鲁迅作为一个平凡的人的喜怒哀乐，作为一个伟人的心灵世界，通过郁达夫那支笔得到生动传神的描绘。在写法上，郁达夫受到俄国作家高尔基写的关于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回忆的影响。高尔基用笔记体形式，写了 44 小节，每节有长有短，是高尔基与托尔斯泰交流中对托氏生活、思想、性格以及对文艺的看法的记录。文笔很活泼、灵动。郁达夫也是采用这种笔记体，把十多年交往中的一个个生活片断组接起来，似不相续又实相连，交叉穿插，前缀后补，鲁迅先生的全貌就跃然纸上了。
郁达夫在南洋为扶植当地的青年文学爱好者倾注了很大心力。《悼诗人冯蕉衣》记录他对冯蕉衣生活的帮助与艺术的指导，更对这位富有文学才华而纯真、年仅 27 岁的青年抒情诗人的死表示深深的惋惜。日本侵略中国，造成无数中国人的不幸与死亡，许多有才华有作为的诗人、作家因贫病交加颠沛流离而不幸过早去世，未能展其英才，又何止是一个冯蕉衣！作家的母亲和长兄郁曼陀也是在抗日战争中去世的，郁达夫的《悼胞兄曼陀》就是对其大哥的深切悼念之文。郁达夫在这篇悼文中强压骨肉悲情，由长兄的遇难而及母亲也在这场战争中被杀，把个人的感情升华到民族国家的情感中去，这种家族的血海深仇，郁达夫却能控制住，他说：“这一次的敌寇来侵，殉国殉职的志士仁人太多了，对于个人的情感，似乎在向民族国家的大范围的情感一方面转向。”这话说得多好！郁达夫从大处着眼，从深处着想，显示其很高的思想境界，不仅从自我走出，更从这场战争对国民的情感洗炼的角度，看到一种深藏于国民心理中可贵的质素，那就是民族文化心理中那种卑劣自私情感被国家民族的大情感所代替：“从我个人的这小小心理变迁来下判断，则这次敌寇的来侵，影响及于一般国民的感情转变的力量，实在是很大很大。自私的，执着于小我的那一种情感，至少至少，在中国各沦陷地同胞的心里，我想，是可以一扫而光了。就单从这一方面来说，也可以算是这一次我们抗战的一大收获。”郁达夫在文章中对长兄，只是简介其生平经历，于其精神、品格留待他人去评价，自己是完全站在国家民族利益的立场上，去看长兄被害的事件，其结论超出以弟评兄的一般悼念的常情，不落俗套，独标高格，是其怀人文中不同凡响的一篇佳作，恰好与《回忆鲁迅》前后辉映。忆鲁迅，娓婉而情深；悼长兄，庄敬而怀高。忆鲁迅叙琐事不失轨范；悼长兄由一家而及国族。或长或短，皆成妙文。郁达夫的悼念文能把握情感的分寸，来调整艺术的尺度，叙事不花哨，评价不拔高。这在他早期的怀人文如《志摩在回忆里》是这样，后期的《敬悼许地山先生》也是如此。这篇悼许地山的文章写于 1941年 11 月 8 日，是郁达夫离开新加坡前两个月所写的最后一篇散文，也是其散文创作历程的终结点。郁达夫着意于许地山对新文学贡献的评价，从他的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变而为苍劲坚实的现实主义，郁达夫皆予肯定，而更推重他的抗战中的力作《铁鱼的鳃》，由此而及他的死，是中国文化界的一大损失。这样而落到对许地山人品文品的敬重就不虚空了。“许先生的为人，他的治学精神，以及抗战事起后，他的为国家民族尽瘁服役的诸种劳绩，我是无时无地不在佩服的。”读来觉得是真情，读后觉得是挚文。
郁达夫的南洋散文，在思想性上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无论是记游还是记事、记人，都是以一切为了抗战作主题而贯穿于所有的文章。这和他这个时期所写的政论、杂文在倾向上是一致的，也实践了他来南洋是为了抗战而开辟新文化战场的目的。因而文章的思想意义高于艺术价值。从《感伤的行旅》开始，郁达夫的散文不免自怨自艾，自叹自怜；到《屐痕处处》又是一副名士派隐士派作风。文章虽然更精致纯粹了，风花雪月着上个人情绪，山水源洞染上些时代的色彩，不能说没有一点烟火气，终觉得与那个时代人民的生活远了些，隔了些，缥缈了些。看了他在南洋的这些散文篇篇关注现实，紧扣时代，由于在思想上把国家民族大事萦绕于怀，因而在艺术上更注意个人感情的节制，语言脱去早年的铺陈，而求简约凝炼，句式短，节奏快，在结构上像是漫不经心随意而成，却也并不乏精心构思之作。
总的来说，郁达夫南洋时期的散文，思想执著于现实，风格趋向于凝重，艺术上可说是他散文创作的第三个高峰，只是由于创作的量太少，而没能够使其特色更形彰显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