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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主要内容：物质及其存在形态、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世界统一于物质。
导入：什么是世界观，什么是方法论，什么是哲学？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如何回答哲学的基本问题的？其重要意义是什么？
两个一般性的哲学问题：
一是何谓世界观、方法论、哲学？
世界观是人们在生活实践活动过程中形成的。人生活在世界上，需要对世界有一个总体的看法和把握，这就是人们的世界观问题。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方法论是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所遵循的根本方法的学说和理论体系。而哲学是则系统化和理论化的世界观，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它提供了对于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全面而深刻的思考。因此，要想树立起科学的世界观，应该学会哲学思考。
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关于世界、世界观、方法论、哲学的观点和思想十分丰富而深刻。
中华传统哲学文化是中华民族自立世界、生生不息的文化根基。如：屈原在《天问》中就对何谓“天”进行了深刻的追问，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像，何以识之？明明暗暗，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斡维焉系，天极焉加？八柱何当，东南何亏？九天之际，安放安属？隅隈多有，谁知其数？（屈原《天问》）《尸子》中有“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的概括。《墨经》云：宇或徙，说在长宇久。……行者必先近而后远。远近，修也；先后，久也”（《经说下》）。《管子》云：“宙合”，谓宙合宇也。灼然宙轮于宇，则宇中有宙，宙中有宇。春夏秋冬之旋转，即列于五方之旁。老子在《道德经》中写道：天地之间，其犹橐龠（冶铁时用以鼓风的大皮囊）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西汉思想家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基义》中说：天者，百神之君。西汉思想家杨雄说：阖天谓之宇，辟宇谓之宙（《太玄·玄
》）。东汉唯物主义思想家张衡说：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限（《灵宪》）。明清三大思想家之一王夫之说：上天下地曰宇，往古来今曰宙。虽然，莫为之郛郭也。惟有郛郭者，则旁有质而中无实，谓之空洞可矣，宇宙岂如此哉？宇宙者，积而成乎久大者也。二气
缊，知能不舍，故成乎久大。二气
缊而健顺章，诚也；知能不舍而变合禅，诚之者也。谓之空洞而以虚室触物为良知，可乎？（《思问录·内篇》）又说：宇宙者，积而成乎久大者也（《思问录·内篇》）。王夫之又提出：天地之可大，天地之可久也。久以持大，大以成久（《周易外传》）。
关于世界观、方法论，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的思想也十分丰富。
如：《尚书·洪范》篇中有“五行”（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的世界观、方法论。《易传·系辞下》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易经》就是“阴阳”、“八卦”（乾代表天，坤代表地，巽代表风，震代表雷，坎代表水，离代表火，艮代表山，兑代表泽）的世界观、方法论。《道德经》中所讲的“道经”、“德经”，是代表性世界观、方法论之一。孔子在《论语·阳货》中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表现了孔子“天命”的世界观。孟子在《孟子·离娄下》中说：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这是带有朴素唯物论的世界观思想。魏晋时期，何晏、王弼提出“贵无”论的世界观、方法论，裴
提出“崇有”论的世界观、方法论。在《不真空论》中，僧肇提出“非有非无”说的世界观、方法论。宋末元初思想家邓牧（世称“文行先生”）则认为：天地之外复有天地。天地，大也，其在虚空中不过一粟耳。……谓天地之外无复天地焉，岂通论耶？（《伯牙琴·超然观记》）等等。我们必须重视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着力挖掘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资源及其文化魅力，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关于“哲学”。
哲学（philosophy）一词源自古希腊文的动词philein （爱）和名词sophia （智慧），其义为“爱智之学”。希腊文“philein”即“爱”；“sophia”，音译为“索非娅”，意即“雅典娜”，指“希腊智慧女神”。首次使用汉语“哲学”一词始于 1873 年，日本学者西周在介绍西方哲学学说时，将philosophy（爱智之学）译为“哲学”。1896 年前后中国学者黄遵宪又将这一表述引入中国，并逐渐为中国学界所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尔雅·言音》云：哲，智也。因而，智慧之人亦称为“哲人”，即“哲人则智”的意谓。
二是何谓哲学的基本问题？
原因：从哲学上看，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归结起来无非是两大类现象，即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人类的一切活动归结起来无非两大类活动，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世界上的这两大类现象和人类的这两大类活动，都不能不涉及存在和思维、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这两者的关系问题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不能回避的最基本问题，同时也就必然成为哲学不能回避的哲学问题。
内容：恩格斯总结和概括了哲学发展特别是近代哲学发展的历史事实，第一次明确地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存在和思维的关系问题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思维与存在、意识和物质、精神和自然界，究竟谁是世界的本原，即物质和精神何者是第一性、何者是第二性的问题。这一方面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所谓唯物主义，是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物质，主张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意识是物质的反映。唯物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三种形态，即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或机械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谓唯心主义，是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精神，主张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物质是意识的产物。唯心主义的两种基本形态，即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其二，“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
这一问题是划分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标准。
意义：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是解决其他一切哲学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只有科学地解决存在和思维或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才能在实践中认识世界的本质，把握世界的联系、发展及其基本规律。
围绕“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中国古代思想家们进行了深刻系统的思考，如：义利关系、名实关系、形神关系、理欲关系等问题。
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孟子云：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万章上》）。墨子言：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墨子·贵义》），以名举实（《墨子·小取》）。韩非子言：循名实而定是非（《韩非子·奸劫弑臣》）。荀子云：制名以指实（《荀子·正名》）。东晋炼丹家葛洪说：形须神而立焉（《抱朴之·内篇·至理》）。南北朝时期著名唯物主义思想家、道家代表人物、杰出的无神论者范缜说：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刃；形之于用，犹刃之于利（《神灭论》）。魏晋隋唐时期的有无、形神之辩，宋元明清时期的理气、心物之辩等，都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思想。南宋著名哲学家、心学家陆九渊认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杂说》《象山先生全集》卷二十二）。王守仁主张“心外无理”说：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与王纯甫书二》）。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传习录》）。“知行合一”论，“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传习录》），等等。
总结：对于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关系等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充分表现出中华民族和先贤哲人的智慧，构成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的文化基因和精神财富，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推动着中华民族和思想家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实践。
世界是物质的世界，对物质的正确理解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世界本质和规律的前提。一切唯物主义哲学都是从这一前提出发，把物质范畴作为自己理论的基石。从古到今，唯物主义对物质概念的理解，经历了从素朴到科学、从片面到比较全面的认识过程。
1．旧唯物主义的物质观
旧唯物主义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的唯物主义，包括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
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从具体的物质形态出发说明世界，而不是用精神的因素去解释世界，具有合理性和进步性。但是，他们把物质等同于物质的具体形态，对世界物质性的理解和把握具有直观性和朴素性。
古代朴素唯物主义
如，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泰勒斯认为“水是万物的本原”的“水”本原说，赫拉克利特的“火”本原论思想。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天下一气、天人一气、天下一气皆元气等思想观点，具有丰富、深刻的朴素唯物论思想，以中国风格开启了世界物质性的哲学思考和文化智慧之旅。邹衍（战国时期阴阳家学派代表人物与五行学说代表人物，华夏族，战国末期齐国人）的“阴阳”、“五行”学说认为，万物是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元素构成的。“五行”在《洪范》中已被明确为水、火、木、金、土，而且被认为是首要之事。已将“五行”认定为构成万物的五种基质。在《左传》中也存在着“五行”，被认为是“地之五行”与“五材”、地之生殖密切相关。“五行”是关乎自然的呈现与持续运作。所谓“行”，郑玄注曰：“行者，顺天行气也。”而《尚书》提到的“五行”则具有一定的象征的意义。“行”所指称的无非是一种自然的“运行”，是依循着本身之为呈现所固有的一种规则而持续运动，是一种自然的作为。天命之降于禹，是因为禹因势利导以治水。所以，“行”者，动也。动，乃运动、变化之义。“行”，兼有“体、性、动”之义。“五行”含有“五行相生”和“五行相克”之义，表示生成化育。阴阳之谓易，阴阳之谓道，阴阳之谓生。
对于世界物质本原，管子说：天出其精，地出其形（《管子·内业》）。精也者，气之精者也（《管子·业内》）。《荀子·天论》说：形具而神生。董仲舒认为：唯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春秋繁露·重政》）。《易纬·乾凿度》云：太初者，气之始也。东汉思想家王符说：上古之世，太素之时，元气窈冥，未有形兆，万精合并，混而为一，莫制莫御。若斯久之，翻然自化，清浊分别，变成阴阳。阴阳有体，实生两仪。天地壹郁，万物化淳（《潜夫论·本训》）。东汉唯物论思想家王充认为：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精神依倚形体（《论衡·论死》）。人是形态与机能的统一。《太平经》指出：“人有一身，与精神常合并也。常合则吉，去则凶。”形神“常合即为一，可以长存也”。晋代葛洪认为：“形须神而立焉”，“形劳则神散……”（《抱朴之·内篇·至理》）范缜在《神灭论》认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刃；形之于用，犹刃之于利。东汉时期的今文经学家何休认为：变一为元，元者气也（《春秋公羊经传解诂·隐公元年》）。
柳宗元认为：庞昧革化，惟元气存（《天对》）。王廷相认为：天地之先，元气而已矣（《雅述上》）。刘禹锡在《天论》中说：空者，行之希微者也。为体也不妨乎物，而为用也恒资乎有，必依于物而后形焉。古所谓无形，盖无常形尔，必因物而后见尔。王安石主张：心生于气，气生于形（《礼乐论》），心之能思（《道德经注·第五十九章》）。
张载认为：太虚即气。虚空即气。由气化，有道之名。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正蒙·太和》）。理不在人皆在物。人本无心，因物为心（《张子语录》）。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正蒙·乾称》）。
王夫之说：言心、言性、言天、言理，倶必在气上说，若无气，则倶无也（《读四书大全说·孟子·尽心上》）。气外更无虚托孤立之理（《读四书大全说·孟子·告子上》）。气者，理之依也（《思问录·内篇》）。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周易外传·系辞上第十二章》）。
陈亮认为：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者也（《勉强行道大有功》）。叶适认为：物之所在，道则在焉（《习学记言》）。罗应钦说：理只是气之理（《困知记》）。王廷相说：理载于气，非能始气也（《慎言》）。理因时致宜，万事有万事之理（《雅述》）。方以智：气中有理（《物理小识》卷一）。
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或机械唯物主义
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或机械唯物主义，以近代科学为基础，把物质等同于物质结构层次——原子，虽然使唯物主义对物质概念的理解建立在自然科学发现的基础上，但却不理解哲学物质概念与自然科学关于具体的物质形态和物质结构的概念之间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既经不起自然科学进一步发展的检验，也经不起唯心主义的进攻。
中国近代机械唯物主义代表主要是严复，资产阶级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资产阶级革命派章太炎、孙中山等。
2.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
马克思批判了旧唯物主义对物质世界直观、消极的理解，强调了从能动的实践出发去把握客观世界的意义，为唯物主义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恩格斯总结了 19 世纪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成果，对物质概念作了初步概括：“物、物质无非是各种物的总和，而这个概念就是从这一总和中抽象出来的。”这就是说，物质这个名词是一种简称，“我们就用这种简称把感官可感知的许多不同的事物依照其共同的属性概括起来”。
恩格斯的这个论述，明确指出了哲学物质概念与自然科学关于具体的物质形态和物质结构的概念之间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为制定和把握哲学物质概念指明了方向。
20 世纪初，列宁总结了哲学上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以及自然科学的新成就，把哲学的物质范畴与自然科学的物质结构学说明确区别开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第一次对哲学物质概念作了科学的规定，从而确立起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
列宁指出：“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
列宁是从物质与意识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上来把握物质的。这一定义继承和汲取了以往唯物主义理解物质存在和物质概念的合理内容，把唯物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范畴从客观存在着的物质世界中抽象出了万事万物的共同特性，即客观实在性。根据这一规定，物质就是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而存在并能为人类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存在，物质范畴则是对一切客观存在的共同本质的抽象和概括，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范畴理论具有丰富而深刻的理论意义。
第一，坚持了唯物主义一元论，同唯心主义一元论和二元论划清了界限。从物质和意识的对立统一关系中去把握物质、规定物质，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世界本质的观点的根本特点。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指明了物质对于意识的独立性、根源性，意识对于物质的依赖性、派生性。
第二，坚持了能动的反映论和可知论，批判了不可知论。物质这一客观存在是可以认识。由于科学技术条件的限制，目前人类还有很多事物和现象未被人类所认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可认识。事实上未知世界与已知世界都是客观存在的，它们的存在都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随着实践和科学的发展，未知世界迟早会为人们所认识。因此，我们说世界上只存在未认识的东西，不存在不可认识的东西。
第三，体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克服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缺陷。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主张客观实在性是一切物质的共性，这既肯定了哲学物质范畴同自然科学物质结构理论的联系，又把它们区别开来，从而克服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缺陷。从个性中看到共性，从相对中找到绝对，从暂时中发现永恒，这是马克思主义物质观体现的唯物辩证法。
第四，体现了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统一，为彻底的唯物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揭示了自然和社会的物质性，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统一的说明自然过程和历史过程的唯物主义原则，从而实现了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
世界是在时间和空间中按照其固有的规律永恒变化和发展着的物质世界。要正确地认识和把握我们周围的世界，还必须进一步把握物质的根本属性和存在形式。
1．物质的根本属性是运动
什么是运动？
恩格斯说：“运动，就它被理解为存在方式，被理解为物质的固有属性这一最一般的意义来说，囊括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从单纯的位置变动起直到思维。”
运动是标志一切事物和现象的变化及其过程的哲学范畴。物质和运动是不可分割的。一方面，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根本属性、固有属性，物质是运动着的物质，脱离运动的物质是不存在的。设想不运动的物质，将导致形而上学。另一方面，物质是一切运动变化和发展过程的实在基础和承担者，世界上没有离开物质的运动。任何形式的运动，都有它的物质主体。设想无物质的运动，将导致唯心主义。
绝对运动与相对静止。
物质世界的运动是绝对的，而物质在运动过程中又有某种暂时的静止。相对静止是物质运动在一定条件下的稳定状态，包括空间位置和根本性质暂时未变这样两种运动的特殊状态。运动的绝对性体现了物质运动的变动性、无条件性，静止的相对性体现了物质运动的稳定性、有条件性。运动和静止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包含，“动中有静、静中有动”。无条件的绝对运动和有条件的相对静止构成了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只有把握了运动和静止的辩证关系，才能正确理解物质世界及其运动形式的多样性，才能理解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可能性。
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蕴含着丰富深刻运动、变化思想。
如，“动静互涵，变常不二”，就表现着中国古代哲贤对“变易”、“变化”等宇宙现象的理解和诠释。《诗经》云：天命靡常。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周易·系辞上》）。天地
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周易·系辞下》）。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为道也屡迁（《系辞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通者，趋时者也（《周易·系辞下》）。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周易·系辞上》）。
再如，孔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荀子·天论》说：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阴阳大化。《荀子·礼论》说：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管子·形势》言：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一也。等等。
又如，北宋思想家周敦颐认为：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太极图说》）。南宋理学家朱熹说：能常而后能变。能常而不已，所以能变；及其变也，常亦只在其中（《朱子语类》卷七十二）。宋明时期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夫之认为：太虚本动。静即含动，动不舍静（《思问录·外篇》）。动静互涵，以为万变之宗（《周易外传·震》）。静者静动，非不动也（《思问录·内篇》）。常为一，变为万。常一而变万，变万而常未改一。变而不失其常，常亦在变之中（《周易外传》）。
明代唯物主义“气学”派思想家罗钦顺认为：盖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本一也，而一动一静，一往一来，一阖一辟，一升一降，循环无已，积微而著，由著复微。为四时之温凉寒暑，为万物之生长收藏，为斯民之日用彝论，为人事之成败得失，千条万绪……而卒不可乱，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谓理也（《困知记》卷上）。即是说，每个物体虽然是相对独立的，但彼此之间并非互不相关。天地万物之间充满着弥散状态的气，这些气就是物体之间相互联系与作用的中介和载体。《黄帝内经》中说：“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这就是天人合一或称天人相应理论，它也是中华古代哲学的重要内容，它主张人与天地万物是同根一体的，其中任何一部分受损，都会使其他部分和整体受损。
违背运动与静止的辩证关系：守株待兔、刻舟求剑的寓言故事。
2．时间和空间是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
时间是指物质运动的持续性、顺序性，特点是一维性，即一去不复返，具有不可逆性。空间是指物质运动的广延性、伸张性，特点是三维性。物质运动总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进行的，没有离开物质运动的“纯粹”时间和空间，也没有离开时间和空间的物质运动。具体物质形态的时空是有限的，而整个物质世界的时空是无限的；物质运动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是绝对的，物质运动时间和空间的具体特性是相对的。
物质、运动、时间、空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中国传统哲学文化里富蕴“生生不息、气化之道”的思想。
如，《易传》中载有：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即“四时”。《老子》第五章写道：虚而不屈，动而愈出。魏晋时期玄学家王弼认为，河上公：天地之间空虚，和气流行，故万物自生（《老子注》）。《庄子》有：天气不合，地气郁节，六气不调，四时不节（《在宥》）。《列子·汤问篇》云：物之终始，初无极已。上下四方，无极无尽。含万物者，亦如含天地。含万物也故不穷，含天地也故无极，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管子·业内》言：大之无外，小之无内。《管子·宙合》中说：“宙合之意，上通于天之上，下泉于地之下，外出于四海之外，合络天地，以为一裹。散之至于无间，不可名而山。是大之无外，小之无内，故曰有橐天地。”《管子》又言：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乘马》）。《左传·昭公元年》中说：天有“六气”，即“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
又如，北宋思想家张载认为：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正蒙·太和》），又说：生生犹言进进也（《横渠易说·系辞上》）。明代哲学家王廷相认为：有虚即有气，虚不离气，气不离虚（《慎言·道体》）。明清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王夫之认为：虚涵气，气充虚。气在空中，空无非气，通一而无二者也（《张子正蒙注·太和篇》）。
物质世界在漫长的演进中，按其自身的规律不断地自发演化，展现出发展的多样性。而人类的产生使自然界的演化发生了新的飞跃，世界从此有了自然与社会的区别。这种飞跃和区别归根到底是人通过实践完成的。
从实践出发理解社会生活的本质，要把握以下两个大的方面：
一方面，实践是使物质世界分化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历史前提，又是使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统一起来的现实基础。
物质世界被区分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两大领域。自然界又被分化为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自然界与人类社会都具有客观实在性，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通过劳动，人类具有了自己实践的存在方式。马克思指出：“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实践使人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后，在总体上更深刻、更全面地依赖于自然和社会的物质运动规律。如果离开了社会实践，抽去社会性这一环节，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变成了动物与自然的关系。只有通过劳动实践才可能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和谐统一。如果人类不保持自身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就会危及自身的生存发展。
另一方面，实践是人类社会的基础，是理解和解释一切社会现象的钥匙。
马克思主义确认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也就是把社会生活“当做实践去理解”。社会生活是对人们各种社会活动的总称。社会生活的实践性主要体现在：第一，实践是社会关系形成的基础。实践以浓缩的形式包含着全部社会关系，成为社会关系的发源地。第二，实践形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人们通过实践活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和改造人自身，形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即社会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领域。在整个社会生活过程中，物质生产实践具有基础和决定作用。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第三，实践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动力。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首先是通过物质生产，所以说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当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社会基本矛盾集中地表现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就成为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有阶级斗争就可能暴发社会革命，社会革命和改革是推动社会变迁和进步的重要力量；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杠杆。
联系现实
当今世界出现的生态失衡、环境、人口、资源等全球危机问题，并不单纯是自然系统内平衡关系的严重破缺，实际也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失衡。恩格斯早就提出了自然界“对人进行报复”以及“人类同自然的和解”问题。马克思也认为，应当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实践的规律与人类不断自觉遵循物质世界的规律是一致的。正确的实践观点是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关键。随着人类改造自然和拓展和深化，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重要性。“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在当代中国，建设生态文明，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深刻变革，“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践观
中华民族在生活实践中，就对“自己的存在方式”、“生活方式”进行了思考。如在《击壤歌》中就载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韩非说：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墨子说：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
如，王安石创立的荆公新学主张。新学的性质属于北宋时期开始兴起的治国学派，他对传统章句训诂之学的否定，对孟子其人其书的推崇，对道德义理的提倡，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对性命、情欲、义利等问题的探究。
如，陈亮、叶适创立的事功之学。中国南宋时期反对理学谈论心性而强调事功的学说。浙江永嘉的叶适和永康的陈亮为事功之学的代表人物。当时的陈傅良（1137—1203）把陈亮的思想归结为：“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视事业的成功为言论的标准。叶也同样重视事功，主张“务实而不务虚”。陈亮、叶适的事功之学对于批判当时朱熹、陆九渊的唯心主义哲学有一定意义，对以后颜元以至近代魏源提倡的“实事”、“实功”和认识论上的“及之而后知”的唯物主义思想也有积极影响。
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的“生命之学”思想
“生”、“生生之谓易”，是《周易·系辞》中的一个核心概念。“生生”也者，乃生命繁衍，孳育不绝之谓也。学者认为，“生生”二字，前面的“生”表示大化流行中的生命本体，后面的“生”为生命本体的本能、功用与趋向。功能与趋向不能脱离生命本体，而本体若是剔除功能与趋向，亦无生命可言，二者相辅相成，深刻地揭示了生命的本质。“生生”，“相克相生”之意。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周易》乃生命之学。
《系辞》有言：“天地之大德曰生”；“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这个“德”集中体现在合、和二字上。合、和的外在表现，是孔子所言“仁者爱人”。清代学者戴震认为：“仁者，生生之德也。”在天覆地载之中，体现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一体之仁，反映出我国古代先民敬天重德、仁慈博爱的思想精神。它是覆盖于整个社会、自然与人生的，特别是反映在自然观和生态伦理方面。具体地体现为：
一是顺。《易传·说卦》指出，“昔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顺应人性、天命的规律），“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顺应天道人德，适合事物义理）。《革卦》彖曰：“顺乎天而应乎人。”这里的“顺”，有顺应自然、顺乎天理、遵循规律之意。这是以天人合德为核心理念的生态伦理最基本的内容之一。
二是节。六十四卦中第六十卦为《节卦》，专门阐明适当节制的道理。卦辞：“节，亨。”（节制，亨通顺利）就此，彖辞解释说：“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爻辞《六三》：“不节若，则嗟若”（不能自我节制，必然会忧伤嗟叹）。爻辞《六四》：“安节，亨。”（心安理得地节制，亨通顺利）《周易》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凡事要有节制（包括节俭、节约、节欲），不可过度开发，肆意掠夺，无限制地向自然索取；不可挥霍无度，暴殄天物。这也是中国古代生态伦理的一个重要原则。
三是谦。《周易》第十五卦是《谦卦》。卦辞：“谦，亨。君子有终。”彖辞的解释是：“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爻辞《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
“生生之谓易”，一要生存，二要发展。这里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才能做到生生不息，永葆生机。《坤卦》文言有“天地变化，草木蕃”之说。已故著名哲学家张岱年教授指出，作为“天下之大德”，生的本意是创造。承认“生生之谓易”，就是把世界和人生都看作不断创新的过程。只有不断变化、不断创新，才能永葆生机。
实践活动不但形成了社会存在，而且还创造了地球上“美丽的花朵”——意识，使世界二重化为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
意识是人脑的机能和属性，是客观世界的主观映象。
如，《孟子·告子上》：“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心：古人以为心是思维器官，所以把思想的器官、感情等都说做心，现指脑筋；官：官能，作用。脑筋的官能就是思维。
物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表现在意识的起源、本质和作用上。
从意识的起源来看，意识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又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社会实践特别是劳动在意识的产生和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从意识的本质来看，意识是特殊的物质——人脑的机能和属性，是客观世界的主观映象，意识在内容上是客观的，在形式上是主观的，是客观世界和主观形式的统一。意识是物质的产物，但又不是物质本身。马克思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这表明，物质决定意识，意识依赖于物质并反作用于物质。
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也就是意识的能动作用，即人特有的积极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和活动。主要表现在：
第一，意识活动具有目的性和计划性。
第二，意识活动具有创造性。
第三，意识具有指导实践改造客观世界的作用。正如列宁所说：“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
第四，意识具有指导、控制人的行为和生理活动的作用。
中国古代哲贤关于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关系问题的基本观点。
如，《荀子·天论》：形具而神生。东汉葛洪在《抱朴之·内篇·至理》中主张：形须神而立焉。王充在《论衡·论死》认为：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精神依倚形体。范缜在《神灭论》中认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刃；形之于用，犹刃之于利。王安石说：心生于气，气生于形。（《礼乐论》）张载认为：人本无心，因物为心。理不在人，皆在物。
“鲁侯养鸟”故事
出自《庄子·外篇·至乐》：昔者海鸟止于鲁郊，鲁侯御而觞之于庙。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鸟乃眩视忧悲，不敢食一脔，不敢饮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鲁侯养鸟是则寓言，讽刺了那些不以正确的养鸟的方法养鸟，而用供养自己的方法养鸟的国君。向人们揭示了这样的道理：好的愿望必须符合事实，如果只有主观愿望而违背客观实际，好事便会变成坏事。
“揠苗助长”的故事
出自《孟子·公孙丑上》：云“宋人有悯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茫茫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此则寓言从反面生动地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遇事如果不从客观实际出发，只能是好心办坏事。
学生总结 ：
无论是“鲁侯养鸟”的故事，还是“揠苗助长”的寓言，都告诉人们这样一个朴素而又深刻的道理，这就是：必须正确处理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关系，否则，就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达不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
正确认识和把握物质的决定作用和意识的反作用，必须处理好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关系。
首先，尊重客观规律是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前提。人们只有在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才能达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人们能够创造历史，但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
其次，只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正确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实践是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统一的基础。唯心主义历史观把人们的思想动机看作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显然是错误的。
人们要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从实际出发，努力认识和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只有从客观实际出发，充分反映客观规律才能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第二，实践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基本途径。人的意识是一种精神的力量，只有通过人的感性物质活动——实践才能实现人的能动性。第三，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还依赖于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物质手段。“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现实的原材料，人的意识再“巧”也创造不出物质的东西来。
同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辩证统一原理相关联的另一个问题，是社会历史趋向与主体选择的关系。
社会历史趋向讲的是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和必然性。主体选择讲的是历史主体在社会发展中的能动性和选择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规定了人们活动要受规律性的制约，主体选择又体现出人的多种可能性选择，两者同样是辩证统一的。社会生活未来发展的多种可能性是主体选择的客观前提，主体的利益和需要时选择的内在根据。选择的方向、目标和方式是否正确，只能由实践来检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强调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是为了实现主体的正确选择。而主体选择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关键在于主体选择必须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和人民的愿望。
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关于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关系的思想
如，《诗》云“有物有则”。“则”即具有“规则、规律”的意思。《黄帝内经》载曰：阴阳者，血气之男女也；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阴阳应象大论》）。《易传》有：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动静有常（《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周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阖一辟谓之变（《周易·系辞下》）。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周易·系辞下》）。
《论语·季氏》中“畏天命”的思想。《孟子·万章上》：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荀子·天论》：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明与天人之分。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制天命而用之。《荀子·解蔽》：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荀子·正名》：“化”，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有化而无别，谓之一实。《韩非子·大体》：不逆天理。因自然。《管子》：道在天地之间，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心术上》）。《管子》：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一也（《形势》）。
张载认为：动必有机。动非自外（《正蒙·参两》）。朱熹认为：能常而后能变。能常而不已，所以能变；及其变也，常亦只在其中（《朱子语类》卷七十二）。北宋时期科学家哲学家沈括认为：阴阳相错而生变化；阴阳合德，化生万物者也（《梦溪笔谈》）。
再如，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之一王夫之（还有顾炎武和黄宗羲）认为：常为一，变为万。常一而变万，变万而常未改一。变而不失其常，常亦在变之中（《周易外传》）。气化者，气之化也。阴阳具于太虚
缊之中，其一阴一阳，或动或静，相与摩荡，乘其时位以著其功能，五行万物之融结流止，飞潜动植，各自成其条理而不妄……皆循此以为当然之则，于此而言之则谓之道（《张子正蒙注·太和篇》）。天地之气，虽聚散攻取百涂（途），然其为理也，顺而不妄（《正蒙·太和》）。生有先后，所以为天序；小大高下，相并而相形焉，是谓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正蒙·动物》）。气外更无虚托孤立之理（《读四书大全说·孟子·告子上》）。气者，理之依也（《思问录·内篇》）。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周易外传·系辞上第十二章》）。
世界的统一性问题，是回答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有没有统一性，即有没有共同的本质或本原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物质，不仅自然界是物质的，人类社会也具有物质性，世界的真正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
世界的物质统一性首先体现在，意识统一于物质。物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表现在意识的起源、本质和作用上。世界在本质上是物质的，意识统一于物质。在统一的物质世界之外不存在上帝或诸神创造世界的活动。
世界的物质统一性还体现在，人类社会也统一于物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旧唯物主义都是“半截子”唯物主义。它们在自然观上是唯物主义，一到社会历史领域，就陷入了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实践的客观实在性，认为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正确解决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从而使得社会历史现象得到了唯物主义的解释。
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有着十分重大的哲学意义。
首先，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是与唯心论、宗教神学根本对立的，是与二元论对立的，是与科学的实践观相统一的，它对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十分重大的指导意义。其次，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唯物主义一元论的根本要求，是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在现实生活和实际工作中的生动体现，是我们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想问题、办事情的根本立足点。目前，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同时，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现阶段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现实出发点。
中国传统哲学文化蕴含着丰富深刻的世界物质统一性思想
如，《易纬·乾凿度》：太初者，气之始也。《易传》：精气为物。《礼记·礼运》：人之“气”，五行之秀气。《礼记》：有血气心知之性。庄子：一，物得之以生（《庄子·天地》）。万物一也（《知北游》）。人之生，气之聚也；聚之则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圣人故贵一（《知北游》）。
管子曰：精也者，气之精者也。化不易气（《管子·业内》）。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枢言》）。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业内》）。气道乃生，生乃思，思乃和（《业内》）。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是故民气，杲乎如登于天，杳乎如入于渊，淖乎如在于海，卒乎如在于己。是故此气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声，而可迎以音。敬守勿失，是谓成德，德成而智出，万物果得（《管子·业内》）。
如，东汉晚期思想巨擘何休说：变一为元，元者气也（《春秋公羊经传解诂·隐公元年》）。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王充说：夫人所以生者，阴阳气也。阴气主为骨肉，阳气主为精神。（《论衡·订鬼》）人未生，无所知；其死，归无知之本，何能有知乎？……形须气而成，气须形而知。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论死》）
叶适认为，物是天地间的普遍存在。他说：夫形于天地之间者，物也；皆一而有不同者，物之情也；因其不同而听之，不失其所以一者，物之理也；坚凝纷错，逃遁谲伏，无不释然而解，油然而遇者，由其理之不可乱也（《诗》，《水心别集》卷五）。这就是说，物作为天地间的普遍存在，有其统一性（“一”）；而物的具体存在形式、形态（“物之情”）又各有其特殊性和多样性（“不同”）；物是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统一。物之具体表现，如“
缊芒昧，将形将生，阴阳晦明，风雨霜露，或始或卒，山川草木，形著懋长，高飞之翼，蛰居之虫，若夫四时之至，声气之感触，华实荣耀，消落枯槁”（《诗》，《水心别集》卷五），是多种多样，形态各异的；但它们所以能够统一，有其内在根据，这就是“物之理”；“理”就是物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结合而不至混乱的内在条理性和规律性；所以，“理”是存在于物之中的，是离不开物的，“理”不是在物之外、高居于其上而与之相对立的独立存在。这样来解释“物”与“理”的关系，就合乎二者的本来面目，而与道学、心学根本不同了。
再如，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等寓言故事也说明了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性的道理，否则就会闹出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