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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一方面“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另一方面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经济、政治、文化和整个意识形态，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由于外在的既定的秩序、观念几近支离破碎，人们在怀疑和否定传统标准和信仰的同时，不得不重新思索人生，重新审视社会及自我价值观，这种精神的觉醒和自觉，伴随着对旧思想旧传统的怀疑、对抗。李泽厚先生用“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来概括这一转折，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在思考文艺的道德政教功能同时，也开始关注文艺的审美功能。这一时期也是中国文化打破封闭的地域阻隔走向整体交融的重要历史时期，是江南文化获得大发展的重要契机。江南文化在思想层面唤醒了个体的价值理念和审美意识，并努力使之成为一种话语的存在，这对江南诗性精神的形成至关重要。六朝士人崇尚魏晋风度、竹林七贤的风神、气韵、才情及个性，进而表现出追求精神的自由愉悦，文学和艺术心灵的自足自在。时北方“玄风南渡”与江南地方文化相融合，“贵游子弟多慕王澄、谢鲲为达”。
六朝文士在老庄美学、魏晋玄学基础上发展起放达洒脱之风。“一到魏晋之间……庄子忽然占据了那全时代的身心，他们的生活，思想，文艺整个文明的核心是庄子”。
庄子思想影响之于当时士人的不仅是将其思想外化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且有助于东汉以来士大夫内心自觉精神的形成。“文人之文之特征，在于无益于施用。其至者，则仅以个人自我作中心，以日常生活为题材，抒写性灵，歌唱情感，不复以世用萦怀。是惟庄周氏所谓无用之用”。
从这一点来说，“人的自觉”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突出的现象。人物品藻大为盛行，不再着重于经学道德造诣，而是转向了审美。梁简文帝为会稽王时，“尝与孙绰商略诸风流人，绰言曰：‘刘谈清蔚简令，王檬温润恬和，桓温高爽迈出，谢尚清易令达，而檬性和畅，能言理，辞简而有会’”。
南齐丘灵鞠评价：“江南地方数千里，士子风流，皆出此中。”
杜牧《润州诗二之一》亦云：“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
学者王瑶在论及东晋山水诗兴起时，尤其注意到期间地理和时代质因。“当文化中心和名士生活还滞留在北方黄土平原的时候，外间风景没有那么多美丽的刺激性……中国诗从三百篇到太康永嘉，写景的成分是那样少，地理的原因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楚辞诗篇之所以华美，沅澧江水与芳洲杜若的背景，也不能不说有很大的帮助。永嘉乱后，名士东渡，美丽的自然环境和他们追求的自然心境结合起来，于是山水美的发现便成了东晋这个时代对中国艺术文学的绝大贡献”。
这种从实用道德的观念解脱出来的精神风貌影响及于其他艺术领域，六朝的绘画注重“以形写神，情灵之致”，突破四体妍媸，达到传神写照。即使用于宫殿寺庙的装饰画也不仅仅“助教化，成人伦”，而趋向人物之风神状貌，山水之“灵”。如王微《叙画》中所云：“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绿林杨风，白水激涧。呜呼，岂独运诸指掌，亦以神明降之，此画之真情也。”领会自然本身美以及所带来的审美愉悦，而非先哲比德观念下附着道德观念的山水观照。这一时期书法也以丰富的笔意、体式、结构表现出“情驰神纵，超逸优游”、“淋漓挥洒，百态横生”的风貌。
概括地说，六朝时江南文化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传统的江南文化原本就有富于浪漫气息、较为轻松欢快的一面，在六朝社会心理和个性心理支配下江南文化进一步发展了尚文主情的特征。就“情”而言，一方面是指六朝文人很大程度上除去经学的束缚，发现自然的同时发现“人”本身和人内在的情感和需求；另一方面，北人南渡，依山傍水，择地而居。“名山大川，往往占固”
，北人南来在江南山水包容下复苏了艺术生命，将水乡的灵气注入笔端，以新的审美情趣来欣赏自然和文化景观。
尚文首先表现于重视文学地位和文学的独立性。文学与儒史分离成为独立的学术，对文学的发展至关重要。文学作品上，产生了古诗走向近体诗的重要一环，即随着文艺创造与欣赏的技巧提高，刘宋时周颙进一步发掘和运用汉语字义和音韵，在双声叠韵基础上发现了“四声”。“齐永明中，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
永明体在对仗声韵、遣词造句、意境生成等方面都比古体诗工巧华美，精练严整。《颜氏家训·文章》言：“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这种针对改革晋宋以来过于艰深的文风，对用事不令人察觉和文学音色美的自觉追求，不仅产生了“宫羽相变，低昂互节”音乐效果，而且发掘了汉字的审美内涵并为文学带来了新的审美规范。从而诗歌的音乐性或声调美不仅仅凭借外在乐器乐调，而是寄托于语言文字本身。“永明体诗人使我国诗歌在古体以外开出近体一大宗，并通过声律的提倡，第一次在理论上认识了艺术形式的相对独立性”。
也正是这一时期江南文化中发展缘情绮靡的文学特征。
尚文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南渡后的中原世家大族，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上继续持有较大的影响力。他们在江南雍容安定的生活中逐渐消散了奋发进取之心，南渡飘零之感，“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宠贵方来；陵阙虽殊，顾眄如一”。
，因此“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
。南渡后君臣普遍缺少悲壮慷慨和雄浑之气，自身文化素养又极高，有充裕的时间从事文化和艺术创作，从而促使江南地区的尚文气息得到进一步发展。“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
南朝统治者普遍尚文，“宋明帝博好文章，每有祯祥，及幸宴集，辄陈诗展义，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则托请不暇，困于课限，或买以应诏焉。于是天下向风，人自藻饰，雕虫之艺，盛于时矣”。
尤其是齐梁间，梁文帝萧衍、昭明太子萧统、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都爱好文艺，在他们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文人名士。《南史·文学传》云“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是以缙绅之士，咸知自励”，崇文之风盛极一时，这对江南社会的发展和影响深远。
范文澜先生评价东晋南朝在文化上的成就是划时代的。文学、史学、经学、科学、书法、绘画、佛教、道教等都有较大的发展。江南地区更是人才辈出，《南史·儒林传》中世居江南的有 54 人，占总数的 62. 7％，比较著名的如二陆、丘灵鞠、葛洪、沈约、吴均等。影响被及后世，后来的江南地区普遍崇文尚学，重视文化教育。唐刘知几称誉：“自晋咸、洛不守，龟鼎南迁，江左为礼乐之乡，金陵实图书之府。”
据《宋书》，宋高祖刘裕和宋文帝刘义隆在位时尚节俭、简朴，从刘宋大明、泰始年间起，奢侈享乐之风逐渐弥漫于上层社会。元嘉三十年六月丁亥刘宋孝武帝诏曰：
兴王立训，务弘治节，辅臣佐时，勤献政要，仰惟圣规，每存兹道。猥以眇躬，属承景业，阐扬遗泽，无废厥心。夫量入为出，邦有恒典，而经给之宜，多违常度。兵役糜耗，府藏散减，外内众供，未加损约，非所以聿遵先旨，敬奉遗图。自今诸可薄己厚民、去烦从简者，悉宜施行，以称朕意。
又大明二年春二月丙子诏曰：
政道未著，俗弊尚深，豪侈兼并，贫弱困窘，存阙衣裳，没无敛槥，朕甚伤之。
奢靡之风渐趋成为南朝突出而持久的社会特征。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称：“江南之士，轻薄奢淫，梁、陈诸帝之遗风也。河北之人，斗狠劫杀，安、史之徐化也。”政治上偏安，缺乏雄心和劲勇之气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南朝人满足于偏安富庶、崇尚奢靡的社会心理。江南地区城市商业的迅速发展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六朝时建业不仅是政治文化中心，同时还是经济中心。“贡使商旅，方舟万计”、“市崖列肆，坪于二京”
。东晋初年，“工商流寓，童仆不亲农桑而游食者，以十万计”
，当时之人，“因贪成鄙，成为风气”，甚至统治者亦“乐效商贾贩裔之事”，
“城中商贾，奢侈绮靡甲于他省”。
城市的商业氛围可谓空前浓厚，人的物质和感官需求不断膨胀。齐武帝“颇喜游宴、雕绮之事”
，晋武帝时“都邑之内游食滋多，巧伎末作，服饰奢丽，富人兼美”
。以描写女性体貌名物为主要内容的宫体诗成为南朝追求享乐、奢靡社会风气的集中写照。
南朝城市物质生活的繁荣，带来了文化生活的极大丰富。刘宋太平之世，“凡百户之乡，有市有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声舞节，核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无往非适”。
裴子野《宋略·乐志》中称当时：“王侯将相，歌伎填室，鸿商富贾，舞女成群，竞相夸大，互有争夺。”南朝统治者相当重视礼乐建设，带动音乐的发展。梁武帝“本自诸生，博通前载，未及下车，意先风雅……帝既素善钟律，详悉旧事，遂自制定礼乐”。
梁武帝不仅亲自撰写了《乐社》《乐论》《钟律纬》等音乐专著，而且改西曲制江南弄七曲，《江南》《龙笛》《采莲》《凤笙》《采菱》《游女》《朝云》，朝中围绕形成了包括诸王、宫中乐人、文士等在内的创作宫廷俗乐的小群体。《古今乐录》云：
吴声十曲……并梁所用曲。《凤将雏》以上三曲，古有歌，自汉至梁不改，今不传。上声以下七曲，内人包明月制舞《前溪》一曲，余并王金珠所制也。游曲六曲《子夜四时歌》、《警歌》、《变歌》，并十曲中间游曲也。
据《旧唐书·音乐志》：“自永嘉之后，咸洛为墟，礼坏乐崩，典章殆尽。江左掇其遗散，尚有治世之音。”可见南朝音乐文化建设成果颇丰，对其后乐府的发展以及词体的兴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历史整合，尤其是六朝轴心期的巨变，江南文化的地域文化特征渐趋明显，进一步形成其不避享乐，注重审美等特点，这对江南地区文化和文学的发展意义深远。南唐地处江南，且处于江南经济持续上升时期，我们不难理解南唐何以能在五代乱世创造出堪称璀璨的南唐文化。南唐士人为江南文化所化之人，在他们身上近乎天然的有一种诗性气质，这种敏感度和审美力，一旦遭遇合适的土壤，主体有了充分的社会感受和自我感受，内在的诗情便会喷涌而至，这也是除了经济、政治因素外，五代文化中南唐文化首屈一指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