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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70年代以后，“空间”冲破“历史决定论”的压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逐步受到重视，从而形成了当代西方理论的“空间转向”。伴随着全世界范围内城市发展的日新月异、形态万千，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学界出现了引人瞩目的“空间转向”。人们向来熟知“时间就是金钱”，但似乎从没有人说“空间就是金钱”，也就是说我们费尽心思的珍惜、节约、争取时间，但是对于空间二字的思考就少之又少了，甚至很多时候是无动于衷的。在这一点上，前沿思想家往往在很多时候走在我们前面。在这个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后马克思的理论继承者们用各种形态在空间理论上回应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有关思考。
与西方社会思潮的其他转向一样，“空间转向”这种提法，当然并不简单意味着空间成为研究的流行论题，其真正的意义旨在改变传统社会历史认知的方法论，这种理论动向的直接目标是历史叙事之时间相对于空间的优先性偏好习惯。“以马克思丰富而深刻的理论见解为基础，新马克思主义在分析城市及其不同形态上具有无限的潜力。”
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问题研究可以说基本继承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并将“空间”如前文所述这一马克思探讨较为模糊的对象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视角，在社会经济运行、社会运动和政治关系和更广泛领域的基础上继续开展空间。
当我们注意观察这些学者的研究初衷之时，他们往往会对诸如“资本主义何以能够从马克思那个充满竞争的工业时代过渡到当今的先进形式”、“何以由国家管理的并且是寡头垄断的形式过渡到如今复杂多元的管理形式”、这些学者无一例外地认为：占有空间必然导致生产出相应的空间形态种类。资本主义要在当今寻求蜕变与发展、解决对内和对外矛盾、摆脱生存危机，获得一种新生的工具性力量就必须将对空间问题的注视从不自觉到自主、从模糊到清晰。
空间关系和全球空间经济的建构与再建构在很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察视角中，乃是资本主义能够存活到20世纪的手段和秘诀。资本主义相对于旧的生产制度是一种革命性、崭新的生产方式，必然寻求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同时为人们开创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产和剥削机制。而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是这一方面理论的奠基之作，可以说开空间生产理论之先河。
空间的分析必定源于空间中存在的结构矛盾。传统意义上的“空间”，特别是从笛卡尔以来传统的空间观念，一般都被认为是一种抽象的、均质的空间，也是一种精神空间。资本主义正是运用这样一种抽象空间概念来统治它崛起的那个时代。抽象空间（abstract space）本身就蕴含着暴力潜台词，因为它内在的本质要求一种均质性、可重复性和可控制性。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城市化、控制城市化、建筑的建造和一般空间的规划进行空间实践和改造，在这个过程中它为了维护阶级利益，将社会设定为一个利于自身发展的整体。当这种压迫的力量施加到被统治阶级身上之时必然会遭到来自基层的反对，因为他们要求的是一种具有“差异性”的空间，而非整体。这样他们就会反对统治阶级所谓的规划，反对来自上层的各种程式和计划。从这个角度来说，空间的矛盾本质上源于各种社会关系的矛盾（在资本主义时代就是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矛盾）。空间矛盾表达了社会力量之间政治利益的矛盾。各阶级通过掌握空间工具，空间的矛盾使得社会关系的矛盾成为可操作、可调节的。这种扭转了传统社会理论中以时间支配空间倾向，在以时间性向空间性转向的“空间中心论”思想的展开，也是空间思想进一步影响扩大的表现。值得注意的是空间理论在发展中解释力的扩大，即逐渐在阐释空间在社会生存、公共生活、权力运作、资本运转等方面越来越具有重要的意义，由此赋予了空间理论更多的政治哲学色彩。
“空间转向问题”已经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与之相生发展的则是采用空间视角在各学科和论域中的扩散发展，从地理学到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甚至文学，都在谈论空间，都发展出各自的空间理论，以空间作为建构多学科或跨学科研究的基点。所以空间转向在社会理论发展的演进中，不能简单的说只是增加了一个单一的分析维度，因为在更严格的意义上，空间之维刷新了社会理论的知识学基础，亦因此在不同理论层次上提出了更多新的理论要求，在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旨在实现更好生活追求的新型政治学。在整个20世纪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语境中，“地理学想象”和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之上的“空间生产的知识”或“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既是这一转向得以形成的重要力量，又是这一转向形成的最重要成果。其中的重要目标之一正是建立摆脱欧洲中心主义束缚的空间生产的知识论证系统，并由此推动发展甚至替代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地方实践，从而寻求一种全新的文明打开可能性空间做出的努力。
“空间”与传统的“时间”或其他的一些视角一样，它面对的是一种大规模的政治和经济历史过程。因此，如果要实现自身的理论可操作性，就必须加强自身驾驭政治经济问题的能力，通过对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事件和现象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来抓住大众。无论以传统方式还是以诸如“空间转向”这些新的视角来表述当代激进理论的任务和走向，其成就实际上并非简单地取决于其提法和表达是多么的超凡脱俗、令人耳目一新，而取决于是否可以随着时代的具体情况和条件而自我更新和进步、永葆活力。
列斐伏尔是一位和20世纪一同降生的现代法国思想大师，在其六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为后人留下了六十多部著作、三百余篇论文的丰厚精神遗产。这些著作的传世奠定了他被西方学术界公认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之父”、“现代法国辩证法之父”、区域社会学、特别是城市社会学理论的重要奠基人的地位。他的主要著作有《辩证唯物主义》、《日常生活批判》和《资本主义的幸存》等。列伏斐尔批判资本主义形塑的空间，提出了“空间三元论”，并对抽象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对立关系作出了区分。所谓的抽象空间与社会空间，类似一种中心与边缘的对抗关系，抽象空间由知识和权力相互交错构筑而成，是层级式的空间，适用控制社会组织的人。列斐伏尔着力批判的是西方为发展资本主义而形成的扩张系统性暴力，认为资本主义所生产的抽象空间在实质上反映了资本与国家权力抗衡关系，因此他抽象空间描述为一个视觉的几何的的空间，同时也是现代性的征候与构成重要组成部分，而“公共空间”正为现代性寻求发展之核心范畴。
对列斐伏尔而言，西方理论界和实务界对领土的殖民问题、与对阶级、性别和异己者的支配问题是不断进行且相互促进的。这种公共的、隐含了客观的时空概念之界定，常常伴随着帝国主义之扩张与殖民支配而植入第三世界国家、伴随着数学精确技术的空间区划、按土地权利的认定进行的殖民政策，在此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一种秩序专制与现代化权威。而社会空间是一种相对于抽象空间的概念，因为其并非完全由掌握权力者所控制，所以是一种实践的、零碎的、社会成员外部化与物质化的日常生活经验。但资本主义逻辑的大环境下，两种空间虽有权力交错重合之处，但其中大部分自始至终都被资本主义所牢牢控制。
空间转向的形成，可以说是法国在20世纪对社会思潮做出的巨大贡献之一，它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列斐伏尔以及整个结构主义思潮联系在一起。列斐伏尔率先在空间激进理论中把“城市革命”作为现代性研究的重点并提出了建构“空间生产”的元哲学方案，从而使空间在哲学研究领域成为一个重要主题，而整个结构主义因其直接提出了对以时间相对于空间的优先性为底蕴的历史哲学的批判，从而也把空间问题置于现代社会理论的中心。列斐伏尔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奠基人，通过《空间的生产》一书，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空间转向，然而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他的思想发生了一次意谓深长的转变，这就是把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辩证法翻转成为一种“空间化本体论”，或将历史辩证法“空间化”。在他看来，作为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最高形态与核心形态，即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辩证法的进一步发展就是“空间的生产”的辩证法。资本主义的物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极端与高度发展，最终必然是超越空间中的物的生产界限的发展，最终必然变为“空间本身”、即生产关系本身的再生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生产就是要‘用时间消灭空间的限制’”，而在他看来，所谓“消灭空间的限制”其实就是“创造出新的空间。”资本主义“为什么幸存而没有灭亡”就在于资本主义对空间的占有，“通过占有空间，通过生产空间”。据此，列斐伏尔的一些弟子及其思想追随者，在后来难免便有些夸张地解释说，“从列斐伏尔到詹姆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后现代思想血统。”从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到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和哈维的《希望的空间》，在促进后现代性的“空间化问题”研究上一脉相承。
从1968年起，列斐伏尔开创了以空间为主线对资本主义实践展开全景式扫描的先河，致力于研究减少和免除西方社会曾出现的种种空间异化、失调和危机的社会解释理论。在这个计划中，他在一开始对都市化的性质和空间生产做了一系列深入研究，从1968到1974年，他围绕这两个主题共写了7本书，而其中的压轴之作就是《空间的生产》。
纵观列斐伏尔的思想脉络，无论是前期对日常生活的批判还是到后期转向对社会空间的研究都是对具体现实和时代问题的反映和表征。列斐伏尔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的扭曲和异化，并试图从城市空间的角度对日常生活批判做出新的解释、试图将日常生活的异化问题融入空间化的理论致思之中，通过对空间的解读以求对日常生活的异化问题做出了新的解答。他对社会空间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他从社会空间、城市空间和政治空间的视阈来解读空间生产，将空间与人的日常生活、城市化和全球化以及政治相融合，列斐伏尔通过空间的剖析，构建起以空间为本体的总体性知识理论体系。
社会空间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呢？根据列斐伏尔，社会空间的内涵有这么几层意思：（1）在生产力中起着重要作用；（2）是一种产品，比如旅游、城市等；（3）是一种政治工具，比如城市规划，区域设置，国家管理等；（4）承担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和财产关系的再生产；（5）从实践的角度来讲，等价于一系列工具和意识形态等的超级结构；（6）一种艺术作品。空间并不是一个非物质性的观念，而是种种文化现象、政治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化身。在某种程度上，空间总是社会的空间，空间的构造以及体验空间、形成空间概念的方式极大地塑造和影响着个人生活和社会关系。第一部关于社会空间的系统理论著作，就是列斐伏尔于1974用法文发表的《空间的生产》（ Production de l ’ espace ）。在该书中，列斐伏尔坚决抵制那种认为空间是一种先在的空无，是一个等待着被填充进内容的容器的观点。他认为，人类社会中的空间不应当被认为是某种纯粹的自然空间，自然空间虽然仍然是社会过程的源头并且永远不会完全消亡，但现在主宰人类生活的却是社会空间。他进而提出了一种关于空间的社会生产的理论，即认为空间在根本上是依靠并通过人类的行为生产出来的，并且他还认为，“（社会）空间并不是一种在其他事物之外的事物，也不是一种在其他产物之外的产物。确切地说，它纳入了自身所生产的事物，包含了它们在同存共在时的相互关系——它们的有序或无序”。由于这样的空间绝对不会被构建成一种单一体，势必会存在一些其他的维度，所以，列斐伏尔提出了一种既可以考虑空间的其他各种维度又可以将它们同时纳入一个连贯的整体之中的空间“三元辩证法”。列斐伏尔认为，任何由社会生产出来的空间都是由他所说的“空间实践”（ spatial practices ）、“空间再现”（ representation of space ）和“再现空间”（ representational space ）辩证地组合而成的，它们各自与“感知的”（ per ceived ）、“构想的”、“实际的”其中一种特定的认知方式相连。列斐伏尔所说的空间的这三个层面中的第一层属于社会生产、再生产和构建等最为抽象的过程，第三层主要是具体化了的个体文化体验空间以及构成它的各种符号、意象、形式和象征，第二层则涉及我们对空间的界定，它调节着其他两个层面并把所有这三个层面凝聚成一个连贯的整体。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继承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理解，也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全球化趋势，他称之为“抽象空间”——一种在“空间实践”层面上的同质性和在“再现空间”或“实际的”经验层面上的分裂与隔离——进行批判，并期待一种“差异空间”——社会主义空间的出现。应该说，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正式拉开了当代西方理论“空间转向”的序幕。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生存方式的一种，也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必要环节。列斐伏尔将这一生产方式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空间中对象的生产（
the production of things in space
）；第二个阶段是空间本身的生产（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itself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从“空间中对象的生产”过渡到“空间本身的生产”。列斐伏尔指出，空间的生产在概念上与实践上是最近才出现的，这可以在历史性的城市扩张，社会的普遍都市化和空间性的组织问题等领域中发现。
随着社会的发展，空间的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给人一种逼迫感。这在住房紧张、城市用地等问题上就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只是表面问题，更深层次的本质在于生产方式的空间组织当中。因此，重新审视这个社会，沉思这个社会的理论本质是压抑的释放。一个社会是一种空间的概念，一种形式和法律的“建筑学”，它们的抽象真理是强加在意识、身体、愿望和期望的现实性上。
空间是人的意识和身体的产物，通过社会物质生产活动而固化，并反过来支配人的意识和身体。在现代社会，空间自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品，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资产阶级通过空间对人的支配与统治而强化了其对在整个社会的领导权和支配权。正是在这些基本判断的基础上，列斐伏尔做出断言：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阶段，生产力采取了另外一种形式的飞跃：从“空间中对象的生产”过渡到“空间的生产”。
在马克思所奠定的分析框架中，生产方式包含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一般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一种辩证关系，也就是说生产力起着主导作用，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一种反作用。生产力是一种积极的力量，而生产关系是一种被动的力量。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否则就会出现革命或者改革。马克思也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
列斐伏尔认为，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联系在于：生产关系不能等同于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包含着生产关系。不管如何，它们之间总存在一种关连，那么这种关系是如何发生的呢？这个关联在马克思的语境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阐释，也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所以这就在马克思的思想当中产生了一个“局限”
。马克思的最伟大的发现之一是历史唯物主义，运用的最主要的方法也是唯物辩证法。而这种理论和方法的轴心是时间。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也就是“时间”，辩证法具有内在的否定性，是后面事物对先在事物的扬弃性发展，而这一切都是在“时间”之中发生的。因此，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叙事方式乃是一种“时间逻辑”，对时间的强调压过了空间。所以，有很多社会现象无法解释。事实上，时间和空间都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方式之一。昼去夜来，四季更替，让我们产生时间的观念。上下左右前后，让我们产生空间的观念。时间和空间是同等重要；因此，分析社会现实同样需要一种“空间逻辑”。列斐伏尔认为，“从一种生产方式通向另外一种生产方式对我们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产生于一种社会关系的矛盾，即它在空间中留下了痕记并在事实上改变了它。既然这种假设，即每一种生产方式有它自己的专门空间，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外一种生产方式的转变就需要一种新的空间的生产。”
然而值得读者注意的是，理论的成果对于列斐伏尔而言并非是最终的目的，他的终极诉求是一种不同于马克思哲学的新的政治构想。虽然列斐伏尔拓展了马克思关于空间的思想，并把人们从时间的狭隘视阈中解放出来，使人们开始更加关注时间之外的空间，但其理论也难以摆脱容易脱离实践的流弊，因而不可避免的带有乌托邦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