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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早年信奉“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
，而此时已不再固守这一主情主义观点，认为：在抗战的今日，文艺“必须与政治有紧密的联系”
。这一观点对南洋的文学创作有决定性影响，它关系到文学创作的方向性问题。文学是时代的产物，文学创作必须紧随时代的步伐；而全民抗战正是时代的主潮，是当时最大的政治，作为时代记录者的作家当然要以此为文学创作的主题。郁达夫把文艺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仅反映了他文艺思想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他站在时代的高度来审视文艺，使南洋的文学创作沿着正确的道路健康地发展。郁达夫从“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转向现实主义文艺观，是受了抗战这个大时代的影响的。他在美国纯文艺杂志《默叩利》停刊后，总结出两个教训：一是当政治处于大战或大变动的时代，纯文艺会跟不上时代步伐；二是以后的文艺应与政治发生密切关系。由此他判断道：“文艺假使过于独善，不与大众及现实政治发生关系的时候，则象牙之塔，终于会变成古墓。”
当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狂轰滥炸的时候，再去弄吟风玩月的纯文艺当然是不合时代要求的。鲁迅在 30年代初曾批评林语堂的“闲适”“幽默”的小品，正是从社会政治着眼的；而国内文坛鼓噪一时的“反对作家从政”“文艺与抗战无关论”“文学创作自由论”等论调又是多么地不合时宜。郁达夫把握住了时代的动向，触摸到时代的脉搏，揭示了文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本质特征。
当然，郁达夫毕竟是一个精于文学特性的作家，他在强调文艺必须与政治发生紧密关系的同时，也告诫创作者不要走过了头，他认为那种“故意踏高跷，唱高调，表示是文艺跑在政治的先头几百年，而实际却是一个倒行比赛”
的做法是不可取的，那样，只会丧失文艺固有的特性，成为政治的附庸，单纯的时代精神的传声筒。这一辩证文艺观对防止南洋刚刚起步的战时新文学不要因一时的抗战政治激情而走向偏颇，走向一个极端是极有指导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