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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在中国长江流域的湖南省道县，考古学家做出了震惊世界的发现——在道县玉嶦岩的洞穴里，他们发现了距今 1.8 万多年的碳化水稻谷粒，与之相伴的还有锄型石器和大量的陶器碎片。这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农作物和农耕工具，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陶器。它标志着人类即将告别千万年来的野蛮生活，开始进入人类进化史中的第一个文明——农业文明时代。
2004 年，中美两国考古学家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再次对道县玉嶦岩遗址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发掘和研究，又出土了一批碳化水稻谷粒、陶器及石器。经过用最先进的方法检测，遗址的年代测定为距今约 2.1 万年～ 1.75 万年，碳化水稻谷粒距今约为 1.8 万年。
农业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开始自己生产食物，而不再仅仅是在自然界攫取食物。在此之前，人类的采集、狩猎、捕捞等活动，都是在索取自然界现有的食物资源，依赖上天的赐予而生存。但是自然界的食物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它极大地限制了人类的发展。而且自然界还有风雪雷雨、洪水、干旱，各种自然灾害来临时植物和动物都会大量死亡，因此人类也会因缺少食物而大批死去，人类的食物来源毫无保障。农业出现后，人类不再只是依靠自然界的恩赐而生存，他们能够自己生产食物，从而摆脱了对自然界的依赖。农业生产不仅极大地增加了人类的食物来源，也使食物的来源更为稳定，从而为人类开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从此，人口开始快速增长，人类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陶器是与农业的起源相伴而生的，它是农业民族为煮食谷物而做出的伟大发明。可以说没有陶器，也就没有农业，甚至可以说是先有陶器后有农业。因为在没有陶器以前，人类可能已经开始采集野生谷物，但是却无法很好地食用，因为生吃不易消化，用火烧烤又容易烧焦。但是在发明了陶罐后，谷物就成了香甜可口易于消化的美食。从此，人们不仅开始大量采集野生谷物，而且逐渐开始尝试种植谷物，于是，促成了农业的诞生，谷物也成了人类最主要的食物来源。
同时，陶器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志，它标志着人类告别了旧石器时代，进入了新石器时代。陶器改变了原有材料的性质，制造出了一种新材料，它使人类摆脱了对自然界现有材料的依赖。从此，人类不但会制造工具，而且还会改变材料的性质，制造出制作工具的新材料。在此基础上，人类后来又学会了制造青铜、钢铁等重要材料，而每一种重要新材料的使用，都会使人类文明向前迈进一大步。
继湖南道县发现了距今 18000 年的碳化水稻谷粒和陶器后，在湖南的洞庭湖平原地区，又相继发现了大量的距今 9000 多年的远古水稻种植遗迹，包括大量的碳化水稻谷粒，夹杂在陶器碎片中的谷壳，世界上最早的水稻田，以及世界上最早的农田灌溉系统。其分布范围之广，遗址数量之多，充分说明这里已经发生了大规模的农业革命。如果说道县的水稻种植是农业文明的星星之火，那么，洞庭湖平原的水稻种植就已经是农业革命的熊熊烈火。这些发现无可辩驳地证实了——水稻种植及农业革命起源于中国的湖南。
为什么农业革命会起源于中国的湖南？这并非只是个偶然事件，而是有它的必然原因。众所周知，人类是地球生物，它的所有进化和发展过程都必然受到地球环境因素的影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地球上千变万化的山川地貌和各不相同的地理环境。不同的地理纬度造成不同的气候带。不同的地壳运动造就了不同的大陆和海洋，不同的地理环境衍生出了不同的物种。不同的自然条件造就了人类在世界各地各不相同的，和具有某些地域特殊性的进化和发展过程。而中国的湖南就是这么一个特殊的地方——它具有得天独厚的发生农业革命的天然条件。
首先，湖南地处中国的长江流域，而长江流域是地球上最适宜于人类生存、进化和发展的地区，正因此，它才能成为人类的起源地。长江流域地处地球上最适合于农耕的北纬 25°～35°气候带之间，地球上的四大远古农业文明：古中国文明、古印度河文明、古中东两河文明、古埃及尼罗河文明，都是在这一气候带上。而这四大文明古国的地理气候条件又尤以中国长江流域为最优，长江流域温暖湿润，而其他三地都干旱少雨。其次，湖南又是长江流域的一个特殊地点，这里气候温暖，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河川密布，土地湿润，特别适宜于水稻的生长，在湖南发现的野生水稻品种竟有数百种之多。而在古代所能种植的所有农作物中，水稻的能效比是最高的，种植单位面积的水稻所能产生的热量，是种植单位面积的粟、黍、小麦、大麦和所有其他农作物所能产生的热量的五倍以上。水稻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所以，农业革命要取得突破，非它莫属。这就是为什么农业的发明者，在中国被称为“农神”的炎帝神农氏，就是产生于湖南的原因。同时，这也是为什么创造了现代农业神话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也是产生于湖南的原因。
实际上神农氏所指的是一个氏族，是一个在湖南率先创造出农业文明的氏族。炎帝是他们的一个首领，他死后葬于湖南的炎陵县，陵墓被敬仰他的人们跨越千古保存至今。袁隆平是湖南农学院的一名研究员，他从在湖南农校的水稻田中发现野生的杂交水稻开始，利用众多的野生水稻品种，经过几千次的杂交试验，培育出了高产的杂交水稻优良品种。在世界水稻平均亩产还只有两百多公斤的时候，他培育出了平均亩产高达八百多公斤的优质高产杂交水稻，把水稻的亩产提高了数倍，为解决世界的粮食短缺问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湖南至今仍然是中国水稻产量最多的省份。大自然赐予了湖南这么优越的条件，因此湖南能发生这么多奇迹，农业革命起源于中国湖南，也是大自然造就的必然结果。
古人类学家认为，其实在农业革命发生以前，原始人类不仅已经掌握了除农业生产以外的所有原始生产和生活技能，而且已经有了一些种植活动。人类学家曾对世界上一些仍处于原始状况的土著原始部族作过考察，发现他们对领地内各种动物和植物都非常了解。他们不仅知道自己领地有哪些动物，并且对各种动物大约有多少头，有多少是已成年动物，有多少还是幼崽都非常清楚。他们会有计划地捕食成年动物，而将幼崽保护起来，以备将来捕食。他们对领地内各种植物也了如指掌，知道它们哪些是可以食用的，哪些是有毒的，哪些是可以治病的。知道它们什么时候发芽，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时候结果，什么时候可以收获食用。他们会有意识地保护那些可以食用和药用的植物，甚至已经开始尝试种植一些植物食用。但因为种植的效率不高，产量微不足道，所以这些种植并不是他们主要的食物来源。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能找到能效比较高的植物品种，加上种植方法又过于简单，所以一直不能产生较好的经济效果。他们仍然是男人外出狩猎捕鱼，而女人则在家操持家务带孩子，并从事一些采集活动，偶尔也会进行一些简单的种植。但男人却不屑于做这些事，男人们喜欢外出狩猎和捕鱼，那些活儿需要体力和勇敢，惊险而且刺激。他们就是这样，千万年来，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重复着这种生活，而一直不能在农业上取得突破，不能迈进文明社会。
湖南的远古先民是如何实现这个突破的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湖南草木繁茂、溪流潺潺、鸟语花香的山林间，男人们踏着清晨的露珠，怀着兴奋而忐忑的心情，匆匆而行，他们忙着出去狩猎。留下来的女人们也没有闲着，她们年长体弱者留在居所操持家务带孩子，年轻体健的出去采集食物。她们采集回来鲜美的水果，嫩绿的茎叶和粗壮的块茎，这些都是先民们的主要食物。到了秋季，她们会采集一些坚果，因为坚果易于保存，可以在冬季食物短缺时食用。但是随着人口的增长，采集到的食物越来越不够食用，特别是遇到灾荒年，能够采集到的坚果很少，于是她们把目光盯上了比坚果更小的水稻谷粒。她们把溪水边，河滩上，水洼地里的野生稻谷采集回来。心灵手巧的湖南女人，耐心地把细小的水稻谷粒舂打筛分，去除谷壳，为了便于煮食稻米，她们还发明了陶器。稻米不但吃起来味道香甜可口，而且易于保存，这对先民们度过青黄不接的春夏之交或灾荒之年有极大的帮助。为了获得更多的稻谷，聪明的湖南女人们尝试着在溪流边的水洼地里撒下一些谷粒，以便秋天能采集到更多。她们发现水稻种植的效率非常高，春天只要撒下一点点谷种，秋天即可收获大量的稻谷。在有了一定的种植经验后，敢开风气之先的湖南女人，开始在溪流和河岸边开辟稻田，引水灌溉，开始了有意识的人工种植，并不断地扩大种植面积。于是，餐桌上的米饭越来越多，稻米在先民们的食物中所占比例也越来越大，从 10％，到 20％，30％，40％，再到 50％，女人们在氏族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高。这时，每到农忙季节，男人们不得不暂时停止狩猎和捕鱼，帮助女人忙农活。当稻米在食物中的比例超过 50％，达到了 60％甚至 70％时，男人们不得不放下尊严，改操农业。有了身强力壮的男人参加，稻田的面积得到不断地增加，稻米的产量得到迅速的增长，先民们的生活方式得以彻底的改变。敢为天下先的湖南人，终于告别了原始生活，率先迈入了农业文明社会。
距今约一万年前，地球结束了它的最后一次冰河期。气候开始变暖，万物开始焕发出勃勃生机，植物茂盛地生长，动物兴旺地繁殖。这时在亚洲东部的中国大地上，一场大革命悄然掀起，它从此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把人类从野蛮带入了文明。
湖南的地形三面环山，中部是典型的丘陵地貌，北部是洞庭湖平原。地势南高北低，湘、沅、资、澧，四大水系从南往北注入洞庭湖。道县位于湘江上游的湖南南部山区，农业在那里出现后，逐渐开始了它的传播扩散。水稻种植离不开水，因此农人们沿着江河而迁徙，他们顺湘江而下，来到了洞庭湖平原。平原上宽广而平坦的土地，为他们提供了发展农业的广阔空间。冰河期的结束，气候的转暖，带来了农业爆发式的增长。仅仅数百年时间后，农业文明就已经扩展到了整个洞庭湖平原和与之一江之隔的长江对岸的江汉平原（古云梦泽所在地）。考古学家在这些地区发现了大量的距今远达 9000 多年前的水稻种植遗址，如：澧县彭头山遗址、八十垱遗址、临澧县的杉龙岗遗址，等等。
农业在平原地区出现后，远古先民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他们已经告别了在洞穴中居住的生活，开始在平原地区建房而居，遗址中发现的有规则的房址柱洞充分证明这一现象。建房而居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从事农耕后，他们逐江河而迁徙，寻平原而耕作，生活的环境发生了改变，但是平原上并无山洞可居，因此他们只能想办法自己修建居所。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远古先民们工具制造技术有了极大的提高，他们已经能够制造砍伐和加工树木以及挖掘土地的工具，如磨制的石斧、石刀、石锛、石凿、石锄等，能够开挖地基，能够加工木材搭建房屋了。
因为技术条件的限制，早期的房屋都很简陋，面积也不是很大，只能容下几个人居住。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都是血缘关系最亲近的父母和他们的孩子住在一起，这实际上就促成了家庭的形成。与此同时，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也逐渐开始形成，而父亲则成了家庭生产的最主要劳动力。从此，人们开始告别群居生活，进入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居生活，在此基础上再形成以亲缘关系相维系的家族聚居，和以氏族关系相维系的氏族部落。
因此，住房的出现说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那就是人类在进入农业社会后，他们的生产方式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劳动生产率已大大提高，他们已经能够以单家独户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了，而不必像从前穴居生活和狩猎生活时那样，群居在山洞里，依靠整个氏族的集体围猎行动来获取食物。此外，家庭的形成也必然会导致私有财产的出现，虽然土地、山林、河流等等，这时仍然是公共所有，土地将在氏族中定期分配，但是住房、生活用品、生产工具和家庭劳动所获得的产品，还是会逐渐成为私有财产。因此，人类建房而居标志着，因农业文明而带来的，家庭和私有财产的出现。
农业在平原地区的出现，也说明农业种植已经从在山区开始的小面积、小规模的耕作，发展到大面积、大规模的耕作，农业文明已经取得了革命性的进展。平原交通便利，有利于人们的交流往来，有利于信息和物质的流通，有利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在澧县彭头山遗址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充分证明了这一事实。彭头山发现的古城距今至少有 6000 多年的历史，这是一座大型古城，占地面积达 8万多平方米，古城围有高达 5 米的城墙，城墙厚度达 13 米，城外围有宽达 35～50米的护城河，城里有街肆、居民住宅、手工业作坊和祭祀场所。这种古城遗址在洞庭湖平原和江汉平原已发现了十几个，充分显示出这里的远古先民们已经具有高度发达的文明和繁荣的文化。另外，古城高大的城墙和宽阔的护城河也说明，远古时期，这里的战争也非常频繁。而远古时期国家的最主要象征就是城市，拥有如此大的城市和如此完备而坚固的防御工事，说明这些城邦国家已经相当强大。
农业传播到洞庭湖平原和江汉平原后，并没停止它的脚步。向东，它继续沿长江向下游传播，一直传播到东部沿海。近年来考古学家在这些地区发现了大量的远古农耕遗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河姆渡文化遗址。河姆渡文化遍布浙江宁绍平原直至舟山群岛，现已发现的遗址有 47 处，因为于 1973 年最先发现的遗址是在余姚市河姆渡镇，因此被命名为河姆渡文化。河姆渡镇遗址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确认年代距今已有 8000 多年。遗址中发现了成堆的稻谷、多达 150吨的稻谷壳、大量干栏式建筑房屋构件、各种动植物遗骸，以及陶器、石器、骨器、木器等各种材质制成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和装饰工艺品，出土文物数量近 7000件。这些文物曾多次出国展览，深深地震撼着整个世界。
河姆渡遗址是长江流域古文化遗址中保存最好的，它之所以能得到如此好的保存，得益于当时地球气候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因此，在一次突然而至的大海啸中，河姆渡被淹没在大海的淤泥之下。海水含有盐分，有防腐作用，因此那些木质的干栏式建筑构件，以及木质和骨质的农具得以保存至今。而在长江流域的其他地方，因为中国南方都是酸性土壤，这种木质和骨质的农具，以及木质房屋构件都早已被腐蚀得无影无踪。当时在长江流域的水稻种植区，木质和骨质的农具使用得非常多，比如他们用牛的肩胛骨做成的骨耜，这种工具在水田松软的泥土里还是非常适用。这与中国北方有显著的不同，北方干燥少雨，因此大都是耕种旱地作物，使用的也多为硬度较高的石制农具。
河姆渡遗址的干栏式建筑是先往地里打入木桩，然后在木桩上架梁，在梁上铺上木板，构成高于地面的地板基础。再在地板上立柱、搭屋，最后用芦席和树皮封盖四壁和房顶。在房屋所有垂直相交的构件结合处，都是使用榫卯结构技术，制作工艺精湛，能够用石器工具建造出如此精湛的木结构，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这种房屋高离地面，下面通风，能够防范潮湿和水患。
河姆渡遗址中的一个非常重要发现，是在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人工饲养的家畜遗骨，比如狗、猪、牛、羊等，在陶器中还发现了猪和羊的造型。这说明人类已开始了畜养业，这是人类继农业后的又一个伟大发明。而这个发明是伴随农业革命而发生的，因为在农业革命发生前人类是穴居在山洞里，因此无法饲养牲畜，特别是像牛、羊等大型食草类动物。农业革命发生后人们走出了山洞，居住在平地上，从而为发展畜养业开辟了广阔空间。他们不但可以饲养像狗、猪等杂食类动物，还可以饲养像牛、羊等食草类动物。而且人类吃剩的食物残渣和收获谷物以后的秸秆都是家畜很好的饲料，同时，狗能帮人类狩猎、看家，牛还是人类农耕的很好帮手。畜养业的发展为人类提供了又一种重要的食物来源。
说到动物的饲养，有必要特别说一下狗，因为近年来有关狗的起源的研究透露出了很多重要信息。狗是人类最早开始饲养的动物，也是最通人性的动物，它被认为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但是近年来有关狗的基因的研究揭示，现在世界上的各种狗，都是由原产于中国南方的灰狼经驯化后人工饲养演变而来。狗温顺忠诚，狼凶残羁傲，但是狗与狼的本质区别是：狗是杂食动物，而狼是肉食动物。俗话说，狗行千里吃屎，狼行万里吃人，这是因为狗拥有消化淀粉类食物的基因，而狼没有这种基因。狗的这种基因是狼被农业民族驯化后，长期食用农业民族的谷物类食物残渣和排泄物而逐渐演化出来的，这种基因的演化过程至少需要经历几个世纪。基因研究还揭示，狗的饲养大约是开始于 15000 年以前，而当时正值农业文明在中国南方开始兴起。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一、狗和动物的饲养是伴随着农业文明的发生而开始出现；二、农业文明最早是在中国南方开始出现，然后传播到了中国和世界各地。而随着农业文明的传播和农业移民的迁徙，狗和动物的饲养也被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河姆渡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它发达的纺织技术。遗址中发现了种类繁多的纺织工具，出土的纺轮有陶质的、石质的和木质的，共有 300 多个。织布的工具有经轴、分经板、绕纱棒、机刀、齿状器、梭型器等等，纺织专家们认为这是原始踞织机的部件。这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纺织机器，河姆渡无疑应该是世界纺织业的起源地，驰名世界的中国丝绸极有可能也是起源于这里，而且这里至今仍然是中国丝绸纺织业最发达的地区。
另外，河姆渡人的文化艺术生活也很丰富，发现有象牙雕刻、玉石雕刻、木器雕刻，还有陶制的猪、羊和人头。陶器上的刻画作品内容丰富多彩，包括太阳、月亮、花草树木、鱼虫鸟兽，画面简洁而舒展，风格朴实而生机盎然，还发现有生漆涂制的漆器。
中国的气候，以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之间的淮河和秦岭一线为界，分为南方与北方。南方湿润多雨，适宜于喜水的水稻生长，因此，长江流域种植的谷物主要是水稻，此外还种植菽（豆类，包括红豆、黑豆、绿豆、黄豆、豌豆等）、蜀黍（高粱）等谷物。而北方则干旱少雨，很多地方都无法种植水稻，因此农业传播到黄河流域后，种植的主要谷物是耐旱的粟（小米）。此外还种植黍（黄米，俗称糜子）、菽等谷物，在水利条件较好的地区也种植水稻。农业从洞庭湖平原向北首先传播到紧挨江汉平原的淮河上游地区，那里发现了距今 9000 多年前的贾湖文化遗址。然后到达黄河流域，在黄河流域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发现了距今约 9000～8000 多年的裴李岗文化遗址和磁山文化遗址。再往北是辽河流域，在辽河流域上游发现了距今约 8000～7000 多年的兴隆洼文化遗址。
贾湖遗址位于河南舞阳县贾湖村，正好处于南北气候过渡处的淮河流域，因此种植的谷物主要是水稻，但也种植粟。贾湖遗址最初由文物工作者偶然发现于1961 年，但是直到 1983 年才正式开始发掘，发现了房址、窖穴、陶窑、墓葬、兽坑、壕沟等各种遗迹近千处，出土了石器、骨器、陶器和各种材质的文物数千件，碳化稻谷数千粒。贾湖人使用的农具有骨器，也有石器。石器种类繁多，有石耜、石镰、石斧、石刀、石矛、石凿、石钻、石锤、石砧、石杵、石磨盘、石磨棒等等，制作相当精致。还出土了很多精美的石质装饰工艺品。用于加工谷物的石磨盘有近一米长，有四只脚，用整块砂岩琢磨而成。石磨盘和石磨棒的发现说明他们也在种植粟，因为石磨盘和石磨棒是用于粟和黍类谷物脱壳的工具，而稻米的脱壳是用臼和杵。贾湖人居住的房屋是半地穴式建筑，因为北方气候寒冷干燥，无潮湿之虞，而半地穴式房屋还有利于防寒保暖。饲养的家畜种类也更多，有狗、猪、羊、水牛、黄牛、马（这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早的人工饲养的马）等等。可见畜牧业所占的比重明显比南方的长江流域增大。另外，野生动物、鱼类骨骸和野生植物果核发现得也很多，可见渔猎采集仍然是他们非常重要的食物来源。
贾湖遗址一个最重要的发现是出土了十几块刻有原始符号的龟甲和兽骨，这是中国甲骨文的雏形，也是世界上现已发现的最早原始文字，距今已有 8000 多年的历史。
贾湖遗址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出土了 30 多根骨笛，这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早的乐器，距今已有 9000 多年。骨笛用鹤鸟的腿骨做成，30 余根骨笛年代跨越 2000多年，骨笛的音孔从最初的 4 个，增加到 5 个、6 个、7 个、8 个，音阶也从最初的四声，增加到五声、六声、七声、八声，清楚地显示出了音乐的发展过程。这些骨笛至今还能吹奏歌曲。贾湖遗址还有许多重要的发现，比如用稻米、山楂、葡萄和蜂蜜酿造而成的世界上最早的酒等等，这些发现显示出，当时贾湖的文化已经达到了相当发达的水平。
裴李岗文化是指广泛分布于中原地区的早期农业文明，现已发现的遗址多达150 多处，遍布于河南省各地。这些遗址开始出现的年代都在距今 9000～7000 年之间。因为最先在河南新郑市裴李岗村发现，因此被命名为裴李岗文化。裴李岗文化区种植的主要谷物是粟，种植粟虽然亩产量远远低于水稻，能效比非常低，但是中原地区从淮河流域到整个黄河中下游都是一望无际的黄淮大平原，能够耕种的土地非常的多，因此人们能够用增加种植面积的办法来弥补种植效率的不足。另外，黄河流域因气候的原因，森林比较少，草地比较多，有利于畜养牛、羊等食草类动物，发展畜牧业，这也可以弥补谷物生产的不足。据考古工作在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大量兽骨和渔猎工具来看，畜牧和渔猎在他们的食物来源中所占的比例还是非常大，有的地区甚至超过 50％。饲养的家畜有狗、猪、羊、牛、鹿，还有鸡。烧制的陶器中还有陶猪、陶羊、陶人等艺术品。居住的房屋也是半地穴式建筑。人死后安葬在氏族的公共墓地里，随葬品有死者生前用过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
磁山文化是指在裴李岗文化的北面，广泛分布于河北省南部的早期农耕文明。磁山文化年代比裴李岗文化稍晚，这里的农耕文明开始的年代大都在距今8500～7500 年前后。因为最先发现的遗址在河北武安市磁山村，因此被命名为磁山文化。磁山文化与裴李岗文化基本相同，谷物种植也是以粟为主，在发现的近200 个地穴式的粮窖里还存放着数十吨粟。饲养的家畜也是狗、猪、羊、牛、鹿、鸡等，有趣的是出土的大都是雄鸡，这说明他们在 8000 多年前就已经开始饲养雄鸡打鸣报时了。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当时的田园生活场景，鸡鸣狗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磁山人居住的房屋也是半地穴式建筑，而且发现了许多两、三间房连在一起的套间，这说明当时这里可能已经出现了一夫多妻制的家庭。
在河北省北部以北京为中心的广阔地区，发现了许多农业蕴育期（新石器早期）的文化遗址，比如北京门头沟区东胡林遗址、北京怀柔区转年遗址、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等等。这些遗址的年代大都在距今 9000 多年前后，遗址的主人可能都是北京猿人的直系后裔。遗址中发现了墓葬、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陶器，以及加工谷物的石磨盘和石磨棒，但没有发现农具和农耕遗迹。发现石磨盘和石磨棒说明他们已经在加工谷物，发现陶器说明他们已经在煮食谷物，没有发现农具和农耕遗迹说明他们还没有开始种植谷物。这是一种农业蕴育期的文化，他们已经开始采集野生谷物进行加工煮食。而陶器的出现是人们从采集食用谷物到生产种植谷物并发展成农业的关键，因为没有陶器炊具谷物是无法食用的。他们最初的陶器可能是通过易货贸易得到。
在紧挨河北北部的辽河流域上游地区，包括内蒙古赤峰市和辽宁省阜新县，发现了以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为代表的早期农业文明。兴隆洼遗址开始于距今约 8000 多年前，遗址中发现了陶器、石磨盘、石磨棒和锄型石器，但没有发现石耜。这说明他们已经开始了原始的锄耕，但还没有开始耜耕。锄耕就是所谓的刀耕火种，先放火把荒草烧掉，然后用锄型器挖洞，再播上种子盖上土，这种原始的种植方法产量很低。赵宝沟遗址的年代要晚一些，距今约 7000 年，遗址中不仅发现了陶器、石磨盘、石磨棒和锄型石器，还发现了石耜，这说明他们已开始了耜耕。耜耕是用宽刃的铲型器把土地翻一遍，然后再播种，这种种植方法更先进，产量也高得多。从河北北部的农业蕴育期文化，到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的锄耕农业，再到赵宝沟文化的耜耕农业，我们可以看到农业文明的逐步形成和发展过程。这些地区都在燕山山脉周围，在文化上有同源性，他们可能都是北京猿人的后裔。
兴隆洼遗址是一个规模相当大的远古居民聚落，被誉为“华夏第一村”。遗址中发现了近百座远古居民房址，房址排列有序，分成 10 余排，每排约 10 个。房屋建筑为半地穴式，深入地面下一米多，房屋的面积都很大，一般有 50～80 平方米，大的有 140 多平方米。房中均有灶坑，但均无台阶和门道，估计是以梯子出入，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在屋里饲养了很多家畜。聚落的周围挖有宽 2 米，深有 1 米多的壕沟，估计是远古居民们为防止猛兽袭击或者是为防止饲养的家畜跑掉而修建。在房址的居住面上和墓葬的陪葬品中发现了大量的猪和鹿的骨骸，这说明他们畜养的主要是猪和鹿，畜养业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的渔猎工具、野生动物骨骸、野生植物籽实和果壳，而遗址周边地区森林密布，这说明渔猎、采集仍然是他们主要的食物来源。
兴隆洼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的玉器，在很多墓葬的尸骸头骨两旁都发现了玉耳环（玉玦），尸骸的胸前则发现了很多他们佩戴的匕形和弯条形玉器，另外还出土了许多玉管、玉斧、玉锛、玉凿等玉制品。这些玉器光滑圆润，采用了先进的钻孔、砂绳切割和抛光技术，制作精美。材质为闪石玉，色泽有深绿、淡绿、黄绿、黄白、乳白色等。据考证，玉器原料来源于相距很远的辽东半岛上的辽宁岫岩县，这些原料可能是通过易货贸易而得到。兴隆洼文化是中国玉文化的重要起源地之一。
赵宝沟文化广泛分布于内蒙古赤峰地区、辽宁西部地区和河北北部地区。赵宝沟文化是兴隆洼文化的直接传承和发展，因此更为进步。这不仅表现在农耕方法已从最原始的刀耕火种过渡到了耜耕，而且在石器制作、陶器制作和玉器制作上也都有明显的进步，聚落的规模也有明显扩大。石器不仅种类和型制增多，而且大都是磨制石器。陶器出现了泥质陶和夹砂磨光陶，陶器上还出现了精美的纹饰，在一个打磨光滑的尊形器上，饰有极为精美的飞鹿、猪龙和神鸟等灵物图。还出土了一个凤鸟造型的碗，形象逼真，栩栩如生，被誉为“中华第一凤”。玉器的制作也更精美，还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玉雕龙。但是在经济方面，从遗址的发掘情况来看，仍然是以渔猎、采集和畜牧业为主，农业虽然有进步，但发展得非常缓慢。他们种植的谷物主要是粟和黍，但在这些遗址中鲜有这些谷物的实物出土。这些地区都已经在北纬 40°线以北，气候比较寒冷，并不太适宜于农耕，因此农业在那里发展得比较慢。再往北是黑龙江流域，那里的气候更寒冷，在远古的技术条件下基本上无法开展农耕，因此那里的农业不仅出现得更晚，而且也只是出现了一些刀耕火种式的原始种植。
在湖南的南面有一条南岭山脉，它是中国的又一条气候分界线，南岭以北的气候温暖，属温带气候；南岭以南的气候炎热，属热带气候。岭北属长江流域，岭南属珠江流域。岭南的珠江流域植物四季常青，森林茂密，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生活在那里的古人类一年四季都能够从自然界获得充足的食物，而且气候非常炎热，太阳光照强烈，不适宜于人类劳作。因此对于那里的古人来说，不是为什么不去从事农业劳动，种植谷物，而是为什么要去冒着烈日的暴晒和酷热，去从事艰苦的劳动，种植谷物。在现代人的想象中，原始人一定是终日劳累，仍然得不到充足的食物，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实际上人类学家对原始部落的大量考察资料表明，在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依靠狩猎和采集而生存的原始人，不仅一年四季都能获得充足的食物，而且他们还享有大量的空闲时间，过着悠然自得的满足生活。如果人口的增长超过了自然界食物的供给，他们还会有意识地抛弃或杀死一些身残体弱的婴幼儿，以控制人口的增长。因此，生活在岭南珠江流域的远古先民们，因为一年四季都能从自然界获得足够的食物，他们并没有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动力和需要，所以，农业文明在那里出现得也比较晚。
珠江流域年代最早的水稻遗迹是发现于广东省英德市的牛栏洞遗址，这个洞穴遗址的年代跨度在距今约 1.2 万年～ 0.8 万年之间。遗址中发现了水稻硅质体，但没有发现水稻谷粒，还发现了陶器，但没有发现农具。判断一个遗址是否出现了农业要有三个要素：一是要有谷物，二是要有煮食谷物的陶器，三是要有耕作谷物的农具。遗址发现了水稻和陶器但没有发现农具，说明他们已经开始采集野生稻谷用陶器煮食，但还没有开始农业耕种。
水稻在珠江流域的农业耕作开始于距今约 5000 多年前，现已在珠江流域发现了被命名为石峡文化的远古农业文明。石峡文化广泛分布于广东省北部，因最先在曲江县石峡地区发现而命名为石峡文化。在这些遗址中发现了许多距今约5000 多年前的稻谷和稻壳，以及大量的石制农具和陶器，石器均为制作水平非常高的磨制器。据估计，这些突然出现的高水平农业文明应该是来自岭北长江流域的农业移民所建立。遗址中还发现了许多精美的玉器，如：玉琮、玉钺、玉玦、玉环、玉璜、玉璧等。玉琮、玉钺都是礼器，玉琮是神权的象征，玉钺是王权的象征，显示出他们当时的社会组织已出现了神权和王权。墓葬流行二次葬，因此随葬品往往有两套，一套是随人骨一起从原墓迁移过来的，一套是重新埋葬时新放入的。在一些墓葬中还发现了成套的木工工具，这说明当时已出现了专业的木匠，而且他们的社会地位还很高，不仅墓葬规模大，随葬品多，而且还有贵重的玉器。
在中国西北地区，也发现了被命名为大地湾文化的远古农业文明遗址，年代比裴李岗文化稍晚，距今约有 8000 多年。大地湾文化遗址分布于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等省区，现已发现的遗址有数十处。最先发现的遗址在陕西华县老官台，但出土的文物不多，后因甘肃天水市大地湾遗址出土的文物最丰富，因此被命名为大地湾文化。大地湾文化的谷物种植以黍和稷（油菜籽）为主，其中稷的种植是它有别于其他地区的重要特点，稷后来成为中国古代五大主要谷物之一。出土的农具有骨耜、石铲、石刀、石斧、石磨盘、石磨棒等。陶器的特点是带有红色彩绘，早期的彩绘以变体的鱼纹和鸟纹为主，反映出渔猎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还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房屋建筑与中原的裴李岗文化基本相同，也是半地穴式的，但是室内面积普遍较小，只有 6～7 平方米，仅能容数人蜗居。后来逐渐发展成平地起建的建筑，这种建筑以木柱为骨架，筑有厚度约 25 厘米的泥墙，地面铺以礓石渣和细沙混合而成的混凝土式材料。到晚期（距今约 5000 多年）甚至出现了面积达420 平方米的宫殿式的大型建筑，显示出他们文明程度的提升，社会组织形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农业文明能够如此迅速地传遍中国大地，其中有两个主要原因：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远古农业先民们的原始种植方式，即所谓的“刀耕火种”。当然，用这个名词来形容已经取得农业革命后的农耕方式并不十分恰当，而能正确表达他们耕作方式的学术名称叫作：“休耕轮作制”。因为远古的农业先民并不懂得深耕和施肥，因此土地耕种一两年后就会因肥力耗尽而导致谷物产量急剧下降，特别是在那些种植旱地作物的地区（水稻田的地力比较持久）。所以他们不得不抛荒，一般土地要抛荒十多年地力才能恢复，因此他们只能不断地去寻找和开辟新的土地。另一重要原因是因为农业革命带来了人口的大量增长，增长的人口带来了对土地的更多需要。因此在人口增长很多的氏族里，他们会分离出一部分人口，在一位新首领的带领下，往远方迁徙，去寻找开辟新的可耕地。这种人口的迁徙，不仅直接带来了农业的传播，而且使农业文明更迅速地传播到了更遥远的地区。因为农业耕作不仅需要有水源，而且需要有平坦的土地，所以他们会去寻找河流和平原，而最理想的土地就是河流造成的冲积平原，因为冲积平原上的土地既松软又肥沃。因此，农业文明迅速传遍了中国的各条大小江河，特别是冲积平原地区。
然而，农业文明的传播并没有止步于中国大地，在中国的适耕土地都被广泛开发的同时，中国的农业先民们也开始走出中国，向世界各地迁徙扩散，去寻找河流和肥沃的冲积平原，同时，他们也把农业文明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在中国的西北有一条古商道，通往广阔的亚欧大陆西部，此即后来闻名于世的古丝绸之路。远在农业文明开始传播以前，远古的商人们就不辞艰辛地沿着这条古商道往来于中国与亚欧大陆的西部之间，进行着易货贸易，他们也为中国远古的先民们带来了远方的信息。从这些信息中远古的先民了解到，在中国以西还有广阔的天地，那里有广袤的土地和数不尽的大小河流。在得到这些商人们带来的有关远方河流和平原信息后，中国的远古农业先民们沿着这条古商道陆续向西迁徙，去寻找适合农耕的河流和肥沃的冲积平原。他们经新疆（新疆远古时有很多河流和绿洲）到达了中亚的阿姆河流域和锡尔河流域。然后，他们中有些人从这里南下越过兴都库什山脉进入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河流域。另有一些人继续西行，经伊朗高原，到达了中东的两河流域。还有一些人从里海北岸进入了欧洲东部多河流的平原地区，再经黑海北岸到达了多瑙河流域和欧洲中部。
印度河是世界著名的大河之一，它处于地球上最适宜于农耕的北纬 25°～35°之间，流域内有广阔的冲积平原，非常适宜发展农业。中国的农人们把农业文明带到了这里，在这里创造出了灿烂的古印度河文明。古印度河农业种植的谷物主要是小麦和大麦，饲养的家畜主要有狗、猪、牛、驴、骆驼等，象可能也已经被驯养，象牙的使用很普遍，这里还发现了最早的棉花种植。因为印度河流域经常洪水泛滥，所以他们的房屋大都是用烧制的火砖建造。古印度河农业文明开始于何时已无法考证，他们在距今约 4000 年时达到鼎盛，当时这里出现了许多建造得相当先进的城市。但是，在距今约 3500 年时遭到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的入侵而被彻底毁灭，从此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下，直到 20 世纪，才被西方考古学家偶然发现，从而部分地揭开了它的面貌。然而，西方考古学家对这些从天而降，突然出现在印度河流域的农业文明感到非常困惑，不知道这些远古的农人来自哪里，但是有一点他们认为能够肯定——这些人是从北面进入印度河流域的。
中东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组成的两河流域，也是处于北纬 25°～35°之间，非常适宜农耕。在中国农人来到这里之前，在两河流域上游的北部山区，当地的土著居民已经有了一些原始的种植。中国的农人们来到了两河流域下游的冲积平原地区，在这里开挖沟渠，兴建水利灌溉系统，开展大面积的农业种植。这里被称作“美索不达米亚”，意即：两河之间的土地。这些中国农人被当地土著称为“苏美尔人”，但是，他们却称自己为“黑头”，意为：黑头发人。因为中国农人是黑头发的黄种人，他们与当地土著的白种人最显著的区别之一就是头发的颜色。苏美尔人种植的谷物主要也是来自中亚的小麦和大麦，饲养的家畜主要有牛、羊、猪、驴等。他们用驴和牛来驮运重物，后来发明了车则用它们来拉车。因为在冲积平原上很难找到石头和木材，因此他们的房屋一般都是用晒干的泥土砖建造。
苏美尔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建立的农业文明为他们带来了富裕的生活，同时，也吸引来了周围土著蛮族垂涎的目光，但是他们居住的平原地区四周光秃秃的没有任何天然的屏障，因此他们极易遭受到周围土著蛮族的入侵劫掠。为了防御土著蛮族的入侵，他们建造起了有高大城墙的城市。苏美尔文明大约开始于距今6000 多年前，到距今约 5000 年时，苏美尔人已建立起了 10 余个城邦国家。但是，苏美尔人在距今约 4300 多年时仍然被蛮族阿卡德人的入侵所征服。虽然他们不久后推翻了阿卡德人的统治，但是因为地理位置的不利，四周蛮族环视，因此，后来又经历了反复多次的蛮族征服和不断地王朝变换，最终，他们融合于中东地区的各民族之中。
西方历史学家对苏美尔人来自何方一直大惑不解，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著作《全球通史》中说道：“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伟大创建者——苏美尔人，似乎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这一点很奇怪。他们的语言和汉语相似，这说明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但不管怎样，是苏美尔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开掘沟渠，依靠复杂的灌溉网，成功地利用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湍急河水，从而创造了第一个文明。”
西方历史学家因为对中国远古的历史缺乏了解，所以他们会感到大惑不解，但是，如果他们了解到农业文明是起源于中国，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再往西还有一条世界著名的大河——尼罗河，尼罗河下游地区也是处于北纬25°～35°之间，非常适宜于农耕，因此，这里也出现了著名的古埃及农业文明。古埃及农业文明出现得比两河流域稍晚，一般认为是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开发以后，由那里的苏美尔人迁徙过去发展起来的。他们种植的谷物主要也是大麦和小麦，饲养的家畜也是牛、羊、猪、驴等。但是古埃及一直没有出现有城墙的城市，因为埃及四周都是由沙漠、高地和海洋构成的天然屏障，没有外来的入侵威胁。古埃及人创造的最惊人的成就是闻名于世的金字塔，这些被称为世界奇迹的巨大金字塔，是为他们的统治者“法老”建造的陵墓。
以上三个大河流域的远古农业文明与中国远古文明一道，构成了世界著名的四大文明古国。当然，农业文明的传播并不仅限于大河流域，只是在一些较小的江河流域以及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较差的地区没能产生如此辉煌灿烂的文明成果。比如从里海北岸进入东欧和中欧的中国远古农人，在那里的伏尔加河、顿河、第聂伯河、多瑙河等地都开辟了农业区，但是因为那里的气候较寒冷，谷物产量较低，因此，他们在从事农业的同时也要从事畜牧业和渔猎采集，他们即后来的斯拉夫人。斯拉夫人后来在欧洲的分布范围一直扩展到了中欧的奥德河东岸，形成了以奥德河为界，河岸以东是以农耕为主的斯拉夫人，河岸以西是以渔猎采集和畜牧为主的土著日耳曼蛮族。
实际上据考古发现，陶器在距今 9000 多年以前就已经传入西亚和中东（最初可能是通过易货贸易得到），与此相伴的是，在这些地区也已经出现了一些原始农业，但是这些原始农业因自然条件和耕作技术所限，发展得比较缓慢，因而不能取代渔猎和采集成为他们的主要食物来源。三大流域农业文明的成功开发，特别是地处亚、非、欧三洲交界处的中东两河流域的成功开发，为农业文明在西方广大地区的发展做出了榜样，此后，农业文明在西亚、北非和欧洲都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和发展。
农业从中国往南传播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从中国西南的古商道到达南亚；另一条是从中国南方到达东南亚地区。但是，农业传播到这些地区的时间比较晚，大约出现在距今 4000 多年前后。因为这些地区都处于热带，气候炎热，太阳光辐射强烈，不适宜于人类劳作。而且这些地区森林草木四季常青，可供食用的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人们通过采集和渔猎即可以从自然界获得足够的食物，因此没有从事艰苦的农业生产劳动的动力和需要。
南亚北部的恒河流域气候湿热多雨，非常适宜于水稻生长，而且恒河也是一条水流量丰富的著名大河。据考古资料，水稻种植在距今大约 4000 多年前开始在恒河流域兴起。西方考古学家曾经在恒河流域发现距今四千多年前的水稻，据此他们曾经错误地认为，水稻种植是在四千多年前起源于印度，然后传播至世界各地，却不知水稻在中国已经种植了一万八千多年。
水稻种植之所以能在这时传播至恒河流域，是因为在距今约 5000 多年前游牧民族已经在中国北方的大漠草原上崛起，并占据了西域（今新疆）和中亚。游牧民族惯于杀戮和劫掠，因此，他们不仅切断了中国农人向西方的迁徙路线，而且也切断了中国通往西方的古商道。但是，当时中国的丝绸纺织业已经非常发达，并已经开始风靡世界，因为北方古商道已被游牧民族切断，因此中国商人在西南开辟了一条经缅甸到达恒河流域的新商道，即南丝绸之路。中国的商品和丝绸通过这里销往印度河流域，然后经海路或经陆路销往中亚、西亚、中东和地中海地区。据考古发现，在中国西南部四川省的距今四千多年前的著名三星堆远古文化遗址中，发掘出了大量来自印度洋的贝壳和来自古印度的象牙，这显然是通过与南亚和古印度的贸易得到。公元前 2 世纪中国汉朝的汉武帝打败北方游牧民族匈奴，打通西域后，曾派使者出访中亚和西亚，使者在那里发现了许多产自四川的丝绸——蜀绢和蜀锦，询问之下，得知这些蜀绢和蜀锦来自印度。而在汉武帝打通西域通往西方的商道之前，古希腊的商人也是通过在印度买到来自中国四川的丝绸，才知道东方有个盛产丝绸的“丝国”。
随着南丝绸之路的开通，不仅有中国的商人来到恒河流域，而且也有许多中国的农业移民来到了这里，他们为这里带来了农业文明。因为地处商道上，再加上水稻种植的高能效性，因此恒河流域的经济发展得很快，并很快就取代了印度河流域而成了古印度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中心，古印度所取得的许多重要文化成就大都产生于这里。
东南亚地区都属于热带，同样也是因为气候炎热，自然资源丰富等原因，人们没有从事艰苦农业生产劳动的动力和需要，因此农业的发展非常缓慢。比如说，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的越战时期，中国派军队赴越南支援越南人民抗美，结果中国军人发现越南还有很多地方都还是妇女种田，男人基本不做农活。而且越南人不会种菜，他们都是采摘野菜吃，但是那里一年四季都有野菜。后来中国军人带去菜籽教越南妇女种菜，这使她们感到又惊奇又高兴。世界上有很多人都称赞中国人勤劳，其实并非中国人有什么特别，地理气候环境是其中的主要因素。中国的年平均气温在 10℃左右，这种气温适合于人们劳动。而在热带，气温常年都是在 30℃以上，人们一活动就大汗淋漓，更不要说在露天的烈日暴晒下劳动。寒带的气温又太低，冬季漫长，气温低到零下几十度，冰天雪地，不便于人们户外活动，只能躲在家里猫冬。
东南亚地区远古农业发展方面的历史资料非常少，但是据中国最古老的史书——《尚书》记载，在距今 4000 多年前的尧舜时期，中国就已经派人在东南亚的交趾（今越南）建立了天文气象观察站，以收集天文资料为农业生产制定准确的历法（《尚书·尧典》“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估计当时这些人已经将农业生产技术带到了那里，以便在那里立足生存发展。到中国唐宋时期，交趾的水稻种植已相当发达，并出现了优良的水稻品种——占城稻，这是一种生长周期很短的早稻品种，仅种植 60 余天就可以收获，非常适合于双季连作，后来被中国各地大量引种。
农业从中国往东的传播路线也有两条：一条路线是粟、黍之类的北方旱地作物，经由辽宁传入朝鲜半岛；另一条路线是南方的水稻种植，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越海传入朝鲜半岛的南部和日本。
旱地作物传入朝鲜半岛的时间比较早。大约在距今 5000 多年前，就已经有掌握了农业种植技术的中国移民陆续来到朝鲜半岛，他们在一些海岸和河流沿岸地区开始了农业种植。据中国史书记载，第一次较大的移民潮发生在周武王灭商时期（公元前 1066 年），当时有大批地商朝难民为逃避战乱而来到朝鲜半岛。商朝王室贵族，著名的政治家箕子，在获得周武王的分封后，也带领他的族人，举族从中原迁徙到辽宁和朝鲜半岛，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周朝的诸侯国。箕子把中国的农耕文明和先进文化带到了朝鲜半岛，使这里较早地进入了农业文明社会。
稻谷种植传入朝鲜的时间比较晚，大约是在距今 3000 多年前。而且最初传入的不是水稻，而是种植在旱地里的旱稻，据信旱稻是从中国北方沿山东半岛到辽东半岛，再传播至朝鲜半岛的。而水稻种植的大规模传入则是发生在秦始皇发动统一战争灭亡六国时期（公元前 230～221 年），当时遭到灭亡的六国贵族和难民纷纷逃亡海外，其中有很多都来到了朝鲜半岛。据中国史书记载，当时楚国贵族韩终带领众多的楚国难民，泛舟渡海来到朝鲜半岛的南部（战国时楚国已吞并吴国和越国，因此中国东部沿海一带都属楚国）。楚国位于中国南方的水稻种植区，因此他们带来的是发达的水稻种植技术，使半岛南部的水稻种植业迅速发展起来。秦朝末年中国发生大战乱，又有大批的秦人为避战乱来到了朝鲜半岛。
日本的农业文明开始于公元前 3 世纪的秦灭六国时期，当时大批的六国难民也渡海来到了日本，日本的气候非常适宜于种植水稻，因此他们在这里发展起了稻作农业。另外，据中国史书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派东海人徐福带领 3000童男童女，携带五谷、百工，并派武士随同保护，渡海前去开发日本列岛，想把这些岛屿纳入秦朝的版图。但是不久后秦始皇病逝，秦王朝也随即灭亡，而徐福也一去不返，后来有人报告汉朝皇帝，徐福已在日本自立为王。据考古发现，在中国移民到来之前，日本列岛还只有原始的渔猎采集经济，而完全没有农业，中国移民的到来迅速把日本列岛从原始蛮荒带入了农业文明社会。由于水稻种植的高能效性，而且当时中国早已进入了铁器时代，移民带来的是高度发达的铁器时代文明，所以，日本的农业起点很高，发展很快。
在中国的北面，因为地处内陆，干旱少雨，因此是面积广阔的草原荒漠地带（包括漠南的内蒙古地区和漠北的蒙古高原）；在草原荒漠地带的北面，是寒冷的西伯利亚草原地带；在草原地带的北面，则是严寒的西伯利亚森林地带；再往北，则是终年积雪的北极冰原。农业在草原荒漠地带是无法开展的，因为如果把那里的草地开辟成农田，那么土地会很快沙化，而土地一旦沙化，在风的作用下会快速蔓延开来，导致更大面积的沙化，因此农业始终无法在草原荒漠地区得到发展。再往北，西伯利亚的草原地带和森林地带因为过于寒冷，不利于谷物生长，而且那里人迹罕至，农耕种植更是难觅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