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国内发展的基本形势

1.国民经济始终保持在合理区间运行

我国这一轮经济增速回落是从2010年开始的，2010—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分别增长10.4％、9.3％、7.7％、7.7％和7.4％，2015年一季度进一步回落到7.0％。虽然增长逐步放缓，但国民经济始终在合理区间运行。

2015年中国增速放缓，但是就一个10万亿美金的经济体而言，能达到6.9％的增速，是在高基数上的增长实属不易，而且又是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实现的。2016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开局总体平稳，而且出现一些积极变化。我们推出的一系列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措施的政策效应所显现的成果，正在不断地累积。据统计，2015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300多万人，而且居民收入增长超过了GDP的增长，2016年1—2月就业形势依然稳定，31个大城市调查失业率保持在5.1％左右，和去年基本持平。在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升级步伐加快，服务业、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保持较快增长。内需持续扩大，消费仍然是两位数增长。消费和服务业已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同时，能耗强度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持续下降，这标志着经济增长的质量在改善。

第一，经济增长回落幅度收窄。从波动情况看，近两年经济增长总体上缓中见稳。2012年一季度至2015年一季度，GDP季度增速最高为7.9％，最低为7.0％；相邻季度GDP增速最大变化幅度为0.5个百分点。这说明，经过5年下行调整，经济增速有向现阶段潜在增长率收敛的趋势。2016年投资增速有所回升。2016年1、2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10.2％，增速比去年全年提高0.2个百分点，累计增速一年以来首次回升；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长41.1％，这是2010年以来月度最高值。

第二，就业形势保持稳定。经济运行是否稳定，是否仍在合理区间，关键要看就业是否突破下限。近年来，我国坚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在经济增速有所放缓的情况下，就业稳中有增。2015年以来，就业形势仍然保持基本稳定，尤其是农民工就业态势良好，对于改善民生和稳定社会大局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物价总水平涨势温和。近几年，市场物资供应充足，供求关系较为平衡，物价总水平保持基本稳定。2015年1至5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3％。其中，食品价格上涨2.0％，非食品上涨0.9％；消费品上涨1.0％，服务上涨1.9％，均为温和上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近期大幅度下跌，世界多数国家物价水平走低，我国物价水平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拖累。2016年开始，受食品价格上涨较多影响，2、3月居民消费价格同比均上涨2.3％。在政策预期、库存回补、主动减产、前期超跌等因素共同作用下，钢铁、电解铝等主要原材料产品价格出现一波明显上涨。3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环比由降转升，比上月上涨0.5％，是2014年1月份以来的首次上涨。

第四，国际收支大致平衡。2013年、2014年，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分别为11330亿元和13510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为1.9％和2.1％，均低于国际公认的3％的警戒线。同时，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规模也基本相当。2014年，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7364亿元，非金融领域对外直接投资6321亿元。

2.科技稳步发展，国家创新水平不断提升，中国全球性影响愈来愈凸显

2010年我国经济总量跃升到世界第二位，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63.6万亿元，占全球GDP比重12.2％，人均超过7500美元，进出口总额达4.3万亿美元，位列世界第一。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综合国力大幅提升。

第一，科技研发资金的增长与科技实力大大增强。2013年，全社会研发资金投入超过1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07年的1.4％提高到2.09％，其中76％来自于企业；目前，我国科研投入总量已经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截至2013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达到360万人年，稳居世界第一；SCI（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我国科技论文数快速增长，2012年连续四年居世界第二；发明专利授权量达21.7万件，稳居世界第三；全国技术合同交易额年均增长超过20％，达到6400亿元。

第二，知识产权领域取得了突出进步。有资料显示，2013年，我国知识产权再创新纪录：受理发明专利申请82.5万件，同比增长26.3％，连续三年位居世界首位。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截至2013年底，我国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已达到4.02件，提前两年完成“十二五”规划设定的3.3件目标。更令人欣慰的是，这些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占三种专利（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总量的34.7％，五年来首次超过三分之一。其中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为7.05万件，同比增长31.8％，显示出我国申请结构进一步优化，专利申请质量逐步提升。

第三，国家高新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辐射、示范和带动作用明显。2012年105个高新区的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14.5％。北京中关村示范区2012年总收入达到2.5万亿元，对北京GDP的增长贡献率达到25％；上海张江示范区实现企业总收入达1.88万亿元，有效发明专利占上海市的三分之二以上。以培育创新型企业为抓手，大力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在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遴选676家创新型企业，带动省级创新型企业8400多家，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同时，着力把研发机构建到企业，已在有条件的行业骨干企业组建了99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313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认定了887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夯实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基础。此外，着力深化科技计划管理改革，支持企业承担重大科技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52.3％、863计划38.7％、科技支撑计划40％以上的项目（课题）均由企业牵头实施。

第四，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已达到60％。科技创新在三峡工程、高速铁路、西电东输等重大工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在水电装备、高速列车、特高压输变电等方面都居世界前列。联想超越惠普，成为全球最大的个人电脑供应商；南车、北车的轨道装备相继出口发达市场；华为在全球移动网络设备市场中已占据第一，处于领跑者地位。超级计算、智能机器人、超级杂交稻等一批关键技术实现重大突破。神舟十号遨游太空，嫦娥三号成功登月，蛟龙深潜再创纪录。这一切都表明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有智慧实现建成创新型国家的目标。

3.民主法治建设逐步推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中国奇迹，根本的原因是坚持不断改善党的领导，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改革30多年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成就。确立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国家基本方略和全社会共识；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能力显著增强，党不断增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在现行宪法基础上，制定并完善了一大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法律体系日趋完备，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人权得到可靠的法制保障，在通过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同时，国家高度重视通过宪法和法律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法治环境不断改善。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水平不断提高，通过建立健全行政执法和司法的组织法制和工作机制，保证了行政和司法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得到加强。不断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已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监督体系和监督制度，监督合力和实效不断增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民主法制建设新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门研究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并做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全面部署。

4.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快速推进

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近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第一，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我国历史上一直强调“礼法共治”，认识到“徒法不足以自行”。当前人们的价值观念特别是青年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的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这就要求更加重视文化建设，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培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以法治体现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既有道德约束又有法律规范。

第二，文化惠民建设热潮席卷中国。以农家书屋、文化站点、广播电视村村通、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农村数字电视放映等为代表的惠民工程相继上马，顺利推进。卫星、互联网等先进技术把偏远地区和祖国的心脏连在了一起。公共文化设施的广泛普及缩小了城乡间的文化差距，保障了群众特别是农民的基本文化权益。与此同时，“三下乡”、“送欢乐下基层”、“流动舞台车”、“春雨工程”等文化惠民活动深入老少边穷地区。文化部门还以农民、进城务工人员、老年人、未成年人、下岗失业人员、低收入人群、残障人群等群体为目标，采取政府采购、项目补贴、定向资助等措施，推动公共文化资源向特殊群体倾斜。教育部、文化部、财政部组织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为大学生提供免费欣赏高雅艺术的机会，引领学生弘扬优秀文化，提高艺术修养。这些行动大大改变和提升了中国人的思想文化素质。

第三，文艺创作空前繁荣。广大文艺工作者潜心创作、勤奋耕耘，在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和民间文艺等领域，创作出许多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优秀作品。一些精品力作在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上，在题材、体裁、形式、风格和表现手法的多样化上，在塑造多种艺术形象、体现时代精神、反映人民群众的思想、愿望和追求上，都取得历史性的突破。层出不穷的优秀文艺作品，在繁荣创作中发挥了示范和引导作用，激励和鼓舞人民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奋斗。

伴随着中国崛起的步伐，中国文化也在快步走向世界。羊年春节，纽约帝国大厦、悉尼歌剧院、迪拜帆船酒店、多伦多的电视塔纷纷亮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用中文写下“家和万事兴”表达对中国人民的祝福；英国威廉王子录视频用汉语向中国人民拜年；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携家人赴唐人街给当地华人拜年。如今，在国外举办的中国电影、展览、演出、交流年，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数不胜数。在许多国家，学习中文已经成为一种时尚，遍布全球的孔子学院已成为中国的响亮品牌。

5.社会治理水平不断提升

第一，社会自由资源流动与自由空间的扩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结果是“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的出现。首先，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日用消费品市场的开放，对租房和外地人购房限制的逐渐放宽等等，这一切造就了可以自由迁徙、自由择业的社会劳动力。自由劳动力的出现使得社会领域中的各类组织可以比较自由地获得人力资源，而无须经过政府的批准。其次，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创造了不属于政府的经济资源及其所有者，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而不是政府的态度使用自己掌握的经济资源。如允许捐赠和接受捐款，甚至给予减免税优待。在不损害切身利益的前提下，政府也允许社会团体利用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等大众传媒开展活动。再次，对外开放开辟了另一个资源空间和资源获取渠道，来自境外的知识、信息、资金，通过报刊杂志、书籍、互访、培训、会议、资助等形式，源源不断地进入社会领域，为公民个体和各类组织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生存资源和发展机会。

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促使我国的社会转型。社会转型是指社会形态的变迁，即“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说详细一点，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目前我国已经从一个传统的农村社会转变为城市社会，这种转变不是一个单纯的人口比例变化，而是社会结构在变化。

第二，社会治理进入新常态。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改革创新，以新的理念、新的方式推进社会治理创新，要求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社会治理进入“新常态”。

更加重视维护民众权利。人民群众享有公共服务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为公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政府的职责。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在教育、就业、收入分配、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改革发展新举措，使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人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人民内部和社会一般意义上说，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这就要求，一方面要高度重视维护好人民群众包括基本民生在内的各方面基本权利，从源头上防止和减少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产生，而不是等矛盾和问题出现之后再去当“消防队员”和“救火队长”；另一方面，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的机制，及时妥善处置化解各类社会矛盾纠纷，依法维护好、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更加重视基层治理。目前城乡社区已经取代传统的“单位制”和“人民公社”，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形式。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社区进行考察，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他在福州军门社区考察时指出，“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做好社区工作十分重要。”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基层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人才队伍、资源保障、工作方法等问题得到重视，社区居民自治将会深入推进，政社良性互动成为基层治理努力的方向。

更加重视互联网治理。互联网既是社会治理的对象，也是社会治理可以利用的重要手段。当前网络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须臾离不开的工作手段和生活内容，它为人们的社会参与和社会表达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方式。但是，互联网与其他任何新生事物一样，是一把“双刃剑”，有利有弊。网络上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存在网络欺诈、网络谣言，利用网络盗取个人的和公共的信息，在网络上发表不负责的言论，利用网络进行犯罪活动，等等。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正按照“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原则，建立和完善互联网管理体制机制。在加强互联网管理方面的立法工作的同时，构建政府、企业与公众共同参与的互联网管理体制，整合相关机构职能，强化互联网行业监管，运用支持手段建立科学有效的监管机制，形成从技术到内容、从日常安全到打击犯罪的互联网管理合力，确保网络正确使用和网络安全。除此之外，我国还努力加强互联网领域的国际合作和斗争，争取在互联网发展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打破美国一家独大的互联网格局，联合世界上友好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推动建立既体现共同要求又适合本国国情、既兼顾各自关切又确保自身利益的互联网治理规则体系。

更加重视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当前我国自然灾害进入多发频发期，重特大事故灾难时有发生，食品药品安全事件经常发生，公共卫生事件防控难度增大，反恐怖形势严峻等。随着城市化加速推进，大城市越来越多，城市高层建筑、油气水电等生命线工程，以及一些大型关键设备所潜藏的重大危险源在增多，一旦发生事故或者遭到损毁，可能导致重大损失甚至导致社会秩序局部瘫痪。一些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处于自然灾害频发、群发地区，不仅对施工安全构成潜在威胁，还存在诱发次生灾害的可能。高技术和信息产业的高速发展，在为国家和个人提供全新的发展机遇和生活空间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安全危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包括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制、完善安全生产监管制度、健全防灾减灾救灾机制、创新立体化社会治理防控体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深入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依法打击暴力恐怖、涉黑犯罪、邪教和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依法强化危害食品药品安全、影响安全生产、损害生态环境等重点问题治理。

6.国防力量稳步发展

21世纪以来，中国军事力量取得了跨越式发展。中国军队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的思想，以及中国军队向机械化信息化复合发展的趋势和一体化联合作战的方向。

第一，军队强调质量，逐步缩减规模，稳步增加国防投入。改革开放前，我国拥有庞大的军队，总员额达到了660多万人，军费绝大部分用于人的支出，军事装备大部分还停留在二战后期美苏等国家轻步兵师的水平。即便如此国家也不堪重负，如1979年的军费支出已占到了国家财政支出的17.37％。粉碎“四人帮”之后，经过精简整编，中国军队总员额由660多万人减至230万人。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又宣布裁减30万军队。从国防支出总规模上来看，我国远低于美国，略高于印度和日本；但从国防支出占GDP的比重来看，我国远低于美国、印度，略高于日本；从人均国防支出来看，我国远低于美国、日本，略高于印度。中国没有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适当提高国防支出是出于保护国土安全，维护内部稳定和区域和平的需要。中国的国防开支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与诸国相比，属于较低的水平。

第二，军事力量逐步增强。在新军事变革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军事力量正处于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中，正处于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军事装备进入了快速增长期，众多新型军事装备以前所未有的密度集中亮相。从海军装备看，据统计，仅2013年，中国各船厂开工了驱逐舰3艘、下水2艘，大型护卫舰开工3艘、下水2艘，轻型护卫舰开工7艘、下水5艘，常规潜艇开工3艘、下水2艘，核潜艇开工3艘、下水1艘，猎雷舰开工2艘、下水1艘。无论开工还是下水，其数量都是世界之最。同时，中国首艘航母辽宁舰已经完成了从首次出海训练到初步形成战斗力的跨越。歼15舰载机从首次起降，到首次驻舰起飞和短距滑跃起飞，不断取得突破。航母训练舰顺利完成多次训练、舰载机歼－15开始量产。从空军装备看，歼20、歼31第四代隐形战机成功试飞，标志着经过60年发展的中国航空工业，当仁不让地迈入了世界四代战机研制的“第一梯队”。从陆军装备看，直10、直19武装直升机自2012年珠海航展亮相后，其批量装备部队的画面不断出现在公开报道中。从战略装备看，新型战略导弹和战略核力量频频亮相。据媒体透露，中国不久前完成了东风41导弹与巨浪2潜射洲际导弹的试射，这两次导弹试射引发外界对中国核打击能力的高度关注。媒体分析称，巨浪－2和东风－41是中国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核武器，被视为中国未来20年战略核威慑的中坚力量，此次接连进行试射“意义重大”。“北斗”区域卫星导航系统基本建成并投入使用。2011年4月第8颗北斗卫星成功发射，标志着中国继美国的GPS、俄罗斯的GLONASS系统之后，成为又一个拥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第三，推进人才战略工程，培养新型军事人才。2011年4月，《2020年前军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由中央军委印发全军部队执行。《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以联合作战指挥人才、信息化建设管理人才、信息技术专业人才、新装备操作和维护人才培养为战略抓手，加快实现关键领域人才建设局部跃升，带动人才建设整体发展，对未来10年军事人才政策制度改革创新作了框架设计。同时，提升军人待遇修改兵役法，完善军人各项保障制度，地方相继出台新的惠军政策。与时俱进，创新军事训练方式，针对大学生士兵设计新的训练模式。2006年，开始从大学毕业生中选拔军官；2011年，开始从普通高等院校毕业大学生中选拔飞行学员；2003—2013年，全军共外派军事留学生近1600名，安排480名作战部队师旅级主官出国考察和培训。

第四，应对新安全形势，开始新一轮军事改革。本轮军事改革是我国国防力量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军事改革，改革的总体目标是牢牢把握“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事主建”的原则，以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为重点，协调推进规模结构、政策制度和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改革。 着力构建军委——战区——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和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理体系。

具体讲，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领导管理体制。着眼加强军委集中统一领导，强化军委机关的战略谋划、战略指挥、战略管理职能，优化军委机关职能配置和机构设置，完善军种和新型作战力量领导管理体制，形成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运行体系。实行军委多部门制，四总部整编后变为了军委内设的办事机构，结束了以前在军委之下另外设“四总部”这样的领率机构层级，原来的小军委大总部变成了今天的大军委小总部，这也为中央军委主席集中指挥、统一领导全军铺平了道路，也对于政出多门这种现象进行了抑制。 二是重新调整划设战区，组建战区联合作战机构，将过去七大军区变为东西南北中五大战区，从职能上将军令和政令部门分开。三是军种改革，组建陆军领导机构，成立陆军总部，改变过去大陆军主义传统；成立战略支援部队，争夺网电空间；将第二炮兵部队从兵种升格为军种，名称调整为火箭军，强化战略打击力量。

第五，加强对外军事交流，维护中国国家利益。随着国力的飞速提升，世界越来越需要中国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由于中国工业产能和资金的过剩，中国面临巨大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而中国“一带一路”战略计划的实施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意味着中国的海外利益越来越成为国防力量保卫的对象。目前我国主要从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友好访问、联合研制军事装备、亚丁湾护航、从不稳定国家撤侨等方面提升中国国际形象，开展多项重大行动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在2015年的联合国大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将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率先组建常备成建制维和警队，并建设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中国决定在未来5年内，向非盟提供总额为1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危机应对快速反应部队建设，以便增强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 tI0wHA7A9iSGAdJ4UJAg0LjrONDyS4JE55yuDUdYczLjxuoPfUjfEkAYcMs/c2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