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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国学”？古籍记载周朝设立“国学”，乃本指供王室贵族子弟学习的国家级学府。现代作为学术意义上的国学概念，是在近代随着中西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与“西学”概念相对峙而形成的概念，指我国本有之传统学术文化，即自古至今独有的中华文明智慧之精华。至于“国学”这个名称，学界认为源于前清光绪末年章太炎设立“国学讲习会”和刘师培设立“国学保存会”之名称，梁启超也曾筹办《国学报》。当时国人称“国学”，洋人则称“汉学”。早先也曾称“中学”（即指中国之学），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称“旧学”“国故”“国粹”等。
关于国学的范畴，百年来学术界也见仁见智，大致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界定。有学者主张大国学的理念，即大而广之指祖国从古至今的一切历史文化，包括思想学术、文学艺术、历史人物、典籍制度、语言风俗、数术方技、园林建筑、琴棋书画以及武术中医等等。如吴宓认为：“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邓实《国学讲习记》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国粹学报》第 19 期）又如胡适即认为：“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认为“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简称，乃指中国从古至今的一切历史文化。甚至有学者将概念外延更加泛化，扩大到诸如有关衣食的农桑学、治理水土的水利学、强身健体的气功学、器物制造的工艺学以及堪舆学（风水之学）、占梦学等等。
亦有学者持小国学的理念，如马一浮于 1938 年所言：“今楷定‘国学’者，既是‘六艺’之学”，即谓《诗》、《书》、《礼》、《乐》、《易》、《春秋》。”而折中的概念如学人曹聚仁《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所言：“国学者，中华民族以文字所表达之结晶思想”。商务印书馆刊行的《现代汉语词典》释义为：“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包括哲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学等”。《新华词典》释义为：“称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定义为研究中国传统的典籍、学术和文化的学问。
至于具体国学内容之分类，学者观点亦不一。如梁启超 1923 年为清华大学学生所列《国学入门书目》分为：一、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二、政治史及其他文献；三、韵文；四、小学及文法；五、随意涉览书类。李笠《国学用书摘要》分为五类：哲学部；史学部；文学部；小学部；类书辞典。他们或以现代舶来名词对应传统典籍之内容，名实略显不符；或杂以主观，偏而未全。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录》将国学解读为五大方面：一小学、二经学、三史学、四诸子、五文学。既沿用传统之概念，如“经学”“诸子”之名，又析出“小学”独立列类，认为“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国故论衡》），摒弃旧时“小学”为“经学”之附庸的观念；又单列“文学”一类。章氏的理念契合时代之趋势，适合现代学界专业研究以及学子读者的研习，最有道理。
对于太炎先生对国学五方面之解读，刘毓庆《国学概论》总结说：“从研究中国文化的角度来讲，这五类蕴含五个方面的意义：小学，这是开启中国文化之门的管钥；经学，这是中国人的道德精神与理想追求；史学，这是中国人的价值判断与道德坚持；诸子，我们也可以称作‘子学’，这是中国人的思想与生存智慧；文学，这是中国人的人生情怀与咏叹。”国学作为一整套知识学问体系，沉淀于历史的长河，而又升华于现代社会；既是延续传统的纽带，又是开创未来的阶梯；更是蕴涵着国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我们研习国学典籍，在历史的层面就是继承悠久的历史，在精神的层面就是传承祖国文明，在民族的层面就是增强民族凝聚力，在国家的层面就是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当今中华民族走向整体复兴，民族自信心大幅增强，在新世纪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在国际民族之林的地位不断提升，海峡两岸统一指日可待，文化软实力不断加强。中国文化进一步走向海外，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如雨后春笋在全球各地开设。国学正日益受到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广泛重视，在我国当代社会文化思想生活、对外传播以及外交外事诸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加强国学典籍教育，是弘扬中华文化、提升全民族人文素养的重要途径，具有重要国家战略意义。作为炎黄子孙，认同国学、重视国学、弘扬国学，关系到我们传承中国文明，实现国人文化自觉、文化认同和文化归属的重要任务，是义不容辞的职责、无上光荣的使命！章太炎曾疾呼：“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国学讲习会·序》）现代著名学者柳诒徵曾言：“国学之不知，未有可与言爱国者也。”（《中国文化史》）皆可谓语重心长，深刻表达了国学为立国之本、民族之魂的灼见，今日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书名曰“述”，其义有二：一曰，“述”者，遵循、传承也。《礼记·中庸》有言：“父作之，子述之”。本书志存传承国学典籍名篇之旨意，故于每编之首设有“概述”环节；又于每篇之首设有“叙题”环节。二曰，“述”者，编述也，排比资料、传述成说、纂集成编也。《论语·述而》有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书名冠以“述”，亦有彰显本书乃编纂国学传统典籍名篇之意，以便学子读者阅读，以应古人所谓“学乎上、得乎中”之效。
书名又曰“疏”，其义亦有二：一曰，“疏”，平声，梳理资料、整饬典籍也。二曰，“疏”，读作去声，疏通文义、注解字句也。故本书设有“注疏”部分，解释国学典籍字词文句之意义。
今日国学昌盛，但常见读本多以概论一类为多，而重在经典原著导读教育方面的书籍较少。朱自清《经典常谈·序》曾说：“‘概论’这名字容易教读者感到自己满足。‘概论’里好像什么都有了，再用不着别的了”；“阅读经典的好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可谓语重心长。我们理应倡导大家阅读、研习几千年来沁透人心、影响深远、世代流传的国学原创性典籍，将文字与思想智慧同时印入心田，而非仅翻阅一些国学知识介绍一类的小册子、只记忆一些定义和概念。本书即依章氏之国学分类遴选相关的典籍名篇，加以述导及注疏。这些国学典籍都是世代流传的原创性名篇，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最优秀、最具价值的典范性著作，是一架继承传统文化的牢固桥梁，是研究学问的绝好门径。它们既是一套中国传统学术及其研究的学问体系，同时也是一套中华民族经过时间淘漉和历史沉淀的中华传统人文价值系统，每位炎黄子孙皆应潜心研读，准确理解国学典籍本文之原义，此亦为本书撰写之鹄的。
“小学”三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为国学研习不可或缺之门径，是通向国学殿堂的路径，是打开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之门的管钥。而自刘歆《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直至《四库全书总目》，皆将小学列入儒家“六经”之附录附庸，唯孙星衍《祠堂书目》将小学类从经部独立分出。章太炎当年宣讲国学，最重视小学，曾明确讲道：“仆国学以《说文》、《尔雅》为根基。”将小学从四库经部中析出，列为国学五部分之一、之首，可谓独具慧眼。可是当今出版的大多国学书籍于小学领域论述很少，常常一笔带过，笔者深感此乃辜负了当年太炎先生之用意。故本书重视小学三门之典籍，分别选取其中重要篇章加以述疏。
张之洞曾言：“唐以前书宜多读，为其少空言耳。大约秦以上书一字千金。由汉至隋，往往见宝，与其过也，无亦存之；唐至北宋，去半留半；南宋迄明，择善而从”，主张“读书宜多读古书”（《书目答问》）。此说极具道理。故本书于经学、史学、诸子部分，大多选取先秦两汉之典籍。至于史学，乾嘉学人强调“四史”之重要。姚鼐说：“初学最急，莫如《史记》、两《汉书》、《三国志》。以后便当读《通鉴》。若《晋书》以下，可以从缓。”（《惜抱轩尺牍》）故本书史学典籍的编选，于“廿六史”之中仅选其前四史之篇章。
为适应当今社会青年读者之视野，亦应突破前贤之眼界。如小学之学问，有清一代乾嘉学人之成就可谓后者居上。张之洞在提倡阅读古书之同时，也大力主张读后出之书，认为“经学、小学书以国朝人为极”，实事求是地充分肯定了清代学术在经学以及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学术成就，即所谓“愈后出者愈要”。故本书小学典籍部分多选明清考据篇章。
又如文学典籍部分，清人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张之洞《书目答问》持旧时观念，排斥戏曲和小说，甚至不录东坡词、稼轩词一类，未能彰显古典文学之煌煌成就。章太炎《国学讲演录》和《国故论衡》乃突破经史子集之观念，独立“文学”一类，与经学、史学、诸子并列，理念可贵。但遗憾的是，皆只谈文章（古文、骈赋），而不说及唐诗宋词和明清戏剧小说。其《国学概论》中《国学之派别（三）——文学之派别》认为文学只分为“诗”“文”二项，对于整个中国文学史，只谈诗歌与散文，也不涉及词、小说和戏剧。此应为章氏于文学理念认识之瑕疵。故本书特遴选唐诗、宋词、元明清戏剧小说之代表作品，以供学子感受中国古典文学其中之情志与审美。
诸子典籍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抱朴子·外篇·百家》所言：“正经为道义之渊海，子书为增深川流”。但历来学术界对“诸子”之范畴，尚有诸子百家之“子”抑或经史子集之“子”之分辨，正如近代学者江瑔《读子卮言》所言：“分类之难，不难于经、史、集，而难于子。盖经史集三类颇有畛域，易于判别，若子类则无畛域可言，判别维艰，故古人或分或合，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在此，理应言及汤一介先生的学术理念。汤先生一生承继家学，研究儒学、玄学以及佛学，至乎融会贯通。晚年有关哲学文化的理念更为完善，撰文论证不同的文化思想应该通过交往与对话来取得共识，从而达到和而不同、殊途同归、术归一途之境界。2014 年 9 月，笔者于汤先生逝世后，前往燕园吊唁，口号七律一首，其中也提及汤先生对于中国文化兼容并蓄的理念：
大家门第饱群书，承父燕园辩释儒。
娓娓口传波罗蜜，时时手捻淡巴菰。
戏言文不过三代，严证术应归一途。
痛悼业师已驾鹤，令人涕下吾衣濡。（《甲午仲秋惊闻汤一介先生仙逝兼忆昔日燕园聆听先生授课》）
汤先生的祖父汤霖是清末进士，父亲汤用彤是近现代著名哲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汤先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曾开设“魏晋玄学与佛教”课程，课堂经常座无虚席。笔者印象深刻的是，他常常于课间点燃一支淡巴菰（借用我国早期对香烟的译名）解乏。汤先生晚年因为儿孙已定居海外，曾感叹研究国学的家风大概也传不过三代矣。汤先生对于各种学术流派的同一理念是完全符合国学传承的实际规律的。
汉代刘歆《七略》将兵书、术数、方技各为一略而与诸子略并列。明代胡应麟认为因当时这几类典籍数量繁富，故刘歆分别单列，其实“兵书、术数、方技皆子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章太炎也说这几类典籍“古来分，近来合，原没有什么不可”（《论诸子的大概》）。当代有学者体味原本刘歆理念之中这些典籍性质未尝相远，未尝不想列为一类，“殆亦由于部袟独多，单独分目为便”（张京华《〈汉书·艺文志〉“考镜源流”义例申论》）。因此，本书对于诸子典籍的选目持更为宽广开放的理念，选入了释家与兵家等典籍篇章。具体说明如下。
对于《论语》，《艺文志》列《论语》为“六艺略”，晚唐之后逐步列入十三经。《孟子》于《艺文志》即属“诸子略”，只是宋代以后列为十三经。而本书视《论语》和《孟子》皆为先秦诸子百家之列，故皆列为诸子典籍之中。
对于兵书，《艺文志》承袭《七略》列为“兵书略”，并非列为同级之“诸子略”。西晋荀勖《晋中经簿》分四部，于乙部即将兵书与诸子同录。兹后，从南朝梁阮孝绪《七录》《隋书·经籍志》等直至清《四库全书总目》，皆以兵书归为子部。故本书认同《孙子兵法》亦属先秦诸子百家思想著作，列为诸子典籍。
又对于佛家之学，荀勖《晋中经簿》将佛经单列为四部之外。阮孝绪《七录》将佛经作为“佛法”“仙道”类，列于“外篇”。《隋书·经籍志》亦列入“佛经部”，在经史子集四部之外。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佛教长期不受正统学术的欢迎。从《旧唐志》起，各类正史都不著录佛经，认为“颇乖名实”（《四库总目》语）。直至明代胡应麟将释梵列入诸子范畴，认为竺乾佛家之教义，于战国诸子思想中已悉备而吻合，道出中国文化内在的统摄性、生发性和包容性。清《四库全书总目》，始将“释家”列为“子部”之中，视为与诸子百家同等之学术思想，自有道理。于今看来，所谓“三教九流”皆理应得到当下学人之认真研读，佛教文化亦为国学之重要组成部分，在华夏大地早已深入人心，不可视为外来之思想。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就开列包括《坛经》等 22 种的佛学典籍。钱穆曾开列 7 部“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其中即列《六祖坛经》。故本书不拘于传统“诸子百家”所谓“子”之范畴，乃于诸子典籍部分，节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以窥佛教禅宗之一斑。
另外，《鬼谷子》不列于《艺文志·诸子略》中“纵横家”类，而《旧唐书·经籍志》列为“子部·纵横家类”。本书亦选入诸子典籍之中。
本书注疏乃综合历代前贤之笺疏，只于字词扼要解释，择其一种或数种解读而出注。朱熹有言：“汉儒注书，只注难晓处；不全注本文，其辞甚简。”（《朱子语类》卷 135）清代学人黄以周《示诸生书》说：“汉儒注书，循经立训，意达而止，于去取异同之故，不自深剖，令读者自领之，此引而不发之道也。至宋儒反复推究，语不赚详，已有异于汉注。今人著书，必胪列旧说，力为驳难，心中所有之意，尽写纸上，并有异于宋人。而好学深思之士，阅宋后书而惟恐卧，日夜读汉注而不知倦者，何也？譬如花盛放而姿色竭，一览无余；萼半函而生气饶，耐人静玩而有味也。”（《儆季杂著文钞》卷 4）本书注疏之宗旨，即遵循汉学之风范，义达而止。对典籍篇章之主旨和文义，阐明一家之言，同时亦不废他家之说，以存学术争鸣，以利于读者思考自明，庶几存古人所谓“述而不作”之体要。
本书力求体例完善，以便于读者掌握国学典籍体系。典籍原文以传统字体（所谓繁体字）印刷，以利于学子提高阅读古籍原著之能力。国学典籍各部分编首设有“概述”，略述该领域之学问知识。古者著述设“叙”，所谓“叙”者，乃撮其指要列于诗文篇首也。故本书每篇之首列有“叙题”，对该篇及其作者进行导读；然后再对典籍篇章正文进行疏解。每编之后附“知识答问”，以答问形式列举国学学问重点，对读者而言可有知识鸟瞰之效；又附“参考文献”，使读者对国学各领域古往今来的学术名著有整体了解，亦可依之检索相关书籍，进一步开拓对国学的研习，以补本书篇幅之不足。
言及国学典籍导读之类书籍，前有清人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张之洞《书目答问》、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等，或篇袟浩繁，或考据杂冗，或有篇目而无原文。本书亦可谓典籍述疏与开列参考书目兼而有之，为莘莘学子提供一部实用的篇幅和程度适宜的国学典籍读本。惟愿学子读者以此书为一舴艋小舟，航行至国学海洋之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