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 世纪社会理论的历史是空间观念缺失的历史。相对于时间的丰富性和多产性，空间的研究在西方哲学史上一直处于边缘的位置，经典社会理论中并没有给空间问题足够重视和应有地位。空间在以往被当做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相反，时间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辩证的。然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社会批判理论的物质语境和思想语境发生了根本转变。随着人们对现代性问题和科技进步反思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空间问题在社会理论研究中的基础性与重要性，空间成为一个主要的议题，以往给予时间和历史的过多关注被转移到空间问题上来。尤其是后现代批判人文地理学逐渐形成，并逐步改变了当代世界的自然地理景观和批判社会理论的诠释域界。

在此基础上，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在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解读的基础上，推进现代地理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度结合，大力推进社会理论研究视角向的空间转向，形成了当代极具影响力和解释力的社会理论流派。尽管在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体系中，“空间”从未被置于核心概念的地位，理论化、系统化的空间学说还没有在马克思那里诞生。然而，马克思本人确实对于空间问题给予过特别的关注与研究，并且提出过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洞见，这些思想所引发的进一步探究吸引了诸多研究者的关注，以致于空间研究逐步成为世界范围内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学术生长点，空间视角也成为一种有益于理解当代社会范式的新的叙事方式。马克思对于空间的研究虽然并不充分和透彻，但是他把空间作为了剖析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维度。空间作为不同群体生产和生活的基本要素，人们对社会财富和政治权力的占有状况不同，各自利益诉求不尽相同，所以，空间本身可以折射社会深层次的利益纷争。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过程中，在资本逐利的逻辑推动下，资本逐步从城市内部运行发展到城市之间，以至于最终扩展到全球范围内。马克思虽然缺乏对空间问题的直接阐释和建构，但他对于城市空间批判理论的建构启发性仍然是巨大的。尤其是在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实现不同群体的空间正义，维护不同弱势群体空间生存的利益诉求等借鉴意义更为重要。因此，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理论加以系统的研究和整理，对于我们深入研究、把握当代社会发展的最新演化趋向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上世纪最重要哲学思潮之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其批判理论的开启和建构仍在继续影响着当代社会。并没有像学界很多人认为的那样，已经退潮，甚至终结。尤其是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反思与决裂，对空间批判理论的建构，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对男权主义的穿破，以及情境主义马克思主义对景观社会的批判，仍立足于当代西方社会的新状况，从各自的独特角度对当代资本主义新情况和新气象进行结构与批判，并为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分析社会改造社会提供借鉴与参考。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思路即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较为引人注目，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列斐伏尔、哈维和苏贾，他们提出的方案是走向空间批判。在于空间批判的理论研究中，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以列斐伏尔1974年都市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空间的生产》为始，“空间转向”在西方理论界开启了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形成了诸如都市学研究、城市化研究等诸多理论论域。在批判社会理论和后现代地理学看来，传统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些理论分析工具，过于抽象且严重脱离于具体实际，已经无法诠释资本主义新的社会状况，必须加以抛弃。大卫·哈维在其《社会公正与城市》一书中追随列斐伏尔，直接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同对空间和时间的改造联系起来，基于不平衡的地理发展描述了争取乌托邦空间的斗争。爱德华·苏贾（W.E.Soja）在其《后现代地理学》、《第三空间》和《后大都市》等著作中，阐明了什么是“社会空间辩证法”。

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以生产逻辑和阶级逻辑代替其发展方向的可能性在当代西方发达社会现实中日益消退，鲍德里亚在1975年发表的《生产之镜》认为，马克思的探索并没有根除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他要破除根植于资本逻辑、将自己作为一个同质化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统一体，反对资本主义方式强加给全世界的那种现代性，极力倡导完全的异质性、异于现实主导历史的绝对的他者，寻求断裂意义上的真正的革命。拉克劳和墨菲等人则明确自称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者，更是后马克思主义者”，并承接和结合后阿尔都塞与新葛兰西的观点，意欲建立一种非还原主义的、反本质主义逻辑的统治权理论，倡导异质的、差异的、多元的文化政治。在批判性上，他们认为自己比马克思更加马克思。很显然，仅仅从空间批判的角度来剖析当代资本主义，显然并不能找到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不过，作为一条解构与重建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路径，对空间问题的研究的确具有积极意义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