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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地区的文化与这个地区的地理环境有着天然的联系。中国地域辽阔，南北地域各自有鲜明的特点，影响人们的生活生产经验和思维方式，进而形成文化的诸多差异。在中国文化中很早就注意到地域环境对人精神层面的影响。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即采集自西周时期十五个地区的乐歌，反映了不同地域的民情风俗，内涵丰富且影响深远。春秋战国时期盛行以乐观地域民风的文化活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记载吴公子季札观乐：
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
在季札看来，不同地区的乐歌所代表的是不同的地方风情和文风，体现出勤劳而不怨恨、忧愁而不困顿、忧虑而不畏惧等内涵各异的人文特色。
古代学者很早注意到从地缘南北角度来分析南北学术和文化的不同。《世说新语》中褚季野语孙安国：“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故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
这是较早用来阐述南北文化差异的观点。又如“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
，大致说明南北士人研究经学、子学方面的差异。《隋书》卷七十六《文学列传》中对南北文风差异做了较为系统详细的评述，云：
自汉、魏以来，迄乎晋、宋，其体屡变，前哲论之详矣。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于时作者，济阳江淹、吴郡沈约、乐安任昉、济阴温子昇、河间邢子才、巨鹿魏伯起等，并学穷书圃，思极人文，缛彩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英华秀发，波澜浩荡，笔有余力，词无竭源。方诸张、蔡、曹、王，亦各一时之选也。闻其风者，声驰景慕，然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
后世学者多沿用此论。
近代从地域角度研究南北文化以梁启超和刘师培为代表。刘师培认为“学术因地而殊”
，“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
。梁启超亦认为：
北地苦寒硗瘠，谋生不易，其民族消磨精神日力以奔走衣食、维持社会，犹恐不给，无余裕以驰骛于玄妙之哲理，故其学术思想，常务实际，切人事，贵力行，重经验，而修身齐家治国利群之道术，最发达焉。惟然，故重家族，以族长制度为政治之本，敬老年，尊先祖，随而崇古之念重，保守之情深，排外之力强。则古昔，称先王；内其国，外夷狄；重礼文，系亲爱；守法律，畏天命：此北学之精神也。南地则反是。其气候和，其土地饶，其谋生易，其民族不必惟一身一家之饱暖是忧，故常达观于世界以外……不屑屑于实际，故不重礼法。
从这些论述中，可以大致勾勒出南北地域差异所导致的南北文化差异。就风土来看，北方厚土高天，气候酷寒，土地高燥，资源匮乏，生存条件较为艰苦，因此人与自然矛盾突出，多为生计奔走的北人，质朴直率，文风务实崇古，理智有缺乏灵活，保守的一面；南方则气候温润，土地温湿，草木繁茂，自然资源丰富，人与自然比较和谐，人处其中性情灵巧轻扬，文风绮丽多想象，富于空想、热情和诗意，思想则趋于浪漫。
不仅在学术文化上，在其他领域，南北地域环境所带来的差异也是明显和广泛的。在农业经济作物上，《广志绎》卷二“两都”条云：
江南泥土，江北沙土，南土湿，北土燥，南宜稻，北宜黍、粟、麦、菽，天造地设，开辟已然，不可强也。
曹祖《点绛唇·水饭》“霜落吴江，万畦香稻来场圃”、范成大《浣溪沙·江村道中》“十里西畴熟稻香，槿花篱落竹丝长”，描绘的是金秋江南特有的美景。曲亦分南北，“北曲音调大都舒雅宏壮，真能令人手舞足蹈，一唱三叹”、“若南曲则凄婉妩媚，令人不欢”、“大抵北主劲切雄丽，南主清峭柔远”
；绘画上北方山水画多高远，奇险高耸而少秀气，南方山水画则俊美舒缓却气势不足；南北园林的地域差异也比较明显，北方艰于用水，多土穴、假山，厚重雄健有余，委婉不足，少叠石清泉之景，自然之态终逊于南方，南方园林多雅逸诗画之感，园中建筑大都临水而建，小阁临流，衬以竹影兰香，有韵味不尽之意。
南北差异较大的地域特点，地理环境，结合本地区的人文，使地理和文学产生密切关系，这些地理因素因人的介入，也成为文学直接描写对象，长此以往，深远影响该地区文化的气质和文化意味。北方酷寒、干燥、一马平川的生活环境滋生出北方人刚毅的性格、高远粗犷的心理及美感追求，江南处处小桥流水、物产丰富、山川秀美，文化心理极易导向阴柔婉美。唐代诗人罗隐有诗《江南行》：
江烟湿雨鲛绡软，漠漠小山眉黛浅。水国多愁又多情，夜槽压酒银船满。
“水国多愁又多情”，这似乎是对江南文化很生动的写照。受惠于长江、钱塘江及众多支流的滋养，水的文化内涵成为江南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水渗透江南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层面。江南多水，相比较刘禹锡《浪淘沙》中形容黄河“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王安石《黄河》中“吹沙走浪几千里”之语。江南之水是以千姿百态，随遇而安，柔美无比的面貌呈现：
花枝入户犹含润，泉水侵阶乍有声。（唐武元衡《南徐别业早春有怀》）
远水澄如练，孤鸿迥带霜。（唐张正一《和武相公中秋锦楼玩月得苍字》）
满庭添月色，拂水敛荷香。（唐颜桀《白露为霜》）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宋朱熹《春日》）
四顾山光接水光，凭栏十里芰荷香。（宋黄庭坚《鄂州南楼书事》）
不难想象，江南人感知江南的湖山湾环，十里清波，柳汀花坞，久而久之它们成为一种审美对象。因此，江南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审美性质的。
生活在不同的自然生态中，人们会产生不同的审美情趣和审美经验。比如游牧民族长期生活于广阔荒漠，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相对恶劣，“沙漠雍兮尘冥冥，有草木兮春不荣”（汉蔡文姬《悲愤诗》）。因此游牧人秉性多粗犷勇猛并敬慕猛禽，并常把英雄人物比作雄鹰。海岸居民则不同，浩瀚无际的大海对于他们来说颇具神秘气息，并激发他们探索探险的欲望。江南地区则是另外一幅景象，法国人丹纳在其名著《艺术哲学》中对意大利人的生活环境做这样的描述，“这里没有酷热使人消沉或者懒惰，也没有严寒使人僵硬迟钝。他既不会像做梦一般的麻痹，也不必连续不断的劳动；既不沉溺于神秘的默想，也不堕入粗暴的蛮性”。
这在某些方面也适用于江南。江南人长期熏染于江南的灵山秀水、绮岸花疏，性情亦多柔和、细腻，富于想象和创造性。《文心雕龙·物色》中谈到自然环境与人心的关系：“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同朝哉？”“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
从这个角度说，地域文化审美观的形成源自地域人与地理的同源同构性。江南水乡，滨海临江，烟波浩渺，自然形态形、影、声、色皆俱，面临这近乎诗性般的美丽画面谁能安然不动呢？文学创作可视作为“恢复作为艺术品的经验的精致与强烈的形式，与普遍承认的构成经验的日常事件、活动，以及苦难之间的连续性”。
江南“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久之启迪灵性，生发诗情。古诗中许多山水名诗都源自江南山水，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到“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那边？眉眼盈盈处”。“山温水软似名姝”文人笔下的江南充满灵性，富有意味。
江南文化的审美特质与地区生活和生产方式亦有很大关联，江南多水，《越绝书》卷八载江南人“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汉书·五行志》称：“吴地以船为家，以鱼为食。”水乡饭稻羹鱼，舟楫代步，画船来去碧波中，这种世代相传的生活习惯进而对人的心理状态、精神气质产生影响。《听秋声馆词话》卷十二吴歌水龙吟云：
五湖烟水空濛，一枝柔橹冲烟破。声声断续，三高祠下，垂虹亭左。掉入前溪，三三两两，菱歌相和。正圆沙清浅，凫飞拍拍，笑脱下、红裙里。最是晓风残月賸微茫，一星渔火。遥闻断港，才从浦转，又穿桥过。水国阴晴，江乡儿女，尽伊烦琐。
在水乡，人的性情变得松弛、舒展和惬意，更能体会到摆脱世俗桎梏、融于自然后的心审美愉悦。
学者刘士林认为：“人文江南不是随便什么人在自然地理上简单地加上人类活动的痕迹；它更是江南民族那特有的诗性主体在这片中国最美丽的水土上生活与创造的结果。”
江南工艺历来以秀美精致著称，建筑、园林、雕刻等无不流露出江南人与生俱来的智慧与灵气。即使是普通的江南农事活动也堪称是劳动与美的结合，最典型的如采莲。采莲本是一种民间农事活动，江南自古水道纵横，池塘密布，故多植莲藕。去采莲的多为年轻女子，“夏始春余，叶嫩花初”，“于时妖童媛女，荡舟心许，鹢首徐回，兼传羽杯”（梁元帝萧绎《采莲赋》）。这一普通的日常劳动俗事，结合多水的自然景观，女子窈窕身影，左右流之，左右采之，“擢素手于罗袖，接红葩于中流”平添几分诗意和审美，因此历代文人墨客多采莲诗赋。
江南文化中与审美相生相辅的是丰富的情感体验。钟嵘《诗品·序》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所以人常常会“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江南地区的多雨、多水使江南一带水气充足，即使晴天，湿润空气中也像笼着一层轻纱，飘着阵阵稀薄水汽。确如宋苏东坡《望江南》中所云：“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绵延的远山、迷蒙的烟气，天水一色，加上苍翠的植物，浅绿河水，伫立于此，感受天地雄阔高远之余，文人墨客难免会生出人生的不安定和不安全感。贞元年间韦夏卿任常州刺史，写下了《东山记》，“自江之南，号为水乡。日月掩蔼，陂湖荡漾，游有鱼鳖，翔有凫雁。涉之或风波之惧，望之多烟云之思”，即有此感。杜甫也有诗云：“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繁花与春天都是美丽的又都是极其短暂的，因此，江南春秋胜景也往往伴随着惜春悲秋的情怀。如五代词人毛文锡《柳含烟》：“因梦江南春景好，一路流苏羽葆。笙歌未尽起横流，锁春愁。”又如唐代诗人刘长卿《奉饯郑中丞罢浙西节度还京》中描述：“绿绮为谁弹，绿芳堪自撷。怅然江南春，独此湖上月。”“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离恨过江南”（郑文宝《柳枝词》），以迷离之景，寓掩抑之情。花间词人韦庄曾作一首《菩萨蛮》：
人人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
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
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小词写个人的江南生活，表面描绘江南之好名不虚传，实则包含着深切的故国之思。其时的北方战乱民不聊生，长安“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遍公卿骨”，韦庄“适闻有客金陵至，见说江南风景异”，遂辗转南渡，避乱之余不无故土之思。唐圭璋《唐宋词简释》中评此词：“此首写江南之佳丽，但有思归之意。起两句，自为呼应。人人既尽说江南之好，劝我久住，我方可以老于此间也。‘只合’二字，无限凄怆，意谓天下丧乱，游人漂泊，虽有乡不得还，虽有家不得归，惟有羁滞江南，以待终老。情义宛转，哀伤之至。”
古往今来，这首词也在很多人的心中泛起涟漪，江南不只是碧水画船，美女如月，还有弥漫其间的异乡人的诸多情感。
杨义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一书中，强调作家的宦游地和流放地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他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许多精彩的文学作品都是在宦游地和流放地产生的，因为作家“面对充满新鲜感、陌生感的自然景观、社会人群、风气习俗”，必然会“激发丰富的沧桑感受和诗文兴致”
。由此我们也可以想象江南的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暮雨黄昏，花飞如雪极易唤起客舟孤侣，南渡士人交织着历史沧桑、身世颠沛的苦闷与乡愁。虽然江南风景人人尽说，却非故土。“江左好风光，不道中原归思，转凄凉”（宋吕本中《南歌子》），“试问乡关何处是？水云浩荡迷江北”（宋赵鼎《满江红》）。水乡荡漾悠长的情思，荡漾于其中的不只是游子之情，还有儿女之情，离别之情。“别易会难，古人所重。江南饯送，下泣言离……北间风俗不屑此，歧路言离，欢笑分首”
，江南似乎也特别能招惹情思，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微风细雨、桃花流水、寒烟衰草、凉蝉孤雁、残红飞絮、乌衣斜阳、烟涛渔火、空城荒丘、暮霭沉沉等，这些江南的典型物象极易触发人内心悱恻的情感，这些情感所依托的画面愈美，悲伤气息愈重，更感人良深。清人周曾锦《卧庐词话》中所选李渔衫几首描写江南情意相生的词颇具代表性：
怕闲行，又闲行，野渡荒烟一雁声，钓船依旧横。水盈盈，泪盈盈，莫辨离人一段情，柳梢斜月明。（李渔衫《长相思》）
蓦地相逢油壁车，夕阳流水板桥斜。笑声飞出几盘鸦，新绿眉棱裁柳叶，小红门扇掩琵琶，粉墙转过是天涯。（李渔衫《浣溪沙》）
江南好，山水擅神州。绝壁郁盘龙虎势，大江流尽古今愁，满目荻花秋。（李渔衫《望江南》）
“古今之世殊，古今人之心不殊也”。地理环境对地域文化的生成和发展的影响是深刻久远的，在形成文化基本特征的进程中起制约和关键性的作用。江南文化基于地理环境的综合影响之下，形成了尚文主情的倾向审美的总特征。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强调江南文化形成中的地理因素，并非简单的地理决定论。此处的地理也不仅仅是山川、气候、风物等自然条件或行政的指称，还包含着在此环境基础上所形成乃至沉淀的一种地方文化精神和人文气质。一个地区的文化以及文化的形成进程是很复杂的，江南的历史发展也说明了江南文化不是在封闭的环境中生成发展的，外来的文化不断与之冲撞交汇，使之在保持相对稳定地域特色的同时，还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这为准确地概括江南文化特点增加了难度，由于种种的限制，无法穷尽其全部的丰富意蕴。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江南和江南文化本身带有浓重的诗意。江南文化的这种诗性精神不是体现于电光火石般的智慧洗礼，也不是理性意义上的澄明之光，而是在于其所折射出的生命本真的质感和强烈的自然意识、审美意识、生命意识。这种文化精神不是突然显现的，和其他地域文化一样，江南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有必要对江南文化的历史发展做一回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