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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以来，江南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开发，基本上改变了《史记》所载的汉时江南的落后荒蛮景象，但总体上而言还是北方的经济水平和经济实力高于南方。这一点，郑学檬在《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中有所提及：“六朝的南方，四百年间，赖自然资源丰富和江河湖泊与海上交通之利，社会相对安定，经济发展起点低，又得北方劳动力南徙之助，经济发展比北方快，然其经济基础薄弱，仅属局部开发，还不可轻言其经济发展水平和实力超过北方。”沈约《宋书》也言：“江南之为国盛矣，虽南包象浦，西括邛山，至于外奉贡赋，内充府实，止于荆、扬二州。”赋税与当地经济的发展水平紧密相连，江南地区赋税主要靠荆、扬之地，可见南朝时江南经济并非普遍发达。东晋南朝以后，江南经济开发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增加。唐时江南的农业生产技术有了显著的提高，表现在灌溉工具和灌溉技术有了明显进步，稻麦实行复种制提高产量等，并出现了一系列综合性和专业性的农书《四时篆要》《茶经》《膳夫经》等，此时江南经济稳步发展，甚而有“唐立国于西北而根植根于东南”
之语。尤其是在“安史之乱”后，江南地区已逐渐成为聚天下财富之区。
从社会发展角度看，历史上中原的三次动乱——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乱，是促成江南经济大发展、经济南移的重要历史因素。唐“安史之乱”后中原再度陷入战乱：
自燕以下十七州，皆东北蕃诸降胡散处幽州、营州界内，以州名羁之，无所役属，安禄山之乱，一切驱之为寇，遂扰中原。
大河之北，易水之南，久困兵戈，聚成疮痍，男孤女寡，十室九空。
尤其是黄河流域“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
。“安史之乱”也成为唐由盛到衰的转折点，不仅藩镇之乱愈演愈烈，割据者多阻命自固，父死子代，而且经此打击，唐国势迅速衰弱，最终大唐在因腐败、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及尖锐的阶级矛盾引发的农民起义中灰飞烟灭。自此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
中国历史上，五代十国是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指从公元907 年朱温灭唐，到 960 年赵匡胤于陈桥兵变后建立宋朝期间的半个多世纪。清人王夫之评述“称五代者，宋人之辞也。夫何足以称代哉？代者，相承而相易之谓。”
五代十国在史家看来是典型的乱世，主要时代特点便是分裂和战争。大唐政权彻底的崩溃带来了中华大地毫无制约的混乱，中国之祸篡弑相寻。当时不仅中原地区政权更迭频繁，相继出现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史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在其他地区，今四川一带先后有前蜀和后蜀，长江中游有荆南和楚，东南地区有杨吴、南唐、吴越、闽，岭南地区有南汉，五代后期，今山西地区有北汉，这十个政权先后并存，统称“十国”。十国之中，除北汉在北方，其他割据政权皆在中国的南方。五代割据势力的奠基者后梁朱温、后唐李存勖、吴杨行密、闽王审知、南汉刘隐等大多数是唐末节度使，武人出身。五代乱世中，这些人信奉“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耳”
，颠覆了君臣、父子、宗庙、朝纲等固有的秩序，拥兵自重，继而为王，在世衰道丧中不断上演政权更替和疆域之争。北方，割据势力最强，争斗也最激烈：
黄巢既灭之后，僖宗乐祸以逞志，首挑衅于河东。朱温，贼也；李克用，狄也；起而交争。高骈、时溥、陈敬瑄各极用其虐；秦宗权、孙儒、李罕之、毕师铎、秦彦之流，杀人如将不及。当是时，人各自以为君，而天下无君。民之屠剥横尸者，动逾千里，驯朴孤弱之民，仅延两闲之生气也无几。
中原再次生灵涂炭，成为分裂势力角逐征战之地。
当时南方各割据政权亦盘踞一方，争城夺池，剑南、江淮、两浙、福建、荆湖、岭南都有不同程度的战乱毁坏。不过相对于北方旷日持久的战乱，政权更迭频繁和天灾连年，南方割据地区的混乱局势比较短暂。而且割据群雄大都社会阅历丰富，有的本身出身低微，如吴杨行密和王潮为农民出身，马殷原本木匠，高季昌是家奴，南唐李昇是流浪儿，刘隐是大食商人后裔，他们对民间疾苦比较了解，在战事上，懂得人心向背的重要作用，因而取得政权后能做到延揽人才，励精图治以求自保。当时的战乱局势多集中于中原地区，南方各部较少受到中原干戈战乱的影响，这也有利于十国统治者执行保境息民，发展经济的政策。如王潮当政后，收兵息民；西蜀王建从贤士之说，养士爱民；张全义招怀流散于东都，躬劝农桑；杨行密安定扬州，辇米赈饥；成汭抚集残部于荆南，通商劝农。这些举措使割据地区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得以不同程度的恢复发展，从而出现了“北乱南治”“乱中有治”的局面。这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五代立足中原的政权比较短暂，最长的后梁 16 年，最短的后汉仅 4 年。而南方割据政权相对长久，吴越 86 年，吴 46 年，南唐 39 年，楚 57 年，闽 55 年，南汉、荆南各 57 年，前蜀 34 年，后蜀 40 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南方割据政权之多，史无前例，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和闽、粤地区，出现了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荆南七个政权。这是唐中叶以来东南各地经济有了重大发展，古代经济重心渐趋南移的重要表现。五代十国是中国社会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的重要时期，又是中国古代文化重心南移的开始。当时江南地区有吴、南唐和吴越割据政权，以太湖西北部和天目山一线为界，以东属于吴越国，以西属于吴国和禅让后的南唐。吴、南唐共存国 85 年，吴越 86 年，他们是诸割据政权中时间最长的，也是发展最好的。吴越极盛时有 13 州，即杭、越、湖、苏、秀、婺、睦、衢、台、温、处、明、福州，置镇海、镇东、中吴、宣德、武胜、彰武七度使，并于杭州置安国衣锦军。
兴修水利：水利是农业发展的命脉，在江南尤其重要。五代时期，与统一时期不同，南方诸国无统一的朝廷赈粮，又不便求于邻邦而受制于人，因而势必采取有力措施，恢复发展农田水利，其时水利兴修在南方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楚“因诸山之泉，筑堤潴水，号曰龟塘，溉田万顷”
，前蜀瓨州节度使张琳在眉州修通济堰，溉田一万五千顷。
荆南在监利县南筑堤以防水患
。吴和南唐筑楚州白水塘、寿州安丰塘以溉田。吴越在诸国中治水成绩卓著。《十国春秋》附录载吴越时“开垦田土，修理水利，米一石不过数十文”，兴修了著名的工程捍海塘，长安堰，并在重要的水利工程处置撩浅军，专事维修。“浚拓湖及新泾塘由小官浦入海。又以钱塘湖葑草蔓，合置撩军千人，草浚泉”。北宋苏州人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称许江南水利曰：“五代群雄争霸之时，江南旧有邘田，每一邘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农美利。”
在“人无旱忧，恃以丰足”的同时，统治者致力于劝科农桑，减免赋税、召集流民，发展农业，成效颇佳。杨行密“招抚流散，轻徭薄敛，未及数年，公私富庶，几复承平之旧”。钱镠建立吴越后，“偃息兵戈，四境粗安耕织”。
北人南渡：“安史之乱，乱兵不及江、淮”，在此情形下，大量中原士人与百姓南迁，逃往相对安定的南方，江南再次成为远离战火不息中原的栖息地。韩愈《送宣掀来衙推又郎使东都序》称：“当是时，中国新去乱，士多避处江淮间。尝为显官得名声以老故自任者，以千百数。”
中原南下移民大潮中，江南地区是主要的流向地。安史之乱南下移民浪潮，第一道涌得最远，达到湘南、岭南、闽南等地，第二道集中于长江沿线的苏南浙北、皖南赣北、鄂南湘西北一带，第三道则停留在淮南江北、鄂北和川中地区。中间一道即江南地区集中了最多的移民。
江南的吴和南唐尤盛，这和地理位置不无关系。吴越东临大海，其西北为割据政权中最强盛的吴、南唐，两地会截流部分南下士人。这些士人南渡，无疑促进了当地的文化建设，宋人《广川书跋》云：“江南当五代时后，中原衣冠趣之，以故文物典礼有尚于时，故能持国完聚一方。”
流入江南比较著名的士人：
李俨，唐宰相张浚少子也。以为江淮宣谕使。已而全忠克凤翔，又杀浚于长水，俨遂留广陵，不敢归。俨在广陵，太祖甚遵宗之，待以王人之礼。
殷文圭诸人，皆彬彬文章之选也，或则典赡得体，或则精简擅长。江南故多才士，而文圭等实有筚路蓝缕功焉。
张栩，其先世为京兆人。唐末，挈家来奔江南，过广陵禾川，僦屋居焉。善读书，克承先业。以射策中第，授武骑尉。
严可求，同州人也。父实，仕唐为江淮水陆转运判官，因家于江都。以徐温客为太祖幕僚，遇事多所筹划。
张廷翰，宋州（隋开皇十六年 596 年置）砀山人（今河南省商丘市南）。少游长安，后避乱江淮，事吴为盐城令，有治绩，迁楚州行军司马。
常梦锡，事岐王李茂贞，为秦陇判官。茂贞卒，从俨袭位，补宝鸡令。从俨左右有恶之者，梦锡渡淮，诣广陵。
张易，魏州元城人。高祖万福，故唐金吾将军，后徙莱州。
江文蔚，为河南府馆驿巡官，坐秦王重荣事，弃官南奔。烈祖辅吴，用为宣州观察巡官。
武士有李承嗣，雁门人，故河东骁将也。为汴兵所逼，同史俨从朱瑾南奔，太祖署为淮南行军副使。……太祖待承嗣及俨甚厚，第舍、姬妾咸择其优者赐之，故二人为太祖父子尽力，屡立功。
御厨，失其姓名，故唐长安旧人也。从中使至江表，留事吴。及烈祖受禅，御膳宴设赖之，略有中朝承平遗风。
重用文人：五代时期，北方多武人用事，战乱不休，且文士得不到重用，处境艰难甚而朝夕不保。乃至“相逢话相杀，谁复念风流”（齐己《酬王秀才》），赵翼《二十二史札记》中评论当时文士处境堪危：
五代之初，各方镇犹重掌书记之官，盖群雄割据，各务争胜，虽书檄往来，亦耻居人下，觇国者并于此观其国之能得士与否。……然藩镇皆武夫，恃权任气，又往往凌蔑文人，或至非礼戕害。
这一情况在其他史籍中亦有记载，《五代史补》载，武士不满从荣（唐明宗子，好礼文士）所为，康知训等窃议秦王好文，交游者多词客，此子若南面，则我等转死沟壑，不如早图之……未几及祸，高辇弃市。刘知远的顾命大臣杨颁扬言：“为国家者但得币藏丰盈，中兵强盛，至于文章礼乐，并是虚事，何足介意也！”他的同僚史弘肇更加鄙视文人，认为“安朝廷，定祸乱，直需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焉足用哉！”有的节度使残暴成性，如平卢节度使房知温，“性粗犷，动罕由礼”，“多纵左右，排辱宾僚”。华州节度使张彦泽幕下，“有从事张式者，以宗人之分受其知遇”，后来因为稍微违背了张彦泽的意愿，被“决口割心，断手足而死之”。
南唐骁将周本“不知书，而爱重儒士，宾礼寮属，不挠其权，吏民爱之”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
这一时期南方统治者不仅以富庶的经济，安定的环境吸引安置士人，而且重视发展教育和文化事业。
昭武（王审知）立国，宾至如归，唐衣冠卿士跋涉来奔，若李殉、韩握、王标、夏侯淑、王淡、杨承休、王涤、崔道融、王拯、杨赞图、王凋、杨沂丰、归傅鼓诸人，未易指屈。
西蜀王建立国后颇重用文士，他自己虽目不识丁，但常与儒士谈论，并礼用之，授唐室旧臣王进等三十二人官爵并重用衣冠之族百余人。荆南国季兴一度大治战舰，欲攻楚，时任荆南节度副使的孙光宪劝谏，荆南赖于休养生息才获得一定的发展，如果又与楚国交战，他国势必乘虚而入造成外患，季兴听此遂罢。江南在礼遇北方士人这尤为突出，吴越国“常使画工数十人居淞江，号莺手校尉，饲北方流移来者，咸写貌以闻，择清俊福厚者用之”。
北方士人杨凭、杨凝、杨凌，流落江南后受到当地士人敬重，史载“君讳凝，字懋功。孝弟纯懿，中和特立。早岁违难于江湖间，与伯氏嗣仁、叔氏恭履，修天爵，振儒行”。
唐后期随着北方爆发大规模的战乱，农民起义，及灾荒，北方移民不断涌入南方，其中文人士子无疑是精英，他们效力于割据政权，参与政治、经济及文教的建设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唐代北人南迁的文化意义与经济意义同样重要，南方在战乱中很大程度上保护了中原名士，保存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反过来，北人又对南方地区的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使之趋向雅化。
自然优势渐现：以往对唐五代江南经济的快速发展多集中于受战争波及小、北人南渡之功等，在诸多因素中，南北自然环境的变迁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黄土高原、关中盆地和华北平原是北方农业发展最早的地区，天然植被和森林的破坏也最严重，农业土壤表土流失，养分丧失，带来了严重恶果。北方生态环境所受的破坏经长期累积，终于在唐宋时期暴露出来，公元 624 年至741 年间，河南道患旱、涝、蝗灾 32 次，居全国之首。洛阳在唐代共遭水灾 22次，洛水共泛滥 16 次，均居全国前列。
这方面，南方也与北方有明显差异，成为影响南北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南方土质紧密、湖沼四布的自然环境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秦汉优势不明显，开发较迟，植被相对保存完好，唐宋时期农业生产力较高，南方逐渐优化的土质综合其他因素显示出自然和资源的优势，而且南方精耕细作的耕作方式有利于保护植被并有效抵御了自然灾害，雨量多、气温高的地区特点又有助于植物的自我更新较快。可以说，地域自然环境的意义与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水平相联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自然环境会显示出与之前不同的面貌，进而影响地域经济发展，因而地域发展会有历史性、阶段性的特点，唐宋江南社会经济的持续上升就说明了这一点。
农业发展：农业的发展所需时间较长，而且需要持续安定的社会环境。江南社会持续的休养生息和劝课农桑措施为江南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与北方以农养兵，以农立军相比，割据小国将发展农业更多的与长治久安联系在一起，所以社会效果也比较好。具体表现在：长江流域的农业向丘陵山区深入发展。吴、南唐统治时期，江西新置的县较多，由于人口增长和农业经济发展，这些新置的县多在山区丘陵；稻谷产米量大大提高，且小麦种植也比唐时普及。如南唐诗人李中《村行》云：“极目青青垅麦齐，野塘波阔下凫翳。”桑、麻、茶等经济作物也有较快发展。
不仅农作物，手工业包括纺织、制茶、制盐、冶炼、陶瓷等都有较大的发展。江南丝织品精美，而且品种数量丰富。后唐时，吴遣使进贡，“锦、绮、罗一千二百匹”、“罗锦一千二百匹”
，吴越进贡“越绫、吴绫、盘龙凤锦织成红罗毂袍、袄衫缎，锦绮五百连”
。南唐后主李煜“每七夕延巧，必命红白罗百匹，以为月宫天河之状”。当时，南唐宫内流行染“天水碧”，“染碧，夕露于中庭，为露所染，其色特好，遂名之”。
反映了当时的丝织技术之高超。茶叶是江南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五代时，江南的制茶叶也有了大的发展。江淮茶原以阳羡茶为珍品，946 年南唐中主“命建州制的乳茶，号曰京铤腊茶之贡，始罢阳羡茶”。“五代之季，建（州）属南唐，诸县采茶，北苑初造研膏，继造腊面，既而又制佳者曰京挺”。
南唐境内官焙 38 处，官私制茶共 1336 处
，产量相当可观，并用于进出口贸易。陆游《南唐书·契丹传》记载，耶律德光及其兄东丹王各遣使以羊马入贡，换取南唐的罗执茶药。江南的造船业航海业商业也颇发达，吴都广陵，唐都金陵都是当时繁华之地，南唐因金陵军事形胜于广陵而迁都，“制度壮丽甚为繁荣”
，并兼收长江通商之利。
经济发展还带动了科技文化的发展，五代时建筑和印刷等实用科技有独特的成就，对后世影响巨大。吴越时，著名的建筑师喻皓著建筑学名著《木经》三卷，总结建筑技术的丰富经验。五代印刷技术也有极大提高，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八云：“板印（雕版印刷）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冯道）始印五经，以后典籍皆为板本。”从唐代卷轴变为板印，这无疑是一个重大变革。
江南文化在经过六朝变革时代的冲撞融合转型后，于晚唐五代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迈向成熟。北方的伦理文化特点关注实用主义和注重道德层面内省，此时的江南文化继承六朝文化精髓，从这一框架中摆脱出来，关心充满生机的自然，关心作为个体的人的精神与情感体验的丰富性，以南唐词人为代表的江南文人的精神世界、审美方式、思维方式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他们将审美精神化入艺术乃至化入生活，进而生发出一种对现实世界的审美生活态度。
这一时期，江南文化特征主要表现为：
崇文意识愈强：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受强大的文化场的引力及社会局势的影响，江南地区逐渐成为“士大夫渊蔽”。五代江南统治者基本上都能崇文善士，“黄巢之乱，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风雅”。
江南文风之盛，北方莫及。《吴郡志》卷二载：“吴下全盛时，衣冠所聚，士风笃厚。”
审美精神展现：
五代词中多处提到女子饰品，如“金凤战篦”、“小鱼衔玉”不仅富贵奢华，而且充满着艺术化的美感，恰恰说明当时江南地区贵族的审美与生活结合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审美精神在才艺过人的后主李煜身上展现颇丰。据史载，李后主后宫窅娘，纤丽善舞，“后主做金莲高六尺，饰以宝物细带璎珞，莲中做品色瑞莲。令其以帛缠脚，令纤小屈上，做新月状。素养袜舞云中，回旋有凌云之态。由是宫人皆效之”。南唐后宫以露水染帛成鲜艳碧色，名曰天水碧。南唐的一些传世画作有很多乐舞的内容，如《韩熙载夜宴图》《合乐图》《簪花仕女图》等，从中可看出当时皇室贵族宫闱生活既有奢侈庸俗的一面，也有追求和表现出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相符的文化价值的一面，这种风貌富有时代和地域特色，并进而深刻影响了宋代的社会风尚。
享乐思想蔓延：
环境的相对安定、经济的繁荣，也进一步滋生了江南社会的享乐思想。盐、茶、丝帛等的经营商以及南下士大夫、歌女等，是江南城市消费人群的主要成分，他们对江南地区城市经济的繁荣、社会风尚及社会文化心理走向都有重要的指向作用。五代十国时期，文人士子普遍“才华横溢，多才多艺，醉心有较高文化价值的艺术天地和精神生活；追求物质享受，标新立异，对所谓‘玩物丧志’、‘玩人丧德’的圣贤之言，并不尊奉；政治思想上不蹈绳墨，有点儿越轨，为当权卫道士所不悦；富有某种创造力”。
五代时期江南地区的文化包括绘画、书法、音乐、文学等异常发达且名流云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