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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社会正义和环境正义问题的研究一样，当我们从空间正义的视角审视中国城市化和城市发展下的城市空间问题之时，我们不能仅停留在伦理反思的层面，而应深入探究我国城市空间正义缺失的逻辑，最后寻找实现空间正义的治理之道。
政府的角色是空间问题主体中最重要的一方，要实现所谓正义首先需要确保这个政府一定是民主的、公民参与的，且其权力受到严格限制的有限政府。民主的体制和强大的公民力量，可以迫使政府更好地为所有人的利益服务，保持其“社会公仆”的本色。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有限政府，形成正义的城镇化公共政策，促进城镇化走向空间正义，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在当代人文地理学领域有一个重要的范畴就是“空间剥夺”，它同时也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课题，其问题域广泛渗透于社会学、政治学以及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视阈中，其研究多将“社会剥夺”与“空间正义”结合起来。具体来说，社会学创立“剥夺”概念来研究社会公平问题，而地理学则引入“剥夺”原理来探讨空间公正问题。在研究过程中，城市社会地理学家提出了多种不同指数来衡量空间的剥夺水平，进而揭示出社会不平等与空间不公正的对应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虽没有提出“空间剥夺”的概念，但他们在对城市居住空间的探讨中内含着“空间剥夺”的视角，这种视角值得我们深入挖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城市居住空间的生产中存着越来越严重的“空间剥夺”，资本主义不断进行的城市居住空间生产带来的是城市居住空间的分异和断裂，在这一过程中，城市雇佣工人的居住权利被资本的空间权力所压榨和边缘化空间剥夺的结果导致城市雇佣工人在城市社会空间的生产中被边缘化，当他们意识到这种“空间剥夺”不仅仅关涉某个个体，换句话说，当他们意识到在进行空间抗争的过程中彼此利益的一致性，他们就会联合起来，开展争取城市居住空间权利、反抗资本的空间权力的“城市革命”。从19世纪的工人运动来看，城市是这一时期工人运动的主要阵地，包括法国1848年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以及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内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都是以城市为背景开展的。虽然工人运动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采取的形式不尽相同，但其目标都是围绕包括城市居住空间在内的城市权利的分配以及与此相关的工人阶级的阶级地位问题展开的，“城市革命或改良”也成为早期工人运动的一种重要形式。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19世纪工业城市居住空间的探讨，传达了对资本主义大工业所带来的社会空间变迁中现实的人的生活世界的关注，以及对城市居住空间断裂和矛盾背后工人阶级命运的深切忧虑。从城市居住空间的长远发展来看，那种无视社会贫困阶层的居住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城市发展理念是与城市居住空间正义相悖的，人类居住空间的和谐发展要求我们必须不断在居住空间发展的效率与公平的权衡中找到最佳的结合点。
中国哲学界已经逐渐注意到国际学界社会理论之空间转向，把社会空间的生产作为自己研究的当代落点，以当代中国城市化为入口，一方面努力在理论上建构空间哲学，另一方面在现实关切上把当代生活重组过程中起主导力量的资本作为分析批判的对象，借鉴哈维这样的案例，来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和价值。
空间是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的生长点，它能够成为推进中国学术研究的当代知识的有效落点。这一点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尤为重要。可以说，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改变自己话语方式，更充分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功能，更为有效地在目前进行的超大规模的中国社会空间重组过程中做出自己贡献的一个独特的生长点。空间经济运动决不是孤立地存在，它总是在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来实现自己的要求，同时，从空间经济二重属性出发，根据时空统一的观点，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中去把握和运用空间经济的诸要素才能收到更大的经济效益。
从生产力方面来说，任何社会的物质生产总是存在于一定的空间范围内，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者也必然戮一个特定空间范围内同生产资料相结合，而这种结合除了满足特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要求以外，还要按照一定的技术条件满足空间经济比例性的客观要求，在不同社会和各种生产技术装备不同的情况下，这种空间的比例组合是不一样的。比如，在现代化的技术装备和粗笨简陋的生产工具在同劳动者结合过程中，空间的比例组合是决不可能不同的。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同一阶段的不同水平上，各个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同生产资料之间，在空间组合上也会呈现出不同的比例序列，它反映了社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以及人类认识和征服自然能力的差异。不论它的社会形态如何，这种能力总是构成生产力各个要素在空间经济范围内的具体物质内容。
运用空间经济理论，搞好社会主义流通空间的合理布局，调节社会生产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促进社会生产的健康发展。众所周知，社会商品流通，是个广阔的空间，长期以来却被人们所忽视。经济体制改革之后，从理论上恢复了它在社会生产中的应有地位，在实践上也开始着手调整它与生产之间以及与消费之间的空洞比例关系，使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关系较和谐地得到发展；同时，进一步搞好商业体制改革和物资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适应社会生产需要和人们消费需要而采取的有效措施。商品流通在空间层次上的多采迸、少环节的改革以及商业经营多种经济形式的发展，使一个合理的流通空间布局呈现在人们面前，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政府促成符合空间正义的健康城镇化的实现路径是多重的。以合理的城市规划确保公共空间的生产，以恰当的公共政策引导和控制城镇化，都是走向空间正义的良好选择。
实现可持续城市化的“空间正义”要求具有社会价值的资源和机会在空间上的分配是公正的，避免对贫困阶层的空间剥夺和弱势群体的空间边缘化，保障公民和群体平等参与有关空间生产和分配的机会。城市化和城市发展背景下的我国城市空间正义缺失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城市空间正义价值的缺失，就是城市政府和公共政策对城市空间正义的忽视；二是城市空间正义的现实缺失，即“正义”价值诉求与现实的差距与冲突。
中国城镇化走向空间正义，需要公共政策的调节。而公共政策本身也必须是符合正义的。而按照正义原则的要求，优化公共政策机制是使公共政策符合正义的制度基础。我国目前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具有政府主导型的特点，与西方的政策制定过程更多地表现为各种社会力量的社会互动过程有着显著的不同。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这种特点，使得政策主体在认定政策问题时难免有所偏颇，有失公正。以正义为导向的公共政策，必然要求调整和完善我国现行的公共政策制定机制。社会正义要求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平衡和兼顾各个相关主体的利益。强化公众参与，建立相应的扩大公众参与机制，是促进公共政策实现社会正义目标的制度基础。健全公众参与机制，需要建立有关公众参与的规则体系，用立法的方式规定公众参与的必要性和参与的程序，为公众参与提供制度化的准则和具有较强操作性的基本途径，包括参与的具体途径、程序、手段和主要内容等，如关于听证制度、公开制度、公示制度的具体规定等。
公共政策机制的优化不仅局限于公共政策的制定机制，还包括公共政策的执行机制。政策执行是政策目标得以实现的关键环节。政策再好，如果执行不力，政策的目标就难以实现。事实上，在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相当程度上存在着诸如“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出现了许多“政策执行偏差”。有效的政策执行首先取决于政策本身的质量。但是，在政策本身制定得比较理想的前提下，如果缺乏必要的用于政策执行的资源和恰当的政策执行的方法，政策执行的结果也不能达到政策规定的要求。
因此，有效的政策执行依赖于政策执行能力的提高、政策执行方式的改进、政策资源的优化以及建立有效的监控体系。政策执行常常会偏离预期的政策目标，因此，必须对政策执行的全过程进行监督和控制。而公共政策执行后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预期目标，我们所制定和执行的城镇化政策是否实现了空间正义的政策目标，还需要通过政策评估来判断。
目前我国的公共政策评估缺乏正确的评估机制，特别是缺乏公众评估和独立的第三方进行的外部评估机制。判断既有的城镇化政策是否达成了空间正义的目标，需要借助于公众评估和独立的第三方进行的外部评估。市长信箱、人民信访、媒体舆论、网上论坛等都是公众对公共政策进行评估的重要途径。各种研究机构、行业协会等通过项目研究的形式，对有关政策实施效果进行研究，也是重要的外部评估机制。如果这些评估与政府自己的政策研究机构所进行的政策评估很好地结合起来，就能够对政策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完善城镇化公共政策的评估机制，是城镇化公共政策朝着空间正义方向迈进的重要条件。
规划是一个正式的鲜明的政府行为，它是政府用以控制和规范土地利用和开发建设行为的基本手段。在土地利用、城镇建设和规模扩展过程中，各个利益主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往往对城镇整体利益和公众利益构成负面影响。规划则以其法定的带有强制性的管理手段，控制和修正有可能危害城镇整体利益和公众利益的建设行为，以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正义。作为城镇化控制工具的城市规划，因其涉及包括土地资源在内的城市空间资源的配置问题，因而其本身必须以支持社会公平为导向，按照空间正义原则的要求进行修编和完善。由此它就不能单纯由政府或规划技术人员完成，而必须赋予公众参与，由政府、公众与规划技术人员相互结合而形成。参与才有助于正义的实现。正如小约翰．科布在分析后现代社会的社会政策时指出的，参与在后现代社会政策中扮演一个比公正更重要的角色，“只有当人们有机会参与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时，公正的目标才能得到更好的实现”。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中国可持续城市化，应当在以下三个方面贯彻“空间的正义”原则。其一，强化政府责任，全力保障公民对空间享有的基本权益。其二，加强政策引导，积极化解空间资源占有的矛盾，其三，解放与发展空间生产力，优化空间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