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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凯尔特评价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区别时指出，人文科学的研究重心在于具体和个别的事实，而个别的事实只有参照某种价值体系——这不过是文化的别名——才能被发现和理解。
就词体发展的场域而言，词在唐宋两代并非仅仅是种文学现象，不是独立的，而是时代之政治、思想、艺术、生活等之印迹。词的产生和风行首先赖于燕乐这种具有时代特征的音乐环境，此外还涉及社会文化习俗、人们的社交方式、宴集歌伎盛行以及文人的特殊心态等一系列问题。词的社交功能与娱乐功能乃至抒情功能渐次相生相伴。可以说词是在综合上述复杂因素在内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文学——文化现象。
纵观学界对南唐词的研究，与相对繁盛的南唐词研究成果相比，从地域文化角度对南唐词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有些薄弱。南唐地处江南
，深受江南文化影响，可以说江南文化对南唐词有着延续性的影响。为避免孤立的研究本体，达到对研究对象真正的理解，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本书从地缘环境入手，尽可能还原南唐词的社会文化背景，勾勒南唐词人活动创作的具体时空场景，以丰富和深化南唐词及地域文化研究。
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对南唐词作新的阐释，不仅由于南唐词所具有的区域特色，也是基于对地域文化视角的应用历史，当下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学术潮流的综合思考所致。
文化与地域的关系研究由来已久，中国古代的典籍《汉书》《世说新语》《北史》等著作已注意到地缘影响南北学术的不同。近代学者以梁启超、刘师培、王国维等为代表，关注到南北文化差异与地理环境的紧密联系。不仅在中国，在西方，地域和文学的关系也较早进入批评家视野。法国文学评论家斯达尔夫人《论文学》提出存在两种不同的文学，一来自南方，一来自北方。法国丹纳《艺术哲学》中更进一步强调地理环境对文艺的影响。新世纪之后，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地域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被广泛接受。1990年，袁行霈先生《中国文学概论》一书，提出了“中国文学的研究，除了史的叙述、作家作品的考证评论，以及文体的描述外，还有一个被忽视了的重要方面，就是地域研究”，这个颇富启发意义的观点，对当时的文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为古代文学研究确立新的视点，随之产生了一系列相关著作，包括杨义先生《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戴伟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梅新林《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等。近年来学界在地域文学理论与实证性方面大胆探索，其中对江南文化的研究尤为丰富。专著有李学勤先生等主编的《长江文化史》、美国学者林达·约翰逊主编的《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梅新林和陈国灿两位先生主编的《江南城市化进程与文化转型研究》、江庆柏先生的《明清江南望族文化研究》、樊树志先生的《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小田先生的《江南场景：社会史的跨学科对话》、范金民先生的《江南儒商与江南社会》，以及极富学术价值的高小康《永嘉东渡与中国文艺传统的蜕变》和《中国古典艺术精神的形成》、刘士林《江南都市文化的历史源流及现代阐释论纲》《江南文化的诗性阐释》《在江南发现儒学遗产》《江南轴心期与中国古典美学精神的生成》等，都在江南地域文化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这些学术成果在学理上奠定了深入研究江南文化的理论基础，也进一步延伸了对地处江南的南唐及南唐词的研究视角。刘士林在《西洲在何处——江南文化的诗性叙事》一书中提出中国诗性文化的南北之分。他认为中国诗性文化有两个系统，一个是以政治伦理为深层结构的“北国诗性文化”，另一个是以审美自由为基本理念的“江南诗性文化”。强调江南文化中的审美自由并不等于说其他区域文化没有审美的精神内核，而是说江南文化的审美维度在中国审美历史上最具有纯粹性和特殊性。“江南诗性文化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最高代表”，
江南文化几乎成为六朝以降中国文人士大夫生命经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为江南文化所化的南唐词人，与其他流派甚至与同时期其他地区词人相比，突出之处并不在于他们帝王将相的身份，而在于他们与生俱来的审美感受力和审美品质，并在他们身上展示了不同于传统文士且影响后世深远的一些新型特点。南唐上接大唐，下启赵宋，以南唐词为代表的成就斐然的南唐文化，实际是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的重要过渡，反映出唐宋之交中国社会尤其是江南社会文化的变迁。
本书在传统历史叙述的时间维度基础上，结合地理维度和精神维度，将以前对南唐词重在静态、平面、单向的研究，转换为以地域文化为切入点的动态、立体、多元的研究，力求做到宏观历史视角和微观透彻分析相结合、理性客观分析与感性直观审美相结合，并致力于作家、作品、语境的研读，综合运用史学、文化学、心理学、文化地理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结合史实及词体本身的研究规律，对南唐词作较为全面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