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曾侯乙墓“笛”形制及演奏技法

前述宋玉所赋之“笛”为战国时期南方楚地流行的一种横吹之“篴”，其地位尊贵。从《周礼》及后世相关文献看，“篴”与编钟、编磬、琴、瑟，鼓、笙、箫等乐器同用于宫廷宴乐合奏（或称堂上乐），似遗有周室雅乐之风。无独有偶，今考古界发现的战国之“笛” 也印证了这一点。1978年在湖北随县（今随州市）擂鼓墩出土的战国早期墓葬——曾侯乙墓（距今约2400多年），墓主为曾国国君乙。该墓的出土乐器9种：编钟、编磬、鼓、琴、瑟、均钟（律准）、笙、排箫及一雌一雄两支竹制单管横吹乐器 ，共计125件。墓中室、墓东室皆有乐器陪葬。墓中室乐器有编钟65件（其中甬钟45件、纽钟19件、楚王所赠镈1件），编磬32件（全41件，实际完好9件），鼓3件，瑟7件，笙4件，排箫2件。这些乐器已具有较高制作水平，例如带有“点簧物”的竹制簧片，实系调节音高准度微小差别所用；排箫由“异径管”制作，证明先秦乐师在实践中已掌握管长、管径与音准、音量之间的复杂比例关系。

曾侯乙墓中的雌雄乐管的具体定名是篪还是篴的问题，目前尚有争议。争议的根源在于古代文献中关于篪、篴二乐器的具体吹法，缺乏可以据信的载说。古代文献中，“篪”的记载及说解较“篴”更多。东汉许慎《说文》云：“管乐也” 。《释名》云：“篪，以竹为之。啼也。声从孔出，如婴儿啼声也”。晋人郭璞 注《尔雅·释乐》云：“篪，以竹为之，长尺四寸，围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翘，横吹之。小者尺二寸”。 《尔雅音图·尔雅图》所绘篪，为吹口上出（侧开于管端）、横吹形制。 北宋陈旸 《乐书》所绘篪，是吹“如酸枣”义嘴部位发声的形制。 元代朱公迁 《诗经疏义会通图说，下》所绘篪，四指孔，吹孔侧设于管端。 朱载堉 《律吕精义》所绘篪，是吹孔侧设并居中、双手掌心向后捧持演奏的形制。 清代允禄 、张照 所撰《御制律吕精义后编》所绘篪，是五指孔、管端侧设吹孔形制。 可见，篪为单管、无底（即吹端封闭、另一端未必完全封闭）的横吹乐器，是无异议的：一是《尔雅》体系下的指孔与吹孔不在一直线上而是于管之吹端侧设吹孔、双手交叉按孔（如今之竹笛）横吹；二是朱载堉所见的单管、有底（即两端皆封闭），吹孔居管身中央并朝正上方而指孔朝向正前方、双手捧持横吹。近代以来，音乐学术界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依据曾侯乙墓出土的横吹乐管，认为篪为横吹边棱音乐器。 另一种观点认为，篪应是刻竹为簧、似与今之巴乌相类的簧鸣乐器。

笔者认为，竹制单管吹奏乐器的簧鸣发音原理与边棱音原理，有根本不同。不论吹处设在管端还是居中，不论开管还是闭管，以气激簧鸣发音的，应属簧鸣乐器；以边棱切割气流从而于管腔内部形成气柱涡旋振动的，应为笛属乐器。就此而言，笔者推断曾侯乙墓出土的雌雄乐管为笛属乐器，当不为过。音从音响效果来判断，“声如婴啼”者似应为簧鸣之制——口含吹嘴演奏，汉画像石不乏此种笛制的演奏图像；“其声涤涤然” 者应为边棱音之制——与今之竹笛形制更相近。因而，笔者更倾向于视曾侯乙墓所出雌雄乐管为“篴（笛）”类乐器。当然，不论曾侯乙墓“篴”如何定名，究竟是“篪”，还是“篴”，它们于管端设吹孔横吹的制度，在演奏上已经明确地向我们提供了相关中国古代横吹笛演奏技巧的确切判断依据，也为考察中国古代横吹笛属乐器的律制、音阶、音域等情况提供了相对确凿的实物。曾侯乙墓雌雄双“篴”见于“中室”，其制作精美，如图2：

为便于执笛、按孔，篴之吹孔侧设，无膜孔，五音孔；雌篴管尾通洞，雄篴尾端有竹节封堵，但竹节中部似有小圆孔通洞（故雌篴吹奏时无筒音）。这种形制的横吹笛在今我国西南民间仍有孑遗。近人蒋咏荷曾对其所见广西民间舞蹈《跳神》伴奏“无筒音笛子”描述如下：

这个笛子是六孔的（开三孔音高为A），没有膜孔及装饰孔。笛子末端有竹节封闭，竹节正中留有一个极小的圆孔（直径为 3.5 粝）。手指全按时没有声音。开第一孔的音高为＃F。这个笛子除了没有筒音外，它的音阶形式与普通的笛子相同。因此在音乐上会造成特殊的效果。这个曲调极富古典色彩。

曾侯乙墓篴“无筒音”的制式与蒋氏所见相近，故而其吹奏技法当与此“《跳神》笛”相去不远。蒋氏所记《跳神》曲谱音域为 ，所用音高序列为 共九个音，其中无徵音孔。蒋氏所说的第一孔，当为现代竹笛所称的第六孔。如果按照蒋氏所说“第一孔音高为＃F”推理，则可得到该“跳神笛”形制、音阶如下：

可见该笛包含近两个八度音域和多个或全按或半按孔吹奏的泛音。这种横吹发声的“篴（笛）”，因吹奏气流与“篴（笛）”管内壁便于形成强力对抗，故发音较为结实、嘹亮。

笔者在《京房改制所据原笛吹式考辨》一文中，结合马融长笛赋所载丘仲《辞》的记述，对“四孔”古篴进行了推测性复原，对先秦横吹篴的音阶结构等进行了推断。丘仲《辞》云：“……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后出，是为商声五音毕”，及“裁当以簻”和西晋潘岳 《笙赋》“修簻内辟” 暗示的内辟吹口制作工艺，表明西汉之长笛在原“笛”四孔基础上加一而为五孔，并以剡削之法获得内辟式吹口而为竖吹制式，如此则汉长笛之五音孔分别发音已明：

由此，可逆推京房改制之前的原“笛”形制、音阶如下：

综上可知，曾侯乙“篴”与京房改制所据原“笛”尽管为两种不同孔制的笛，但其于管端设吹孔横吹的形制，则是确定无疑的。现今民间流传的“跳神笛”与曾侯乙“篴”形制颇相类似， 或许，这便是南北音乐风格导致的孔制的地域差别。总体观察，曾侯乙墓“笛”作为先秦主要旋律乐器，在吹奏气息、手指运用方面，已具备较复杂的音调表达技术。同时，作为先秦礼乐重器，它在合奏中演奏高音区旋律，表明先秦时期横吹“笛”尤其在气息控制和运用技法方面，达到了较高水平。

以上分析，可知上古横吹“笛”形制、音阶、演奏技法的大致情况。此外还有一点值得重视：从古“篴”出土多见雌雄二制的现象来看，上古阴、阳五行观念对乐器演奏实践的影响十分深远。雄为阳、雌为阴，首先在乐器特性如调高、音色、音域等方面做出区分，而这种区分的最终目的正是“和而不同”观念的表现形式。此即《周礼·春官》“大师”条所谓“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 ，亦即《道德经》所谓“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的观念在音乐实践中的具体反映。

进一步研讨古“篴”演奏技法及审美范畴发生问题，需要结合先秦时期礼乐文明的具体情况进行探讨，特别是要针对先秦时期的情感论思想及音乐审美观念进行研究。 gELsRn0x28KmoW+VkzbE5PAzpJU5R4BHokHpU6aytDvn+L+20KBXFwhbqsb5Ev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