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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原始的渔猎采集时代过的是群居生活，因为生产力低下，氏族成员只能集体劳动，获得的食物大家共同分享，氏族领地内的山川、河流、森林、土地、动植物资源是大家的共同的财产，氏族内人人平等，没有阶级，这是一种原始共产主义制度。进入农业社会后，家庭产生了，于是有了家庭私有财产，但是，这只是住房、生活用品和家庭劳动产品的私有，而土地、河流、森林等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仍然是氏族公共所有。然而，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的劳动有了剩余产品，这种公有制和原始共产主义制度就开始解体，人类开始出现分工，人的社会地位也开始出现贵贱之分，土地等生产资料也开始出现私有，阶级开始出现。近代以来，人类学家通过对一些原始落后地区的氏族部落进行长期跟踪考察，揭示了人类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一步步过渡到阶级社会的这一瓦解过程。比如，人类学家对马达加斯加岛上的塔纳拉人的考察，就为我们提供了了解这一过程的一个范例。
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对塔纳拉人进行了长期观察，把他们的社会转变经历全都记录了下来。塔纳拉人在过渡到阶级社会以前，是用刀耕火种的方法种植旱稻。第一年他们可以得到好收成，但是第二年产量就开始下降，因此，每当土地肥力耗尽，他们就得往别的土地上迁移，重新建立村庄。经常的迁移使他们不可能长期占用土地而实行土地私有制，因此，土地的所有权归村社掌握，村社的长老会通过民主商议的方法，尽可能公平地把土地分配给每一个同堂家族，每一个家族都由若干个家庭组成，这些家庭一起劳动，然后按需分配产品。这是典型的原始公社制度，人们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都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但是，当他们中有些家庭仿效东面的邻居改种水稻时，这一切开始改变。
天然的水稻田面积有限，因此无须投入整个家族的劳动力，所以这些水稻田就会由某些家庭单独经营。因为种植水稻的产量要高得多，而且水稻田的产量不会逐年下降，因此可以长期耕种，他们也就不再把这些田地归还给村社重新分配。由于适合于种植水稻的田地非常少，于是塔纳拉人的社会开始出现分裂，少数人成了这种土地的所有者，而绝大多数人则没有希望得到这种能生产更多粮食的土地。当种植旱稻的农民被迫定期地向新的地方迁移，而种植水稻的农民仍然留在原来的小块土地上时，这种社会的分裂就更明显了。为防御那些野蛮人的抢劫侵扰，这些长期定居的村民现在不惜花费人力物力，努力建造坚固的城堡。他们把那些在战争中抓获的俘虏用做奴隶，以前用刀耕火种的方法种植旱稻时，使用奴隶没有什么价值，因为奴隶劳动生产的粮食也仅仅只能够满足奴隶自己食用，而种植高产的水稻，使用奴隶劳动能产生大量的剩余价值，因此，奴隶的使用成为可能。于是，阶级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开始形成，原始的民主制度也遭受到破坏。在这种新的社会里，地位最高的是国王，国王下面是贵族，他们拥有国王分配给他们的好土地，然后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平民，他们自给自足地耕种较差的土地，社会的最下层还有奴隶。
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最后写道：“从塔纳拉村社到塔纳拉王国，中间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在经常迁移，自给自足的塔纳拉村社，没有阶级，只有牢固的同堂家族；而到了中央集权，臣民定居的塔纳拉王国，社会由于经济差别而分裂为阶级，门第有如礼仪被看作是极为重要……当一步步地追溯塔纳拉人的整个转变过程的来龙去脉时，我们可以发现，转变的每一步都是由种植水稻引起的。”
中国的南方也是种植水稻，而且中国的湖南是世界上最早开始种植水稻的地方，因此，可以想象他们当时所经历的社会变革，当然，情况会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他们的社会变革在距今一万多年以前就已经开始发生。考古学家在湖南洞庭湖平原地区发现的那些距今 6000 多年前的远古城市，拥有大规模的城墙和护城河以及完善的生活设施，这说明那里的人们在很早以前就已经进入了城邦国家时代。而且，城市能到达那样的规模和那样的程度，必然已经经历了一个很长时期的发展过程，但是因为年代太久远，缺乏文字记载，因此，我们现在只能通过考古发掘和历史上留下的远古传说来了解。
据中国古籍记载的一些远古传说，开创农业文明的是中国湖南的神农氏，神农氏传 70 世而有天下。在中国古代“有天下”一词的意思，是指拥有或者说统一了天下，成了天下的最高管理者——“天子”。古代中国人认为，天下的最高管理者是上天的儿子，是上天授权他来管理天下的。古籍上还记载道：第一位天子是“神农”，神农传 8 代，历时 530 年而至“炎帝”。这 8 代分别是：神农、临魁、承、明、直、嫠、哀、榆罔，榆罔即炎帝。炎帝以后，中国的历史就有比较明确的记载了。
中国历史上有关神农的传说非常多。传说他发明了很多农具，教会了人们各种农作物的种植方法；他遍尝百草，以自己的身体试验各种植物的性质，以致曾经70 余次中毒，但他也因此掌握了各种植物的食用性和药性，并教会了人们如何用中草药治病；他还教会了人们种植麻和用麻来织布，使人们能够穿上布衣，从而告别了赤身裸体和穿草裙兽皮的原始生活。人们奉他为“农业神”，中国历朝历代的帝王都要祭拜这位农业神，并在每年开春时由皇帝亲自执犁，举行农耕仪式，以示对他的崇敬和对农耕的重视。
神农的“有天下”，可能是指他利用神农氏族的强大力量和他本人的威望，成了天下各氏族部落或城邦国家所结成的大联盟的盟主。这种联盟的体制即所谓的氏族共和制，而各氏族部落和城邦国家都成了在联盟领导下并拥有自治权的“诸侯国”。而神农拥有的“天下”，刚开始时地域有多大现在已很难知道，但是，到炎帝时，他们已经统一了中国的南方和北方，形成了从长江流域直到黄河流域的庞大联盟。
农业民族结成如此规模庞大的强大联盟，并非只是为了抵御野蛮民族的入侵和劫掠，他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水利。因为农业种植需要用水，用水就离不开江河，而江河是跨越地区和各诸侯国领地的，因此，如果某一地区或某一诸侯国单独对江河进行利用和治理，必然会影响到上下游的其他地区。如果为了自己防旱而把上游的水引走，那么可能会导致下游干旱；如果为储存更多的水而修筑拦河大坝，那么可能会引起上游遭受水淹。更大的问题是洪水的治理，它牵涉到了整个流域甚至是跨流域的问题。因为，如果一个地方用堵的方法防治洪水，那么可能会给相邻的地区造成水患，甚至会造成跨流域的洪水泛滥。所有这些，势必会引起各地区部落和各诸侯国之间的矛盾纷争，甚至会引发战争。因此，为了利用好江河，防御水患，并制止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必须对整个流域进行综合的规划和治理，有时甚至要进行跨流域的综合治理。这就要求整个流域内的各部族和诸侯国结合成一个团结统一的大同盟。神农氏承担了这个缔造同盟的使命，并成功地完成了天下的统一。而他的后继者，则完成了包括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更大范围的统一，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氏族共和制帝国。这一帝国的最高领导者被称为“帝”，因为这位“帝”是来自炎热的南方，南方属火，所以被称为“炎帝”（也有一说认为神农氏族的 8 位天子都被称为炎帝）。
据中国史料记载，炎帝所处的年代是公元前 26 世纪，那么再往前推 530 年，我们可以得知神农氏统一天下的时间是在公元前 31 世纪，也就是说距今已有5000 多年。
中国的北方因气候原因都是种植旱地作物，因此在农业革命后的初始阶段，也是实行“刀耕火种”式的休耕轮作制，人们为了让土地的肥力得到恢复，不得不抛荒土地，并不断地迁移。这种原始初级的耕作制度生产率非常低，因此制约了社会的发展，使得黄河流域的社会发展远远落后于种植水稻的长江流域。但是到了距今约 5000 多年时，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随着神农氏对中国的统一，许多先进的种植方法传入了北方，使北方的耕作制度发生了新的革命，黄河流域开始进入农业革命的第二阶段——多作物轮作制。因为人们发现，在同一块土地上种植同一种植物，第二年会明显减产，但是种植不同的植物却不会发生减产现象。于是他们开始不再抛荒土地，而是用不同的谷物进行轮流种植。这种方法使土地的利用率提高了 4～5 倍，因为在此之前，一处土地至少要抛荒 10 多年才能恢复地力。为此，黄河流域开发出了数量众多的旱地谷物，如：粟、黍、稷、菽、蜀黍、燕麦、荞麦、小麦等等。另外，还种植麻、桑等纺织业的经济作物。
多作物轮作制的实行，使黄河流域的经济和社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因为中国北方拥有面积广阔的冲积大平原，其可耕地面积比多山脉丘陵的中国南方要多得多。所以北方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发展逐渐开始超越南方，人口激增，北方的发展潜力得到全面的释放。到公元前 26 世纪，也就是炎帝的时代，北方的许多诸侯国越来越强大，他们为了扩大自己的领地和势力范围而互相攻打，而炎帝的力量已经无法管束他们了。这时，在华北地区有一个城邦国家开始崛起，他们的首领叫“轩辕”（轩辕古城遗址在今河北省涿鹿县）。
据中国汉代的伟大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历史巨著《史记》中记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互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征。”
在中国氏族联盟制帝国时代，联盟内是有规则的，“征伐自天子出”。也就是说，如果联盟内有诸侯国不守道义，破坏法规，那么只能由天子来兴兵征讨，诸侯之间是不能互相征伐的。但是，轩辕作为一个诸侯，不仅擅自征伐别国，而且要求别的诸侯国都服从他，向他纳贡，显然有与天子分庭抗礼的意思。于是，炎帝亲率大军去向轩辕兴师问罪，但是三战而不能胜，炎帝只能与轩辕和谈，双方达成和解，轩辕仍然承认炎帝为天子和拥有的帝位，炎帝也不再追究轩辕，并默认了轩辕在北方各诸侯国中的权威。
中国东部各诸侯国中也有一个强悍的霸主，他就是轩辕“莫能征”的蚩尤。蚩尤英武强悍，能征惯战，被中国民间誉为“战神”。蚩尤善冶炼，他的军队使用的都是青铜武器，他还发明了许多新式兵器，因此所向无敌。但是，因为他也擅自征伐诸侯，扩充自己的势力，并与炎帝分庭抗礼，因此炎帝率领军队前去征讨，但是被蚩尤打败。炎帝于是求助于轩辕，轩辕召集北方各诸侯国的军队，与蚩尤交战，先后经历了 9 次激战，最终在华北逐鹿之野打败了蚩尤。轩辕因此名声大震，受到天下各诸侯国的拥戴，于是，炎帝把帝位禅让给轩辕，由其“代为天子”，自己回到了故乡湖南，在那里终老一生，死后葬于湖南炎陵县。
据中国苗族的历史传说，蚩尤是苗族人的祖先，他战败后率领族人来到了多山的南方，后来在南方生存发展，死后葬于湖南武陵县武陵山区。因为是战败者，并被人们认为是十恶不赦的恶魔，因此苗族人不敢把他埋葬的具体地点让人知道，他的陵墓没有留下痕迹，人们只知道他埋葬在武陵山区。而“武陵”的意思即：“武神之陵”，苗族人至今仍然是在深夜才悄悄地对蚩尤举行祭拜。
轩辕成为天子后，被称为“黄帝”。从此，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开始转移到了北方。这种转移是必然的，它也是因为地理因素而造成。因为中国南方多山，平原极少，在当时的农耕工具和技术条件下，可以开垦的耕地并不多，而北方则有广阔的平原，可耕地极多，发展潜力巨大，一旦耕作技术取得了突破，北方的人口和经济实力就会大大超过南方。而自此以后，南方因为远离了政治和文化中心，逐渐与中央政权疏远，后来反而被中原人认为是偏僻之地。但是，现代的中国人都认为，炎帝和黄帝都是自己的祖先，因此他们都称自己为“炎黄子孙”。
中国历史上有关黄帝的传说也很多，传说他发明了许多兵器，还发明了指南车，乘坐指南车在山林和大雾中行驶时不会迷失方向（指南车可能应用了指南针的原理）。他命令仓颉造字，使中国有了成熟的文字（仓颉造字可能只是把各诸侯国原有的不同文字进行了归纳整理，编制出了统一的文字）。黄帝还非常擅长医学，他为我们留下了中国最早的医学经典《黄帝内经》。黄帝留下的另一部经典是论述治国安邦之策的《黄帝四经》。黄帝还制定了中国最早的太阴历法。在《黄帝四经》中有这样的记载，黄帝问力黑曰：“大庭氏之有天下也，不辨阴阳，不数日月，不志四时，而天开以时，地成以财，其为之若何？……”
其中大庭氏应指炎帝，从中可以看出黄帝时才开始制定按日月分四季的太阴历法。而在炎帝时期，中国还只有以 20 天为一个月的太阳历法。黄帝非常长寿，活了 100 多岁，死后葬于桥山（在今陕西黄陵县）。
黄帝生有 25 个儿子，但继任他帝位的却是他的一个孙子——高阳，高阳被称为颛顼帝。《史记》中有关颛顼的记述是：“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像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洁诚以祭祀。北至于幽陵（今阴山），南至于交趾（今越南），西至于流沙（今内蒙古居延海），东至于蟠木（东海中的岛屿），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
从这段记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颛顼是一个具有杰出才能的帝王，在他的领导下氏族联盟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从记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中华帝国的地域之辽阔，帝国内大大小小的诸侯国数以千计。
颛顼去世后，继任的是帝喾，帝喾也并非颛顼的儿子，因为在当时的氏族共和制帝国中，仍然保留着一定程度的原始民主制度，帝的继承人是由各诸侯国代表民主推荐才德兼备的人选，然后由帝考察认可后，实行禅让而产生。帝喾去世后继位的是帝挚，但是帝挚在位的时间不长，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也不大。帝挚去世后继位的是帝尧，帝尧去世后继位的是帝舜，尧和舜都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明君，被作为中国后来历代帝王的表率。
据中国现存的最古老的史书《尚书》记载，舜本是一个普通的平民，尧在位达70 年时寻求接班人，众人把才德兼备的舜推荐给尧。舜 20 岁时，就因孝而闻名于世。据说，在他继母的策划下，他的父亲和继母以及继母生的弟弟，多次阴谋害死他，但是，舜每次在机智地死里逃生后，仍然对父亲和继母孝敬有加，对弟弟也十分友爱。30 岁时，人们把他推荐给尧做接班人。尧招来舜并委以重任，以考察他的才能和德行。三年后，舜以优异的表现赢得了尧和人们的一致信任。尧决定把帝位禅让给舜，但是舜认为自己的才能和资历都还不够，因此坚推不受。17 年后，尧已老，舜接受尧的要求，代他摄政。舜摄政 8 年后，尧去世。舜为他治丧 3 年后才即帝位。
尧舜之际，中国经常发生大洪水，频繁的水灾给各地区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人们急切盼望朝廷能够把水治理好。在群臣的推荐下，尧派鲧前往全国各地治理水患，但是鲧治水 9 年，仍然没能消除水患。
舜即帝位后，到各地去考察。发现鲧不但没有把水患治理好，反而因为采用了“堵”的错误治水方法，造成了很多灾难。舜追究鲧的责任，将其处死，但是在群臣的推荐下，他还是任用了鲧的儿子大禹来治水。其实鲧治水失败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有些诸侯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并不愿意与鲧配合，有的甚至还会顽固地进行武力抗拒，鲧不得已只有采取堵的方法，结果导致治水失败。大禹接受了父亲的教训，身体力行，鞠躬尽瘁，舍家离子，历经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他采取疏通河流、开渠排淤、引流入海、修建运河等方法，对水患和水利进行综合治理。对那些不愿配合的诸侯，他不惜动用武力，其中因三苗氏族拒不配合，顽固地进行武力抗拒，大禹请求舜派出军队进行了讨伐，并把他们流放到西北的三危山去了。大禹治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全国各地的大小江河都得到了有效的治理，从此中国各地水调雨顺，大量的以前不能耕作的土地现在可以耕作了，许多以前的干旱土地现在有了水灌溉，许多以前的低洼地、沼泽地，在他开挖渠道排干积水后也变成了极好的可耕地。后来大禹受到了舜的重用，他也再接再厉，为朝廷完成了一系列的重要工作。
据《尚书》记载，帝尧以前，中国划分为东、南、西、北四方，分别以四岳，即：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为四方的中心。天子定期到各方去巡视，并分别在各岳上召集诸侯大会，举行祭祀仪式，以实施行政管理。帝舜时，仍然保留了以四岳为中心的巡视祭祀制度，但是，舜把全国又细分为了 12 个州。大禹治理好水土并担任管理国家的重要职务后，依据全国山川河流的走势，把全国重新划定为九个州，即：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以便管理。他还巡视考察各地，依照各地不同的地理条件和不同的物产，为各地的诸侯国规定了不同的贡赋物品和贡赋标准。并依据离朝廷距离的远近，制定了五档不同的服役标准，即：五百里内甸服（向国都提供粮食），五百里至一千里侯服（为国都提供劳役和护卫），一千里至一千五百里绥服（进行道德教育和军事训练，以备征战），一千五百里至两千里要服（进行道德教育，遵纪守法，和睦相处），两千里至二千五百里荒服（为国家守卫边疆，不必进贡）。这一整套的管理制度，使朝廷对全国五千里江山的中央集权管理得到了有效地加强。
因为大禹功劳极大且有极强的管理能力，舜年老时把大禹立为了接班人，并要他代为摄政。大禹摄政十七年后舜去世，治丧三年后，大禹即帝位。即帝位后，大禹铸造了九个青铜大鼎，在鼎上铭记了各方治水的功绩，并把它们作为祭祀天地祖宗的国之重器，从此“九鼎”就成了国家和帝王权力的象征。
据中国古籍记载，在上古时期，中国仍然保留着许多公有制的社会制度。中国古籍《礼记·礼运》中记载了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对上古社会情况的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即当时天下的物产都为公有，人们互相关爱，老幼孤独人人皆有所养，衣食无忧。人们爱惜财物，但不必把财物收藏为已有。人们各尽所能地劳动。没有人偷盗也没有人犯罪，是一种人人平等的“大同”社会。但是，到了大禹之后的夏、商、周三代，就开始盛行私有制了，孔子对当时的情况描述道：“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是谓小康。”
即从夏朝开始，天下的物产就已经开始为私家所有，人们各为其家，各为其子，天子和诸侯们把财产和权力的父子世代相传和兄终弟及等规则作为礼制，并用礼仪制度来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妻之间的关系，在这些礼仪制度的规范下，形成了以家族关系相维系的所谓“小康”社会。
其实中国在进入氏族共和制帝国时代以后，实行的仍然是氏族公社制度。土地公有，氏族内定期分配，虽然氏族内已经出现了某种阶级分化，有贵族，有平民，可能也有奴隶，但是人口的绝大多数都是在氏族内分配有土地的平民，他们都是小土地经营者，因此是一种氏族公社制的小农社会。但是，大禹即帝位后，为了加强对全国的管理，树立自己的权威，在南方的会稽召集了全国所有的诸侯开大会，对协助他治水和治国的有功人员论功行赏，并把因治水后而开辟出来的大量新耕地赏赐给他们，作为他们的封地，这些封地属于他们家族私有，此举，可以视为土地私有制和中国封建制度的开端。
这些受封有大片土地的封建领主，当然，仅仅依靠他们自己的劳动是不可能耕种这么多土地的，因此他们四处招揽农人，把土地租佃给他们耕种。据古籍记载，当时的地租一般都是按九一收取，但并非实物地租，而是劳役地租。具体的办法是实行“井田制”，即把大块土地划分为井字形的九块，每块 100 亩，周边的八块分给八户农民，称为“私田”，中间的一块留给封建领主自己，称为“公田”。这八户农民在耕种周边八块私田的同时，要合力耕种中间的那块公田，私田的收成归农户，公田的收成归领主。
封建领主们为了招揽更多的农户，会为他们提供一些物资条件，比如提供住房、农具、种子等等，并为他们提供保护。在“井田制”下，农户与领主的关系实质上是租佃关系，他们都是佃农，是享有人身自由的自由民，对领主感到不满时，他们可以自由离开，另择明主。因此这种封建制度应称之为“封建佃农制”，它与后来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农奴制”有很大的区别。欧洲的封建农奴是没有人身自由的，他们不能离开领主，如果逃离，将遭到抓捕和严厉惩罚。在封建农奴制度下，农奴们没有增产的积极性，因为生产的粮食再多，领主们也只会给他们留下仅够生存的口粮。而在封建佃农制度下的佃农们增产的积极性却比较高，因为在分给他们的那 100 亩私田里，生产的粮食全都是他们自己的，他们会努力想办法提高产量，因此，封建佃农制相对于封建农奴制来说，更有利于生产技术和生产率的提高。
大禹进入老年时曾将皋陶立为接班人，但是没想到皋陶竟死在他之前。于是大禹改立益为接班人，并让益摄政。益摄政十年后，大禹去世，按例，治丧三年。但是三年期满后益并没有能即帝位，因为大禹的儿子启野心勃勃，启认为自己无论是才能还是威望都在益之上，执意要将帝位强占。益不愿与他争夺，主动退避到箕山之阳，启因此而得以登上帝位。但是启对益仍然不放心，还是把益杀害了。启破坏禅让制的做法引起了许多诸侯的不满，有扈氏公然带头兴兵反对，启利用他父亲的威望和他掌握的权力，调动军队，把反对势力镇压了下去。启死后将帝位传给了他儿子太康，从而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这种父子相传的权力世袭制，而氏族共和制帝国的禅让制度从此被破坏。但诸侯们对他们这种破坏共和制度和民主制度的做法非常不满，因此，从此以后不再称他们为“帝”而只承认他们是“王”。所以此后几个朝代的这些统治者虽然还是贵为“天子”但都只被称为“王”，比如：夏启王、夏桀王、商汤王、商纣王、周文王、周武王等等。
大禹即帝位被认为是中国夏王朝的开始，同时也是中国氏族公社制度瓦解和封建制社会的开始。中国从此告别了氏族共和制的帝国时代，进入了封建制的王朝时代。
封建制在夏朝建立后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很多严格的制度。被朝廷册封的封建领主有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级，各等级都有数量不等的封地，并享受等级不同的封建特权。而各诸侯国的国君们又对他们的儿子和大臣进行分封，封赐给他们土地做“食邑”，并授予他们大夫、卿、士等不同等级的地位。从而形成了一整套等级森严，礼仪烦琐的封建等级制度。封建制在中国延续了近两千年，历经了夏、商、周三个朝代。
夏朝（公元前 21 世纪～前 17 世纪）的夏启王在位只有 10 年，死后传位给他的儿子太康，但是太康的地位并不稳定，因为在外部，有许多诸侯国对他们破坏禅让制度不服，因此经常有反叛发生；而在内部，太康的五个兄弟也在与他争夺权力。终于，在一次太康外出狩猎时，有穷氏趁机攻占了他的国都，史称“太康失国”。有穷氏国君叫“羿”，他把太康之弟仲康立为夏朝的傀儡王，挟天子以令诸侯。仲康在位 13 年，死后传位给儿子“相”，当然，相仍然还只是个傀儡王。这期间羿的臣子寒浞弑羿自立为君，接着他又欲杀害相的儿子少康，少康逃奔有虞氏。在那里他发愤图强，积蓄力量。相继位 28 年后，少康在有虞氏的帮助下终于打败了寒浞，夺回了政权，史称“少康中兴”。失国 40 年后而复国，少康感受到了深刻的教训。因此他励精图治，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从而为夏朝后来的统治打下了基础，使夏朝得以延续了四百多年。
夏朝的最后一代王是亡国之君“桀”。但是在桀之前数代，夏朝就已危机四伏，地方诸侯逐渐强大，各诸侯之间纷争不断，叛乱也不断发生。夏桀王是个重武功而轻视德治的君王，古籍上说他身材高大，力大无比，手弯铁钩，足追驷马，勇武善战。他四处征讨那些不服管束相互侵伐和反叛的诸侯，威震四方，在位时间长达 52 年。但是因为他一味地注重武力征伐，而不知道改善政治，而长期的征战又要征调各诸侯国的兵力和大量的物资，这使得各诸侯国苦不堪言，民众怨声载道。而且他性格暴虐，听不进良臣的谏言，特别是到了晚年，宠爱妃子妹喜，荒淫无道。大臣关龙逢向他力谏说：如果再不改善政治将会遭到灭亡。他竟然怒而将其杀死。他自比太阳，并说，太阳会灭亡吗？而老百姓则说，这个太阳什么时候灭亡，我愿与你一起灭亡（“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
）。终于，他被以德治国而强大起来的商汤王，联合其他的诸侯国而推翻，夏朝也从此被商朝取代。
商朝（公元前 1600 ～前 1046 年）的开创者叫成汤，而商的上祖是帝舜时主管教育的大臣契，所以商一贯重视以德治国。而成汤更是以仁慈爱民而闻名于天下，各地的民众纷纷前来投靠他，所以国势日见强盛。成汤是个很有政治抱负的人，他的邻国——葛国政治昏暗，国君昏庸无道，经济一团糟，不仅老百姓没有饭吃，连国君也没有祭品去祭祀天地祖宗。成汤知道后派人给他们送去牛羊做祭品，但是葛国君把牛羊都吃掉了却没有去祭祀。成汤知道后派人去询问，葛国君说连吃饭的谷物都没有哪还能去祭祀。成汤派农夫去帮助他们耕种庄稼，并派妇孺去为农夫送饭，但是送去的饭往往被饥饿的葛国人抢去，有一次竟把一个送饭的孩子打死了。成汤大怒，率兵攻入葛国，推翻了葛国君的统治。夏桀王也意识到了成汤的危险，他派人招成汤进朝。成汤知道此去必定会被夏桀王抓起来，但是抗拒不去则会被夏桀王得到借口派大军征讨，而以成汤当时的力量是无法与之抗衡的。成汤与他的臣下谋划好，他去了以后尽量表现出顺服，而臣下们则想办法去贿赂夏桀王的亲信，让他们去说好话，经多方努力，终于使成汤得以放回。
成汤回来以后即暗中准备力量，并四处联络对夏桀王统治不满的诸侯，当时机成熟，成汤起兵发动了反对夏桀王的战争。成汤起兵时得到各地民众的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持，商原是在夏的东面，当成汤在东方进攻时，西方的民众说，怎么还不到我们这里来呢，当成汤进攻到南方，北方的民众也会抱怨说，怎么不先到我们这里来呢。在各诸侯国的支持下，成汤终于推翻了夏桀王的暴虐统治。夏桀被放逐到了南方的南巢，三年后死在那里。
成汤联合各诸侯国推翻了夏桀王后，召开了全国诸侯大会，民主商议重新推选出一位天子。大家一致推选成汤作为新天子，成汤从此成了天下的共主，建立起了商朝。但是因为当时封建制度已得到了各诸侯国的认可，所以后来共和制和禅让制都没能得到恢复。
近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许多商朝的遗址，从而把商朝繁荣的文化和辉煌的文明真实地展现了在我们面前。商朝文明最令人感到震撼的是它灿烂的青铜文化。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全球通史》中说道：“商朝的青铜冶铸技术尤其值得注意，它在世界上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中国在距今约 6700～5600 年前的半坡文化遗址中就已经有铜器出现，比如陕西临潼姜家寨遗址就出土了做工精美的两片半圆形黄铜片，年代距今已有 6000多年。在甘肃东乡县林家村遗址则出土了距今约 5000 多年的一把青铜刀，这把青铜刀是由锡青铜模铸而成，刀身厚薄均匀，长 12.5 厘米，短柄长刃，这说明当时的青铜制造技术已相当成熟。到公元前 26 世纪的炎黄时代，青铜兵器已被广泛地用于战争，比如黄帝与蚩尤的战争中，蚩尤的军队就是使用青铜兵器。公元前21 世纪大禹建立夏朝时，用青铜铸造了九个大鼎，把它们作为祭祀天地祖宗的国之重器。而能够铸造体积巨大的青铜大鼎，说明当时的青铜冶铸技术已相当高超。到了商朝，中国的青铜制造技术已发展到了鼎盛，并遥遥领先于世界。
从已经出土的青铜器来看，无论是它的冶铸技术还是它的造型艺术都是世界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它有用于祭祀的礼器、有用于战争的兵器，还有造型奇特的生活用器，品种繁多，形式多样。它们有的上面布满了多姿多彩的动物形象和几何图形，有的整个器具的造型就是一个形象逼真的动物，艺术性极高，工艺精湛。在已出土的器物中还有一个世界最大的古代青铜器——后母戊鼎，鼎高 133厘米，长 110 厘米，宽 78 厘米，重达 875 公斤。鼎上刻铸的铭文表明，它是商王祖庚（公元前 1195 年继位）为祭祀他的母亲而铸造。商代青铜器上大多都刻铸有铭文，这为我们研究商朝历史，以及确认这些青铜器的主人和制作者提供了准确的信息。现已发现的商代遗址虽然很多，但可惜的是大多数遗址和墓葬都已被历代的盗墓者盗掘和破坏，导致了许多珍贵文物的流失。
1976 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座完整的商王室贵族墓，这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座保存完整，未经扰动的商朝王室墓。墓主人叫妇好，是商王武丁（祖庚的父亲，公元前 1254 年即位）的一位妃子，她也是中国已知的最早的一位女将军。她曾多次为武丁带兵东征西讨，屡立大功，武丁对她十分宠爱。从她的墓中出土了各类随葬品多达 1929 件，有青铜器、玉器、陶器、石器、骨器和象牙器。从用途上分则有礼器、兵器、生活用品、装饰用品。其中青铜器有 468 件，重达一千多公斤。兵器有 130 多件，其中两把青铜钺分别重达 8.5 公斤和 9 公斤，可见这位女将军的臂力之大。玉器共有 750 件，大都是些礼器和佩戴装饰用品，雕刻技艺精湛，其中有许多各种形象的小动物和小人物，形态生动，栩栩如生，精美绝伦，可见这位英武的女将军也十分爱美。
商代遗址中另一个最有价值的发现是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这为我们研究中国远古历史提供了可靠的文字资料。据中国古籍记载，黄帝令仓颉造字后中国就有了统一的文字，从那以后，中国历代朝廷就开始有典有籍，典是法典，即法律文书，籍则是记载历史的文书。但是，因为当时的文书都是书写在木片或竹片上的，时间长了会腐烂，因此年代久远未能保存下来。而商朝人喜欢用龟甲和兽骨来占卜，以预测事情的凶吉，并把所预测的事情和结果刻写在龟甲和兽骨上，这些耐腐蚀的龟甲和兽骨有幸为我们保存下来了三千多年前的文字和大量的远古信息。通过解读这些甲骨上的文字，以及铭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中国古籍上的许多以前认为只是传说的记载得到证实。
商朝的王位继承制度与夏朝有很大的不同，夏朝一般是父子相传，而商朝一般是兄终弟及，即兄长去世后首先传位给其弟，然后再传子。商朝曾经多次迁都，但是自从第 19 代王盘庚，迁都到“殷”这个地方以后，历时两百多年都没有再迁都了，直至商朝灭亡，因此，盘庚以后也称“殷朝”。
商朝传至第 30 代王辛时遭到灭亡，辛被称为纣王，被认为是与夏桀一样的暴君。他勇武有力，能徒手与猛兽搏斗，他率军东征西讨，所向无敌。与夏桀不同的是他不但勇武而且很有文才，他思维敏捷，知识广博，能言善辩，大臣们向他进谏他能够强词反驳，因此他恃才自傲，自认为才高天下，一意孤行。商纣王在位 33年，晚年因骄奢淫逸，大兴土木，荒废政事而导致亡国。周朝取而代之。
周的上祖是帝舜时主管农业的大臣弃，姓姬。夏初时弃的儿子不隘，因为对夏启王破坏禅让制不满，率姬氏一族迁徙至西北发展，在那里逐渐开辟出一片富裕的农耕区，各地民众纷纷来投靠他们，姬氏因此渐渐兴旺起来，建国都于豳（今陕西彬县）。到商朝后期时，传位至古公。这时中国北部草原的游牧民族已经非常强大，不断对他们发动入侵和劫掠。每次遭受入侵都城被包围，古公都要给予入侵者大量的财物以求得他们退兵。豳民众愤怒不已，欲与入侵者决一死战，古公不忍心民众们因战争而流血牺牲，因此决定南迁至岐山下的周原。豳人扶老携幼，尽都跟随古公来到周原，从此他们开始称为周。古公有个孙子叫昌，极得古公喜爱，认为将来周的兴旺强大必定在昌。因此他传位给了昌的父亲季历，而季历的两个哥哥太伯和虞仲为避免发生争执而双双远走南方去发展，后来在东南沿海建立了吴国。
季历死后传位给了昌，此时已是商纣王的父亲乙在王位。姬昌遵循先辈遗训，笃行仁义，敬老慈少，礼下贤者。各地民众和很多有才能的贤者纷纷来投奔他，周因此日渐强盛。各国的诸侯也都对他非常敬重，纣王继位后也非常看重他，聘他入朝为官，位列三公之一，三公是商朝级别最高的官。但是后来奸臣崇侯虎进谗言于商纣王说：“姬昌积善累德，诸侯皆乡之，将不利于王。”
纣王遂囚禁姬昌于羑里。姬昌被囚禁在羑里期间不失其志，著作了传承至今的著名哲学经典《周易》。
后经多方努力，纣王释放了姬昌。姬昌被释放后为取得纣王的信任，把大片的洛西之地献给了纣王。纣王从此消除了对姬昌的顾虑，完全信任了姬昌，并赋予了他管理西部各诸侯并带领他们抵御西北境外游牧民族入侵的职权。姬昌以他杰出的才能，成功地完成了纣王赋予他的这些职责。他首先率领西部各诸侯国打败了屡屡入侵的北方游牧民族犬戎，一年后又打败了西北部的游牧民族密须。对一些不守规矩的诸侯，比如耆国、氟国等，他也进行了征讨。后来还讨伐了崇国（崇侯虎的封国），报了当年遭陷害之仇。
在德治方面，史书上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虞国和芮国因为边界上的一片土地发生纠纷，双方争执不下，于是去找姬昌裁决。这两个国君进入周国后，看见周人耕者皆让畔，行人皆让道，路上遇见老人携带重物都会去帮助他们携拿。人人都彬彬有礼，谦恭礼让。他们感到非常惭愧，还未见到姬昌就赶快掉头回去，他们说为这点事去找姬昌岂不被人耻笑。回去后他们互相礼让，和平地把事情解决了。诸侯闻之此事，无不佩服。姬昌在位 50 年后去世，后被人尊称为周文王。
姬昌死后其子姬发继位，姬发决心推翻纣王的暴虐统治，他励精图治，积聚力量，并暗中联络对纣王不满的诸侯，准备伺机打败纣王。
而纣王这时正在大兴土木，在国都的南面扩建新都城——朝歌。新都规模宏大，他调集了各诸侯国的大量民力，耗时七年才完成。城内建有一个高大的台地，叫作鹿台，鹿台上建有豪华的宫殿，供他和他宠爱的妃子妲己享乐。纣王自从得到妲己后就沉溺于声色，荒废了政事。他令乐师作靡靡之音，整日里在鹿台上轻歌曼舞，饮酒作乐。这还没完，他又在远离都城的沙丘建一个大型的苑园，内置各地敬献的珍禽异兽和大量的野生动物，作为王室的野生动物园以供他打猎玩乐。苑内还建有倾宫、琼室、台榭等，作为他的离宫。
这些长期的大规模工程，耗费了大量的民资和民力，致使各诸侯国民众怨声载道，各地诸侯多有反叛。因为他性格暴虐，大臣们向他进谏多遭杀害，因此人们敢怒不敢言。最后只有让他的叔叔比干和两个哥哥微子和箕子去进谏。结果比干被杀，箕子被囚禁，微子被迫逃奔姬发。姬发见时机成熟，趁纣王派大军去镇压东部反叛的诸侯时，率领西部各诸侯向商朝新都城朝歌进军。纣王闻讯急忙调集附近各诸侯国的剩余兵力前来迎战，但是这时纣王已失去人心，众叛亲离，这些军队都无意为纣王卖命，结果一触即溃，在商郊牧野被打得大败，纣王见大势已去，登鹿台自焚而死。
姬发灭商以后建立了周朝（公元前 1066 ～前 256 年），史称姬发为周武王。周武王为巩固周朝的统治，把王室宗亲和灭商的功臣分封到各地，以加强对全国的控制。武王还妥善地安置好商朝的遗臣和遗民，赐予他们封地，以平息他们的不满和反抗。微子被封于宋，箕子也被从狱中放了出来。因为箕子是有名的贤人，是商朝著名的政治家，武王把他奉为上宾，虚心向他请教治国之策。箕子毫无保留地向武王传授了一整套治国安民的策略（其文见《尚书·洪范》）。其后，箕子离开了令他伤心的中原地区，带领他的族人远走辽宁，在那里建立了他的封国，后来向东发展来到了朝鲜半岛，箕氏在朝鲜半岛立国长达 900 多年，把蛮荒的朝鲜半岛开发成了富庶的农业文明社会。而周王朝依据箕子的治国方略建立了一套完备的政治制度，从而使周朝的统治得以在中国历史上罕见地延续了 800 多年。
周朝的第 12 代王是个著名的昏君，史称周幽王。幽王得一美女名叫褒姒，幽王十分宠爱，但褒姒却从来不笑。幽王对臣下说：谁能够使褒姒笑一笑就赏他一千金。但人们使尽了各种办法仍然不能博得褒姒一笑。有个叫虢石父的佞臣出了一个主意，因为当时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经常对中国进行入侵和劫掠，周朝为防止他们的入侵在北部地势险要的山区修建了连绵千里的长城，并且在长城上每隔一定距离的高山处都建有烽火台，并驻兵警戒，无论哪里发现游牧民族入侵，立即点燃起有狼粪的烽火并击鼓报警，这样火光、狼烟和鼓声就会从一个烽火台传至另一个烽火台直至千里之外，而各诸侯国接到报警就会立即率军前来支援。这时就会出现一个千军疾奔，战车飞驰的壮观场面。虢石父为逗褒姒开心一笑，建议幽王开了一个玩笑，在没有敌人入侵时点燃了烽火。结果火光冲天，狼烟四起，战鼓雷鸣，战车飞驰，千军疾奔的壮观场面确实博得了褒姒一笑。然而当大汗淋漓、神情紧张、疲惫不堪的各诸侯国军队赶到时，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当他们知道了是怎么回事的时候都气愤不已，大骂幽王是个昏君，把军机当儿戏。
后来褒姒生了一个儿子，幽王于是废掉了原来的太子宜臼和宜臼的母亲申王后，改而立褒姒为王后并立褒姒的儿子为太子。申王后带着宜臼逃奔到了她父亲申国君申侯那里，申侯大怒，暗中勾结北方的游牧民族犬戎对周都镐京发动偷袭。这一回狼真的来了，烽火台上的警卫们再次点燃了烽火，但是各国诸侯以为又是幽王在开玩笑，所以有的干脆没来，有些则不紧不慢地姗姗来迟，等他们赶到时，犬戎已攻陷镐京，杀死了幽王，并在大肆烧杀抢劫一番后，掳掠妇女和儿童包括褒姒和她儿子，扬长而去。
国不可一日无君，各方诸侯们经过商议，决定接回旧太子宜臼，拥立他为王，史称宜臼为周平王。周朝崛起于西部，所以立都在西部的关中平原，关中有八百里平川，土地肥沃，是个好地方。但是，从北方的草原到关中平原之间没有很好的防御屏障，很不安全，游牧民族屡屡攻入关中平原。所以平王在与诸侯们商议后决定把都城东迁至中原的洛邑（今河南洛阳）。周平王把周王室在西部的大片土地封赐给了抵御游牧民族入侵并保卫王室有功的西部小诸侯秦君，并封他为公爵（秦襄公），让他担负起西北部边陲的防御重任，由此，秦襄公建立起了秦国，并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斗争中逐渐壮大，从而成了周朝的一个强大诸侯国。中国历史上把周平王迁都以前的周朝称为西周（公元前 1066 ～前 770 年），而把东迁洛邑以后的周朝称为东周（公元前 770 ～前 256 年）。
周朝都城东迁至洛邑后，王室实力大为削弱，而这时周朝的许多诸侯国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后都已经非常强大，其中有些诸侯的实力已经大大超过周王室，周王室已经无法对他们进行有效的制约了。因此就出现了诸侯之间相互攻伐，实力强大的诸侯国以各种借口侵吞兼并实力弱小的诸侯国的现象。而在各诸侯国内部，因为国君经常赐封土地给王子和功臣作封邑，而这些封邑都享有自治权，当这些拥有封邑的领主实力超过国君时，他们有的会控制国家的政治权力，有的甚至会杀死国君取而代之，也有的会分裂国家自立为王。社会秩序开始出现混乱，当时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孔子，对这种混乱现象的评论是“礼崩乐坏”。
而此时中国在科技的发展上又取得了许多新的重大成就，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生铁的制造，这在世界上也是遥遥领先的，比欧洲早了近 2000 年。中国使用铁的最早记载是在公元前 21 世纪，据《尚书·禹贡》记载，梁州应向朝廷进贡的贡品中有一项就是铁。而从古籍上记载的夏桀王能够“手弯铁钩，足追驷马”我们也可以知道，夏朝已经在使用铁器和四匹马拉的战车。但是从夏桀能够“手弯铁钩”也可以看出，那时的铁还是熟铁，而不是生铁，因为生铁性脆，不能够被弯曲。熟铁是锻造铁，而生铁是铸造铁。锻造铁所需的温度较低，而铸造铁所需的温度要高得多，因为冶炼生铁要使铁矿石完全溶化，而纯铁的熔点高达 1537℃，这是远古时期的技术水平无法达到的（青铜的熔点只有 700℃～900℃）。
因为远古时的金属冶炼水平还不高，还不能够使铁矿石熔化，而只能用平炉把铁矿石烧红，然后反复捶打，再反复烧红，反复捶打，把铁矿石中的杂质捶打出来，从而形成多孔的所谓海绵铁，也就是熟铁。这种反复的烧红和捶打要经过成千上万次，才能去除杂质，因此费工费时造价昂贵。而且熟铁的强度和韧性都不高，用它打造的刀具很容易卷刃，受力过大时还会发生塑性变形。这种铁在冶金技术落后的西方国家和中东地区使用得比较多，在中国却使用得较少，因为当时中国的青铜制造技术极高，它的强度和韧性都超过了熟铁。从近年出土的东周青铜剑我们可以看到，它不仅坚硬锋利，而且有极强的韧性，即使是把它扳弯成弧形，一松开它又恢复了原状，不会变形。例如在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发现的一把青铜剑，发现时被一具重达 150 公斤的陶俑压住处于弯曲状态，弯曲超过了 45 度，但是当陶俑移开的一瞬间，青铜剑立即反弹平直，恢复了原状。所以那种强度和韧性都不高，而且锻造费工费时价格昂贵的熟铁，在中国并没有得到广泛应用。
东周能够在冶炼技术上取得突破的原因主要是发明了高炉，它使炉温得到大幅度提高，因此可以使铁矿石完全熔化，这样就冶炼出来了高强度的生铁。生铁有两个重要的优点：其一是它的造价低廉，因此能够广泛地应用于制造工具、农具、生活用具等各个领域；其二是可以铸造，因此可以很容易地制造出各种形状复杂的器具，并可以使用范模进行大批量生产。但是因为生铁性脆，不宜直接用来制造刀剑，因此，中国工匠后来又发明了用退火的方法把生铁制造成可锻铸铁和以生铁为原料制造钢的技术（近年来在湖南长沙就出土了一把东周时期的中碳钢剑），而制钢技术的出现，最终使铁器完全取代了青铜器。
湖南长沙杨家山出土的东周生铁鼎，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生铁铸件。已出土的东周其他铸铁实物还有铁条、铁块、铁削、铁锸、铁锛等，分别出土于湖南、江苏、河南、山西等地。湖南长沙出土的战国铲型器，器身厚度仅 1～2 毫米，可见当时的铸造技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另外，近年来还发现了大量的东周时期的生铁铸造遗址，以及用于铸造的陶范和铁范。河南登封阳城铸造遗址出土的陶范器型有锄、镰、斧、刀、削、戈、带钩等，河北兴隆出土的战国铁范共有 87 件，器型有锄、镰、斧、凿、鑺、车具等等。铁范可反复使用，减少了工作量，提高了工作效率。
因为生铁的造价大大低于以前的锻造铁和青铜，因此它在民间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铁制农具的使用，使农业生产技术也发生了新的革命。用新式铁犁铧进行深耕，再辅以人们逐渐掌握的施肥技术，使中国进入了农业革命和农耕制度的第三阶段——单作物连作制。这时人们可以依据各地不同的气候条件和不同的土质，选用最合适的农作物进行连作，而无须使用多作物进行轮作，使土地得到了更有效的利用。另外，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也使许多原来无法开垦的土地得到了开发利用，这些都促进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粮食的增产，因此也带来了人口的大幅增长。人口的增长带来了经济和社会的繁荣，但也带来了人们对土地的更多需求，于是，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更加频繁，各国为争夺土地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互相攻打，中国进入了所谓的“战国时代”。
周朝非常重视教育，设有从乡村小学到国都太学的塾、庠、术、太学四级公办学校，为学龄儿童提供免费教育。所以周朝的文化非常发达，拥有许多学问高深的知识分子。而且从东周中期开始，很多有学问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都创办了自己的私立学校进行讲学，宣传自己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教授各种技能，他们进一步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发展，使中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而社会的大动乱也促使了这些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开始思考，怎样才能建立一个安定繁荣的社会。他们纷纷提出自己的观点，推出自己的方法来拯救社会。于是各种思想，各种人物，诸子百家纷纷出现。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思想最活跃的时期，诞生了中国古代史上的一大批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军事家、政治家、改革家和科学家。而其中最著名的有老子、孔子、孙子、墨子、孟子、庄子等，他们的著作至今仍然被中国乃至世界各国作为经典而广为传播。
老子（公元前 580～471 年）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据统计老子的《道德经》一书是世界上仅次于《圣经》的出版数量最多的书，考虑到《圣经》的传播是经由传教士和信徒们的人为推行，而《道德经》的流行完全是人们的自觉选择，可见他对世界的影响之大。老子是周王朝掌管文书典籍的守藏史，因此得以博览群书，博古通经，知识渊博，是个大学问家。即使是孔子那样有学问的人也不远千里的来向他请教，拜他为师。孔子为老子天马行空的思想所震撼，后来他对学生说：“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以此来形容老子学识的深厚和思想的广博。老子在告老辞官后经过函谷关，守关将军将他留下，向他讨教，于是他写下了《道德经》一书。该书充满智慧，也充满玄奥。篇幅不长，但大至宇宙万物之生成，小至思维辩证之微妙，上至为君治国之策，下至为人处世之道，无所不包，无所不有。自从该书问世以来，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无不从中受益。中国汉朝把它作为立国之策，唐朝则把它立为国教。近代以来更是受到了世界各大国领导人的推崇，对老子的“治大国，如烹小鲜”、“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的治国之道深为赞赏。《道德经》一书分为道经和德经两部分，其精髓是“道”。道的含义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指物质的本性，即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即道生成了宇宙，宇宙生成了天地，天地孕育了生命和世上万物；道的另一个含义是指事物变化的规律，即道理、伦理、法理、物理、方法、途径等等。而“德”是“道”在人类思想和行为中的表现形式，具体到人，则指的是人的秉性。但是老子的政治观点却是比较消极的，他认为世风日下，主张复古。他认为人们才智的增长，技术的进步，虽然带来了物资的富裕和繁荣，但也带来了社会的堕落和动乱。所以他主张去智弃巧，返璞归真。回归到上古氏族公社时期那种民风淳朴，社会安宁的生活状态。“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这是老子对上古时期那种田园诗般的理想社会的描述。但是人类文明毕竟还是要不断向前发展，不会永远停留在原始的氏族社会。老子后来被人们尊奉为道家学派和道教的祖师。
孔子（公元前 551 ～前 479 年）是一个积极致力于拯救社会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也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他一生都在为拯救社会而奔走呼号。孔子出身于一个家道中落的贵族家庭，曾担任鲁国的司法大臣，后来因为不满国君的政治腐败愤而辞职。他提出的救世方法的主要思想是以德治国，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规范社会秩序；提倡仁爱，“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提倡为政者要爱护人民，如果人人都互相关爱，谦恭礼让，遵守礼仪，那么社会就会和谐安定。孔子学识渊博，知书达理，以通晓礼仪制度而闻名于世。他开办了自己的学校，许多人慕名而来，他一生教育过的学生有 3000 多人，其中事业有成而被誉为贤人的就有70 多个。孔子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来源于中国社会自远古以来一脉相承的传统伦理道德思想体系，他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正统继承人。后来他的学生也继承了他的思想，并广为传播，发扬光大，最终形成了对中国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影响最大的儒家学派。最能体现孔子思想精髓的经典著作是《论语》，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曾经说“半部《论语》治天下”，由此可见孔子和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影响之大。但是孔子对解决当时社会问题提出的政治主张却是保守的，他希望维持现有的社会制度，在此基础上再通过提高人们的道德操守来达到社会和谐。然而封建制度已不能适应当时中国社会因铁器的广泛使用而带来的生产力的高速发展，所以仅靠提高人的思想道德并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孔子的政治主张在他周游列国进行游说时也未能被各国君主所采纳，但是他的一些伦理思想却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后来成了中国社会的正统伦理道德。近代以来更是得到了世界思想界的广泛赞同，孔子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成为了世界公认的人类行为准则。1998 年，世界 100 多个宗教组织聚会，共同研讨能为所有宗教组织认同的伦理准则，会议后发表的《普世伦理宣言》认为，这条共同的准则应该是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孙子（公元前 550 年～？）出身于一个军事世家，祖孙三代为将，而东周时期的乱世，也为涌现出他这样的伟大军事家提供了土壤。孔子说“春秋无义战”（中国历史学家把东周分为前半期的春秋时期和后半期的战国时期），由于周王室的衰弱，无力管束各诸侯，所以各诸侯国之间为扩张自己的势力而战乱不断，孙子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他所著的《孙子兵法》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部兵书，自从它问世以来就被历代兵家奉为至宝，今天更是成为世界各国军界和军事院校的必读之书。拿破仑曾经读过该书，对它推崇备至，对中国人的智慧佩服不已，该书对他成为一个享誉世界的军事家产生过不小的影响。而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读到它，读后大为感叹，后悔为什么没能在 20年前读到它，否则欧洲的格局将为之改观。其实在孙子之前中国就有不少兵书出现，如西周时期的《军政》、《军志》，与他同时代的也有不少，但大多都已经失传。《孙子兵法》之所以能流传至今而长盛不衰，是因为他的军事思想实在是太高明，以致至今都无人能超越。该书完全超越了一般军事家的视野，他从国家政治、民心向背、经济实力、天时地理、敌我力量的分析、人才将领的使用、战争的策略、计谋的运用等方面，不是仅仅从战术的角度，而是站在全面的战略高度来分析战争。书中运用了大量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使它的应用范围已远远超过军事范畴，今天它已被人们广泛地应用于政治、军事、外交、商业、企业、体育等各行各业，成为各行皆尊的制胜宝典。
墨子（公元前 468 ～前 382 年）是继孔子之后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在当时以他的思想为主而形成的墨家学说，其影响已超过了以孔子的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墨子出身于没落贵族，他本人原是工匠，而且是个颇有成就的高级工程师，在工程技术方面有很多发明创造。在他留下的众多著作里，有许多是关于力学、几何学、光学和物理学方面的论述，因此他也是中国古代的一个伟大科学家。墨子早年非常崇尚儒学，并从师于儒门，但后来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对儒学持批判态度，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学派。他主张兼爱，即无贵贱亲疏之分的平等的爱，反对封建等级制度。而孔子是承认封建等级制度的，孔子的仁爱里包含有封建等级的贵贱亲疏思想。墨子主张非攻，即反对封建诸侯国之间的战争，认为这些战争都是非正义的，只会给民众带来祸害。为此他团结许多义勇之士组成了一个半军事性质的组织，专门去帮助那些遭受侵略的国家进行防御。他还发明了许多用于防御的军事装备，以帮助弱小的国家抵抗侵略，制止战争。墨子为该组织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制度和保密规则，墨子去世后该组织逐渐演变成了中国民间的秘密武侠组织，后演变为活跃于江湖的武侠义士。
在墨子之后出现的思想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儒家人物孟子，道家人物庄子，以及法家人物李悝、吴起、慎到、商鞅、李斯、韩非子等。孟子对儒家学说的影响仅次于孔子，孔子被后世尊称为“圣人”，孟子被尊称为“亚圣”，在孔子去世后是他使儒家学派重新崛起，成为战国时期百家学说中的“显学”，从而为后世的发扬光大打下了基础。孟子在继承了儒家传统思想的同时，也顺应了时代的发展，他的政治思想中已经有了很多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成分，比如他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反对君主专制，主张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他还认为恶法非法，暴君非君，“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明确地指出了面对恶法和暴君，人民有反抗和推翻他们的权利。而道家人物庄子，则是个著述颇丰的大哲学家，他被认为是最得老子思想精髓的道家代表人物。但是，最终成功解决东周封建诸侯战乱不断的社会问题的，还是以李悝、吴起、慎到、商鞅、李斯、韩非子等为代表的，主张改革封建社会制度的法家学派。因为东周社会战乱不断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封建制度已不能适应中国进入铁器时代以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而法家顺应了历史形势的发展，提出了一个彻底推翻封建制度，建立官僚集权制度的全新政治主张。
以商鞅在秦国的改革为例，法家的主要政治主张有：一、取消封建分封制，已分封的土地三代以后都收归国有；二、所有的家庭在儿子成年后，无论是父子或是兄弟，都必须分家，不允许有两个以上的成年男子同为一家。此举意在打破以大家族和血缘关系而形成的势力集团，使人们都成为国家直接管辖下的公民；三、国家分配土地给每一个成年男性公民，并按谷物的收成征收什一的实物税；四、实行郡县制，在全国设置郡、县、都、乡、邑、聚的多级行政管理机构，由国家委任官员管理。此举意在消灭封建分权自治制度，实现以官僚制度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管理；五、奖励军功，把爵位分为二十级，将士每杀敌一人，就加爵一级并加一级俸禄，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此举意在削弱封建旧贵族的世袭荣誉地位；六、禁止学习封建礼仪制度和百家学说，推行法制教育，向法官学习法律。法家认为，封建礼仪制度和儒家的以德治国思想并不能消除社会动乱制止人们的犯罪，必须加强法制，制定严厉的法律，以法治国。而儒学和百家学说只会搅乱人们的思想，造成思想混乱，从而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和社会的动乱，因此必须禁止。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政策的实行从两个方面彻底改变了封建制度：一、从上层来讲，变封建分权制为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用各级官僚取代各级封建领主，实行对全国的统一管治。二、从下层来讲，变依附在封建领主门下的封建佃农，为国家直接管理的公民和自耕农。另外，从土地制度来说，它也把原来的土地为封建领主私有，变为了国有。显而易见，这种制度对加强君主的权力，增强国家的实力，有着封建分权制度无法比拟的优势。因此，最彻底地实行了这一改革的秦国，成了战国诸雄中最强大的国家，它于公元前 249 年灭掉了东周王朝，在随后的 20 多年里它又灭掉了战国诸雄，于公元前 221 年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强大秦帝国。
封建制度的瓦解，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至此，从原始社会以来，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社会制度的发展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陶器的发明和新石器的使用，导致了农业革命的发生，从而使以渔猎采集为生依靠集体劳动的原始社会趋于解体，中国进入了以农业生产和家庭劳动为基础，土地为氏族共有的氏族公社制社会。神农氏的“有天下”，标志着中国建立了以氏族公社制度为基础的氏族共和制帝国。
二，青铜器的发明和广泛使用，导致了氏族公社制度和氏族共和制帝国的瓦解，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以土地为封建领主占有为基础的封建社会。中央政权的权利被分散，封建领主在自己的领地内享有政治、经济、军事等，广泛的自治权。
三、生铁的发明和铁器的广泛使用，导致了封建领主占有土地并享有广泛自治权的封建社会的瓦解，秦帝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土地为国家所有，由国家分配土地给农民耕种，以官僚管理为基础中央高度集权的官僚集权社会。各级官僚取代了各级封建领主，而帝王则成了最大的官僚。官僚集权制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直到公元 1911 年才被民主共和制的中华民国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