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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GDP主义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GDP主义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增长主要以GDP来衡量。GDP（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范围内的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最终产品和提供劳务价值的总和。）成为其国家发展和增长的最主要政策根源。GDP主义是政府刺激经济发展的一整套政策。政府确立一个量化了的发展目标，再把这个目标“科学地”分解，落实到各地各级官员的身上。自然而然地GDP的增长成了官员升迁的最主要的考量指标，由此也伴随而来一系列问题。
第一，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不平衡主要是指城乡之间不平衡，地区之间不平衡，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不协调主要是指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之间的不协调，投资和消费之间的不协调；不可持续主要是指自然生态破坏严重，经济增长受到资源环境约束越来越强。从生产供给层面看，第一产业转型乏力，第二产业大而不强，第三产业比重偏低；从需求层面看，在投资、出口、消费这“三驾马车”中，过去很长时间过多地依赖投资和外贸出口，消费力不强；从要素投入层面看，过去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大量的物质资源投入，后果是收益低且环境污染代价惨重，严重制约经济持续增长。
第二，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问题。影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一些行业长期过度投资形成的产能过剩。产能过剩的直接原因是过度投资，政府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长期依靠加大投资来带动经济增长，同时依靠外需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居民的储蓄率水平一直居高不下，庞大的基数支撑了国内投资的快速增长。此外，中国巨大的发展潜力吸引了众多的外国资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我国的投资增速。
以往中国是靠出口来缓解国内过剩产能，现在出口遇到阻碍，过剩产能的问题便显现出来。产能过剩涉及许多行业，如钢铁、水泥、石油化工、平板玻璃、煤化工、风机设备、光伏产业、多晶硅、电解铝、大豆压榨、造船等等。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确定当年淘汰落后产能的目标是：淘汰钢铁2700万吨、水泥4200万吨、平板玻璃3500万标准箱。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目前产能过剩的程度。
第三，金融风险问题。从国际方面看，当前，各国经济发展复苏不平衡，发达国家宽松刺激政策退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贬值、资本外流和金融市场波动，金融风险跨国家、跨地区、跨系统、跨市场传染，这些都给我国的金融安全带来了挑战。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日益开放，来自国际方面的金融风险逐渐增大。资本项目的开放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拆除了经济的防火墙，投机性很强的国际逐利资本会利用各种渠道大量涌入国内，流向股市、汇市等资本市场，造成投资过度，本国国际收支失衡和影响金融稳定等不良经济后果。随着资本项目的开放，我国的整个金融业将面临巨大的外部冲击，资本市场的开放一方面会使证券市场的波动性大增，另一方面会使国内外市场相互的联系更加紧密，使本国受到其他国家资本市场的传染更加迅速。
从国内方面看，我国金融业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型金融机构、金融创新不断涌现，金融市场日趋复杂、高度关联，金融风险的集聚、扩散、传染更加复杂。金融创新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价格发现功能、满足金融消费者需求和金融机构发展转型的现实需要，但是也容易带来新的金融风险。利率市场化等金融改革处于关键阶段，将对银行业经营模式和盈利能力造成直接冲击，并对经济社会造成多方面的影响。近年来，互联网金融在我国获得了高速发展。互联网金融产生的直接效果是成本得到大大降低、效率得到极大提升。但其在给人们带来方便和较高收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风险。目前互联网金融领域良莠不齐，甚至还夹杂着欺骗性平台。加之是虚拟化经营、技术风险难以消除、法律缺位、监管难度大，参与者广泛，没有地域限制等因素，使得互联网金融的社会风险、市场风险远比传统金融行业要大得多，从而严重挑战着我国现有的金融安全防范体系。
第四，能源安全问题。能源是人类生存、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国家安全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源，是关系国家经济命脉与国防安全的重要战略物资。随着人类社会工业化的发展，传统能源资源逐渐匮乏，加之地缘分布严重失衡，客观上成为国家之间竞争与冲突的重要根源。进入新世纪后，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猖獗，全球地缘政治形势不稳，国际油价持续飙升，使能源安全问题更加升温。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谁拥有充足稳定的能源资源，谁就拥有经济发展的速度、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保障。因此，能源安全就成为整个国家安全体系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国能源总量相对丰富，而人均却稀少。煤、石油、天然气只占世界经济可采资源量的12％、3％和2％；人均占有量也分别只占世界人均占有量的56％、15％和10％，属于石化能源紧缺的国家。我国经济30多年持续增长，对能源的需求不断增加，国内的能源生产已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我国目前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石油消费国，能源安全问题日益凸显。
首先是进口依存度越来越高。中国石油天然气、铜、铁等大宗短缺矿产品进口量近年来持续增长，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其中石油56.7％、铁矿石56.4％，铜71.4％，钾肥51.5，铝61.5％。2013年，中国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三大传统能源对外依存度呈现出普遍上涨格局。其中，煤炭进口依存度上涨至8.13％，天然气对外依存度首超3成涨至30.5％，原油对外依存度达到57.39％，进口突破2.8亿吨，同比增长4.03％，随着国内新建及扩建炼厂陆续投产，预计原油需求仍将稳步提升，原油进口量将继续增加。其次是进口来源地局势和运输方式存在风险。我国的石油进口目前主要来源地是中东、非洲和拉美，这些地方政局动荡、战乱频仍、矛盾突出。比如，利比亚政局变化、南北苏丹分裂等使中国投资损失了数百亿美元。我国进口原油的运输方式也存在隐患。中哈原油管道、中缅油气管道、中俄原油管道，即便完全建成并满负荷运行，每年也只能为我国输送4700万吨原油，目前我国石油进口80％以上依靠海上油轮运输，主要航线又与中东有关，而且又必经马六甲海峡，如果发生问题，会直接影响我国的石油供应安全。
第五，贸易摩擦问题。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剧的大背景下，中国成为贸易摩擦的多发地。随着中国贸易总量和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提升，贸易摩擦、贸易救济措施的应对越发繁重。从2002年到2012年的十年间，我国应对的国外贸易救济措施的案件一共842起，涉及案件金额736亿美元。目前，我国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贸易摩擦，到2012年末，已经连续17年成为全球遭受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2013年上半年，共有15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发起39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金额20.9亿美元。
从传统意义上说，中外贸易摩擦主要发生在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这其中与美国的贸易摩擦一直是我国贸易摩擦中的大户。据报道，在2014年开始后44天中，美国对中国11种商品发起“双反”调查或做出裁决，平均每4天发起一场对华贸易争端。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的贸易格局，另一方面是由于美国一直视中国为潜在的竞争对手，很多贸易摩擦是源于美国政治上的考量。比如，美国国会通过并由奥巴马签署的《2013年合并与进一步持续拨款法案》第516条规定，美国商务部、司法部、国家宇航局和国家科学基金会不得利用任何拨款，采购由中国政府拥有、管理或资助的一个或多个机构所生产、制造或组装的信息技术系统。从商业上看，这对美国并不一定有利，美国IT产业界十家协会联名致信美国国会，认为这会给美国的IT产业带来损害。
中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关系一直以来就在摩擦和曲折中发展，近年来贸易战更是日益升温，导致如光伏、电信、玻璃纤维、无缝钢管等反倾销反补贴的调查频繁发生，贸易壁垒不断升级。这主要是由于欧洲经济持续低迷、市场需求不振、产品竞争力下降，故而对中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我国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多。由于受到发达国家经济危机的牵连，新兴市场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也愈发盛行。据商务部统计显示，2014年上半年，在对我国发起的39起贸易救济调查当中，发展中国家对我国的贸易救济调查高达22起，涉案金额11亿美元，分别占同期我国遭遇贸易摩擦总量和总金额的56.4％和52.7％，在汇率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关于中国的批评之声也是不绝于耳。近年来，拉美市场的贸易保护非常严重，甚至超过美欧，中国企业要想顺利进入拉美市场更加困难。拉美国家对中国发起反倾销涉及的往往是本国的敏感产品和脆弱产业，即使是两国间存在自贸协定，也会有特殊安排。
2.政治生态存在的问题
政治生态，指的是一个地方政治生活现状和政治发展环境的集中反映，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其核心是领导干部的党性、觉悟、作风，其要求是风清气正。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深化了对政治形势的认识，尤其指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第一，既得利益群体问题。不同的利益群体从自身利益出发，对某一领域的深化改革会持有不同的立场和主张，有的支持，有的反对。比如在出台调控房地产政策的时候，有房的人和无房的人利益是不一致的，炒房的人和房屋自住的人利益也不一致，而在房地产产业链中获得特殊利益的人与买不起房的人利益更不一致。在户籍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城市户口的人和农村户口的人利益也是不一致的。当不同的利益群体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来选择对改革政策措施支持与反对时，极易引发社会风险。特别是当他们表达利益诉求的方式超出法律界限时，就会严重地影响到改革的进程。既得利益群体在改革进程中获取了较大的特殊利益，并且在对公共资源的支配方面以及对政府政策的影响方面处于强势地位。这些利益群体可以借助手中的权力或是经济地位的优势不断将自身利益最大化。当改革触动他们既得利益的时候，他们会释放出强大的能量来阻碍改革，甚至断送改革。改革如何平衡不同利益群体的关系，使不同利益群体能够公平地表达各自的利益诉求，如何使不同的利益群体能够顺畅地表达利益诉求并得到有效的回应，从而避免出现街头政治等影响社会稳定的情况发生，对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第二，腐败问题。近年来，党和政府加大了反腐败的力度，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腐败分子采取严厉打击的高压态势，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反腐败形势仍然非常严峻，主要表现在：一是高级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除了周永康、徐才厚这样的中央级高官腐败令人震惊外，历年惩处的腐败分子中不乏省部级以上高官，而且其中相当一些人是长期腐败，但一直被“带病提拔”。二是一些地区和部门出现群体化腐败，腐败分子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有的案件涉案人员达百人之多。三是一些关键领域成为腐败重灾区，如交通、国土、能源等部门。四是腐败金额呈现巨额化倾向，单个腐败分子的涉案金额动辄几千万，甚至数以亿计。五是出现了期权型腐败，即在职时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他人谋利，退职后再从他人处享受不正当利益。六是官商勾结，甚至是官、商、黑社会勾结。七是基层腐败案件量大面广，影响恶劣。
腐败现象对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危害，腐蚀党和国家的正常肌体，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形象，恶化了党群关系、官民关系，引发了民间强烈的“仇官”情绪，使民众对政府产生明显的不信任感。同时，腐败现象还削弱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功能，使其应有的导向、凝聚、动员和约束等功能受到严重损害，败坏了社会风气，腐蚀人们的心灵，从而对基层民众的经济活动和社会交往亦产生不良影响。
第三，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分化、西化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实施和平演变的图谋一直没有改变。主要有以下表现：利用人权问题进行干扰破坏，如美国一年一度的“世界人权状况年度报告”，一直对中国政治、民主、司法、宗教、民族乃至互联网等方方面面进行攻击，称中国的人权状况日趋恶化；利用民族问题加紧对我实施分化，他们鼓励、支持新疆民族分裂势力和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推进“新疆问题”、“西藏问题”国际化，在反恐问题上搞双重标准；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渗透颠覆，如美国国际宗教委员会在每年的年度报告中对我国的宗教问题进行攻击，亦有境外势力在我国进行非法传教活动，扶植地下宗教势力；利用“民运”组织，精心培植颠覆力量，如美国政府给予“民运”分子永久居留权或美国国籍，向“民运”势力提供大量资助，培植“民运领袖”，支持他们组党结社、以商养政；利用台独势力破坏国家统一，危害国家安全；利用“法轮功”邪教组织进行捣乱破坏，污蔑我国政府取缔“法轮功”是侵犯信仰自由、向“法轮功”邪教组织提供资助和活动场所，帮助他们设立网站，支持他们在境外发展；利用港澳作为反共反华的前沿阵地，支持港澳的所谓民主派，培养反中乱港、反中乱澳的代理人，利用各种传媒造谣惑众，挑拨港人与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关系，破坏“一国两制”的香港稳定。
西方敌对势力还利用互联网等新兴媒体，与我争夺思想文化阵地，进行思想渗透，千方百计削弱我主流舆论的影响。他们传播西方的价值观，宣扬西方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雇佣大批写手，采取网络贴文、电子邮件、手机短信、微信等手段，制造反动舆论，对我进行信息围攻；他们利用某些社会敏感问题，造谣污蔑，恶意炒作，攻击我国的政治制度，歪曲和贬损共产党的历史，丑化党和政府的形象，煽动人们对党和政府的不满；他们采取多种手法，恶意曲解、丑化、淡化我国的民族文化传统，以时尚潮流的形式，吸引人们特别是青少年推崇西方文化，削弱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认同，消解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些行动已经在我国民众、特别是青少年中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3.思想文化领域面临的重大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价值观多元化的局面，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价值观在同一时空中并存。我国社会目前正处于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从农村社会走向城市社会、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之中，并且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而受到全球化的深刻影响，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以及不同代际人群、不同阶层、不同区域的价值观，都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相互激荡。其中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非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的传播和影响给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带来了挑战。
第一，凝聚改革共识的挑战。社会上出现了对改革的不同理解和认识，一股怀疑、动摇乃至否定改革的情绪在滋生、蔓延。同时，不同利益阶层在全球化、市场化、私人产权、民主政治等发展方向上或多或少出现了认识上的分歧。当下，凝聚共识存在艰巨性，即获取社会各阶层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和价值观认同上存在困难。表现在敢于表达真实思想的社会环境氛围还有待形成；供大众表达思想的平台还比较少；还没有形成鼓励讨论，支持讨论的社会氛围；还未达成对改革发展的参照系、价值坐标和评价标准的共识；还没有认识到法律作为底线的重要性。
第二，意识形态发展的滞后。随着时代的发展，思想工作所面对的意识形态领域受众的知识性要求不断增加，意识形态出现一定的滞后性。由于当下社会宣传受众的知识背景的变化，特别是年轻一代掌握现代知识的能力大增，对新问题自然提出新的要求，宣传思想工作需要对此做出解答。思想文化工作者对思想工作内容缺乏深度研究，依靠陈旧的表达和解释的事实，使得民众难以在内心上接受。目前意识形态的“灌输”由上而下，缺乏互动性，加上传播方式的落后，使得民众在被动的状态下接受，特别是大量社会中间阶层，对意识形态逐渐疏离，直接成为危机时刻的旁观者。
此外一些人信奉西方国家的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并把它标榜为超越阶级和时代的永恒的价值体系。也有的人主张全面复古，用我国古代所谓圣人的价值观来指导我们今天的社会。近年来的宗教传播在我国呈现扩大趋势，我们尊重信仰自由，但也不可否认，一些宗教性价值观对人们的思想有着腐蚀消极作用，一些党员、干部、社会名流也热衷于烧香拜佛、拜大师。
第三，社会文化信仰存在的问题。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部分民众把对经济价值和物质价值的追求作为超越一切价值追求的最大和最高追求。他们认为世界上一切都是虚假的、虚无的、空洞的，只有经济利益是最实惠、最实际、最有价值的。这种价值观不仅弥漫在经济领域，更严重的是已经渗透到我们党内、军内和掌握国家政治、经济、金融等各行业的国家工作人员中，腐蚀了一批领导，有的甚至是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走上了犯罪道路。
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更多地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来选择和评判他们的价值选择，不可避免地产生不同的价值观甚至产生价值观冲突。比如少数富裕阶层的人不愿承担社会责任，而是及时行乐、挥霍无度；而一些弱势群体也存在着仇富心理以及对政府、社会的抱怨和忿忿不平。同样，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人群也存在着不同的价值观和冲突。此外，当今社会，价值评价越来越趋于个体化。个人发家致富，青春偶像、影视明星、文化体育明星，知识和技术精英，还有仕途发达等，都可成为个人的成功标志。这就使得许多人的价值观更多地是落脚在自我价值的实现上。加之部分民众对传统文化缺乏自信，对西方文化盲目崇拜。这些情况无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提出了尖锐的挑战。
第四，信息来源多样化带来的挑战。当前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越来越快速，信息表达越来越多元。新媒体传播方式的挑战日益突出。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电脑、手机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各种论坛、微博、微信越来越活跃在人们的生活中。这些渠道信息传播速度极快，短时间内真假难辨，每个人都可以是信息的制造者、传播者，网络言论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网络文化来势迅猛，其中充斥着大量色情、暴力、猎奇、低俗、耸人听闻、千奇百怪的内容，这些网络垃圾侵蚀人们的头脑，特别是对青少年造成不良的影响。由于网络空间的隐蔽性，也经常被别有用心的人和组织利用，对主流健康的思想文化传播和功效构成了严重的干扰。
4.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社会体制也发生了深刻的调整、变化和发展，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事业获得长足发展。但在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社会领域的变化与经济领域的发展还是不太协调，社会体制改革明显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不断出现。社会转型为社会发展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但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各种社会问题，“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饱含痛苦相伴。”
物质财富增长了，贫富差距扩大了，拜金主义、急功近利的行为增多了。经济发展中忽视了民众对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的要求迅速提高，没有把保障民众的基本社会权利作为社会政策的重点等。正如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的：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滋生着动乱，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时期就是一个社会动荡和政治衰朽的历史阶段。我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若干问题应该引起全社会重视。
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仍需完善。就业方面，未来几年内，我国劳动力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仍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就业结构转化滞后于产业结构的转化，就业结构性矛盾较为明显，劳动力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弱势群体和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仍很突出；教育方面，目前教育不公平问题依然存在，教育资源不均衡是突出表现；医疗方面，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约80％集中在城市，其中2/3又集中在大医院，基层卫生服务严重不足，农村卫生资源匮乏；以药养医的问题仍然严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社会保障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也仍然存在着某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具有群体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城乡之间和企事业之间，无论是养老保险还是医疗保障都有很大差别，既包括制度上的差别，也包括待遇上的不同；社会保险实际覆盖率不高，还有一部分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权益尚未实现。
社会管理体制存在某些问题。近年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社会结构深刻变迁，社会需求结构深刻变化，我国社会管理体制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如社会管理主体较为单一，政府包揽大部分社会管理事项，在管理过程中重行政管控，未将管理与服务有机结合，管控多服务少；有些社会组织主动参与社会管理与服务的积极性不高，习惯于“有事找政府”。再如社会管理人才缺乏，社会管理工作专业性较强，对于从业人员的专业要求较高，而我国社会工作人才缺乏。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面临新的挑战。我国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改革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目前，收入分配领域仍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与挑战。突出表现在：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尚未形成，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减少，劳动报酬较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包括居民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和财产收入差距；初次收入分配不规范，存在大量灰色收入，越发导致利益格局不合理和阶层分化加剧。
社会组织发育滞后。党的十六大以来，虽然社会组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2013年底全国各类社会组织达到54.7万个，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636.6万人，比上年增加3.8％；形成固定资产1496.6亿元；社会组织增加值为571.1亿元，比上年增长8.7％，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0.22％；接收各类社会捐赠458.8亿元。社会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解决就业、维护群众正当权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社会组织的数量相对于我国13亿多人口而言还是极不相称的，而且有些社会组织自我定位不准确，管理和服务能力有待提高。
5.中国军事安全面临的挑战
从军事技术发展看，世界新军事革命深入发展，武器装备远程精确化、智能化、隐身化、无人化趋势明显，太空和网络空间成为各方战略竞争新的制高点，战争形态加速向信息化战争演变。世界主要国家积极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和防务政策，加紧推进军事转型，重塑军事力量体系。军事技术和战争形态的革命性变化，对国际政治军事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对中国军事安全带来新的严峻挑战。
中国面临的安全威胁多元复杂，遇到的外部阻力和挑战逐步增多，生存安全问题和发展安全问题、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维护国家统一、维护领土完整、维护发展利益的任务艰巨繁重。美国持续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强化其地区军事存在和军事同盟体系。日本积极谋求摆脱战后体制，大幅调整军事安全政策，国家发展走向引起地区国家高度关注。个别海上邻国在涉及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问题上采取挑衅性举动，在非法“占据”的中方岛礁上加强军事存在。一些域外国家也极力插手南海事务，个别国家对华保持高频度海空抵近侦察，海上方向维权斗争将长期存在。一些陆地领土争端也依然存在。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局势存在诸多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地区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活动猖獗，也对中国周边安全稳定带来不利影响。
台湾问题事关国家统一和长远发展，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影响台海局势稳定的根源并未消除，“台独”分裂势力及其分裂活动仍然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大威胁。“东突”“藏独”分裂势力危害严重，特别是“东突”暴力恐怖活动威胁升级，反华势力图谋制造“颜色革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面临更多挑战。海外能源资源、战略通道安全以及海外机构、人员和资产安全等海外利益安全问题凸显。
我国国防建设自身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国防经费投入不足，在应对信息化条件下新的战争形态时期，解放军由于历史原因，缺口较大，近年来国家财政投入虽绝对数量可观，但相对不足，人均仅为1.3万美元。二是军事体制变革需要深入。当前军队正处于新一轮军事改革的调整期，原有指挥体制，是在机械化战争背景下所建立的模式，已不能适应信息化战争所要求的“扁平网状”的联合作战指挥需求。新的军事变革还需要经过时间和实践斗争的检验。三是创新能力不强，中国以军工自主创新能力为主的基础研发和生产能力不强，已成为制约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的瓶颈。比如说现代化武器的心脏：飞机发动机和舰艇燃气轮机制造和性能方面与美国、俄罗斯还存在较大差距。四是军队职业化需要抓紧实施，我军目前没有采用职业军人制度，武器操作人员的频繁更换与现代化的武器对人才的专业化需求矛盾日益突出。五是人才建设需要大大加强，中国军队现有的人才建设状况无法满足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