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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湖纵横、地域广阔的长江三角洲，是我国最早出现人类居住生活痕迹的地区之一。考古发掘表明，在7000年前河姆渡、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原始人类先后在这里繁衍生息，留下了他们生活的足迹。他们不仅在河流两岸土地肥沃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地方过着定居的生活，建立了氏族村落，用磨制的石器、骨制的骨耜砍伐树木，烧荒开地培植稻谷，在河湖中穿行捕获鱼虾，蓄养猪牛丰富自己的食物，而且已开始用材质特殊的美石磨制装饰品来美化装饰生活，使这一广大地区成为我国古代玉石制作发展最早最具特色的地区之一。
河姆渡文化分布于杭州湾南岸宁绍平原，早于良渚3000多年。其遗址中出土了玉石制作的萤石耳坠、项链饰品和弧形佩饰件，这些玉石制品形制多样，如遗址中发现的玉石管和玉石珠，玉管呈两端窄中部鼓的形状，中有穿孔。距今约五千年左右的崧泽文化，晚于河姆渡、马家浜文化而早于良渚文化，是长江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崧泽文化时期的玉制品已经选用质地较为优良的玉材，造型线条流畅圆滑规矩，尤其是具有代表性的圆弧一侧琢有齿纹的半璧形玉璜，进行了精心的设计与制作，在造型美观方面有了更进一步的追求，制作技术和艺术性都有很大的提高，这为继之而来的良渚文化玉石雕刻艺术的大发展谱写了强劲的前奏曲。
良渚文化位于长江下游“金三角”地区，因1936年考古工作者最早发现于浙江余杭良渚镇而得名，主要遗址集中位于长江入海处的杭州湾口附近，分布在太湖流域的浙江、江苏、上海三省市，时间距今4000多年，是我国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晚期文化。良渚文化属于父系氏族社会时期，男子在生产中占有主导地位，生产工具得到了改进，耕作工具有石斧、石铲、石耜、石锛、石犁等，增加了耕种效率和产量，便于积累大量的个人财富，手工业与农业分离成为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的重大变革，这一变革直接促进了包括制陶、房屋建筑、纺织及玉石雕刻艺术的飞速发展，尤其是玉石雕刻大量制作使用，从出土发掘情况看数量众多，世所罕见。琢玉用玉可谓良渚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良渚玉器自20世纪初开始发掘，出土多而精，主要遗址、墓葬有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浙江余杭反山墓地和瑶山祭坛遗址，江苏武进县寺敦三号良渚文化大墓等等。位于杭州西北余杭县的反山墓地，在600多平方米范围内共发掘墓葬11座，出土玉器200多件，几乎每墓都出土有大量玉器，仅编号M20的一个墓内除出土陶器、石器外，玉器多达511件，占到整个墓地全部出土文物的90％以上，距反山墓地五公里之遥的瑶山墓地和祭坛遗址，发掘面积500多平方米，发现方形祭台一座，墓葬11座，七号墓埋葬玉器最多，出土共计148件（组），整个遗址墓葬共出土635件。单个墓葬中上海福泉山良渚大墓成堆的玉琮、玉璧、玉斧及玉装饰品共计144件摆放在墓坑中，常州武进寺敦3号墓，58件玉璧、玉琮和其他玉制品从头到脚围绕人体骨架一周，十分引人注目。（图3-1）
从良渚文化诸多遗址墓葬出土玉制品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其一为玉璧。玉璧是良渚文化出土最多的玉器之一，如上海福泉山大墓出土玉璧4件，江苏常州寺敦3号墓出土玉璧24件。在浙江余杭反山十一座墓中出土了更多的玉璧，它们大多十余件一起堆放在腿脚部位，少量的放在头部和身下，分布很有规律。这些玉璧小者直径十厘米左右，大者达到20多厘米，共计玉璧数量有125件之多，仅23号墓就有54件玉璧。其二为玉琮，良渚出土的玉琮不仅体积硕大数量众多，而且也是良渚文化中最具有造型艺术特征的玉制品，如上海福泉山和常州寺敦墓分别出土玉琮5件和33件，都较玉璧多。反山墓地11座墓也出土总计21件琮，而且大多琢有神秘的神徽纹饰，制作精美用料考究，其中一墓中在人头骨上方出土一件重达6.5千克的玉琮王，堪称良渚玉琮的代表经典之作。其三为三叉形器、冠状饰和锥形饰。这三种玉制品与良渚文化的玉璧、玉琮相比出土数量较少，但往往制作非常精致，“它们不是一般人的装饰品，而是显贵者或者高级巫师之类人物的用品”，
是良渚文化中地位十分重要的玉器种类。三叉形器下部为圆弧形，顶部有三个向上的方柱，形似“山”字，三叉下的圆弧面上往往雕饰神徽纹饰，此种玉器造型反山5座墓中各出土一件，瑶山出土共计6件，这些造型特别奇特的三叉形器都雕饰得相当精美。良渚文化的冠状饰从墓葬中均置于头部位置看应是代表死者特殊身份的重要玉器类型。冠状饰分两种形式，一为半圆形，一为方面近似梯形，有的为光洁素面，有的刻画有良渚标志性的神人面像徽记，上有用来穿戴的钻孔。反山墓葬出土了半圆形冠状饰16件，造型为近似梯形的9件，每墓一件，瑶山也每墓均有一件共11件。（图3-2）锥形饰也是良渚文化中非常特别的玉石制品，呈长棒状，长者二三十厘米，短者两3厘米，有圆锥形、方锥形之分，最初在良渚及其附近的一些墓中发现的此类玉制品有的只有一件，有的两三件，并不知晓其具体的用途，1986年在反山良渚墓地第一期的发掘中，11墓共发现73件锥形器，且大多以集束状放置于头骨上方，有三件一束的，也有六七件一束的，最多的九件一束，上大都琢有简化版的神人面徽，磨制的非常精致。此外上海福泉山，吴县草鞋山，浙江瑶山都曾出土玉锥形器，从这些锥形器放置的位置形制看与冠状饰同样可知是头冠上的装饰品。其四玉钺，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石、玉钺数量之多前所未有。汇观山良渚墓曾出土石钺48件，横山二号墓更是出土石钺132件，玉钺一件。浙江瑶山和反山墓地都曾出土玉钺，其中反山墓葬群中共出土5件，形体较大扁宽而开阔，一端为磨制成型的刀刃状，有穿孔，多放置在左手边，似是象征权力的特殊制品。有的玉钺的刀刃上角琢有神人徽记和鸟纹饰。其五装饰用的玉制串饰，如上海福泉山出土的136件玉制品，就有串缀用的玉珠47颗，玉管两件，江苏武进寺墩一墓的串饰由玉珠13，玉管4，玉坠一共18件组成。余杭反山、瑶山墓葬出土的串饰更多，一件串饰往往由数十上百件组成，如编号为M12的墓葬，串饰品有68枚玉管，瑶山发现的成串玉饰件有13组，有一墓则串饰多达201件玉管，这些串饰品多置于胸腹部，亦有放置在头顶和脚端的，是装饰陪葬的重要玉石制品。
良渚文化的玉制品种类除上述五大类外还有璜、镯、带钩、臂饰、圆牌饰和鸟、鱼造型等多种，其中就有著名的瑶山出土的凸棱纹玉镯和“蚩尤环”，以及江苏吴县张陵山遗址、余杭反山遗址出土的玉蝉和玉鸟，它们和璧、琮、三叉形器、锥形器、冠装饰、串饰等共同组成了庞大且特色鲜明的良渚文化玉石雕刻艺术群体。
良渚文化之前的河姆渡、马家浜、崧泽文化由于对玉的认识并不完全，其材料中真正属于玉的仍很少，还有很多属于质地细腻的细石类，甚至闻广生先生对苏南浙北新石器时代玉器材料进行鉴定，认为“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装饰品全属假玉，崧泽文化出现了真玉制作的装饰品”，
而到距今4000 ～5000年的良渚文化，什么是玉，玉的质地特性已得到充分的认识。如反山、瑶山出土的绝大部分已是质地优良的真正的玉石材料。
良渚古玉所用的玉料有多种，其中最主要的是透闪石——阳起石系列的软玉和蛇纹石类粗玉，另外还包括大量的萤石、叶蜡石、石燧、绿松石等等。质地为透闪石——阳起石的软玉矿“已在江苏潥阳小梅岭发现”，
至于蛇纹石为主的粗玉料则大都为太湖地区山中所产，色彩以绿为主，玉质为不透明，玉色也不均匀，硬度较低。也有学者认为良渚的氏族社会群体非常强大，与外界的交往也很广泛，推测良渚玉料“多来自辽宁或贝加尔湖地区”。
但无论如何良渚文化用玉材料之细润，品质之优良是毋庸置疑的。良渚时期人们对玉的质材识别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他们用质好的玉料来琢制重要特殊的玉器，如放置于头部、手部的琮、钺、三叉形器、冠装饰，因此此类玉制品经过数千年的埋藏与地下物质的侵蚀，由于质料细密，一些受沁钙化严重成为不能透光的俗称的“鸡骨白”，一些则完全没有受沁或受沁轻微，如福泉山9号墓的湖绿色玉钺，光线仍能完全透过玉质，反山12号墓的玉钺、瑶山2号墓的冠装饰光线能部分透过，显得非常晶莹，手感也平滑细腻，表面呈现出宝石般的光泽。
良渚以蛇纹石为主的粗玉料则主要用来琢制数量体形比较大的璧和一般的玉器，这种玉料多为不透明的暗绿色，内部结构比较粗散，但在受沁后却很多呈现出五彩斑驳的色彩。良渚后期由于优质的玉料渐少，所以也用这种质料琢制多节的琮，但制玉璧的用料却始终没有改变。
良渚时期的开料琢玉主要是手工借助自然材料如石、沙、绳、水等来完成。加工工艺主要有开料、制环、钻孔、琢制纹饰、抛光等，涉及了新石器时代主要的加工手段，从许多良渚玉器上的弧形痕迹看，开料使用了线切割，从琮的开孔看，进口大中央相通处口径小，有时有错台现象，可知良渚人已使用了两头对钻孔的方法。
良渚玉器的材料、形制丰富多彩，而在琮、钺、环等玉器上琢制的标志性神秘奇特的神人面像纹饰更是具有艺术价值的部分。神人面像徽记历来被誉为良渚文化玉器的象征，它的基本纹饰造型在余杭反山M12墓出土的号称琮王的玉琮上表现得十分清晰，这件玉琮形制之大在宽短形玉琮中首屈一指，其四面布满了纹饰，在四道凹槽内上下各琢有一组神人组合徽记，四面相同共八组，每一个组合徽记由两部分构成，上部为着羽冠的人面像，圈眼宽鼻阔嘴，脸与羽冠为浅浮雕的形式，人物双手叉腰做蹲踞状，腿部收回脚为三爪鸟足，为细密的阴刻线，在神人像的胸部又以浮雕琢制出兽面纹，重圈环眼，阔嘴中有醒目的獠牙，在此琮的方形四角上还分别琢有上述纹饰的简化形和长有獠牙的兽面，并两侧各增加琢有鸟纹纹饰，整个纹饰琢制精细，表现出神秘威严的气氛。（图3-3）反山另一墓出土的一件冠状饰上的纹饰则省略了神人而着重突出兽面，兽面大眼大鼻孔，巨口獠牙都非常清晰。瑶山出土的玉器上也有同样的徽记纹饰，如M9出土的玉琮，以转角直棱为对称轴刻画出鼻梁、卷云纹的鼻头和椭圆形的大眼，再以阴刻线绘制眼圈、鼻孔、獠牙、长卷毛的面颊，额头有羽状的装饰。M7出土的一件三叉形器上左右两叉各琢有一侧面着羽冠神人，中叉较低以繁复的阴刻线刻画出兽面的圆眼、鼻孔、巨口和獠牙。
良渚此种神人面像徽记从早期到晚期呈现出逐渐简化、抽象化的特点，早期的如上述的玉琮王，其神徽人物和兽面结构非常明确，而到中期后繁缛的线条被去除，造型都被简洁的块面所取代。瑶山M12号墓的一件玉琮上人面纹消失，只琢有神面，其像大眼突出，鼻梁被一横线取代，以卷云纹表示鼻部，同地7号墓神面的头冠改为两道长横棱线，面部只突出眼与口，鼻部借用转角棱表示。反山20号墓出现的神面更为简洁，玉琮上琢两节小眼面纹，中间无凹槽分隔，上部的长横棱绕围一圈，每面只琢一个单圈表示眼部，一个小眼可供两面使用，与四条短横棱组成小眼面纹，纹饰十分概括简略，这种抽象简化的神面纹在良渚中后期的纹饰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良渚文化所代表的长江流域玉石雕刻虽然以太湖为中心展开，但其影响力在后期达到南部的岭南地区，西部的巴蜀，北部的黄河流域，辐射了大半个中国。对中国古代玉石雕艺术及中华古代文明的影响非常深远。
总体来看良渚文化玉石雕刻艺术有以下几个重要的特点，首先，玉在良渚文化氏族社会生活中取得了重要的地位。在原始人类看来生死都是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对死亡的恐惧和关注使他们可以将现实中所重视的物品放置于墓葬内，上海福泉山、浙江反山和常州寺敦大墓中分别埋藏有多达数百件的玉璧、琮、环、串饰等，即是这种思想的表达，具有宗教祭祀的功能。玉同时与个人在社会中所具有的等级身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在良渚文化墓葬中玉的放置数量多寡，造型形制都是有所区别的，从发掘情况看虽然玉璧、玉琮及串饰等墓中大都有出土，但玉锥形器、玉冠状饰和玉钺却不是每墓都有。如瑶山墓地分南北两列，南列诸墓都在死者头部放置有锥形器、冠状饰，在手部放置玉钺，而北列墓地都未见，从这些玉制装饰品的放置位置与华丽雕饰、玉钺所具有的权利内涵看，是良渚父系氏族社会中具有统治地位的男性所有，是父系社会统治结构的具体体现。其次，良渚文化玉石雕刻艺术装饰华美奇异，代表了这一时期高超的雕刻艺术水平。玉器上刻画装饰纹样良渚文化首屈一指，在良渚出土的玉器尤其是重要的琮、半圆形器、冠状饰上都刻画有精美的以神人面像为主的装饰纹样，除了如余杭反山出土的玉琮王及少数玉器在表现这一题材时还较为写实的表现人物的面像肢体服饰外，大部分突出为点线面组合的装饰表现手法。瑶山出土的一件三叉形冠饰，以繁复的装饰线条勾勒出兽面的眼、口鼻特征，底面又浅琢有云纹图案，三叉上琢饰的三组羽纹规矩美观，整个图案充满了器形空间，不留空隙，具有卓越的装饰效果，同地的两件玉镯，一件外壁琢有美观的13道平行斜棱凸起，一件琢有二方连续的装饰性神兽面，都突破了圆形素面的造型形式，既实用又美观，显示了良渚人独具的审美观念。其三，良渚文化玉器制作工整精良，造型丰富多彩。如玉琮既有一两节的宽短形，又有多达19节的高长形，冠状饰既有半圆形又有近梯形，三叉形器又结合了半圆形与梯形的结构，其造型是独一无二的，特色鲜明。此外还有装饰类的玉管、玉珠、玉锥形器，各种造型琳琅满目，多达数十种，很多造型体现了良渚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这些玉器的制作水平同样首屈一指，琮是由外部的立方形体与内部的圆筒状体结合而成的，绝大部分的琮立方体线面平直内筒圆滑，结合完美规矩，半圆形饰及冠状饰的圆弧面也制作的线条非常流畅，厚薄均匀美观，打磨很深入，虽经数千年出土后至今还呈现出俗称“包浆壳”的晶莹玻璃光泽。其四，良渚文化玉雕无论造型、装饰纹样都极讲究对称的美，显得稳重精巧。玉琮、冠状饰、三叉形器都极力修整的呈中心对称形，厚薄一丝不苟，图案装饰也多以对称形表现，如瑶山出土的一件三叉形器，中叉上饰一神兽面，左右两叉上又饰相向完全相对称的羽冠人面像，类似的对称图形在其他器形上也很常见，如玉钺、玉冠状器上对称的鸟纹、羽饰和玉琮立方面上琢制的神兽面形象都有对称的特征。其五，良渚玉器上的纹饰主要以减底隐起结合线刻来表现，体现了雕塑艺术的特征。这些纹样，一种为以器平面为基准只减低图案周围小范围的底子的凹形，一种为图案全部高于底子的凸形，无论哪种形式大都突出眼、嘴、鼻和额头，虽然是比较单纯的层次，但作为浮雕雏形的造型手法表现的极为准确。同时为了使造型更加丰富，用细密的阴刻线进行装饰，使纹饰非常醒目的特点也很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