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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抓住战略机遇期，推动经济结构转型
第一，牢牢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发生了一系列影响重大的事件，特别是2008年以后相继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使世界经济出现严重动荡。国际环境比以前更为严峻，形势更为复杂，不确定性明显增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性机遇和挑战都在增多，战略机遇期不容错过。
从国际方面看，政治上，国际上维护和平、制约战争、反对霸权的力量在进一步壮大，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国际形势基本稳定，有利于我国的发展。经济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范围内要求各个经济体之间、区域之间实现互利多赢，促进共同发展的有利因素在增加，经济全球化继续发展的大趋势是不会改变的。此外，我国经济实力的逐步壮大，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使得我们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日益加速，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逐步上升，世界经济稳定与发展对中国的借重和需求显著上升。2014年在北京举行的APEC会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推动了亚太自贸区的发展。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意义十分重大，目前已有57个国家签署了协定，中国以第一大出资国拥有了26.06％的投票权。
从国内方面看，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改革红利还远未完全释放出来，经济运行的基本面是好的，进一步发展具备国内需求潜力大、城镇化水平正在提升、体制创新活力迸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进展、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成效、技术创新潜力巨大、宏观调控回旋余地较大等诸多优势。201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了7.4％，城镇新增就业1322万人，居民消费价格涨幅2％，进出口增长2.3％。这些指标显示我国经济继续保持着平稳较快的发展。同时，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继续加大。2014年，中国外商投资增长3％，达1280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商投资目的地，《财富》500强企业中已有400多家来华投资。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将不断释放出巨大的消费和投资需求，给国外投资者带来更多的合作机会。“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构建中巴、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扩大内陆和沿边开放，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自贸试验区的建设，都将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总之，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展也会支撑我国经济保持一个较长时期的较快增长。
第二，推动内需拉动经济发展。中国经济过去主要是以外延增长为主，以低劳动成本、低原材料价格为基础，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的速度型、外向依赖型的经济增长与发展。尽管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们更加认识到，中国这么大一个经济体，必须减少对外部需求的依赖，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必须把工作着力点放到扩大内需上来。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我们在扩大内需上没有大的实质性进步。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外部形势倒逼我们加快了转变的步伐。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市场需求是最短缺的资源，而潜力最大的市场在中国。我国市场空间广阔，回旋余地大，有巨大的潜在市场可供开拓，我国人口众多，人口比高收入国家总人口还要多，是美国人口的4.3倍，是欧元区人口的4.1倍。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特别是中等收入群体的快速成长，拥有庞大人口基数的国内市场加快成长，近年来国内消费以每年17％左右的速度增长就是明证。而且，目前我国的消费率仅为50％，远低于美、德、日70％—80％的水平，消费总量与经济规模不相称，提升空间巨大。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4年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51.2％，比上年提高3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6万亿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2％。这表明我国出台促进消费增长的政策效果有所显现。因为这些数据的背景是，2013年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后，高端消费品销售出现下降，政府和企业的消费需求减少，居民消费作用显现。201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9.2％，城乡居民收入的较快平稳增长，为2015年消费需求的稳定增长奠定了基础。同时，互联网消费方兴未艾，服务业发展进一步加快，服务业消费持续推进。国家在消费政策方面积极培育新的消费热点，特别是明确了诸多鼓励和支持信息消费，包括4G牌照的发放、电商消费等。随着受国家相关部门促进信息消费、加快电子商务业的发展、实施“宽带中国”战略等一些措施影响的逐步深入，以及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将进一步释放消费需求，推动居民消费结构转型升级，预计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将保持稳定增长，很可能出现稳中加快的趋势。未来，随着种种消费障碍的消除，巨大的消费潜力完全可以转化为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
第三，加紧实施结构调整和科技创新，提高经济增长能力。转型谋求长远发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有效化解产能过剩，强化增量管理，严禁核准产能过剩行业新增产能项目，坚决停建违规在建项目，有效遏制高消耗高污染行业盲目扩张，并制定有针对性的工作方案，着力调整优化存量结构；支持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创新是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原动力。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推动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这是继党的十八大提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后，对创新的全局性和战略性地位的再次强调。总之，结构调整和科技创新必将大大提高我国经济增长能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的向前发展。
2.积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深入发展政治文明
党的十八大的召开，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翻开新篇章。十八大报告辟出专章阐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积极稳妥推进。报告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形势和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出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做出了新的战略部署。报告明确指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是：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第一，加强依法治国与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以下的基本要求：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根据总目标和基本要求，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了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七项任务：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继十八大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十八届四中全会都对政治体制改革做出了进一步的部署。目前各项改革正在稳步推进，其中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尤为突出。按照《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国务院组成部门已由27个减少至25个，并进行重组调整，正部级机构减少4个。国务院计划将原有的17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削减1/3以上，即567项。到2014年底已经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已达538项。同时，按照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意见》，地方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也取得了很大进展。此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行动迅速、效果明显，给了新一轮政治体制改革一个良好的开端。
第二，深入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由治标向治本转变。2012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十八大闭幕后的首次亮相中，就以“打铁还需自身硬”来表露反腐决心。两天之后，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又以“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之说警示官员，并强调如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宣示了我们党在这一问题上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从作风建设切入从严治党，出台了八项规定并在全党上下开展了集中反“四风”的行动。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对“群众身边的腐败”连出重拳。截至2014年底统计，八项规定实施以来，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73332起，处理党员96788人，其中给予党纪政绩处分29026人。同时还建立了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月报制度，每月通报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表，先后136次共对788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问题进行通报曝光。
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一直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抓反腐败工作，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同时建立起了一整套从发现线索到调查处理案件的有效机制，其中尤以巡视工作为亮点。到2014年末，中央巡视组已完成四轮巡视工作，完成对全国31个省区市全覆盖。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党会把反腐倡廉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有力的举措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取得根本性胜利。
第三，以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为核心打造良性政治生态。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内容，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保证。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并对其内容做了全面的阐述：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是权力正确运行的重要保证。要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建立健全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十八大后，党中央加快推进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2013年5月《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发布；8月，首次集中清理党内法规的成果公布，1978年以来制定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近四成被废止或宣布失效；11月，党历史上第一次编制的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正式发布，对今后5年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进行了统筹安排；12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对今后五年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做出了部署。
第四，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突出善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就是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国家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等渠道，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其基本形式有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基层民主协商等。协商民主的价值和意义，主要表现在广纳群言、广集民意、增进共识、增强合力、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等。协商民主对应的是票决民主、选举民主，与这些民主形式不同，它不涉及少数与多数的问题，而是坚持求同存异，讲求合作、参与、协商，以最大限度地包容和吸纳各种利益诉求。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把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有机地结合起来，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大创造性成果。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源自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进行了全面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的讲话，对协商民主进行了深刻论述。此后，2015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2015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又印发了《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当前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进入到一个新阶段。2013年10月十二届全国政协重启了已停止48年的双周协商座谈会制度，该制度已成为中国政治协商民主的经常性平台。目前在全国有3000多个各级政协组织，60多万政协委员，在推进协商民主方面，不断拓展协商内容，完善协商形式，增加协商密度，提高协商实效。同时，协商民主也开始更多地向基层延伸，协商的内容也进一步扩大，更加贴近百姓生活。
3.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的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我们党把握时代特点和形势发展变化、积极回应各族人民文化需求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第一，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价值取向。在此基础上，十八大首次提出，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凝结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面对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共识。要坚决亮剑，反对一些社会媒体和文化节目里充斥的装神弄鬼倾向，反对把许多违背科学理性的认识奉为真理的现象。提倡人文精神就是要把人放在首位，关注民生问题。提倡民族精神就是不要忘了中国人传统文化的根，不要对自身传统文化妄自菲薄。
第二，加强对社会多元文化的引导，理性认识文化的多元性。在倡导文化多元化的同时，但不放弃文化主体的核心价值观；承认文化发展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这种多样性是在夯实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发展的文化多样性。必须警惕西方借助文化产品在文化价值观上的渗透，有目的地进一步推进我国文化建设。当下中国，在承认价值多元作为社会健康标志的基础上，倡导和凸显文化主流价值取向，这体现的是社会的文化包容性和主导性的统一。在文化的多元化和多样性之间，面临诸多矛盾，如文化缺乏多元化的发展会导致文化发展的僵化，单一的主体文化发展也会对外来文化的涌入产生漠视；文化产品缺乏多样化会导致文化产品的单一，而任由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势必对主流文化产生影响，这样的发展会导致文化发展的核心价值观摇摆不定，文化发展的结果对既有价值观会产生颠覆作用，对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出现混乱。多元化和多样化的文化发展如何保证文化主体的地位问题是文化多元化和多样化发展的症结。
第三，营造积极健康的网络环境。网络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对于青年一代。网络信息的爆炸，信息来源的多渠道，使得青年人的价值观念也随之发生很大变化。价值取向趋于多元化，价值判断标准多样化，尤其是青年人的思想观念不可避免出现了混乱和迷失。网络信息如果选择不当，对当代青年的思想将起到严重的误导作用，传递负面的悲观情绪，会潜移默化地影响青年一代趋向灰暗的精神世界。
思想文化要引领网络教育阵地。思想文化建设工作要利用好网络，把有利于青年成长的价值观念灌输下去。特别是需要勇于与网络上的负面、消极、悲观、反动的错误思想展开斗争，而不是一味回避。思想文化对青年人的引导任重道远。要坚持科学理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使当代青年牢固树立社会主义价值观，即使在虚拟世界中也能够坚守核心价值和道德底线。充分整合和优化教育资源，建立有效的宣传教育途径；注重利用网络正面引导青年人的思想。
第四，加速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是推动文化强国建设，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的前提条件。当前文化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深化国有文化单位改革，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重点，加快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改革，培育合格市场主体；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促进文化产品和要素在全国范围内合理流动；创新文化管理体制，深化文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政策保障机制。
4.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会管理”改为“社会治理”，由“管理”到“治理”，只有一字之差，但含义更深刻、内容更丰富、要求更明确。这标志着由传统的社会体制向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现代社会体制转变，也就是要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和管理创新逐步实现国家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第一，形成社会治理格局——国家与社会共治的多元化格局。构建多元化的社会治理格局，理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明晰政府与社会的责任边界，使政府在社会建设过程中既到位又不缺位错位。由于社会事务纷繁复杂，社会需求又千差万别，政府不可能包打天下，而应更多地承担起服务保障的职责，将目标集中在公共服务和社会基本建设等方面，如教育、基本住房、医疗、养老等领域。在社会治理实践中，政府要积极转变传统的行政观念，彻底根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傲慢，努力建设服务性政府，为其他社会治理力量科学有效地治理社会保驾护航。
构建多元化的社会治理格局，最重要的是促进各种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这也是我国建立多元化社会治理必须要努力解决的根本问题。现代国家多元化的社会治理需要三大主体，即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目前我国这三大部门力量极其不均衡，国家非常强大，市场不是很健全，社会很弱小。要实现多元化社会治理，必须使这三大部门得到平衡发展。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要携手共赢，共同承担社会责任。
第二，加速推动社会体制创新。社会体制创新，一方面要进一步优化社会治理主体格局，从单纯重视党委政府作用向党委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共同治理转变，既发挥党委、政府的领导和主导作用，又要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包括各类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和公民个人参与社会治理，充分发挥多元主体各自应有的功能和作用，使多元主体良性互动，形成社会治理整体合力。另一方面要加快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促进社会和谐、维护公平正义、激发社会活力的社会利益调节机制，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等方面的建设。
5.我国新军事变革的发展趋势
新军事变革具有共同规律，但没有普遍适用的模式。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要求结合我国、我军实际情况，要注重质量建军和科技强军，不断改革和优化军队结构。
第一，以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为牵引，立足打赢未来可能发生的高技术局部战争。实行新形势下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调整军事斗争准备基点。根据战争形态演变和国家安全形势，将军事斗争准备基点放在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上，突出海上军事斗争和军事斗争准备，有效控制重大危机，妥善应对连锁反应，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统一和安全。实行新形势下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创新基本作战思想。根据各个方向安全威胁和军队能力建设实际，坚持灵活机动、自主作战的原则，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运用诸军兵种一体化作战力量，实施信息主导、精打要害、联合制胜的体系作战。实行新形势下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优化军事战略布局。根据中国地缘战略环境、面临安全威胁和军队战略任务，构建全局统筹、分区负责，相互策应、互为一体的战略部署和军事布署；应对太空、网络空间等新型安全领域威胁，维护共同安全；加强海外利益攸关区国际安全合作，维护海外利益安全。
第二，腾笼换鸟，体量瘦身——裁减老旧装备与非战斗人员，编强作战部队。中国军队武器装备总体水平与世界主要军事强国相比，仍然存在着不少差距：即保持着以二代装备为主、三代先进装备为骨干的武器装备体系，这就意味着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中仍然存在着不少老旧装备，亟须淘换。当前中国军队在数量规模上存在的一个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陆、海、空与二炮诸军兵种比例不合理，作战部队与非作战部队比例不合理，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比例不合理，最终带来了官兵比例不合理。
习主席明确要求限期压缩老旧装备数量，为新型作战力量“腾笼换鸟”。这就要求以编强作战部队为重点，通过裁、减、并等方法，将老旧装备尽快淘换下去，将相当数量的非战斗人员移出军队编制序列，从而把空余出来的编制员额与省下来的国防经费，用于编强作战部队，购置新型武器装备，推动部队编成向充实、合成、多能、灵活方向发展，尤其是大力加强海空军建设，改善军种比例，并建立起科学合理的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比例，增强中国军队战斗力。
第三，加快武器装备研发速度，完成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双重历史任务。总体上看，我军在武器装备方面与世界军事强国相比存在明显“差距”，基本上仍处于机械化、半机械化阶段。因此，必须加快研发高新技术武器装备。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赶，有所不赶”的方针，走军民结合、自主研发与外购相结合、集中力量重点突破的装备发展路子，以信息化为主导，用信息化带动机械化，以机械化为基础，用机械化促进信息化，完成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的双重历史任务。
第四，遵循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加大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投入。没有国家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就无从谈起。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只有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才是解决我们军队建设面临的各种问题的根本出路。
第五，注重培养高素质的新型军事人才，把人才建设作为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培养大批具备良好的全面素质、具有复合的知识结构和综合能力、具有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新型军事人才。实施人才战略工程，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充分利用军队和国家的教育资源，拓宽人才培养渠道，改进人才培养手段。我军正在调整院校体制编制，发挥军队院校培养人才的主渠道作用。与此同时，逐步实现军地通用人才主要依靠普通高等院校培养，加大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队人才的力度，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与机制，吸纳大批具有较高科学文化素质的人才源源不断地进入军队。
总之，按照中央军委颁发的《军队建设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要求，到2020年，军队要如期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二步目标，基本完成国防和军队改革目标任务，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构建能够打赢信息化战争、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实现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打下更为扎实的前进基础。未来5年，军队主要领域发展指标要取得较大突破，关键作战能力要实现大幅跃升，整体发展布局得到明显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