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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城市对我们今天的城市有着巨大的影响，我们今天的城市模式发源于宋代。
在唐及以前的中国，城市商业区与居住区各自封闭管理，酒楼、茶肆、店铺、市井、叫卖、风花雪月……这些在宋代以前的城市并非没有，但那是在有限制的时间和空间内存在的；豪华的亭台楼阁以前也只是建在皇宫里，豪华的酒楼茶肆沿街林立形成街景，被市民广泛享受，只是在宋代城市才开始出现。
我们现在的城市街道前店后厂、店铺林立这种开放的城市格局在宋代以前是不允许存在的，我们城市今天的许多“模样”都是从宋代流传下来的：
商店、酒家、民居、机关单位杂处交错形成街道，这种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城市模式起源于宋代；逛街购物、游园散步、过早、宵夜……这些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起源于宋代的城市。
今天城市的样子是从宋代开始的，现代城市最主要的构架——街市、夜市、早市，形成于宋代。
这些历史不仅有文字记载，也有考古发现为证。北宋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是以城摞城闻名的古城。由于黄河是高过地平面的悬河，古代无法完全控制河水泛滥，开封在古代曾经遭受过数次严重水灾，于是城市顷刻间被整体掩埋；水灾过去后，那些不愿意离开故土的人在原地建起了新的城市，多次河水泛滥，开封城多次重演整体淹没的历史。现在从考古挖掘出的多层古城遗址中可以看到，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一层城市与另外一层城市以及与今天开封市的南北中轴线重合，一层城市与另外一层城市多处出现道摞道、墙摞墙、市场摞市场的遗址。
宋以前的城市，街道是存在的，但是出于控制管理老百姓和皇室贵族安全的目的，街道的两边不准有经商的店铺以及民居，只特许相当级别的少数官员在路边建房，其余的百姓大众被圈居在某几个集中的地方，他们买卖东西在另外某几个被圈定的地点——宋以前的城市实行的是居住区“坊”与集贸区“市”分离的管理体制。
这种坊市制，相对于以前严密封闭的城市管理是一种进步和解放。
自秦朝统一中国以来到唐朝，我国古代城市基本上是严密封闭的结构。在隋唐以前的城市中，城内居民是以封建统治者为主，一般市民、手工业者、商人则集聚城外，为了便于统治和安全，全城实行封闭管理，在这样的城市布局中，始终是封建统治者占据城的中心。
从隋唐开始，随着生产的发展、商业交易的繁荣，部分手工业作坊和市场开始进入城内。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为了保护自身安全，规定城内的居民和市场要用围墙圈起来，市场定时开关决定权在政府。如唐代长安城内，除皇宫被封闭，居民被分住在100多个被称作“坊”的区域里，另有三两个称作“市”的商业区；规定不准朝向大街开店设铺，市门开闭的固定时间为：日中击鼓200下开市，日落前击钲300下散市。
但是，随着城市、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坊市制由发展动力变为阻力。
坊市制没有完全破除城市被高墙阻隔的封闭，城市内部居住区、商业区各自封闭，在时间和空间上既限制了工商业的发展，也给市民生活带来不便。
在坊市制的城市内，坊与坊之间、市与市之间有大道连接，但这些大道两旁没有商店，也没有普通的市民，只有三品以上的高级官僚府第才能临街开门。如果称这些大道为“街”的话，在那样的街上看不到今天大街上的繁华、喧闹，也听不到宋代城市街道上的叫卖声、吟诵读书声，当然更没有宋代繁华都市大街常见的风花雪月。
那种坊市制的城市管理体制就像现在的军事管制区，人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受到诸多限制和极大的阻碍，在那样的城市里逛街、逛夜市，就像今天说逛火星、逛月球一样还只是少数人的特权。
人们在物质并不丰富的情况下可以暂时被抑制、被管理。一旦商业交流发达、贸易繁荣，人们对各种利润以及享受的需求被激发出来的时候，这种“圈养”式的坊市制管理肯定不合时宜，人们会以各种方式解脱这种人为管制。唐宋时期生产技术的发展，使农业生产率提高，农产品以及各种商品交易需求增加，坊市制遭受到人本性的反抗，那种圈养式的城市模式必然被新的模式所取代。
坊市制被破坏有如公社集体化解体的原因一样。有文章分析现代农村集体化运动期间，分散的农户因为被“集体”劳动，以至于不断产生瞒产私分、小偷小摸、“耍滑”等无组织的、个体的、长期的“无声抵制”，最后汇入农民在公社制劳动中一起存在着的种种日常“抵制”——专家认为这些是公社集体化解体的最根本原因。那时市民对坊市制的抵制也是在日常无声地进行并以个体反抗行为长期存在。随着产品剩余的程度增加，更多的个体加入抵制，不断冲破人为分成的“坊”与“市”的控制线。
事实也正是如此。随着生产的发展、商业交换需求增多，从唐朝后期到五代后周时期封闭的街道管理开始受到冲击，大街上不断出现民舍，政府不准在“市”外摆摊做买卖的现行管理规定被小商小贩破坏，商铺冲出“市”的限制，一点点向外扩展、向大街小巷延伸，住家的百姓也随着商铺的发展来到临街区域聚居而不仅仅只是住在坊间。
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规模不断增大、人口不断增多，唐中期以后，坊市制有所突破，但北宋初年都城东京基本上保持古代的“坊”“市”分离管理模式。
“坊市制”的完全崩溃是在北宋中期。
随着宋代生产、经济、商贸的发展，城市人口不断增加，人们对夜市的需求、人们对商铺方便性的要求大大提高，人们愿意自由自在地在城市交通方便的地方买卖、居住，而不是在规定的时间才可以买卖、在规定的地方才可以居住，这是一种管理者堵也堵不住、管也管不了的力量和愿望。市民由硬性冲撞官府的“法规”到形成既成事实，坊市制逐渐破落、瓦解，临街店铺、夜市、商业街等近现代城市街区终于形成气候。
到北宋中期，城市里所有通衢的大道小巷都成了市场，都有商店、酒家、住户，夜市、临街店铺在宋朝逐渐变成既成事实。
市民走出了不同于以前城市生活的“创新”道路——坊市制被彻底破坏。面对这样的情形，与其强令禁止、令行不止，不如顺势而为，宋代皇室采取了“改革开放”路线，面对坊市制的节节崩溃，不再明令禁止临街经营，这使布满大街小巷的商铺成为既成事实后取得合法地位，最终形成商业街；商业街代替了原来划定的固定商业区域的“市”，以前意义上的里坊也不再是封闭的居住地，变成了单纯的行政管理单位。
坊市制的取消，明显对一般市民、手工业者、商人的生活和生产有积极意义，为他们在城市谋生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就城市而言，坊市制的取消打破了城市封闭的空间结构，使街市发展有了更大的拓展空间，街市发展进而带动城市工商业的繁荣，这样，工商业的迅速发展给城市发展注入了一种新的活力。
“坊”与“市”的限制失去意义，坊市制由松弛裂变到完全崩溃，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世界级繁华都市的成长——北宋都城东京。
在这里，酒楼、茶肆、店铺等豪华建筑沿街林立，市井叫卖、风花雪月形成街景。
在过去，中国城市人最多、最气派的交通要道非皇宫门前的御道莫属，所以，宋代城市的酒家、商铺不仅开设在交通要道上，也开到了宋代的“天安门”前，形成人气旺盛的“长安街”。
东京皇宫门前有五条大道，正中间大道不准摆摊设点，这是体现皇室等级特权的专用“御道”，一般情况下禁止行人车马通行，开了店摆了摊也没有生意。御道旁是种植荷花的两条水道，供运货船直接到皇宫，水岸边有绿化，交错种植桃、李、梨、杏等花果树，两条水道的旁边还有两条陆路，称御廊，御廊安装一排红漆栏杆，划出左右两条人行车马道，御廊边上才是店铺、摊棚、民居以及官署，这条御廊即人们俗称的御街。
这条宋代的“长安街”长达十余里，御街上不仅有尚书省（国家最高行政机构，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御史台（相当于今天的中纪委）、开封府（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政府）等官署，也是当时著名的商业街，御街上“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
御街上平时人来车往，节日里更是热闹非凡，各种吃的、穿的、用的、玩的物品一应俱全，过往的人、车络绎不绝。宝马雕车被卖花的流动摊贩拦住促销时，便可引得街道发生交通堵塞。
贵客钩帘看御街，
市中珍品一时来，
帘前花架无行路，
不得金钱不肯回。
这是宋朝姜夔描写元宵节游御街的诗。珍品，这里指做工精美的各种元宵，也指代商品。作者坐在车上突然感到车没有向前走动，挑帘一看，眼前人、货、车堵得水泄不通，在店铺错杂、百货罗列的御街上，元宵节的夜市上，不但有经营花市、鱼市、金银漆器等的忙碌的商人，更有夜游的男女老少，这里红烛通明，火树银花，店铺喧闹、游人拥挤。一个卖花的小贩拦住词作者的轿车，趁着节日的欢喜气，非要轿车上的人买几枝花才肯让路，“帘前花架无行路，不得金钱不肯回”。卖花的拦车叫卖虽然堵了路，但是让坐在车里的贵客也切身感受到了节日老百姓热闹的氛围。
在宋代，商业活动不仅突破空间的限制，在大街小巷、园林郊游场所空前繁荣，而且也突破了时间的限制，出现了夜市和早市。同今天夜市大多把饮食业设在闹市街区或老城区一样，当时的夜市也把饮食业设在皇城外面的里城区；酒楼、娱乐业所在的街道，夜市入夜开始，至次日凌晨两三点结束。但最热闹处的夜市和节日夜市，则通宵营业。
随着人们生活的需要，早市也应运而生。早市除了饮食业，还有农产品等货物的贸易。数量庞大的商铺和居民所需消耗的衣、食、住、行、游、乐等服务和产品，有许多货源得依靠早市，就像《清明上河图》所画的那样——早晨，汴河旁郊野的路上，商人赶着一队队毛驴驮着煤炭、布帛、珠玉、茶叶、水果等物品正在向城里走去；汴河上，一艘艘货船正在搬粮卸货，有船工正在船舱内忙碌；汴河虹桥上下酒店、商铺、摊贩各忙其事。
除街市、夜市和早市外，还出现了现在我们熟知的经常性开放的定期集市和专业集市。专业集市分为面市、肉市、竹竿市、马市等等，类似现在的汽车市场、调料市场、建材市场等。
当时的定期集市，在东京主要有相国寺庙会，每月五次开市，出售土特产、日用百货等本地和外地商品，寺内庭院可以容纳万人。庙会期间人山人海，除了吃饭、购物，各种杂技、戏曲、游乐也夹杂其中，这种集购物游乐于一体的大型庙会，开古代城市庙会先河，在现代城市商贸中心也随处可见。
那些早市、夜市、街市，驱动宋代城市的繁华，那些流传至今的早市、夜市、街市，也仍然在驱动当代城市的繁华。
驱动宋代城市繁华的还有城市户籍制度的发展。据史实记载，中国北魏时期（公元526年）曾有过给商铺划户等的记载，唐后期也有皇帝下诏书“始定店户等策”的记载，但被认为是临时性的，而且是城市坊市制并不存在的时期。
城市户籍制度的完善与城市坊市制的瓦解紧密相关。宋代以前的城市居民区和店铺分别隔离起来，居民区为“坊”，店铺区称为“市”，城市按“坊”“市”人头收税，“坊”与“市”的定时开关非常方便官府收税、摊派差役、封闭式治安管理。但是，坊市分离、封闭式管理，显然是商业、贸易发展的巨大阻碍。
随着宋朝经济的发展，宋代城市街区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的坊市制解体，临街店铺、商铺与居民混杂的近现代街市开始形成。
坊市制被破坏以后，宋朝临街店铺形成，大量新的手工业从业人员形成，官府以前按“坊”“市”集中收税、派差的管理方式失去了作用，大量征派管理需要新的依据，使城市户口划分和管理具有紧迫性、重要性。一种新的对市民的征缴方式和工具应时而生——城市市民户口坊郭户产生了。坊郭户，即城市工商业家庭，包括商贾、手工业者和其他市民，据考证，宋代的坊郭户约占全体民户的20％，
有的专家称宋代城市人口占全体人口总比例为12％。这个比例不仅在古代横向比较中很高，在纵向比较中，中国1949年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比例是12％左右。
与农村有主户和客户之分一样，城市坊郭户中也有主户和客户之分。农村客户是“下无立锥之地”，城市客户是“上无片瓦”，即城市客户划分标准以有无房产为界；但划分户等时与乡村不一样的是，乡村中主户分为上、中、下等五等，在城市主户中划分户等，按资产多少划分为十等，不考虑家庭人口数量，只考虑资产，资产包括不动产和动产。
不动产主要包括房产和店铺等，按房屋地段和面积估值，与今天的城市地价因地段而不同一样，处于“冲要”等黄金地段的不动产价值大于“闲要”地段的不动产，各个地段官府征收的“房产税”也就不一样。
动产包括经营的商品、工具和钱物。城市坊郭户虽然有房产，但是贫富差别也很大，在官府的税收摊派上，这也明显表现出来。城市坊郭户划分十等，第一至第五等为上户，六等至十等为下户，官府把六等以下家庭的役钱和摊派任务免除。这是因为：繁华地段与偏僻地方经营地点不同，市场利润悬殊加大了上户和下户的差距，有的大工商家庭比一般坊郭户资产多数倍；下等户包括开小店、卖饼、卖柴、卖水的小商贩，也有包括从事制盐、制糖、制瓷等行业的手工业者以及从事贩运的行商等等，工商家庭下户每天收入只够维持一般生活水平。
宋代城市户籍制度的发展和完善，适应城市发展的新型格局，为从封闭转向开放的城市管理提供了稳定的税收来源。
宋代随着坊市制的崩溃，酒楼、茶肆、妓馆等商业娱乐设施满街，但是，人们不仅仅要逛街、购物、吃饭，城市园林和园林建筑为满足人们休闲审美需求也同时产生了。据园艺史家统计，见于记载和今存的宋朝园艺书共约62种之多，其中，牡丹品种多达14种、菊花8种、芍药4种，另还有兰、梅、海棠等多种花卉。
大面积的园林区域集中在城郊。在东京城郊，有许多皇家的别宫园囿和达官贵人的园林别墅，东京城郊成了市民外出休闲的园林游览区。每年节日和皇家园林开放期间，园林边的酒楼、店舍、各种游艺娱乐市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
宋代酒楼茶肆的环境，与今天的酒店建筑相比，有一些令人受启发的地方。与当下城市酒楼茶舍（大多）全封闭的室内空间相比，宋代酒楼不是全封闭式的，而是各具风格的园林建筑。带庭院绿化的宋代酒楼体现出中国建筑独有的文化特点和魅力，与现代追求人性化、生态化的观念一致。
园林式风格，是宋代酒楼很显著的特点，遍布城市的园林化酒楼茶肆形成宋代城市典型人文景观特色。
所谓园林式风格酒楼，就是酒楼带有庭院建筑，庭院里廊庑掩映，楼阁排列，吊窗花竹，帘幕低垂。这种园林与富丽堂皇、大气恢宏的皇家园林不同，带有简单、雅致、花木扶疏的特点。当时市民选择酒楼，除了招牌菜，“花竹”也是重要因素，那些具有优美园林环境的酒楼——“修竹夹牖，芳林匝阶；春鸟秋蝉，鸣声相续；五步一室，十步一阁；野卉喷香，佳木秀阴”之处皆是市民多选的酒楼。
为了吸引顾客前往，许多酒楼都冠以“园子”之名，如中山园子正店、梁宅园子正店、张宅园子正店、郭小齐园子正店、杨皇后园子正店等等。
酒楼园林庭院样式多变、风格各异，一些别出心裁的园林设置使饮食、娱乐、休憩结合更紧密。如司马光独乐园，园中有竹林，有钓鱼池，在竹林中两处结竹杪为庐为廊，作钓鱼休憩之处；富郑公园则在竹林深处设置一组命名为“丛玉”“夹竹”“报风”的亭子，竹林蜿蜒伸长，亭子错落有致。高楼饮酒，赏心悦目；园子漫步悦目赏心，流连忘返。
位于御街北端的樊楼（又名矾楼），是当时最著名的豪华酒店，“三层相高，五楼相向”，中间有桥廊等衔接、明暗相通，也是具有园林化特点的建筑。那时的三层是在底层之上的层数，虽然只相当于现在的四层楼高，但却是12世纪砖木结构中庞大建筑中的世界之最，可同时接待顾客千余人；樊楼不仅具有园林化建筑特点，内部装修在当时众多的豪华酒楼里也是首屈一指，厅堂过道与雅间挂着珠帘绣额，典雅温馨；夜晚酒店内灯火辉煌与烛光摇曳交错，酒店外大红灯笼与屋檐上彩灯萦绕；凭窗远眺，京城夜景可尽收眼底。“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矾楼”，樊楼是那个时代的人间仙境，人们感觉和记忆中的福地。
皇帝微服出宫，看见樊楼的高大、豪华，感叹酒楼高朋满座，笙歌满院，诗声笑语，也写下了一首记叙当时感受的词：
城中酒楼高入天，烹龙煮凤味肥鲜。公孙下马闻香醉，一饮不惜费万钱。招贵客，引高贤，楼上笙歌列管弦。百般美物珍馐味，四面栏杆彩画檐。
在这样的硬件环境中，再配上宾至如归的服务和享受：各大酒店多达500余种的备选美食，免费的羹汤、音乐伴奏、笙歌艳舞、银质的酒杯器具、花色各异的零食小吃等等；还有无数的美酒，首都东京72家大酒楼，各有各的招牌名酒，酒名听起来千姿百态，仙醪、琼浆、玉液、碧光、琼波、千日春、瑶光、美禄等等，南京临安的名酒更是数不胜数。
花香草绿配美酒佳肴，一起推动了宋代酒楼与城市的兴盛。
如果读唐诗，许多很熟悉的名句，常常使人想起江湖旷野。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王湾）；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杜甫）；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王维）；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王之涣）；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李白）；
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孟浩然）；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
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李白）。
唐诗中还有许多我们熟悉的描写乡村田园风光的诗：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王维）。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孟浩然）。
宋词也不乏这一类的描写，但宋词中却有许多唐诗中所少见的都市风情以及城市休闲生活的记叙。
比如名园、湖景、酒楼、茶坊、歌馆、庙会等等这些都市休闲场所及景象，在宋词中常常见到。
因为城市商业贸易的发展，商人的生意不只是开在临街大道上，也开到了湖边、园林边；宋代城市商业贸易的繁荣也使宋代城市文化生活更开放、更丰富多彩；那种开放的城市、那样开放的街道对于唐朝市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生活。同是对景观的描写，从唐代诗人的作品里我们读到的多是带有泥土味的大自然景色，从宋代文人作品里除了这些，我们更多的可以读到带有城市味道的自然景色。
独怜幽草涧边生，
上有黄鹂深树鸣。
春潮带雨晚来急，
野渡无人舟自横。
双飞燕子几时回？
夹岸桃花蘸水开。
春雨断桥人不渡，
小舟撑出柳阴来。
这两首都是描写春景的诗，细细读来，它们除了都生动地记叙了那个时代诗人看到的景色外，还给人留下它们的区别：唐朝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写的是野外的春天，诗中提到的景物是很少人工雕琢的大山、溪流、野草、大树、野渡；在宋词《春游湖》中，让我们更多地联想到城市中公园的湖。
涧，两山之间的溪流；幽草，生长在幽静地方的茂密野草；独怜，偏偏喜爱；野渡，无人管理的渡口。“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唐代诗人给我们的感觉是，他们很随意就看到了我们如今要行万里路才能看到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那种境界的大自然。他们可以与高山、流水、春潮、鸟鸣为伴，与大自然浑然一体，久久地观赏大山中溪边茂密的野草，聆听树叶深处的鸟声，傍晚还流连在溪边，回看那水边无人的渡口，静静漂泊的小舟。
在《春游湖》“双飞燕子几时回？夹岸桃花蘸水开。春雨断桥人不渡，小舟撑出柳阴来”这首诗中，我们看到了更柔和的春景——双飞的燕子、岸边的桃花、断桥、柳荫、小舟，这些景物让人联想到公园中的湖，公园中的春天。
特别是“夹岸桃花蘸水开”这一句，给人更多的联想。春天，湖水上涨，如果是一个野湖，湖岸不一定有成排的花、树，肯定是草多，荒野岸边水草野树杂生，说不定还夹杂着泥沙滑坡，只有有人管理的湖，湖岸有可能种同一品种的树，开一排相同的花，只有被修理整齐干净的堤岸，才能衬映出盛开的桃花枝条弯下来，倒映在水面恰如蘸水开放的美景。这满湖春色一半是大自然的赐予，一半是人工精心护理而得。后面两句“春雨断桥人不渡，小舟撑出柳阴来”也说明了这里不是一处无人的野外。春雨带来潮水，湖上的桥被水淹不能通行，但是不用着急，柳树后的小船正在送人，解“春雨断桥人不渡”之危。
在《滁州西涧》中，我们看到的是静景，在深山的溪流边，白云深处或许也有人家，但那里不会是人来人往；在《春游湖》中我们看到的是有人的静景。在有桥、有船、有桃花盛开的湖边，肯定会有船家、有酒家、有集市、有贸易，有街市的喧哗，有音乐缭绕，只不过这一刻，游在湖上，漂在船上，作者的周围是安静的，或者说在湖里，远离了那些热闹。
因为城市的发展不同，我们能够感受到唐朝文人与宋代文人景物描写时的不同。我们能够感受到唐朝的诗人所到之处万水千山多，宋代的文人所到之处除了万山千山，还隐含着风花雪月，请看下面这两首分别写于唐代和南宋的诗。
人闲桂花落，
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
时鸣春涧中。
毕竟西湖六月中，
风光不与四时同。
接天莲叶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
在唐朝诗人的作品里，一如既往大自然的气息扑面而来，在这个大自然里，“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看不到人的踪影，看到的是旷野、月夜、安静的山、独自盛开的花，在这安静的环境里，花开花落也是很大的动静了，月色下涨满春雨溪边的鸟鸣就格外引起作者的注意和联想，所以，作者以“鸟鸣涧”为题，写下傍晚山中漫步的情景：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在杨万里的诗中，“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夏天清晨的西湖虽然不是姹紫嫣红，但是朝霞满天、水波涟涟。放眼望去，最引诗作者注目的不是雕栏玉砌的亭台楼阁，不是岸边飘拂的杨柳，而是在霞光映照下那辽阔无边、一片碧绿的荷叶，还有那在绿叶中含苞怒放的红艳艳的荷花。
作者在清晨送朋友的路上，被这满湖荷花、接天莲叶的美丽所惊叹，写下了早晨被朝阳沐浴的大自然美景。
王维的诗更多地让我们想到野外的大自然，但杨万里描写的大自然更多地让我们想到经过人工保护的园林景观。
读诗词也是在读人类文明不断积累、进化的历史。从唐诗与宋代诗词的比较中，可以分辨出从唐代到宋代越来越人文化的城市味道。
从下面这首词《浪淘沙·汴州》中，可以读到对当时都市许多人文景观的具体描写。
万国仰神京，礼乐纵横。葱葱佳气锁龙城。日御明堂天子圣，朝会簪缨。九陌六街平，万物充盈。青楼弦管酒如渑。别有隋堤烟柳暮，千古含情。
看此词的标题“浪淘沙·汴州”，“万国仰神京”中的“神京”指北宋京城——东京，东京在宋以前曾被称为汴州。“万国仰神京，礼乐纵横”，意指京都社会秩序稳定、文化繁荣，受到世人景仰。因为“万国仰神京，礼乐纵横”，所以“葱葱佳气锁龙城”。
“日御明堂天子圣，朝会簪缨”中的“明堂”指古代皇帝开会、议政、大典、祭祀的地方。“日御明堂天子圣，朝会簪缨”这句话是夸奖当朝皇帝勤政为民。
“九陌六街平，万物充盈。青楼弦管酒如渑”具体描写城市繁华。九陌六街，指都城的大街。渑：古代河流名，这里用来形容酒如河流。青楼，妓院，也指代豪华楼阁、娱乐场所，“九陌六街平，万物充盈。青楼弦管酒如渑”这几句是说城市大街纵衡宽阔，街上店铺林立，商贸繁盛，娱乐活动繁多。
翻一翻历史，可以知道宋代的文人对当时都城的这些赞誉不是浮夸。根据宋代的户籍资料，北宋时京城常住人口已达百万以上，有学者估计在100万至150万人之间；宋代城市的行业，有文献记载的达440多行，其中生产行业所占比例小，而服务行业如食品业、加工业、商业、贸易等所占比例大，京城的大街上布满商铺、酒楼，市面上物品繁多，万物充盈，酒楼里歌舞升平、生意兴隆，“青楼弦管酒如渑”；北宋时京城对外贸易也很发达，“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
城市服务业繁多，商业、贸易发达，市民就业率高，容易致富，所以当时的京城“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大街上宝马雕车来来往往，街上美女“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游人嬉戏于“柳陌花衢”“茶坊酒肆”。
北宋京城东京不仅是繁华都市，也是前朝故都，除了“九陌六街平，万物充盈。青楼弦管酒如渑”，还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积淀。
东京，即今河南开封，公元前8世纪建城开始，距今已有2700多年历史，曾经是战国时期魏国、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北宋与金的都城，有“七朝故都”之称。东京最早叫“启封”，取“启拓封疆”之意，汉代为避皇帝同名的忌讳，改名为“开封”，后来又叫过“汴梁”“汴京”“汴州”，在五代和北宋时期被称为“东京”。北宋时的东京经过隋唐、五代四朝建设以及宋朝的扩建，外城、内城、皇城层层相叠，每层城墙之外都有城壕环绕；城墙气势雄伟、规模宏大，外城墙长接近三万米，镶嵌着20个巨型城门，内城墙四面共12个城门；外城正南门南薰门与内城正南门朱雀门、皇城正南门坐落在东京中轴线上，三者相连形成宋朝第一街——御街。
所以，宋代文人眼中的京城不仅是繁华一派的大国风范，那里不仅是“葱葱佳气锁龙城”；不仅是天子圣明，礼乐纵横，万国神仰，被世人膜拜；不仅是美丽富饶、和平安宁、烟柳含情，锦绣王朝、盛世画卷：“九陌六街平，万物充盈。青楼弦管酒如渑”；同时，最重要的是都城也是开放的文化汇集之地。那是对外开放，对内开放，文化与经济同时并进的发展时代；科举扩招，使读书读得好的人大有前途。所以，文人在都市，不仅被繁华吸引，也在寻找发挥才能、施展抱负、青史留名的机会。
“别有隋堤烟柳暮，千古含情。”古城的绿色长堤掩映在烟柳缥缈暮色中，一河清波缓缓流淌。走在高大、肃静的古城墙上，眺望辽阔幽远、空旷苍茫的大自然，不免使人产生“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那种情怀，思古幽静处，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文人竞折腰。
在文人的眼中，当时的城市生活有许多美好的细节令他们无限怀念，从他们对一座桥、一艘画船、一湖水、一个聚会、一次灯会的描述中，我们也看到了当时城市浪漫、迤逦、平实的都市格调。
“飞梁压水，虹影澄清晓。橘里渔村半烟草”（洞仙歌·林外），看到垂虹桥了吧，那座弯弯的拱桥，高高耸起的桥身像天上的彩虹飞架在清澈碧绿的水面上，它的倒影漂浮在水中，清晨薄雾朦胧，河两岸的人家掩映在橘林和烟雾中，在这静静的桥影、碧水、橘林中，清新的一天开始了。
“波暖绿粼粼，燕飞来、好是苏堤才晓。鱼没浪痕圆，流红去，翻笑东风难扫……”（南浦·春水·张炎），朝阳渐渐洒满西湖，湖水看上去碧波荡漾，柳枝在苏堤上飘摇，燕子在那里忙着筑巢，金色的鲤鱼在阳光下出没水面，激起一圈又一圈浪痕，圆圆地向岸边荡去，久久不能平息；落在水面上的花瓣也随之向岸边、向湖水深处流去，任凭东风也阻挡不了它们随水漂流……
“双桨来时，有人似、旧曲桃根桃叶。歌扇轻约飞花，蛾眉正奇绝”（琵琶仙·姜夔）。词中“桃根桃叶”，本指叫桃根桃叶的姐妹的名字，这里指词作者见到的美女。春游时节，吴兴壮观的春游场面，西湖也不能相比。这里早在唐代，都是“户藏烟浦，家具画船”，户户住在烟水迷蒙中，家家有彩饰画船。在那些飞来划去的春游彩船中，词作者忽然注意到迎面而来的船上的美女——如花似玉，她们舞着扇，唱着歌，眼神楚楚动人；船近了，再仔细看看，好像是词作者曾经的恋人。但是，她们根本与他不相识，两艘船很快相向而过，随着美女的远去，词作者心头涌上一股悲凉，热闹的春游离他远去，他感觉春光也渐渐远去，眼中只有一个孤独的小岛、几声杜鹃的鸣叫，“春渐远，汀洲自绿，更添了几声啼鴂”。
在城市那些名胜处的集会，也是一道不能忘怀的风景。“忆昔午桥桥上饮，座中多是豪英”（临江仙·陈与义），作者20多年后写下这首“临江仙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的词，不仅记录的是他自己的回忆，读到“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这样的描写，我们都能想象到那是一次充满诗情画意的聚会，酒喝过，话谈过，大家还长久地聚集在午桥的月光下，看桥下流水静静远去，听悠扬婉转的笛声在杏花疏影里飞扬，直至天亮。这些刻在青春岁月的记忆，像那天午桥上的月光，也因为这首词永远闪亮。
元宵节的灯火、烛光成为他们难以忘怀的记忆，在火红的烛光的映射下，一盏盏莲花灯宛如沾上清露，成片的红烛在风中摇曳，逐渐销蚀，但很快又接上了一支支怒放的红烛。元宵夜的灯火是那样灿烂，纵有风露，也丝毫不减其光灼，“风销绛蜡，露浥红莲，灯市光相射”（解语花·上元·周邦彦）。
在柳永《望海潮》一词中我们则直接看到了浓墨重彩画卷般繁荣、壮丽的杭州。杭州，这个美丽的城市，地理位置天生优越，“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远远望去，钱塘江被如烟的柳树、如云的大树环绕着，水面开阔无边，波涛浪花像翻滚的霜雪；西湖边上灵隐山、南屏山、慧日峰等重重叠叠的山岭清秀美丽；西湖不仅有“重湖叠巘清嘉”“云树绕堤沙”的自然湖山之美，还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的国泰民安之乐；市区内“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街巷河桥如画般美丽，居民住宅挡风的门帘和翠绿的窗帷是那般雅致；市场上商品琳琅满目，陈列着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珠宝，家家户户绫罗绸缎，讲气派，比奢华。
在柳永的笔下，古代都城苏州得悠久历史传承之风流，更有自然之美和华丽的风韵，那里是“瑶台绛阙，依约蓬丘”，一个神仙居住的地方；苏州不仅美如仙境，而且比全国其他的地方都富饶，“万井千闾富庶，雄压十三州”；城市经济繁荣、市民衣食饱暖的地方自然歌舞升平，“触处青娥画舸，红粉朱楼”，画船上的歌声飘荡在湖面，红粉青黛出入闹市高楼。
除了描写城市风貌，宋词中对城市生活细腻感触的描写，也让我们感觉到大国国民所具有的平实风范。有学者评价宋词“没有爆发的热情，但具有在流转的人生中经常被保持着的平静的激情”，其实，与其这样说宋词，不如说“在流转的人生中经常被保持着的平静的激情”是宋代文人的性格，在宋词中多有反映。宋词中多有在对闹市胜景喧哗后的静景的描述，如在白天观赏万人龙舟比赛、傍晚在静静庭院月色中欣赏杨花飘飘欲坠的感受，在一首词中动静变化背后读者看到的是让记忆淡淡地流淌——无论欢乐、无论静处的生活，任其在岁月中慢慢过去。这种亦动亦静的词读后使人感觉到宋人经受繁华热闹之余静观世事、从容恬淡的处世之道。身居闹市，繁华热闹亦可，闹中有静亦可，内在充实自觉，不为外物所动，这种收放自如、无激烈冲突的处世态度在宋词中多有体现，是宋代很多文人雅士所追求和向往的。
至于像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那一类词中所表现的超然、旷达，则早已被世人熟悉而喜爱有加。
自城市产生以来，通过它集中物质和文化的力量，不仅加速了人类生产活动的分化和发展，同样也加速了人类文化生活、娱乐生活的分化和发展。正是在城市，比农村更能创造和实现人类许多奢华的梦想。城市“黄金时代”指的是城市快速发展、城市数量大量产生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城市在推动经济发展、提高生活质量、改变社会结构中发挥着重大和深刻的作用。
世博会可以说是近代城市发展“黄金时代”的直接成果，世博会促进城市间经济技术文化的横向交流，引领时代发展潮流。1851年，伦敦举办了首届国际博览会，在为世博会专门修建的水晶宫里，集中展示了英国的工业实力，体现那个时代技术智慧的水晶宫以及各种大机器产品，不但令英国人为之群情激昂、倍感骄傲，也令踄山涉水、远渡重洋而来的世人赞叹和激动，从此，世博会作为一个常规，成为当代最先进人类文明成果展示、交流、学习的平台。
自从1851年伦敦世博会以后，每次世博会都是以体现当时时代进步和创新的某项技术内容为重点展示的主题，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与往次不同，是首次以城市为主题所召开的世博会。展示的是城市的历史文化特色、城市的地域特色、城市的生态特色、城市的低碳节能特色、城市的人性化管理、城市如何更宜居等等，使世人看到一次城市文明的洗礼。
1851年之前的100多年，正是英国发明蒸汽机、火车轮船的时代，那也是发展纺织机、煤矿深层钻探机、各种机器制造产品的年代，是英国推动世界来到机器生产时代以及铁路、航海运输的时代，那是西方的“黄金时代”。
但是，在距离1851年的早几百年前，中国不但有唐帝国称雄于世的盛世，而且就城市的发展而言，宋代是称雄于世的城市“黄金时代”，只不过那时还没有中、西方这样大规模交流的世博会，没有电视这样的媒体传播工具。从文字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
宋代城市发展处于当时时代横向比较中的高峰段，中国人那时在都城的生活质量不亚于今天生活在纽约、东京、巴黎的水平。
北宋都城东京当时有人口150万，欧洲当时最大城市不超过10万人，日本的京都20万人，大食的巴格达30万人，这都和当时的北宋都城东京相差甚远；伦敦直到16世纪以后，才拥有4万人口；11-13世纪，西欧城市的居民数量，一般是0.5万到1万人，而两宋年间，10世纪后期到12世纪初的中国，北宋都城东京、南宋都城临安都拥有超过百万的人口，属于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苏州、成都、鄂州、泉州等城市人口也达到40万之上；还有一批城市人口超过10万，如洛阳、北京、大名、江宁、潭州、福州、广州等；人口在1万至10万的城市，北宋不少于100个；人口在1万以下的城镇，总数大约3000个。
从城市建筑、人口、区域面积等自然特征来看，那些在宋代已具规模的大城市，今天被称为历史名城的城市，如北京、西安、洛阳、开封等，这些都市布局严谨、建造精巧，对世界城市发展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在中世纪，西安、开封、杭州曾先后排入世界最大的城市之列。
以北宋都城东京的经济、贸易看，它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是世界上具有印刷、火药、制船、航运、酿酒、丝绸、印染、瓷器烧制等一系列先进手工业的大都市。
在中国的纵向比较中，宋代城市发展也是一个转折点。
宋代是中国农业社会中从纯粹消费型城市到以手工业、服务业为主的生产型城市的转折点。中国历史发展到宋代，由于以前社会财富的积累，由于宋王朝采取与以往不同的“重商”“重文”等治国方略，使得中国城市无论是数量、质量都处于那个时代的领先地位，宋代有记载的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数量已达到12％，这个水平与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华民国”城市人口数量相当，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城市人口比重一直是10％左右。
在宋代，城市抛弃以往的封闭格局，实行开放的经济贸易政策，带来城市的大量产生和快速发展，也带来国力的空前强大，有研究称宋朝的国民生产总值是唐朝的2倍、元朝的14倍、明朝的3倍，城市产生的雄厚经济实力使宋代成为人们梦想实现的黄金时代。
因为经济贸易的发展和繁荣，从城市市民生活来看，在整个宋朝所统治的11、12世纪，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水平之高、生活质量之高，使生活在当时的人们充满自豪和骄傲，我们在宋词那些对元宵节等节日的描写和记叙中，不无这样的感受。
就宋词中对游园观湖、歌馆酒楼、大型系列节日庆典的记叙而言，宋代城市也是文化休闲、艺术创造的繁荣之地。
这样的城市数量、规模以及城市居民数量和质量，宋朝不仅超过了同时代的任何国家和地区，也超过了中国以前的所有朝代。
这样数量的城市，使得无数财富、智慧、享乐在城市中集中，通过商品、文化的交流和联系，又使这些财富、智慧、享乐在城市之间奔流。20世纪90年代，湖南出版社曾出版过李春棠的一本书《坊墙倒塌以后——宋代城市生活长卷》，对宋代如此数量庞大的城市产生的巨大影响，作者评价道：“宋代成千成千的大小城市，不再是一些沉寂的孤堡，它们通过商品与文化的纽带，联结着、奔竞着，像一只庞大的船队，遥遥领先地驰骋在人类历史的征途上。”
今天，我们正在直观地了解到宋代曾经有过的辉煌的城市发展史：从《清明上河图》中，从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展览中，从《大宋·东京梦华》的实景演出中，从电视对开封古城的宣传中。
那些辉煌不仅仅在于城市规模、城市数量、人口数量、商业的繁荣。
现在到河南嵩阳书院参观时，进入嵩阳书院大门前，导游小姐会说：我们即将参观宋代的“哈佛”。哈佛大学建于1636年，比美国作为独立国家的建立要早一个多世纪，包括奥巴马，哈佛已经出过8名美国总统，4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哈佛凭借其优秀的师生不只是享誉美国，也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一流大学。尽管嵩阳书院与哈佛对人类思想的贡献是不同类型的，但是宋代那时的城市是世界一流的，宋代的东京、临安当之无愧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都市，聚集全国顶级大师和优秀的读书人的嵩阳书院也就是那时的世界一流学府。
导游小姐说嵩阳书院是宋代的“哈佛”，并不过誉，是一句让人想起来意味深长的“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