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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南文化的历史中，有相当长的时间是没有江南精神的。
也就是说，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江南文化与中国文明中其他区域文化差别不大。
刘士林先生引入“江南轴心期”这个概念来诠释江南文化精神形成的重要时期。轴心期是雅斯贝尔斯首先提出的一个跨文化研究概念，大致包括公元前 8 世纪到公元前 2 世纪这段历史区间：
尽管此前人类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并且有了很多了不起的创造，但由于他们作为人的最根本的标志的哲学意识尚未觉醒，所以还不能说此前就已有了人类的历史，而只有在经历了轴心期的精神觉醒之后，人类才真正完成了从自然向文明的飞跃。
依据此理论，江南文化很早就产生存在了，但在它的特质明显最终定型期间也经历了一个从野蛮到文明、从原初本能到审美提升的转型过程。经历了“轴心期”这一脱胎换骨般的裂变觉醒，传统的江南文化精神才获得了言说和进一步生成的契机，也正是经历了这次转型，江南诗意的审美特质才逐渐定型。这一轴心期历史区间大致在从吴越建国到北宋以前。汉末魏晋南北朝尤其是六朝，堪称是江南文化发展的春天。
一般说来，轴心期的变革是巨大的，其起因往往与社会固有的体系被打破相关，随之而来的是政治，经济和社会心理，文化心理的巨变。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是这一变革的始基。其时北方黄河流域经历着三国的战乱灾荒、西晋末年“五胡十六国”战乱及南北朝军事对峙的影响，经济和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社会最苦痛的时代，史书对此的记载不绝如缕：
（建安元年）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葚。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赢。民人相食，州里萧条。（陈寿《三国志》卷一）
自丧乱以来，六十余年，苍生殄灭，百不遗一。河洛丘虚，函夏萧条，井湮木刊，阡陌夷灭。生理茫然，永无依归。（《晋书·孙楚传》）
自永嘉丧乱，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饥寒流陨，相继沟壑。（《晋书·前燕慕容皝载记》）
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卖人为奴婢），奔迸流移，不可胜数。《晋书·食货志》
“建安七子”之王粲从长安逃往荆州，写了一首《七哀诗》，描述路上见到的惨状：“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仲长统《昌言》中也感叹，今日（汉献帝时）汉遭受重创，名都尚且空而不居，一些地方更是百里绝无人烟，这样下去，人恐怕要灭绝了。
相对北方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南方自孙吴至南朝社会环境则大体上安定。这时期的江南虽朝代更替频繁但由于没有经历大的战乱曲折，所以总的社会发展趋势是一直向前的。三国时东吴十六年（211）孙权由京口徙治秣陵，次年改秣陵为建业。立国初，孙权以退为进，采取有效的经济政治措施发展江东并观天下之变，故境内未发生大的战争，其时会稽郡号称“富实”
。左思《吴都赋》中“其四野则畛畷无数，膏腴兼倍”，便是赞誉当时的都城建业。建业造船业和商业发展迅速，堪称“百舸争流，万商云集”。东汉初年，“洛京倾覆，中州仕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资治通鉴》晋纪九），为避战乱中原的大量人口迁往长江中下游，当时侨居江南者甚多，据统计，南渡人口约九十万，占当时北方人口八分之一强，南方人口六分之一；许多流民并未登记在侨州郡县籍上而多庇大姓豪门，因此实际为数更多。
永嘉之乱时，长江以南民间广泛流传“永嘉世，九州空，余吴土，盛且丰”，“永嘉中，天下灾，但江南，尚康乐”，从此类民谣也可推知江南这一时期地理环境和政治环境相对优越。六朝疆域一度包括了我国江淮以南的广大南方地区。
赖于米粟鱼盐金锡卉木蔬果丝枲之资和海上交通之利，北方劳动力的南徙，江南地区的生产力得到显著的提高，经济发展很快。梁史学家沈约《宋书》卷五四中记载了南朝长江中下游经济发展的状况：
江南之为国盛矣。……既扬部分析，境极江南，考之汉域，惟丹阳、会稽而已。自晋氏流迁，迄于太元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及孙恩寇乱，歼亡事报。自此以致大明之季，年逾六纪，民户繁育，将襄时一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渔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陈书·宣帝纪》中也赞建康周围的长江下游地区是“良畴美柘，畦畎相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绣”，“兵草不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肩，盖东南之极也”。这与司马迁描述“楚越之地，地广人稀”，“或火耕而水耨”，“无积聚而多贪”的江南历史景象已大相径庭。不过此时江南仅建业、丹阳郡、会稽郡等地发展较快。其他如浙南、江西和广大的丘陵地带尚处于待开发状态。
六朝以京都建康为核心的长江下游地区，自古是江南文化的核心区，为了便于说明，我们将六朝之前江南文化的历史发展和历史整合作一回顾。
长江流域的文化与黄河流域文化一样源远流长，产生于约公元前 5000 年至公元前 7000 年的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等，可视作是长江史前文明的代表。证明了史前江南文化的发展水平。
以河姆渡遗址为例，河姆渡遗址有四个文化层。
在第四层的居住区内，堆积着大量人工栽培的稻谷遗存。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河姆渡第四层发现的稻谷遗存是亚洲年代最早的人工栽培稻。其数量丰富与保存完好，为世界罕见。第四层还发现成行排列的木桩和大量的梁、柱、地板等木构残件，总数有数千件之多，其中有大量榫卯残件，是我国最丰富的榫卯构件遗存。在第四层，还出有彩陶、木桨、玉器和象牙雕刻的艺术品。
这些考古发现不仅是研究我国远古时代长江流域的农业、建筑、制陶、艺术等的宝贵资料，而且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江南地区就有水稻种植、建筑、陶器玉器等生产加工。
主要分布在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出土的石器镰、镞、矛、穿孔斧、穿孔刀等，磨制精致，石犁和耘田器的考古发现，说明当时先民已经进入犁耕文明时代，并出土了大量的玉器和玉礼器。
良渚文化盛行玉器，制作精美品类丰富，有斧、钺、琮、璧和锥形器、半圆形器、冠形器、角尺形器以及璜、环、镯、坠珠、管、龟、鸟、鱼、角隽、琀等多种。在玉琼和其他一些玉饰件上常饰有兽面纹、云雷纹、鸟纹等图案，特别是被认为良渚人崇拜的神人兽面复合像‘神徽’，那纤细如发的雕刻，鬼斧神工，令人叹为观止。
这些精细作品，在中国考古学文化中，有着很高的艺术研究价值。丰富的长江流域史前文明，成为孕育江南文化的沃土并开始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区域文化特征。在中国各地史前文化，很难找出像河姆渡出土的象牙雕刻“鸟日同体”图般精致、柔雅，富于想象力，良渚文化玉雕精致高雅也是同时期其他地方难以企及的。
进入文明时代，古越、吴文化直接成为江南文化的源流。吴、越得名源于远古两个部族：勾吴和于越。吴建国在商末周初，周太王长子泰伯与次子仲雍为避王位之争，从陕西岐山下的周原来到长江下游的梅里（今江苏无锡市梅村），依从当地习俗，断发文身，并在此建都，“国民君而事之，自号勾吴”
。同时泰伯与仲雍也将中原文化带到江南，以中原之礼治理当地，“太伯端委，以治周礼”
，《论语·泰伯篇》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高度赞扬泰伯的德行。泰伯之后迁都苏州。古越民族大致活动在今天的浙江省宁绍平原、杭嘉湖平原一带，大禹晚年东巡至浙江，死在会稽。夏主少康之子无余在会稽建国，后传到勾践。吴、越为邻国，语言、习俗有相同之处。《吕氏春秋·知化篇》云：“吴之于越也，接土为邻境，壤交道属，习俗同，言语通，我得其地能处之，得其民能使之，越于我亦然。”因与中原地理位置的关系，越族带有更多的土著色彩。
春秋时期，吴、越国力逐渐强盛，在青铜冶炼、铸剑、纺织、稻作、渔业等方面表现出相当高的水平。其后吴越争霸将两种近似的文化进一步融合，进而同一，形成具有鲜明特点的地域文化。吴、越文化“雅”的特征渐趋明显，“春秋晚期，吴越争霸，尚武精神发挥到极致，但是即使在这一非常特殊的时间段里，吴越兵器仍然是全国兵器中最精致的艺术品。当时最美的文字是鸟篆，鸟篆书以越国最发达”。
刘向《说苑》卷第十一有一段文字记载楚国令尹鄂尹子皙的一段逸事：
乘青翰之舟，极毙芘，张翠盖而鎹犀尾，班丽褂衽，会钟鼓之音，毕榜枻越人拥楫而歌，歌词曰：（越人语译为楚语）“今夕何夕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于是鄂君子皙乃鎹脩袂，行而拥之，举绣被而覆之。
大意是说楚国令尹子皙举行舟游盛会，越人所唱“心几顽而不绝兮”、“心说君兮君不知”堪称唯美惊艳的情歌。
秦汉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建立，吴越土著居民开始与中原人相互融合，秦灭越后，于吴越故地置会稽郡，原越地称“大越”。公元前 210 年秦始皇迁“大越民”到已经华夏化的“故吴地”，把华夏人迁来填补“大越”故地，并按“水南山北为阴”的华夏地名惯例，把“大越”更名为“山阴”。汉武帝时（公元前 140 ～前 87 年）又迁瓯越、闽越到江淮地区。这样看来秦汉时期，吴越地区的居民已不是春秋时期的吴越土著了。吴越文化也逐渐与中原文化相融，走上了汉化的道路。尚武色彩渐褪，崇文特征渐显。王充《论衡·恢国篇》：“夏禹倮入吴国，太伯采药，断发文身。唐虞国界，吴为荒服，越在九夷，罽衣关头，今皆夏服、褒衣、履舄。”描述了就是此类这种变化。由于秦汉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高度统一，受正统史学观的影响，以及南方农业开发缓慢，江南总体上较为落后，被视作荆蛮之地。《吴越春秋·阖闾内传第四》阖闾云：“吾国僻远，顾在东南之地，险阻润湿，又有江海之害。君无守御，民无所依，仓库不设，田畴不恳。”
《越绝书》卷十二称越国“地狭民少”，直至袁准的《献言于曹爽宜捐淮汉已南》还如此鄙视南方：“吴楚之民，脆弱寡能，英才大贤，不出其土，比技量力，不足与中国（中原）相抗……”
此时吴越文化的发展处于平和低潮期。
魏晋南北朝，中原频遭劫难，吴越之地却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建业四年（316）晋愍帝被俘，西晋灭亡。次年，司马睿在江南建立东晋，定都建康，晋室随之南迁，东晋以及其后宋、齐、梁、陈南朝政权深刻影响了江南乃至古代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并进一步改变了江南文化的发展轨迹，吴越文化进一步碰撞融合并发生重大变迁，发展起来的不再是原初土著的吴越文化，而是相互交融的异质文化。随着吴越文化发生巨大嬗变，吴越文化成为广义上江南文化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