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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文首先要学做人，而做一个什么样的作家，则是作文的关键。郁达夫对此有极为深刻的论述。他说：“文艺作品，是一个全人格的具体化。”
这个人格对作家来说，最重要的乃是要坚守气节，“文人的可贵，是贵在他有坚实的节操，和卓越的见识”
。在这中日交战的时节，对诗人作家自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时穷节乃见，古人所说的非至岁寒，不能见松柏之坚贞，自是确语。”
所以他特别推崇南宋的爱国诗人文天祥和谢翱，临大辱而不屈，坚守民族气节。相比之下，在抗战中投敌的周作人、张资平丧失气节，终成民族罪人，为人民所不齿。郁达夫不顾昔日交谊，撰写《“文人”》一文予以痛斥。郁达夫的见解以及他后来的以身殉国，给予南洋文学作者的思想影响和人格塑造是既深且巨的。郁达夫还针对中国自古以来“文人相轻”的毛病，提出，大敌当前，作家应坚持团结，一致对外。他深刻指出：“中国向来有‘文人相轻’的一句成语，所以弄得相轻而至相斗，在中国文化史上，其例着实不少。”
而“文人相轻”实质上乃是“文人自负的一个反面真理”
。这无论在大陆还是在海外皆然。郁达夫从民族劣根性角度指出南洋文艺界存在的这一毛病及在抗战后发生的可喜的变化，强调文化人团结的意义，热切希望：“我们要利用这一个敌寇侵凌的时机，来造成一种文人相亲相爱，大家能虚怀团结的空气。”
由此可见，郁达夫之所以能成为南洋文化界的领袖人物，就在于他坚决反对“文人相轻”，而以“文人团结”相号召。
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除了人格的培养外，还要有一种“吃苦耐劳”的精神。郁达夫对此也特别强调。战时作家，生活都比较艰苦，待遇也很微薄，甚至有的作家竟死于贫病交迫之中。但是，尽管如此，“对于物质享有，他决不能因自己是文人之故，而非要和一般民众或工友不同，非超出在他们之上不可的。”
只有经受得起不幸，痛苦与磨难，经受得起炼狱般的考验，“在文士之中，才会产生出意志坚强，不畏艰苦的伟人杰士来”
。因为“在艰难奋斗的环境中锻炼出来的文人，总比生长在温暖逸乐的环境中的人，要坚强伟大，却是自然的结果。”
总之，要成为一个无愧于中华民族的真正作家，首先要以“人格作背景”
，坚守民族气节，坚持团结，并能吃苦耐劳。由此几点，郁达夫为南洋文学作者指明了一条通向成功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