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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战时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郁达夫有颇多的论述。在到新加坡之前，郁达夫对战时文学的内容就明显地不同于提倡“与抗战无关论”者的看法。他指出战时文学的内容应“以战事为题材。作强有力的宣传文学，所谓‘差不多’的现象当然是不能避免，并且也不必避免”
。这一观点到了南洋后又得到进一步发展。他说：“在这时期，只有抗战是我们全民族唯一的任务，差不多也好，差得多也好，只教与抗战有裨益的作品文字，多多益善。”
“在这一个全民抗战的时期里，文艺作者，要想写些与时代有关的作品，题材当然要取诸目下正在进行中的战事，或与战事直接间接紧相连系着的种种现象。”
当然，战争给个人家庭也带来了不幸和灾难，但是，“现在，则大批的人在那里死，那里逃，也在那里被敌寇们强奸，个人的恋爱，个人的生死，以及个人的感情的起伏，在这一大时代里，当然再也唤不起大众的注意来了”
。总之，在这抗战的伟大时代，文学作品必须紧跟时代，反映全民族奋勇抗战的精神。
这当然不是去宣扬战争，恰恰相反，是为了诅咒战争。对战争的描写，既要写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虐杀、掳掠、奸淫的罪行，同时也表达对中国人民英勇抗战无畏牺牲精神的歌颂，从而激扬民气，鼓舞民心，振起全民族抗战的勇气。把握住战争的内容，也就把握住了时代精神。郁达夫对南洋文学创作内容的规定，带有那个特定历史时期鲜明的时代特征。要描写战争，就必然地要写人。正面人物好写，如何写好敌人，这是一个严肃的文学创作课题。郁达夫以其理论勇气大胆提出了“从兽性中发掘人性”的命题。他看到反映抗战的文学作品所描写的敌人，一个个都是青面獠牙，杀人不怕血腥臭的恶鬼，这种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使作品失去了真实性，也削弱了文艺的宣传作用和战斗作用，所以他大胆地要文艺作者努力从“兽性中去发掘人性”。他说：“人性里带有兽性，同兽性里带有人性一样。敌人的残暴恶毒，虽是一般的现象，但兽尚且有时会表露人性，人终也有时会表现本性的无疑。”就如“敌人中间，也有的是被迫而来，不失本性的人，我们但从各俘虏的忏悔，及各战地敌尸身上搜出来的日记、通信等文件里一看就可以明白。”
郁达夫这一观点在中国人民反日高潮中出现，似乎很不和谐，但它符合文学创作原理，起码具有这样几点意义：一是理论价值。写敌人的人性，已完全超出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走出情感一味愤恨的单一模式，要求作家作出理性审视。这种思想及其提出的理论勇气在战时作家或文艺理论家的著作中似乎还是很少见的。二是对文学与政治紧密联系也是一个补充。战时文学为政治服务，难免出现“差不多”、公式化、概念化的弊端，而正确写好人物，尤其是写好敌人（这确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就可以使作品立起来，使政治倾向性通过人物表现出来。三是突出了文学的特性即文学性。抗战文学固然要有宣传的功能，这种功利性追求是无可置疑的，但它首先必须是文学，要有文学性。写人性中的兽性，兽性中的人性，对文学创作者来说，就不能单单从宣传的效用出发，还应该从文学的特性来考虑，最终达到文学宣传的目的。
至于文学作品的形式，郁达夫则从文学体裁、语言文字、写作技法等多方面发表了见解。
郁达夫指出，在战争期间，虚构的叙事文学如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由于作家对生活印象的浮浅等方面的原因一时不易产生，所以，许多作家“都放弃了结构、布局、幻想、涂色等种种空灵的把戏”
，而转向纪实的报告文学。以浪漫主义的主观抒情风格闻名于世的郁达夫对此变化毫不感到失落。战争改变了文艺发展的正常走向，在戏剧体裁中，最繁盛的是宣传短剧与歌剧；在诗歌体裁中，则朗诵诗成为诗坛的大宗；而报告文学则成为叙事文学的主体。这是时代使然，是现实生活的需要。所以郁达夫顺应文学发展这一时代规律，对已成文学体裁主体形式的报告文学大加提倡。他说：“我们所在提倡，而事实上也收获最大的报告文学”是抗战文艺“这一个潮流里的特殊浪花。”他预言：报告文学体裁“在战事不止，世界大战的威胁不除去以前，自然只有增长的趋势。”
报告文学作为文学领域中的轻骑兵，在抗战初期，在迅速报道前线战斗生活方面发挥了其他文体无法比拟的作用。如《两个俘虏》（无虚）、《八路军七将领》（刘白羽）、《西线随征记》（舒群）、《北方的原野》（碧野）、《战地书简》（姚雪垠）、《西线风云》（范长江）、《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卞之琳）等作品在当时都产生过积极的影响。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大后方出版的报告文学集有 140 种之多。郁达夫在国内时曾到徐州、台儿庄等地劳军，后来写下了报告文学作品《平汉陇海津浦的一带》《黄河南岸》与《在警报声里》。因而他向南洋文学界特别介绍报告文学这一体裁，不仅在多篇文章中论及，还撰写了《报告文学》这篇专文阐述了这种文体的起源、名称、定义以及在战时的意义和价值。他说：“现在，又有许多人在说报告文学的太多太刻板化，但我却以为这并不是坏现象。在中国目下的情形之下，要想用准确的现实，来写出足以动人，足以致用的文学来，自然以取这一个报告文学的形式，最为简捷。各地的通讯运动，作者上前线后的观感与报告，在敌人后方游击区域的我军的行动和战略，都是绝好的报告文学的资料。这些资料，只能在炮火声里，赶路途中，草草整出，写出的东西，要想它们写得和在太平时候一样的美丽、完整，当然是办不到的。而将来的中华民族解放史的大部分材料，当然也就是从这些报告堆里去分排建筑起来的无疑。所以，在最近的将来，这报告文学的风行，还必然地有继续的可能；即使到了抗战胜利，大规模地开始复兴建设的期间，这报告文学也还有它特殊的功用。”
郁达夫把报告文学当做实录的信史，看到它将来的历史价值，这与当时一些资产阶级贵族文人贬低这一文体，极力否定它的文学性，从而进一步否定它的历史真实性，是大相径庭的。郁达夫不仅在理论上宣传，而且还实际地倡导。他主编的《星洲日报》文艺副刊《晨星》与《总汇新报·文会》版联合发起集体创作“马来亚一日”征稿活动，为此他特发表了《再来提倡〈马来亚的一日〉》《〈马来亚的一日〉试征规约》等文予以大力宣传。新加坡、马来亚各地作者踊跃投稿，成为星马文艺界的一大盛举；而他预言报告文学在将来也会继续风行，也已为 20 世纪 80年代反映改革开放的报告文学潮所证实。
在语言与写作技巧方面，郁达夫写有《语言与文字》和《写作闲谈》等文章。前文从文化角度，谈语言文字与祖国的关系，最后得出结论：“祖国的语言文字，就是祖国的灵魂，我们要拥护祖国，就不得不先拥护我们的语言与文字。”
郁达夫从民族存亡的高度，引征台湾政府禁读中文和都德的《最后一课》，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做这样的类比其意在于激发南洋华侨包括文学作者从学习祖国的语言文字进而热爱自己的祖国和民族。郁达夫热情洋溢地说：“中国的文字……是最优美、最富于意义的一种。我们平时虽则并不会觉得祖国语言，与祖国文字之可亲可贵，但当受到最后一课的时候，就能感觉到这一种语言，这一种文字，对我们是如何地可宝贵的东西了。”
这已经超出一般谈文学语言的范围，但却是最本质意义上的谈文学语言。后文则从“文体”“文章的起头”“结局”具体地讲写作的技巧。在其他文章中，如《战时文艺作品的题材与形式等》一文中，也谈到如何运用第二手材料写前线的战事，如何运用“反射面的写法”等。这些文章对南洋文学创作的指导是具体而入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