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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唐文化是这一时期江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杰出代表，清人吴任臣在《十国春秋》序中概述十国情况：
大抵南唐敦文事，江左以兴；吴越效恭顺，国祚克永。楚以侈靡丧厥家，闽以淫暴倾其国；杨氏孱弱而随失，高氏无赖而幸存。前、后蜀之恃险无备，其迹同也；南、北汉之先灭后亡，其势异也。
可见十国之中，南唐的崇文及文化盛况文事之兴，首屈一指。南唐绘画、书法、雕刻、音乐等都盛极一时，南唐词更无疑是南唐文化殿堂中最瑰丽的一枝，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卓有成效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著名学者傅斯年评论，世上有限于一时代之文学，有超于一时代之文学，但断断没有脱离了时代的文学还能站得住。
这已经在文化研究中取得共识，任何一种文学文化都不可能脱离独立来研究。南唐在短短三十多年时间里，文化繁荣，人才辈出，这一现象实令后人称奇，细究原因，发现它并非横空出世，是特殊时代社会环境的产物，而且南唐前身吴对此有不可磨灭之功。吴太祖杨行密的经济基础建设，吴、南唐政权的和平过渡，吴、南唐的各项建设都是促成南唐文化尤其是词学辉煌的必要和充分条件。
吴都城扬州，唐时号称“扬一益二”。在唐末杨行密与秦彦、师铎的割据混战中，损失惨重，史载：
自光启末，高骈失守之后，行密与毕师铎、秦彦、孙儒递相窥图，六七年中，兵戈竞起，八州之内，鞠为荒榛，圆幅数百里，人烟断绝。
行密之围广陵也凡半载，与彦、师铎大小数十战，城内无食，米斗直钱五十缗，草根木实都尽，以堇泥为饼食之，饿死者过半。
围城后城内民众伤亡众多，江以北淮以南，东西千里几近变成白地。杨行密攻下扬州后，十分注意安辑百姓，节用安民，收揽人心，“劳隐休息，其下遂安……始，乘孙儒乱，府库殚空，能约己省费，不三年而军富雄”。
同时，果断铲除孙儒、赵鍠、杜洪、田君叛乱势力，杨行密招合遗散，宽简政事，依靠招徕流民，减轻赋税徭役，奖励农桑等有力措施，复兴淮南的农业经济。并采纳幕府高勖“悉我所有易四邻所无”之策，“议出盐茗畀民输帛”
，运茶、盐与邻镇通商。几年以后，淮南民力逐渐恢复起来，“未及数载，几复成平之旧”
。从景福元年 892 年唐任杨行密为淮南节度使，到乾宁三年 896 年，“杨命田君守宣州，安仁义守润州，昇州刺史来降，自淮以南、江以东诸州，始全淮南之地”。
从地理上来说，当时的淮水南部、长江东部诸州都为淮南藩镇所占有。902 年，唐封杨行密为吴王，至其子杨渥继位时，吴辖区已有扬、楚、泗、滁、和、光、蕲、黄、舒、庐、濠、寿、泰、海、常、润、升、宣、池、歙、鄂、饶、信、江、洪、抚、袁、吉、虔等三十州，淮南、宁国、武昌、镇南、忠正五节度。杨行密死后，吴国实际执政的是徐温，他继续推行休养生息方针。919 年，徐温在无锡领兵大败来犯的吴越军队，时值大旱，吴越水师难以应战，诸将以为这是消灭吴越的天机。徐温却说：“天下纷纭，民甚困矣，一今战胜以惧之，敢兵以怀之夕其势不得不服，使两地之民各保室家，吾辈亦高枕为乐，岂不快哉？多杀何为！”
“自是吴国休兵息民，三十余州民乐业者二十余年”。
927 年徐温去世，养子徐知诰逐渐执掌吴国大政，先后受封尚父、太师、大丛相、大元帅，受封齐王。937 年，吴帝杨溥禅位于徐知诰，徐知诰即帝位于金陵，改名为李昇，并以建康为东都，广陵为西都，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南唐王朝正式建立。
南唐代吴属于和平过渡，境内免于战乱，这在乱世时期是少有的。五代为“干戈贼乱之世也，礼崩乐坏，三纲五常之道绝”
。为了争夺政权，不仅各割据势力之间，即使君臣父子兵刃相见的局面也时有发生，而吴和南唐却能和平禅让，这对江南地区的安定和发展意义深远。对此范文澜先生做出高度评价：“徐温不敢轻率行事，徐知诰经营到年老才实行禅让，足见转移政权必须有步骤。在北方，武夫凭暴力劫夺，忽起忽灭，经历了梁、唐、晋三朝，在吴国，只转移一次。徐温、徐知诰谨慎缓进，远比北方武夫有识见。”
同时吴及南唐对淮南地区的有效经营，也有力地阻隔了北方对江南地区的进攻，为江南地区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历史上梁王朱温虽垂涎江南日久，但三次进攻淮南均以失败告终。
（1）经济建设
吴和南唐是南方诸国中疆域最广，实力最强的，诸国中执行保境息民、发展经济之策最为得力的亦当属吴太祖杨行密和南唐烈祖李昇。
关于李昇其人的事迹，史载不多，从《南唐书》《江南野史》《五国故事》《玉壶清话》等大致可了解到李昇出身寒微，成长于乱世之秋，先由杨行密收为养子，因杨氏诸子不容，后交大将徐温抚养。早年流离民间和跟随杨徐的种种经历使李昇性格趋向沉着缜密、机敏慧黠，并善审时度势，堪称一代枭雄。李昇不仅成功取代吴，建立南唐政权，而且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生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奠定了这个割据政权相对强盛的规模和基础。
早在辅佐吴帝杨溥时期，李昇就调整经济政策，改革诸多流弊，治迹斐然。时吴有“丁口钱”，又计亩输钱，致使钱重物轻，民众深受其苦。员外郎宋齐丘致书献策曰：“江淮之地，唐季以来，为战争之所。今兵革乍息，甿黎始安，而必率以见钱，折以金银，斯非民耕桑可得也，将兴贩以求之，是教民弃本而逐末耳。乞虚升时价，悉收谷帛本色为便。”
谏议由政府调控抬高农产品价格，改变钱贵物贱的现象，以保护农业。当时绢每匹市价五百文、六百文，绵每两十五文，李昇接受了宋齐丘的建议，提高农产品价格，匹绢升为一贯七百文，铀为二贯四百文，绵为四十文。同时免除了“丁口钱”，促进了农民生产热情的空前高涨，出现了“自是不十年间，野无闲田桑无隙地”
的情形。《通鉴》评述，实施这一措施后，“江淮间旷土尽辟，桑柘满野，国以富彊”。
执政南唐后，李昇的经济举措主要为鼓励农耕，安抚流民，睦邻保境。昇元三年（938）下诏说：
比者干戈相接人无定主。地易而弗蓺，桑损而弗蚕，衣食日耗，朕甚悯之。其向风面内者，有司计口给食。愿耕植者，授之土田仍复三岁租役。
鼓励流民开发荒地，受到了民众的拥戴。此举既安定了地方，发展了经济，又扩大了政府的赋役来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鼓励垦殖突出者，垦荒三年者，赐帛五十匹，垦田八十亩者，赐钱二万，并且五年内免收租税。同时规定，“时田每十亩蠲一亩半，以充瘠薄”的优惠政策。此外李昇特别重视农事，保护农业。昇元四年为不影响农事而罢造军务，并免去宣州贡木瓜杂果。李昇生长兵间，知民厌乱，一贯坚持睦邻保境息民政策，邦交中反对以邻为壑动辄乘隙起兵，昇元五年（941）吴越国遭遇大火灾，南唐群臣请烈祖乘此机会进攻吴越，烈祖不但没有听从，而且派遣使者送金帛。马令的《南唐书》言及当时南唐国势：“群臣咸谓江淮之地，频年丰稔，兵食既足，士乐为用，天意人心未厌唐德，宜广土宇，攻自潭越始。诸臣亦多言‘陛下中兴，宜出兵恢拓旧土。帝叹息曰：‘兵为民害深矣，诚不忍复言。使彼民安，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
由是李昇在位七年，兵不妄动，息兵养民，境内赖以休息。南唐“中外寝兵，耕织岁滋，文物彬焕，渐有中原之风采”。
政治举措方面，李昇建立南唐不久，便革新政治，健全法制。文臣常梦锡“厚重方雅，多识故事”，“数言朝廷因杨氏霸国之久，尚法律，任俗吏，人主亲决细事，烦碎失大体，宜修复旧典，以示后代”。
李昇纳其言，昇元三年（939）李昇命有司作《昇元格》，与《吴令》并行。昇元六年（942），令法官及尚书将他任吴相以来，兴利除害，变更的旧法删定为昇元条共三十卷。后多以法律经义取士。李昇还严格管束后宫及中官，下令后宫外戚均不得辅政，中官不得预事。“不以外戚辅政，宦官不得干预政事，皆他国不能也”。
从 918 年执掌吴政，直到 943 年病死的二十五年间，李昇着力推行社会改革，实施的一系列经济政治措施，不仅使南唐发展成为当时南方最强大的割据政权，而且维护了江淮区域较长时期的稳定。自吴建国，江淮之地比之他国最为富饶，山泽之地，岁入不资，帑藏颇盈。烈祖励以节俭，一金不妄用，所以待中主即位时，“德昌宫储戎器金帛七百余万”，“比同时割据诸国，地大力强，人才众多，且据长江之险，隐然大邦”。
吴任臣盛赞李昇：“烈祖茕茕一身，不阶尺土，托名徐氏，遂霸江南……然息兵以养民，得贤以辟土，盖实有君德焉。”唯其如此，烈祖病死时，才会出现“四方黔首皆涕泣”，为之“辍食”的情景。
自李昇辅政以来，二十余年不仅实现了吴唐禅代，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大有举措，使南唐前期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文化集聚，综合国力强盛，在五代十国时期南北对峙的局面中举足轻重，也是由于李昇的卓越开创建设才能，南唐一度成为当时中国经济文化最先进地区。
（2）文化建设
任爽先生评价南唐三主“政治一代不如一代，文化一代比一代强”，代表了史家对南唐三位君主基本看法。虽史书对中主后主不乏赞誉之辞，“元宗在位几二十年，史称其慈仁恭俭，礼贤爱民，裕然有人君之度”。
李煜初始当政时，也实行了一些减少赋税的有效政策，“罢驻郡屯田旧州县，委所属宰薄与常赋俱征，随所租入十分锡一，谓之率分，以为禄凛。诸朱胶牙税亦然”，使南唐“公无遗利，而屯田佃民绝公吏之挠，刻获安业焉”。
但实际上中主后主经济政治上并无多少建树，反而在文化建设上大力推行了先主倡导的文治，并成就非凡。
杨吴政权开创于藩镇割据，多武人用事，当时的社会状况“收守多武夫悍人，类以威鹜相高，平居斋儿之间，往往以斩伐为事，至有位居侯伯而目不识点、划，手不能捉笔者”。
对此李昇刻意革新，在他为升州刺史时，“江淮初定，州县吏务赋敛为战守，知诰独褒廉能，课农桑，求遗书，招延宾客，倾身下之”。至政事仆射，李昇“于府署内建亭，号延宾，以待多士……由是豪杰翕然归之，亲兴宴饮，咨访缺失，问民疾苦，夜央而罢，是时中原多故，名贤耆旧皆拔身南来，知豫使人于淮上资以厚币，既至，縻之爵禄，故北土士人闻风至者无虚日”。
门下聚集了宋齐丘、王令谋、曾禹、张洽、徐融、马仁裕、周本等，均为当时很有影响力的名贤。宋齐丘常劝李昇“讲典礼，明赏罚，礼贤能，宽租赋，多见听用”，李昇对其十分信重。及南唐得国后，李昇进一步推进完善在升州实行的重用文吏任用儒雅的政策，发展南唐的“文治”。昇元六年（942）下诏曰：
前朝失御，四方崛起者甚众，武人用事，德化壅而不宣，朕甚悼焉，三事大夫其为朕举用儒吏，罢去苛政，与吾民更始。
可以说李昇成功取代杨吴、建立南唐政权、强盛南唐与这些士人的协助有莫大关系。如昇元中“限民田物畜高下为三等，科其均输，以为定制。又使民入米请盐，舟行有力胜，皆用台符之言”
，任用文臣施仁政，也是安定社会、赢得民心的重要举措。
中主和后主继承了先主礼遇文士的传统，《南唐近事》曰：“元宗少跻大位，天性谨慎，每接臣下，恭慎威仪，动循礼法，虽布素僚友无以加也……常目齐邱为子篙，李建勋为史馆，皆不名也。君臣之间，待遇之机，率类于此。”《唐余纪事》亦载：“中主接群臣如布衣交，间御小殿，以燕服见学士，必先遣中使谢曰：‘小疾，不能著帻，欲冠葛可乎？’其待士有礼如此。”
“后主在东宫，开崇文馆以招贤士，佑预其间”。科举取士是文人士子参与到南唐政治中的重要方式之一，据陈彭年《江南别录》，“烈祖初立，庶事草创，未有贡举，至元宗始议兴置”。在南方割据政权中，南唐的贡举次数最多。《十国春秋》卷二十云：
保大十年，以翰林学士江文蔚知礼部贡举，放进士王克贞等三人及第。旋复停贡举，此后凡十七榜。
马令《南唐书》中也记录了一段有关科举的佳话：“是岁同试数百人，初中有司之选者。比延之升堂而加慰饮焉。先是宋贞观等第，张泊续至。主司览程文，遂揖贞观南坐而引泊西首。酒数行，乔始上卷。主司读之惊叹。乃以贞观处席北，辟泊居南，登乔为宾首。”
南唐对文化教育的重视和提倡在十国中是首屈一指的。李昇立国之初即在淮水之滨设立了太学。昇元四年，建学馆于白鹿洞，置田供给诸生，以李善道为洞主，掌其教，号曰庐山国学。后主末年，庐山国学在朱弼的主持下，已拥有学生数百人，为南唐培养了许多人才，如卢绛、蒯鳌、孟贯、伍乔、江为、杨徽之等名士。庐山国学是南唐重要的教育机构，后来发展为白鹿洞书院，史料记录：“南唐跨有江淮，鸠集典坟，特置学馆，滨秦淮，开国子监，复有庐山国学，其徒各不下数百，所统州县，往往有学。”
南唐兴学成风，不仅官学兴盛，民间私学也很普及。九江人江梦松，“少傅先业，颇蕴艺学，旁贯诸经。籍茂声誉，远近仰崇，诸生弟子不远数郡而至者百人，春诵夏弦，以时讲闻，鼓筐函太，库序常盈。……一门百口敦睦如一，子孙学业各授一经，孝礼兼持，江左称之为最。卒时八十有五。葬之日，自远方至者几千人，而服缞绖徒跣者百许。嗣主闻之，美其才茂德逸，故赠国子司业，优赐葬物。其后门人子弟仕显达者大半”。
图书的征集与编纂是南唐文化建设的又一项重要举措，唐“乱离以来，编帙散佚，幸而存者，百无二三”，
长期的战乱，使大量图书散落到了民间。南唐诗人陈贶，孤贫致学，积书至数千卷。当时“江南藏书之盛为天下冠”
，烈祖李昇早在任升州刺史时，就以文艺自好，着意搜集散落民间的各类图书。当政后，烈祖采用重金收购或置书吏借来抄写的办法，搜集图籍。刘崇远《金华子杂编》卷上对此的记载颇为详细：
我唐烈祖高皇帝睿哲神明……始天祐间，江表多故，泊及宁帖，人尚苟安，稽古之谈几乎绝侣；横经之席，蔑而无闻。及高皇初收金陵，首兴遗教，悬金为购坟典，职吏而写史籍。闻有藏书者，虽寒贱必优辞以假之。或有蛰献者，虽浅近必丰厚以答之。时有以学王右军书一轴来献，因偿十余万，增帛副焉。
此举为南唐朝廷收集到了大量的图书。一些藏书丰富的士人主动捐献了不少私家藏书。如“鲁崇范，庐陵人，家故贫，灶薪不属，而读书自若，意豁如也。九经子史，广贮一室，皆手自校定。会烈祖初建学校，典籍残缺，下诏旁求郡县，吉州刺史就取崇范本进之，以私络偿其直。崇范笑曰：‘坟典，天下公器，世乱藏于家，世治藏于国，其实一也。吾非书肆，何酬价为？’”
“由是六经臻备，诸史条集，古书名画，辐凑绛帷，俊杰通儒，不远千里而家至户到，咸慕置书，经籍道开，文武并驾”
。南唐这种情形即使是普遍崇文的南方割据小国也难比拟，更为日后南唐文化兴盛奠定了基础。
文化典籍的收集，是南唐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对提升江南地区的文化氛围和人文素养积淀有积极的作用，中主、后主时代同样大力推进图书文化建设。中主和后主皆妙于笔札，博收古书，重赏献书者，宫中藏图籍万卷。于各小国中，南唐的图书文化最为突出。宋初赵匡胤“得金陵藏书十余万卷，分布三馆及学士舍人院。其书多典校精容，编秩完具，与诸国本不类”。
其中包括了：周礼、春秋、乐、小学、正史、编年、实录、杂史、政事、时令、地理、儒家、杂家、小说家、阴阳家、艺术、术数、仙释等，以及别集总集。南唐君主还相当重视绘画事业，专门创立了画院。凡进入画院的人，都分别授予不同的名位，有待诏、司艺、画学士、学生等类。后主不仅“善词章，能书画，皆臻妙绝”
，而且对书画真迹十分珍惜。每有收获，总是慎重地盖上收藏大印，如“内殿图书”、“内合同印”、“建业文房之宝”、“内司文印”、“集贤殿书院印”等等篆文印章。对有些丹青墨宝，他还亲自题上歌诗杂言、题跋、书画人姓名等，并整旧如新，命有司用上等的丝特制成大回莺、小回鸳、云鹤练、鹊黑锦等等名贵的织锦物来裱装；用织成的稻带、黄经纸做成签贴，最后交给后宫保仪黄氏来统一收藏和保管。
南唐的这些文化建设，从多方面为南唐文化发展蓄积力量。比如在南唐境内形成浓厚的文化气息。中主李璟、后主李煜都曾就读于庐山。“璟天资高远，始出阁，即就庐山瀑布前筑读书台”
，他们自身工诗善画，学识渊博。宗室子弟亦多才学，李景迁“幼警悟，读书一览辄不忘。及长，美姿仪，风度和雅”；李景遂“制行雅循，有君子之风”
。将相大臣中博学多才者云集，如徐楷非常博学，著《说文解字》系传 40 卷，《说文通释》40 卷，《方兴记》130 卷，又古今国典、赋苑、岁时广记及其他文章凡若干卷。《十国春秋》卷二八记载“（徐锴）酷嗜读书，隆冬烈暑，未尝少辍。后主一日得周载《齐职仪》，江东初无此书，人无知者，以访锴，一一条对，无所遗忘，其博记如此。”其兄徐铉亦博学多才，时称“二徐”。“宋李穆来使，见锴及铉，叹曰：二陆之流也”。文臣如此，武将亦不乏有学问者，如刁彦能，“彦能好读书，在镇委文吏，颇有治称。好作诗，尝与李建勋相酬赠。建勋因燕见及之，元宗笑曰，殊不知彦能乃西班学士也”。
王崇文“内典禁兵，出更藩任，平居则被服儒雅，风度夷旷”。
还有贫寒子弟成为文坛名士者，丘旭，“字孟阳，宣城农家子也，少以蓄产为事，弱冠始读书……其词赋得故唐程度体，时人取以为法”
。黄载，“其先江夏人，世为农。弱冠释，就学于庐山……讲说之际，未尝敷演注疏，肆口成言，曾不滞泥”。
“时金陵初复唐制，以进士取人”。
南唐良好的文化氛围培养了大批人才，刘洞，“诗长于五言，自号五言金城”
，孙鲂“及吴武王据有江淮，文雅之士骈集，遂与沈彬，李建勋为诗社……有诗百篇行于世”
。在它立国不足四十年的短短时间里，出现了如冯延巳、李璟、李煜、韩熙载、高越、潘佑、江文蔚、汤悦、张洎、二徐（徐铉、徐锴兄弟）等名动南北的名士，带动了江南地区文化建设和崇文的社会心理。
绘画是五代艺术中成就最大的部门，南唐尤盛。《韩熙载夜宴图》《斟书图》《重屏会棋图》《潇湘图》《夏景山口待渡图》《秋山问道图》《江行初雪图》等，均为画坛的艺术珍品，培养出徐熙、顾闵中、顾德谦、王齐翰等著名的艺术大师。顾闳中“事元宗父子为待诏，善画人物”，“是时韩熙载好声妓，专为夜饮，宾客蹂杂，无复拘制。后主惜其才，置不问，然欲见其尊俎灯烛间觥筹交错之态度，不可得，乃命闳中夜至其第窃窥之，目识心记，图绘以上，故世传有《韩熙载夜宴图》”。
朱澄“事元宗为翰林待诏。工画屋木，常与高太冲等合画雪景宴图，时称绝手”
。徐熙“世为江南仕族，识度开放，以高雅自任。善画花木、禽鱼、蔬果，后主绝爱重其迹”。
以董源、巨然为代表的山水画家，对宋代的画风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宣和画谱》卷十一对董源做了很高的评价：
大抵源所画山水，下笔雄伟，有崭绝峥嵘之势，重峦绝壁，使人观而壮之，故于龙亦然……至其出自胸臆，写山水江潮，风雨溪谷、峰峦晦明，林霏细雨，与夫千岩万壑，重汀绝岸，使览者得之，真若寓目于其处也。而足以助骚客词人之吟思，则有不可形容者。
董源还善画人物。据说，后主在碧落宫召冯延巳议事，久待不至，遣内侍催促。冯延巳谓之有宫娥著青红锦袍，当门而立，所以不敢进，内侍一看，原是嵌在八尺琉璃瓶中董源所绘的夷光像。南唐从君臣到文人士子，善书法者众多。李璟、李煜、宋齐丘、冯延巳、韩熙载、徐铉、徐锴、潘佑等人书法成就很高，名噪一时。
南唐绘画书法的兴盛，促进了文房四宝——笔墨纸砚的发展。时诸葛笔、李廷圭墨、澄心堂纸，以及龙尾山砚，为文房珍品，世人重金难求。音乐舞蹈方面，南唐宫廷的歌舞创作十分活跃。李后主曾在后宫与周后分扮牛郎织女，以抖动的素绸作银河，颇富创意。二人编创的《念家山破》《邀醉舞》《恨来迟破》等，皆为一时名曲。
五代时期的南唐国，在当时割据小国中最为引人注目。南唐与吴政权间的和平过渡，最大程度的较少了地区经济的破坏，并持续推进江南地区的繁盛。与此同时，统治者十分重视文士，重视文教发展和典籍文物的收藏，在杨吴和烈祖经营的基础上，中主和后主将南唐文艺发展至顶峰。赵延世为陆游《南唐书》作序说南唐“虽为国偏小，观其文物，当时诸国，莫与之并”。据考证，唐末五代作家的诗文集总数是 879 卷，北方 234 卷，占 26. 6％；南方 645 卷，占73. 4％。其中吴、南唐诗文集为 297 卷，西蜀两国诗文卷数为 145 卷。
在数量上吴和南唐诗文占了明显优势，词学尤为突出。南唐词派是唐五代词的一个重要流派，其本身经历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发展过程，并从多方面引导词学走向新的发展，对宋词有着积极的示范作用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