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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从字面上理解是指长江以南的地区，先秦和秦汉典籍中多处出现“江南”之语。较早《尔雅·释地》中记载：“两河间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雝州。汉南曰荆州。江南曰扬州。”又《尔雅·释山》：“河南华。河西岳。河东岱。河北恒。江南衡。”先秦分天下为九州，其中的“扬州”，约相当于今天的长江下游地区。据沈学民先生考证，春秋时期，“江南”指楚国邹都（今江陵）对岸的东南地段，范围极小。战国时期，楚在长江南岸拓地日广，江南的范围亦随之向东南扩展，延及今武昌以南及湘江流域。
秦汉时期，江南主要指“长江中游以南的地区，即今湖北南部和湖南全部，南达南岭一线”。
《史记·货殖列传》有“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之说。《史记·秦本纪》中载：“秦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黔中郡即今湖南西部。汉代，江南的范围有所扩展，包括豫章郡、丹阳郡及会稽郡北部，相当于今天的江西、安徽及江苏南部地区。《史记》卷六云：“王剪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后汉书》卷十四亦有相关的记载，“信遂将兵平定江南，据豫章”。相对于长江中游的江南地区而言，秦汉指称下游的江南地区还用“江东”、“江左”等语。楚霸王项羽反秦即于吴地起兵，兵败后拒绝渡江，自惭无颜见“江东”父老。对于这一时期江南社会发展我们可以从《史记》卷一二九中一窥大概：“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陏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可见此时江南尚处于待开发阶段。汉末孙吴立国江东后，都城建康一带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江南的范围由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转到以建康为中心的下游的湘江、汉水以东以及淮南一带。《裴注三国志》卷七魏书七载：“布既伏诛，登以功加拜伏波将军，甚得江、淮间欢心，于是有吞灭江南之志。”
此处“江南”即指孙吴政权统治的建康地区。其时“江东沃野千里”
。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得到进一步开发。
唐时“江南”一词一度被用来指称具体的行政区域。
唐高祖改郡为州
，唐太宗时为了便于管理，于贞观元年（627），以山河形成的自然边界，将全国郡州划分为十道。分别为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和岭南道。其中江南道范围甚广，《唐六典》云：“凡五十有一州”，包括今长江以南，南岭以北，西起四川、贵州，东至大海的广大区域。开元二十一年（733），唐又将江南道分为东西道，并增置黔中道。江南西道辖今江西省，安徽南部和湖南部分地区，江南东道辖江苏南部、浙江、上海、福建地区。道在唐前期是作为一个监察机构存在，“安史之乱”后，随着藩镇力量的兴起，道成为实际的地方行政机构。宋朝改道为路，设有江南东、西路。江南东路管辖“府一：江宁。州七：宣，徽，江，池，饶，信，太平。军二：南康，广德”
，大致包括今南京、皖南、赣东北部分地区；西路则相当于今江西全省。这样在唐宋江南道、江南路行政区域划分的基础上，广义上江南的概念逐渐清晰。五代时期，江南也用以特指南唐国。《宋史》卷三载：“辛丑，遣卢多逊为江南国信使”、“丁亥，谕吴越伐江南”、“冬十月己亥朔，江南主遣徐铱、周惟简来乞缓师”、“皇帝恭问江南国主”
等，这里的“江南”，指的就是南唐国。
清顺治二年（1645）改南直隶（南京）为江南省，江南省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江苏省、上海和安徽省。当时所管辖的江宁（南京市），苏州、扬州、淮安（楚州区）、松江（上海市）、安庆都是很发达的地区。顺治十八年（1661）分江南省为“府九：安庆、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庐州、凤阳、淮安、扬州；直隶州四：徐、滁、和、广德，属安徽，江南左布政使领之。右布政使为江苏布政使司，治苏州。统江宁、苏州、常州、松江、镇江、扬州、淮安府七，徐州直隶州一”
，此为江南分省之始。与之前多在地理行政基础上指称江南相比，明清时更注重江南各地间的经济联系。因此涉及“江南”的概念时有有苏松常镇或苏松嘉湖四府说、苏松杭嘉湖五府说、苏松常杭嘉湖六府说、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说、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说、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徽九府说、苏松常镇宁杭嘉湖甬绍十府说等。
从上述可以看出，不同时代“江南”的概念不断发生衍变，人们基于自然地理、行政划分和文化视角等不同的标准，对江南有不同的阐释。周振鹤先生在《释江南》一文中总结说：“江南不但是一个地域概念——这一概念随着人们地理知识的扩大而变易，而且还有经济意义——代表一个先进的经济区，同时又是一个文化概念——透视出一个文化发达区的范围。”
这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江南做出了重要的导向。除了地理、行政意义的江南外，文化江南越来越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文化概念不同于行政概念，它的边界是比较模糊的。本文所指的江南从地理上而言是狭义的江南，大致以南京至苏州一带为核心地带，包括长江以南安徽省、江西省、浙江省的部分地区。长江下游的扬州地区，虽然地理位置在江北，基于吴和南唐历史关系的考虑也包括其中。
地理环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往往通过影响人类活动和生活方式进而影响文化的生成发展。南北环境，从气候学的角度说，由于地形、所处纬度等不同，因而受季风气候影响的程度不同，气候变化的幅度随纬度的增高而增大，南方气候变迁幅度普遍没有北方大。竺可桢先生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5000 ～ 3000 年前，黄河流域的年均温度较今约高 2℃，冬季温度则高 3℃～ 5℃，相当今长江流域的气温。
旁证了这点。江南，处于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地区，与北方温带季风气候，四季温差大、降水量少的特点相异，江南气候温暖湿润，降水丰富。“春雨江南，秋风蓟北”。这句话就形象地概括了江南和北方自然气候的差异。多雨，梅雨，伏旱是江南气候显著的特点。这种气候条件适合多种植物生长，因此江南地区四季草木华滋，郁郁葱葱，有大量可以观赏的植物，如桂花、杜鹃、山茶、石榴、蔷薇、竹、芭蕉、梅等，这些植被生长时间较长并且自我更新的能力也较强，因之所形成的生态景观与北方不同。北方被描绘为“千里黄云白日嚑，北风吹雁雪纷纷”（高适《别董大》）甚至“树林何萧瑟，北风声正悲。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曹操《苦寒行》），酷寒艰涩，与此相比江南则“吴越暖景，江山如绣”。《世说新语·言语篇》有多处描绘时人深入山水对江南秀美山水的喜爱，“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梅雨无疑是江南地区的又一个重要特征。“梅雨”得名于江南每年的六七月间，梅子成熟之际，会有一个月左右时间，天气闷热潮湿且阴雨连绵，这是由于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季节性北上，南方的暖湿气流和北方南下的冷空气相遇而产生锋面雨所致。诗文中“闲梦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萧萧”（唐皇甫松《忆江南》）；“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宋赵师秀《约客》）；“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宋贺铸《青玉案》）描绘的就是江南梅雨时期的天气特点。
江南以“水”著称，除丰富的降水外，从地貌上看，江南亦多水，多丘陵，古有三江五湖之说。据《史记》卷二九，三江是指南江、中江、北江。其北江从会稽毗陵县北东入海，中江从丹阳芜湖县东北至会稽阳羡县东入海，南江从会稽吴县（今苏州市）南东入海。五湖，郭璞《江赋》为具区、兆滆、彭蠡、青草、洞庭。历史发展中虽然江河湖泊会由于自然人为等因素盈缩变化，但纵观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水资源一直比较丰富，有的地方淡水水体还会扩大。如鄱阳湖古称彭蠡湖、彭蠡泽，《汉书·地理志》载“豫章郡彭泽”，它是由长江迁移而形成的河成湖。唐末五代至北宋，彭蠡湖分别向东、向南扩展，宋元时期的鄱阳湖即有“弥茫浩渺，与天无际”的景观。江南拥有长江和钱塘江两大水系，地表河密布，水系发达，而且在长期的开发中，兴修了大量的水利工程使之相互连接。如泰伯开泊渎，伍子胥开胥溪，夫差开凿邗沟与扬州大运河等等。李伯重先生认为江南地区的划分依据主要在于其有同一水系，使内部形成较为紧密的联系。“太湖上纳二溪之水，下通三江泄洪入海，形成太湖水系的中枢。太湖水系的主要河流，多为东西流向，而江南运河则纵贯南北，把东流诸水连贯起来，使得江南水网更为完备。此外，应天（江宁）府的大部分地区，本不属太湖水系，但通过人工开挖的胥溪运河，亦与江南水网相接”。
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江南水网之丰富。江南“水乡泽国”的美誉实为名至实归。古代诗文中多以水国来指称江南，如“水国周地崄，河山信重复”（南朝颜延之）；“烂漫春归水国时，吴王宫殿柳丝垂”（唐皇甫松《杨柳枝》）；“故人还水国，春色动离忧。碧草千万里，沧江朝暮流”（唐刘长卿《送姚八之句容旧任，便归江南》）。衬之水的秀韵和灵动是江南多丘陵，山体不高，“水随山转，山因水活”，因此构筑了与“平林落日”不同的地理景观。南朝文学家吴均《与朱元思书》对江南自富阳至桐庐一带自然风光的描写，“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将江南美景描绘得浑然天趣，是颇有代表性的江南景致。近代汪辟疆先生尤为青睐江南山水，云：
江浙皆《禹贡》扬州之域，所谓天下财富奥区也。其地形，苏则有南北之殊，而皆濒海贯江，山水平远，湖沼萦回；浙则山水清幽，邻赣闽者，亦复深秀。
灵山秀水造就了江南人特有的秉性、气质、风俗和审美观念，生于斯长于斯的江南人所创造的江南文化不能不称之为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