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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生活的地球有着美丽的自然环境，大自然的力量造就了海洋、山川、湖泊、河流、森林、草原和沙漠，不仅孕育了我们人类，也为我们的远古祖先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材料，使他们的大脑与双手通过工具的制作使用与改进实现了质的飞越，从而走向文明，逐渐成为地球的主宰。在自然世界存在的各种物质中，石块是人类最早作为工具使用的重要物质之一。
岩石是构成地壳的主要物质，分为火成岩、沉积岩和变质岩三大类。自然界中的岩石由于存在的范围广，与其他物质相比既具有一定的硬度，又具有质脆易破碎的特性，很早就被人类的祖先发现并用来制作最原始的工具以与恶劣的大自然环境相抗争，从而改善生存条件。在东非奥杜威发现的地球人类发展早期阶段的猿人，已经可以用石块打制石器，虽然这些石器非常简陋、粗糙，但可以说明至少在200万年前人类已经开始利用石块这种材料了。
由于利用制作石器作为主要劳动工具这一主要特征而被考古学上称作“石器时代”的原始社会时期，广阔的华夏大地上中华民族的祖先也早已开始利用石块制作生活和生产工具。云南元谋地区发现的距今170万年的元谋猿人，在其遗址中发现了17件有人工初步打制加工痕迹的石片、石核、尖状器和刮削器。生活在东亚大陆腹地陕西蓝田的距今60～80万年的蓝田人，其打制石器的水平有所进步，制作了大量的砍砸器和手斧等，其中最具特色的是一件用砾石打制的尖状器，这件尖状器长17.5厘米，最宽处9厘米，厚达6.5厘米，工具的形态非常明显。闻名世界的北京人，生活时间大约距今40～50万年，这一时期人类对石块的利用更加频繁，不仅量大而且种类众多。在北京人遗址中共发现了十余万件打制石器，其中所选用的石材就有砂岩、石英石、燧石、水晶等，特别是发现的一件水晶质石器，其材质之美区别于其他传统石器石材，据考证是从距北京人居住地以外两公里处的花岗岩坡地中找到的，
虽然这种特殊石材的选用从数量和打制程度与这一时期原始人类石器工具一样，制作无固定形状，粗糙简陋，显然还是作为一般的石器工具出现，但却可视为我国早期特殊石材发现的开端。
与以北京人为代表的我国旧石器早期不同，处于旧石器中晚期的距今约20万年前至15万年前的陕西大荔人、山西丁村人和北京山顶洞人，在石器的加工上取得了重大进展，在这一时期因对石质特性的熟悉掌握，石块大多被进行了二次加工，制作方法更多也更加精细。如丁村人遗址中发现的2000多件石器，大部分打制方法是先用碰石法、锤击法或交互打击法打下大的石片，再进行细致加工制成各种不同用途的石器。而在许家窑人类遗址中甚至发现了上千件大小不等的圆石球。山顶洞人的石器虽发现较少，只有25件，但人工已经有意识地将所选石块制作的十分精美，最具代表性的是钻了孔的石珠和小砾石，表明石器已经逐渐部分脱离原始的工具功能，转而对石材本身开始关注。
对石器的磨制使人类步入了新石器时代，同时也加深了原始人类对石材这一特殊材料各种特性的认知程度。约在6000～7000千年前，我国原始人群的足迹已经遍布华夏大地，从东北的黑龙江到西北的新疆，从西南的云南、西藏到东南的台湾岛，考古已发现的文化遗址有7000处之多。在这些文化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磨制精良的石器。（图1-1）半坡人的磨制石器既有石斧、石刀、石锛等农具，也有石镞、石矛、石球等狩猎工具，不仅种类繁多，造型多样，而且普遍平整光滑，刀口锋利。甘肃广河齐家坪齐家文化遗址、浙江余姚良渚文化遗址中则发现了制作及使用功能都更加先进的石器，如石斧、石犁，其形状扁平而薄。有穿孔的半月形石刀，造型精巧，具有规则的几何形状。特别是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磨制石器，加工非常复杂，可以看出每一件石器，都是将精心选择的石料先打制成器物的雏形，然后再将之用磨石蘸水细磨而成，有的通体磨光，有的只磨光部分，并且还在石器上钻孔。这些证据证明这一时期石材不仅在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华夏祖先已熟练地掌握了石质的特性。
正是由于对石器的打磨、制作、使用，我们的祖先逐渐熟知了各种石材的硬度、色彩、光泽特性，在之后长达数万年的过程中慢慢发现了存在于石材中的具有特殊质地、光泽的美石。
考古发现的原始人类用以制作石器的材料区别于一般石材，除了早期的水晶、石燧，到新石器时代则出现了新的品种，距今7000～8000年的辽宁新乐遗址出土了一件用蛇纹石制作的石斧形器，这件石器用岫岩玉琢磨而成，扁条形状，长13.8厘米，两端呈凸弧形，较宽的一端两面有刃，且刃部带有使用痕迹的缺口。在稍晚时期的半坡遗址中，也发掘出一件由优质玉料琢磨的斧形器。但是这一时期开始使用的各种具有特殊质地、色彩、光泽磨制的石器，从器物的保存状况看仍然是一般劳动工具，说明在那个时期古人仍玉、石不分。
玉、石混用不分的状况在新石器中晚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如果说60万年前的山顶洞人选用水晶和六七千年前的新乐人、半坡人选用玉作为石器材料有一定的偶然性，那么在新石器中后期的红山、龙山、良渚文化时期，我们的祖先已将玉与石明显地区分开来，并制作了大量的玉石制品，由此迎来了玉石雕刻的发展高峰。辽宁、内蒙古和河北交界地带的红山文化，在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辽宁喀左县东山咀，建平牛河梁等遗址发掘中除了磨制石器外，最重要的发现就是大量选材精良、磨制精致、造型复杂多样的玉石雕刻。在良渚及大汶口、龙山文化遗址中也出土了大量的玉管、玉环、玉琮，玉三叉器等，玉石雕刻品不仅使用更加广泛，数量多，而且制作加工手段多种多样，造型也更加精美细致，除磨制外，还大量使用钻孔技术，制作薄体及异形体器物。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这些玉石雕刻所使用的玉材多种多样，有蛇纹石、玛瑙、绿松石、石英、水晶和透闪石，这些玉石无不色泽光润、色彩丰富、质地细润。根据放置地点及造型的不同来看具有了特殊的含义，已经明显区别于一般的生产工具。具有美而坚硬的质地、温润色泽的玉石已经完全从普通的石器制作中脱离出来。
由于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等玉石雕刻的发现，证明了我国原始先民在大约6000年前结束了玉石不分的状况，完成了对玉石从石到玉的区别认识。玉作为一种特殊的物质，体现了特定的思想观念逐渐走入了中华文明的视野，也拉开了中国古代玉文化的序幕。
从石材中脱颖而出的玉石，一经被重视并赋予其特殊的思想内涵，就深刻地影响着华夏民族的社会生活、人文历史。但是什么是玉？是不是所有具有美的外观、质地的美石就是玉石？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第一次概括了玉的概念，指出“玉，石之美者，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勰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不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这个概念肯定了玉的基本属性，即“石之美者”，并总结三代后中国儒家赋予玉石的道德思想，表明了玉的五个大的特征，即坚韧的质地，细腻温泽的纹理，温润美丽的光泽，华美的色彩和悠扬悦耳的声音，从而奠定了玉的传统概念。
随着历史的发展，对玉石的认识研究也在逐步加深。直至当代人们对玉的界定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概念，一种为广义的玉，一种为狭义的玉。广义的玉也即我国传统观念中的“石之美者”，在这种概念中玉石包括的范围相当广泛，具有质地、色彩、声音等其基本的五大特征的玉石，不仅包括我们熟知的翡翠和和田软玉，还包括岫玉、南阳玉、蓝田玉、玛瑙、琥珀、青金石、珊瑚、水晶、孔雀石、绿松石等等，这些具有美丽的质地、色彩、光泽的美石与和田玉一起至今仍被我们认可，是我国玉石的重要组成。
狭义的玉，则是通过科学的检测测定，具有一定数据规范的特殊的玉质，19世纪后半叶，法国矿物学家德穆尔将中国玉根据其硬度及其他化学结构特性分为“硬玉”和“软玉”。“硬玉”即翡翠，其硬度在6.5～7之间，比重3.2～3.32，翡翠仅在东南亚缅甸等地出产，其硬度大，色彩以绿色为主，光艳美丽，唐宋以后才逐渐见于文献记载。清代翡翠的使用渐多渐广，在玉石雕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价值与和田软玉齐名。“软玉”则是专指透闪石——阳起石类材质组成的玉石，硬度要达6～6.5，比重为2.96～3.17，而符合这些条件的只有和田玉，因此软玉也即指新疆和田玉。
对玉不同概念的界定和划分，表明了玉石特性的复杂，也表明了作为一种美石，玉石种类的丰富多彩。一直以来，对于玉的概念的界定，根据理解不同始终未有定论。遥想数十万年前，当人类的祖先第一次采集到与普通的石块质地迥然不同的石材来打制工具，通过磨制发现了这种美石的质地细腻，光泽美丽，并逐渐以之制作造型用来表达一种原始的思想，他们最初所关注的往往是石质的美丽与否，因此，追本根源，尽管当代对玉的划分更加科学与客观，我们仍然普遍认同中国古代传统的玉石概念，即从感性美认识出发，对具有一定的硬度，质地纹理细腻，色彩丰富光泽温润，声音悠扬的美石都视为玉石。可以说在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中，玉的核心是美石，特殊的美是各种玉石存在的共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