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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 7 月 7 日夜，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以军事演习为名，突然向当地中国驻军第 29 军发起进攻，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的形势发生了质的变化。在民族危机、国家存亡之时，卢沟桥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通电，向全国人民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抵抗日寇侵略。中共鄞县党组织 1932 年被国民党政府镇压破坏，与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运动。在鄞东南小学校教书与乡公所工作、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同从国民党监狱中释放出来回到鄞县故乡休养的共产党员朱镜我进行联系，研究决定重建党组织。9 月，成立中共宁波临时特别支部，书记朱镜我。他亲自到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找到党组织，10 月，经上级党组织批准，成立中共浙东临时特别委员会（简称“浙东临特”）。至此，鄞县的抗日救亡运动有了党的核心领导。
中共浙东临时特委委员都是经过革命考验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高，有丰富的公开的、隐蔽的斗争和军事斗争的经验。他们深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只能发动人民用军事手段开展斗争，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积极开展宣传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国共合作宣言》，动员青年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和爱国军队，奔赴前线和敌后组建抗日游击队进行游击战斗。
中共浙东临特对抗日战争和鄞县的政治形势进行了分析，日军 30万沿平绥、平汉、津浦三条铁路向华北地区扩大进攻，为了求得“速战速决”，8 月 13 日，又把战火扩大到上海，威逼宁波。8 月 27 日，在宁波上空投弹 2 枚，炸毁民房。9 月 20 日，日舰在镇海洋面炮击镇海要塞。宁波的政治仍受国民党鄞县县党部严密限制与监视。军警受蒋介石同乡、亲信俞济时、俞济民兄弟控制。但国民党鄞县县长陈宝麟属国民党中间派，具有爱国心，主张积极抗日。浙东临特书记朱镜我，根据党中央 1937 年 7 月 15 日关于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扩大救亡运动给各地党部的指示，提出：从开展群众运动中去壮大党的组织，要从壮大党的领导力量中去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在两党统战局面已经形成以后，我们对国民党的反动性虽仍须警惕，但在我党救国十大纲领范围内，应尽量争取合法化、公开化，不应保持“完全隐蔽”的方式。在扩大党的外围组织，在抗日团体“生活剧团”扩大流动宣传地区外，更要突出在此基础上转变为抗日武装性质的组织。浙东临特认为鲍浙潮同志（时任鸣凤乡乡公所事务员）工作上与国民党县长陈宝麟有联系，决定由鲍浙潮去做陈宝麟统战工作，谈判成立抗日团体，争取合法化。
鲍浙潮向陈宝麟谈了鸣凤乡的抗日救亡宣传情况和“八一三”日军进犯上海、日舰炮击镇海、日机轰炸宁波城区和今后抗日战争发展的趋势，问陈宝麟面对这样的形势有什么考虑。他接着向陈宝麟提出：我们是否组织一支游击队，敌人来了同它打游击。陈宝麟接受了鲍浙潮的建议。经过进一步协商，决定游击队取名“飞鹰团”，陈宝麟任团长，鲍浙潮任副团长，鲍推荐竺扬任联络股长，鄞县县政府政训队督察任军事教官，朱镜我（浙东临特书记）任政治教官，并举办“飞鹰团游击干部训练班”。国民党鄞县县党部对办飞鹰团采取默认态度，要求领导权掌握在国民党手里。
11 月，“飞鹰团”游击干部训练班在鄞西洞桥天王寺举办，参加训练的有 80 人左右，以“生活剧团”成员为基础，还有失去关系的宁波各县共产党员、爱国青年，也有国民党党员等人。茅洋山垦荒团派崔生财带领 10 个团员来参加学习游击战争。训练的武器是由县政府发下来的，数量不多，训练时给学生使用，伙食由县政府供给。军时训练课有游击战、打枪、夜行军及演习等。政治课有：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社会科学。训练班结束，团员都分散回乡发动组织民众进行抗日救亡运动。飞鹰团团部设在城区鼓楼，周镐、竺扬等在团部主持工作，工作人员用飞鹰团名义到鄞县各乡做联络工作。
在“浙东临特”与县长陈宝麟做统战工作，成立飞鹰团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同时，在鄞西樟村，由共产党员崔晓立与爱国民主人士应斐章发起成立了“茅洋山垦荒团”，准备鄞县沦陷之后，建立以茅洋山为中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应斐章，鄞县章水镇蜜岩村人，父亲是一个清寒秀才，以教书为生，富有民主思想，曾参加辛亥革命和宁波光复运动。斐章从小勤奋好学，受家庭教育和鲁迅思想熏陶，养成了光明磊落、勇于进取、热爱祖国、敢与反动黑暗势力做斗争的思想品质。他在第四师范读书时参加五四运动等声援运动。“七七”事变时，应斐章在宁波翰香小学任教，由于宁波城区屡遭敌机轰炸，翰香小学为了安全，迁到樟村药皇殿。他与附近启明、勉行、蜜岩等几所小学的教员组织学习会，座谈时事形势，发动教师向当地村民宣传抗日救国，深得社会各界的拥护，信望极高，使翰香小学成为当地的抗日宣传中心。
崔晓立，鄞县章水镇崔岙村人。宁波师范讲习所毕业，1924 年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系，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1925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 年初，前往苏联中山大学学习，1928 年春从苏联回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回国后先后在上海、杭州从事工人运动和党的秘密工作，12 月，不幸被国民党逮捕关入杭州陆军监狱。1936年春，刑满释放，从事马列主义经济理论翻译和著作。“八一三”淞沪战争发生，从上海回到故乡，从事抗日救国运动。他与挚友应斐章讨论长期抗日计划，根据毛泽东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思想和抗战形势及宁波地理环境，认为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沿海平原富饶地区将被日寇占领，樟村地形险要，四面环山，利于建立游击战争根据地。但樟村农业生产主要是贝母和蚕桑等经济特产，而且地少山多，粮食靠平原供应，建立根据地要解决缺少粮食问题。经过讨论，决定建立以茅洋山为中心的四明山敌后抗日根据地。采取六条措施：
1.为坚持长期抗日，夺取最后胜利，开辟以茅洋山为中心的四明山根据地；
2.为克服敌人入侵后发生的各种困难，组织垦荒团兼自卫队，地点设在蜜岩茅洋山，定名为茅洋山垦荒团；
3.垦荒团团员既要受初级军事训练，又要参加劳动生产，学会边生产边打仗的本领；
4.垦荒团会同乡公所，呈请县政府免抽垦荒团团员的壮丁；
5.开办费采取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共同筹措解决；
6.参加垦荒团由个人志愿报名，经审查批准，发给证书和臂章。
在樟村召开民众大会，由应斐章作建立垦荒团的说明和建团方案。他说，为了抗日的最后胜利，为了保国保家，向荒山进军，向荒山要粮。号召大家支持建立垦荒团，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希望青壮年积极参加垦荒团。他的讲话得到参加会议民众的热烈拥护。民众听了参加垦荒团可免征壮丁（征兵），格外积极，青年蜂拥而来报名。很快报名达 200 多人。经过上山踏看荒山，建造简易住房，筹集开办经费，开会动员编队等一系列准备工作。12 月间由应斐章率领全体团员携带工具和衣被上茅洋山，一边垦荒，建造梯田梯地，一边进行军事训练。
垦荒团每周两次军事训练，学习军事基本知识和游击战争战术，有 10 支步枪、2 支短枪，还进行实弹练习。开垦荒山整地面积共有200 多亩，种植玉米、番薯、洋芋艿等。耕种季节团员集中上山生产劳动，播种结束，留有经验的五六个团员在山上管理，收获农产品，按股分红，对经济困难的团员多照顾一点。平时团员下山，编成小组，每组10 人，轮流值班巡逻，维持治安，防奸防盗，禁止赌博，劝解民间纠纷等。
飞鹰团和垦荒团建立起来，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团员精神饱满、朝气蓬勃地开展抗日宣传，开荒整地，学政策、学军事、实弹演习，开垦巡逻、防奸防盗，搞得轰轰烈烈，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但却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极大不满和强烈反对。事情先在飞鹰团发生，发生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两团的实际领导权都在共产党和爱国人士手里”。
“飞鹰团”游击干部训练班结束，周镐、竺扬驻团部，留少数团员在团部工作，工作名义上受周镐指挥，实际是竺扬领导的，对此，周镐非常不满。国民党鄞县县党部从飞鹰团游击干部训练班结束几个月抗日运动的情况看出，飞鹰团领导权没有掌握在国民党派去的人手里，共产党在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就发动坏人对飞鹰团进行攻击和破坏，到鼓楼团部贴反动标语：飞鹰团受出狱的共党分子操纵，高喊打倒“飞鹰团”反动口号。国民党鄞县县党部对陈宝麟施加强大压力，指责陈宝麟有意“怂恿异党”，强令解散，策动特务破坏，陈宝麟在国民党的强大压力下：一、不愿意再当飞鹰团团长；二、停止供给飞鹰团经费；三、将周镐等撤出飞鹰团。这表明事实上宣布解散“飞鹰团”。1938 年 3月，浙东临特看清了国民党的“反共”本质仍没有改变，为了党员和党组织的安全，决定将在“飞鹰团”工作的党员立即转入地下，分散隐蔽，鲍浙潮和竺扬转移到外地去领导恢复建立党组织，发动群众抗日。
对应斐章领导的茅洋山垦荒团，国民党鄞县县党部也同样非常恐惧惊慌。县党部、县教育科派特务跟踪监视，对应斐章指责攻击，扣上红帽子，上了黑名单，威胁迫害，强行驱逐，直至通缉；宣布参加垦荒团不能免抽壮丁等各种手段，千方百计把垦荒团搞垮。在国民党鄞县县党部政治高压下，崔晓立和应斐章离开鄞县樟村，垦荒团成了生产组织。
“飞鹰团”和“茅洋山垦荒团”建立先后不到半年，但它为鄞县沦陷后建立抗日武装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培养了一批骨干，积累了经验，打下了思想、组织基础。
一、进一步认清国民党的反共本质，特别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头子蒋介石的后院，蒋介石是绝不允许共产党存在的，更不允许共产党建立游击队。浙东临特决定与陈宝麟谈判建飞鹰团时已提出“国共虽然第二次合作，要提高警惕”。但是以共产党公开身份与国民党县长合作建立游击队组织，为时过早。摸索到了在国统区，特别是宁波地区对各界人士（包括国民党各派势力）进行统战工作，要区别对待。对国民党顽固派和中间派，应采取隐晦的方式进行，运用国民党政府抗日方面的政策，即宣传黄绍竑制定的《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把党的抗日主张、方针政策结合进去，进行工作，采用灰色隐蔽的方针，一般都取得成功，把党员分散到国民党和政府组织的抗日团体中，发挥骨干作用。
二、发展了新党员，恢复了一部分失去党组织关系党员的党籍，先后建立了各县、区的党组织，使宁波地区各县、在抗日战争中都有党的领导核心。
三、培养了一批党的工作人员和抗日武装骨干。
四、与一批爱国进步人士建立了统战关系。
五、经过抗日宣传，把群众发动起来，坚持长期抗日，为宁波沦陷后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初步的思想和组织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