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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斐伏尔说：“有人选择其他梳理现代复杂世界的方式，比如文学、无意识或语言。我选择了空间，我的方法前后一贯，我全身心投入到这个概念之中，我要努力揭示其全部内涵。”对于列斐伏尔缘何开始研究空间问题，目前学界认为1968年革命的失败直接导致了列斐伏尔的空间转向。但是任何思想的形成都需要很长的酝酿时间，列斐伏尔的“空间转向”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而一定是一个不断趋近的过程，是在马克思主义、先锋派艺术实践与法国城市化进程等多种因素合力作用下发生的。
列斐伏尔的空间研究继承了马克思的批判传统，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研究资本主义城市和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揭示和批判了资本主义城市中的各种不平等现象的根源，将城市发展变迁中出现的空间问题都看成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基本矛盾的结果，开创了由政治经济学的层面研究城市空间问题的宏观研究范式。
他致力于寻求打破传统城市社会学对空间的分析观点的方法，率先把空间作为研究的实体性概念，论证空间的社会性，提出“空间生产”理论，开创了空间研究的新视野，开启了城市社会学空间研究的新视角和新范式，吸引了大批学者转向对城市空间的研究。有相当一部分论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有详细的阐述，具有很强的批判性，但他们并未明确提出城市“空间”的概念并对其研究。20世纪60、7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加速发展，城市化突飞猛进，在欧美国家，大量工业资本从已经城市化的老工业城市流向新兴工业化地区。这导致城市中心地区经济萧条、税收减少、居住环境恶化、就业机会减少、失业增加、人们的生活水平下降。西方城市的这些社会变化引起整个欧美社会运动频发、矛盾冲突不断。1968年，法国巴黎也发生了举世闻名的学生运动和工人罢工。列斐伏尔敏锐地察觉到了二战后资本主义城市变化的这些特点，认为传统城市社会学提出的城市通过竞争与演替而自动达致社会平衡的观点，无法解释欧美社会普遍出现的城市骚乱，城市社的发展并非向着日益整合、有序的方向前进，而是阶级冲突和种族不平等日益严重。因此他的关注点开始由乡村转向都市，并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观点解释城市问题。他将城市空间问题与矛盾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考察，将空间看作社会思考的基本范畴和认识世界的基本架构，形成了一套空间理论体系。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理论不同于以往的学者采用的宏观视角，构建一种静态地论证空间的存在、变化的体系。早期芝加哥学派认为空间是人类竞争作用的结果，空间本质上是均衡的。而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空间本质上是对立和冲突的，是阶级对立的，空间是再生产性的。他把关于城市的分析和讨论从芝加哥学派关心空间中的物质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从而将空间从一个背景性概念变成了一个实体性概念，成为当代城市社会学研究的新视角和新范式。他对空间社会性和空间生产的论述深刻影响了后世的空间思考和都市研究。
列斐伏尔在论证空间的生产时指出，空间是政治性的，是权力运作的基础，政治在空间生产与分配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政治的主要实施工具是公共政策。因此，要实现社会主义空间正义关键在于政府实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政策。空间生产批判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快速行进引起人们对空间的恐惧。空间恐惧促使列斐伏尔把研究对象对准空间生产过程。城市的学生游行等也促使他对城市问题进行研究。因此，空间生产理论正如其他的理论一般，有其产生的特定社会环境和孕育土壤。它不仅与资本主义的科技变革、经济发展有密切关系，而且也与资本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有密切关系。科技革命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资本增殖逻辑推动全球化运动不断展开，资本主义的城市化运动加速进行，这就是“空间生产”批判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与列斐伏尔思考的起点。
列斐伏尔借用结构主义符号学分析方法，对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空间的政治经济学现象作了批判。他声称，仅仅对空间作功能性的分析是不够的，必须对空间进行现象学研究。他沿袭了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方法，把空间建立在特定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之上。空间生产标志新的资本增殖手段的形成。商品拜物教凭借媒介技术的进步转换为象征意义的空间拜物教。空间生产的运行逻辑由空间中的物品转化为空间本身。资本的运作不仅在飞速进行，也在扩大自己的范围。也就是说，资本的增殖不仅依靠提高时间效率来实现，同时也依靠空间的扩展来完成。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批判伦理沿袭了社会批判伦理，揭开了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冰山一角。空间生产成为政治议题。马克思把生产界定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增长。社会主义空间就是要推动生产力发展。空间生产批判要发展马克思思想，“理论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马克思主义，现在的问题是要改变它”。空间生产批判伦理能够弥补马克思的不足。一直以来社会批判伦理缺乏对时空的关注，空间比时间更少受到关注。因此，必须重视对空间的考察。空间生产批判伦理是观察日常生活的重要视角。日常生活的一切都是空间生产的结果。空间生产将农村和城市、全球和区域、核心和边缘联合成一个整体。因此，建立空间批判伦理很有必要。列斐伏尔还开启了城市空间地理学。他将空间地理学方法融入马克思思想，补充了马克思的空间论述。列斐伏尔的空间批判伦理摆脱了马克思的教条，成为走进历史和现实深处的理论。空间生产批判伦理不是一种简单的对马克思思想的修补，而是完成了一种结构性的颠覆。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批判伦理展示了理性向现实的复归，并成为后现代空间批判伦理的思想源头。他追问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的合法性问题，揭示了当代发达工业生产关系运行的隐秘方式，使其理论具有强烈的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特征。他把后现代发达工业社会的生产模式概括为空间生产。他的批判偏激而有歧义，以激情撕下了时代丑陋的帷幕，从而引起了极大关注。他跨越了众多学科，既是现代性的社会批判家，又是后现代批判模式的开启者。他展开了对日常生活现象和意识形态的批判，从而呈现了一个空间异化的社会。他反对传统的批判模式，试图在描绘现实中表达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最后却陷入了虚无主义的泥潭。“列斐伏尔的批判理论不仅具有人道主义色彩，也具有无政府主义特质”。
列斐伏尔对消费社会的前景是悲观的，他的悲观源于对当代发达工业社会异化状况的失望。列斐伏尔的空间异化批判伦理有如下特点：其一，空间批判是对社会状况的内在批判；其二，空间批判具有空想社会主义的伦理向度，彰显了对真实生活情景的渴望；其三，空间批判把理论解释与现实变革联系起来。空间乌托邦要实现，必须借助现实的力量。他把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物化现实抽离为一幅以空间生产为核心的总体视觉图景，而物化和异化劳动关系也被虚化，表现为一个伪欲望引导的单向模式。尽管人们对于空间的虚幻性并非毫无觉察，但是人们始终没有勇气超脱现实的物欲，以致“乐不思蜀”。这是物化的新形式。通过对媒介信息和工具理性的批判，列斐伏尔将社会现象形态批判伦理推进了一大步。
列斐伏尔的空间批判伦理洞察了消费社会的空间异化现象，但在理论的思辨性方面有所欠缺。他既没有确定自己理论的适用范围，也没有重视主体的能动性。他对空间生产持完全批判的态度。这有失公允。他揭露了社会的异化现象，但没提出克服异化的方法。他的批判缺少历史的维度，过分强调经验直观。因此，他并没有超越马克思的商品批判，而只是对马克思的批判理论有所发展。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者的空间思维穿行于社会学、地理学、哲学、经济学等不同领域，严格地讲，其空间理论本身不是一个统一体，不同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及方法运用存在很大差异，学术概念或语义本身呈现抽象性和多样化，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但这并未妨碍新马克思主义空间思潮在学术界产生显著影响。
在空间理论重建中，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者视“空间”为根本因素，强调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社会运动和政治关系的基础上理解空间，既看到空间的物质属性、又看到空间的社会属性，以及空间与社会的辩证关系，空间早已经不再是一种被动的地理环境或空白几何体，而是已成为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和基础的资源，并能动地参与社会经济体系。可以说，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者提出的空间生产、空间转移、空间劳动分工、空间非均衡发展等理论洞见，一定程度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遗产，具有积极的学术和社会价值。
资本主义系统是一个自我溢出性系统，无法根除的内部矛盾迫使其总是从自己的外部寻求解决方法，空间就在资本和贸易的力量下得以重新铸造和组织，而空间自身的固有屏障则在资本的流动下不断崩溃，因此，资本的空间转移能够衍生出新的全球空间结构。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的地理扩张不是同质化的一个简单过程，空间在受各种流动的冲击被碎片化的同时又力图维持自己的完整性。在空间重塑过程中，伴随资本的空间转移、重组和重构，全球等级化的空间结构关系受到多种力量的冲击，始终处于持续不断的空间冲突与调和的漩涡。空间冲突是空间化过程的产物，反映了资本主义空间之间的社会与经济矛盾，空间冲突所针对的并不是全球化过程本身，其根源是全球空间网络所代表的、占支配性的那些价值、利益乃至权力的重新配置。
资本逻辑下的空间化秩序贯穿于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提供了分析动态空间发展规律的新的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化转向”尚有许多问题亟待关注和思考。例如，如何判断资本过剩到必须寻求空间修复？针对不同类型的资本过剩，如何选择资本空间转移的时序和路径？一个空间是否既是资本输出空间，也是资本输入空间，如何界定特定空间在全球空间版图中的角色？基于某一特定空间，要如何应对资本空间转移的风险？尤其是在全球“时空压缩”背景下，高度的“全球化”已使得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村落”，一旦全球的资本主义市场趋向整体性饱和，是否还能够开辟新的“希望的空间”，等等。可以说，空间问题重要性的突显，不只是一个学术发现，而是缘于我们经验之内在空间维度在构造当代日常生活的地位与日俱增。用索亚的话来说，“空间性并不是静止不动的东西，而是人类情境中一个不可分离且主动的部分。知识不可避免地具有（来自某处）和（与某处相联系）的特性，因而地方不能被化约为地点，而是与当时当地的日常经验密切相关的”城镇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但并不是所有的城镇化都有利于现代化发展的。事实上，中国的城镇化，在其过去的发展历程中，暴露出许多问题，侵害了“空间正义”原则。走符合空间正义原则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是我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
新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理论也存在不少问题，尤其是认为城市的发展和变迁完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基本矛盾的作用，完全忽略了各种城市本身的差异性以及作为主体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关于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贡献，国内学者普遍承认，列斐伏尔在马克思主义领域内开辟了一个新天地，独辟蹊径、继往开来、引领了一代又一代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家。正如刘怀玉所言“列斐伏尔不可取代的贡献与地位在于，他的早期思想开辟了日常生活研究这个独立的全新的领域；他后期的日常生活批判为现代社会日常生活列了一个详细的清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