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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全球化、后工业化、城市化与信息化这些重大的现实性空间化问题，历史唯物主义该向何处去？戴维·哈维力图建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以解决这一问题。在哈氏看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面临挑战与危机，就是因为现行的历史唯物主义缺乏地理和空间维度，无法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发展作出充分说明和解释。当然，哈氏建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并非是要否定历史唯物主义，恰恰相反，他是要根据具体的社会历史发展变化来丰富历史唯物主义。正因为如此，哈氏先对历史唯物主义所面临的危机进行分析，再通过建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以复苏历史唯物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解释力，并由此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内涵，深化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认知。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既是哈氏空间批判思想的理论基础，亦是其空间批判思想的核心概念，还是其激进的解放政治学与辩证乌托邦的重要支点。
哈氏认为，只有内含时空视域以及历史与地理维度的历史唯物主义才是科学的、系统的历史唯物主义。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其发展进程中却逐渐丧失了其本身所具有的空间维度，这就导致了历史唯物主义在阐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实的新变化时必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与危机。因此，哈氏决定要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维度。
事实上，由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教条化解读模式，才导致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空间维度，使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无法很好地诠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实的新变化。然而，我们亦应当注意的是，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却是潜在地内含着空间维度。在最初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历史唯物主义是建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之上的，对空间的思考是与资本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通过探讨资本主义生产与积累的过程从而揭示空间问题的：仔细检视他的著作就能够发现，马克思认识到资本积累是发生在一定地理学背景下并且会创造出某种特殊的地理结构。
然而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日趋教条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也湮没、掩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维度。教条化后的马克思主义，抽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辩证法，割裂了历史进程中的主客观因素之间的联系，视历史规律为脱离人的主观能动性并可以自发实现者。这样一来，教条化后的马克思主义便对马克思主义本身作了历史目的论与经济决定论的解读。在历史目的论的解读框架下，资本主义就是一个静止封闭的结构，这一框架只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危机的历史特征，却并未发现资本主义也有高度灵活的自我调节潜能和无限扩张的空间特性。而经济决定论的解读框架则固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分析和批判的直接结论，缺乏社会整体空间结构观念变和社会空间辩证法意识；它拘泥并建基于机械封闭的空间观，缺乏具体的多重异质空间冲突交融的总体性视野，因此亦自然缺失了空间视角。
教条化后的马克思主义是抽象空洞的历史唯物主义，它本身缺失了空间维度，只重视对资本逻辑历史生成的宏观把握，却缺乏对微观具体的资本主义空间结构与空间关系进行剖析。与此同时，当代资本主义亦通过由物的生产转变为空间生产而日益全球化、信息化、城市化与空间化。具体说来，这一具有空间化实践的新现实主要表现为：1．当代资本主义的积累模式日趋灵活，“空间”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积累方式，从而加速了资本和劳动力的全球流动，减少了资本的空间扩张的障碍；2．当代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状况因为空间生产和地理重组而变得更加复杂，无产阶级的力量因为地理空间的分散和分裂而遭到瓦解，同时阶级意识亦不只是超越于劳资双方的直接的阶级关系，这就亟需通过地理空间维度以诠释当前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状况所造成的危机；3．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由现代主义转变为后现代主义，这正是资本主义现代化与现代性所带来的“创造性破坏”的影响，进而使得当代人对时空的体验发生了重要变化。
正因为如此，哈氏才指出自己为何要建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我们必须界定出激进的引导愿景：探索超越物质必然性的自由领域，开启通往创造新社会的道路，寻常民众也能握有力量，按照自由的形象及对立利益的相互尊重，来创造自己的地理和历史。
所以，哈氏采取的整体立场是一种辩证的、历史地理的和唯物主义理论，因为这种理论要以某种方式应对诸如整体、个别、运动、静止等问题，它能够把其他形式的理论包含于其中而对其本身几乎没有任何损失。他从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中分析传统地理学的转型与改革，并力主进行地理学科的转型与改革以适应发生变化的社会现实：地理学家目前面临的困境和替代出路，同样根植于社会转型的冲突性过程。无论我们是否喜欢，有关我们学科的转型或稳定化的提案，都是相对于更广大社会变迁过程的立场。有关我们的学科将往何处去，以及它如何能重新建构以迎合当代挑战和需求的争论，必须察觉到这项基本事实。
当然，空间与环境是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但哈氏亦认为时间范畴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地理学虽然探讨的核心问题是空间问题，但时间问题也与地理学有着密切联系。因此，无论是地理知识形式，还是地理知识内容，都必须从社会历史基础和现实社会实践中加以理解与把握，因为地理学的现况，以及转化地理学的提案，必须牢牢奠基于对历史的认识。地理知识的角色与功能，以及这种知识的结构，都与时俱进，涉及且回应了持续变化的社会型态和需求。对于我们学科历史的认识，无法摆脱社会的历史，地理学实践正镶嵌于社会的历史中。
此外，哈氏建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认为实证主义方法论则无法解决当下地理学内部的诸如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区域特殊性与全球变异的系统化研究、独特与普遍的视角、量变与质变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矛盾问题，这就导致当下的地理学：既缺乏学院认同和深度，群众基础又薄弱，在这两难困境里的学院地理学，未能在学术分工里建立起有权力、声望和尊严的位置。它的存活逐渐取决于培养非常专门的技能（如遥测），或替强大的特殊利益团体生产专门知识。大政府、企业和军方提供了一系列特定职务，让地理学家可以方便的匍匐进入。这门学科学术发展，现在受到了彻底屈服于强大特殊利益团体的威胁。
可是，历史唯物主义虽然是较之于实证主义而言更为科学的方法论，但它却并未对空间地理环境给予足够重视，最终陷入了教条主义。因此，哈氏尝试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作为一个基本方法论，以更好地解决地理学内部的矛盾问题，从而对空间、地理特别是城市空间进行更好的分析和研究。这所谓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就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将空间、地理、环境等诸要素相融合而建构起来的新型理论。
所以，哈氏之所以建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目的在于对人类认识史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以单一时间视角把握社会历史的历史决定论进行改造并升级。当然，他并没有固守地理学的空间视域，而是从时空统一的视角来把握社会历史。因此，哈氏指出：我的目标是重构理论，使空间以及“与自然的关系”作为基本要素整合其中。完成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是，特别地，把“空间的生产”，或者更一般地，把“自然的生产”所意味的东西加以理论化。……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辩证的和历史的地理的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论是可能的。
哈氏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就是将地理、空间与环境等要素融入历史唯物主义中去，从而建构出一个以空间生产为核心内容的、具有辩证性的升级版理论。由此可见，缺乏空间维度的历史唯物主义亦无法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新变化展开强劲批判。正因为如此，哈氏才提出了建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构想，以弥补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的这一缺陷，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空间维度。同时，哈氏突出强调空间视角，充分释放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批判潜能，采用具有动态性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去把握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现实。
哈氏所建构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既重塑了历史唯物主义空间维度的分析视角，亦批判并反抗了当代资本主义理论：我的目标是重构理论，使空间（以及“自然关系”）作为基本要素整合其中。完成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是，特别地，把“空间的生产”所意味的东西，或者更一般地，把“自然的生产”所意味的东西加以理论化。这样的计划并非没有困难。但是，我想，对于“理论应该怎样解释”和“一种‘元理论’应该是怎样的”这些问题，我们最终将达成一种与众不同的理解。我相信，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有关辩证的和历史的地理的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论是可能的。
在哈氏看来，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丧失了空间维度，就是因为它误解或曲解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只有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质有了准确把握与正确理解，才能把空间与环境等主题相互整合、融合在一起。所以，哈氏在建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过程中的首要任务就是重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质，并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作为自己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方法论。
哈氏力图采用“总体性”来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质进行重新定位。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就是“总体性辩证法”，这种辨证方法强调在历史发展的总体过程和具体的社会关系中对对象加以认识与分析，以历史过程和社会关系作为出发点。当然，哈氏亦强调，聚焦于“过程”和“关系”的“总体性辩证法”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而非唯心主义的辩证法：一种正在出现的趋势，它建立在辩证的和关系思维方式之上，产生了可以被称为“新唯心主义”的东西，它认为，思想和话语是塑造社会—生态和政治经济变迁之历史地理的根本原因。
可见，哈氏主张通过由语言、权力、信仰、制度、物质实践、社会关系等要素所构成的复杂关系来对物质实践和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加以理解，并反对视思想和话语为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哈氏先是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质理解为“总体性辩证法”，从而在此基础上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进行建构的。
基于此，哈氏提出了过程辩证法和内在关系学说。他认为“过程性”是物和实体的本真状态，强调要在过程中对要素与物之间的关系加以理解，并认为只有通过过程和在过程中形成的事物之间的内在关系才能构造出物和结构化系统：辩证法不是物而是过程，此外，它是这种过程，在其中，心和物之间、思想和行动之间、意识和物质之间、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笛卡尔式的二元分裂都不再有立足点。
因此在哈氏看来，“内在关系”是过程辩证法的根本原理。所以，只有这样的内在关系辩证法在本质上才是唯物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它不仅强调了世界是一个连续性的发展过程，而且更注重从事物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内在关系入手对现实世界加以理解。正因为如此，哈氏才在过程中对内部关系加以研究。这样一来，哈氏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资本循环过程中，就把内在化过程理解为是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因而亦必须把分配、交换、消费视作具有自身重要性的环节。由此，哈氏便严厉地批判了持经济决定论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完全是借历史唯物主义之名把有关内部关系的唯心主义观点搬到马克思主义之中的做法。
综上所述，哈氏所强调的过程辩证法主张要在政治经济再生产全部内在化过程中对不同要素的持续变化及其内部化加以深刻理解，这有效地抵制了持经济决定论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解和曲解。
哈氏在提出过程辩证法和内在关系学说的同时，还针对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把思想和话语视为推动社会历史变迁的决定性力量的这一企图将话语与社会过程的其他环节相隔离的错误做法，设计了一张“社会过程辩证认知图”，以重现社会过程并阐明社会过程各环节的相互关联及作用。
哈氏所设计的社会过程认知图式共有六个环节，即话语、权力、信仰/价值/欲望、制度、物质实践和社会关系。在这六个环节中，社会过程流入、贯穿并且包含着这六个环节，每个个体行为亦同时包含着这六个环节。可以说，每个环节都被建构为其他环节在社会和物质生活之流中的内部关系。从某种意义而言，话语既表达了人类的思想与欲望，亦在制度上、物质上和经验上受制于社会关系和权力的表现形式，因此，话语确实把其他环节所发生的一切都内在化了。但是哈氏却指出，认为话语凌驾于其他环节之上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甚至是危险的，应当运用过程辩证法的内在关系来理解话语对其他环节的内在化：话语环节是权力的形式，它是信仰和欲望构型的模式，它自身是一种制度，一种社会关联的模式，一种物质实践，一种根本的经验环节。无论话语如何抽象以及看起来如何超验，但它们绝非纯粹的、孤立或隔绝于社会生活的其他环节。它们也绝非隔绝和独立于那些设计话语的人。
由于哈氏从社会过程的视角对话语环节在社会过程中的地位加以理解，因此有效地防止了对话语环节与其他环节的内在关系进行唯心主义理解的这种错误倾向。而在哈氏看来，真正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过程中理解内在关系”的精髓者，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历史变迁的理解：无论是在思想还是实践中，马克思探寻政治经济权力的替代形式时，他运用了社会行动的全部环节。在分析工作和政治学中，他都自由地在各个环节之间穿梭。
哈氏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把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权力理解为是由生产、分配、消费的社会物质实践所复制而成的，亦把它理解为是由话语、制度这些霸权力量所复制而成的。正是在此基础上，哈氏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着重探讨了资本积累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总体性后果，进而揭示出空间生产与资本主义历史地理之间的内在矛盾。
可以说，哈氏建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目的就是希望将马克思主义与地理学相结合，以阐释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状况，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维度加以补充。当然，哈氏首先先通过过程辩证法这一方法论基础，进而提出自己的空间观——“社会过程决定空间形式”；其次再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生产方式理论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空间现象及其问题源于资本积累过程，进而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与资本主义历史地理之间的内在矛盾；最后便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空间批判来探索全球化的解放政治之路，进而建构出人类理想的社会空间模式。以上这三个步骤，就是哈氏建构其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基本路径。
哈氏在其第一个步骤，也就是在先通过过程辩证法这一方法论基础，进而提出自己的空间观——“社会过程决定空间形式”的这一步骤中，阐明了他对“空间”的基本认识。在他看来，“空间”极为复杂，它是一个复合词，具有多重的决定因素，这也就导致了空间本身的任何特定意义都无法独立于其他意义来理解。哈氏提出了一个“关系性的空间观念”，认为在界定空间与时间的过程之外，不存在空间或时间。过程并非发生于空间之中，而是界定了自身的空间框架，这样一来，“空间”概念就内化于过程之中了。因此在哈氏看来，我们无法割裂开时空，时空之间是具有关系性的，二者并非相互孤立而存在的。由此可见，哈氏提出的时空的关系性观念就蕴涵有内在关系性这一观念在其中，换言之，外部的影响通过时间内化于特殊的过程中，在某个空间节点上的事物不能只诉诸于该空间节点上的存在者来理解，而是须取决于其周遭的一切其他事物。
因此在哈氏看来，空间既是客观的物质，亦具有社会性。他强调，空间的客观化要从社会在生产的物质过程中来加以理解，而不能仅从思想、观念和信仰世界来理解之。所以，空间既可以是绝对的，也可以是相对的，还可以是具有关系性的东西：空间本身既不是绝对的、相对的，或是关系性的，它可以视情境而定，成为其中一种，或同时是全部。空间之概念化问题，是通过与空间有关的人类实践而解决的。换言之，有关空间本质的哲学问题没有哲学上的答案，答案在于人类实践。因此，“空间是什么？”这个问题必须代之以“不同的人类”实践如何创造和使用了不同的空间概念。
正因为如此，哈氏要求从社会过程对空间形式加以理解。因此，“社会过程决定空间形式”是哈氏空间观的核心立场与基本原则。在这这一思想中，哈氏表示空间形式并非只是空洞的框架，而是社会过程的一种展现：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空间形式不是被看做无生命的对象，而是被看做包含社会过程的事物，同样，社会过程也是空间的。如何最好地描述社会过程与空间形式之间的相互渗透这个问题本身是由实践来回答的而不是事实本身的性质决定的问题。
可以看出，哈氏的空间观实际上是要求将空间置于社会过程中进行考察，进而揭示出社会过程对空间塑造出来的品质以及该品质对社会过程的反作用。因此，哈氏的空间观是过程辩证法在空间问题上得以应用的具体表现，他更多地是分析空间形式的社会过程这一原因。由此，哈氏深入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形式，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生产方式理论，从资本积累过程出发对当代资本主义空间形式产生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将资本主义城市与资本积累、现代—后现代主义与资本积累的扩张相结合，以全新的视角分析并批判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同时也揭示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空间形式的根源与本质。
当然，哈氏对当代资本主义空间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城市化空间与全球化空间。这就涉及到了他的第二个步骤，也即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生产方式理论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空间现象及其问题源于资本积累过程，进而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与资本主义历史地理之间的内在矛盾。这一步骤表明在城市化空间中，集中包含有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资本积累进程。因此为了阐明当代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基本特征及其本质，哈氏对资本积累这一资本主义空间生产逻辑的支柱进行了深入研究，进而揭示了资本积累过程中的空间生产与空间扩张。
哈氏在研究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发现，城市空间生产的内在动因就是资本过度积累危机的缓解。资本家为了追逐利润最大化，便不断投入资本以扩大生产，这就造成了资本的过度积累。而资本家为了缓解过度的资本积累危机，便使资本转向固定资本的投资，以便为过剩资本找到新的投资方向和渠道。这样一来，资本家就通过时间上的推延从而使得过度积累的资本从满足当前的需要转移到了未来的用途上，这就使投资固定资本成为了缓解资本过度积累危机的重要手段。为了满足新的资本积累需求，资本主义不得不破坏既存的空间设施而建立新的城市建筑环境，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当代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结构总是处在破坏与重建之中了。
然而，城市空间生产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缓解资本过度积累这一危机，但这种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过剩资本消化并非唯一的依靠手段，资本同时还会寻求资本主义体系的外部消化。这样，资本就向资本主义体系外部开拓了积累的新空间，不断向外进行地理扩张以缓解资本过度积累危机，于是就发生了全球化。因此实际上，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正是资本的全球性扩张的过程，在该过程中，全球空间都被吸纳入资本积累的逻辑中，由此产生了全球空间生产。资本主义内部城市空间生产最终造成了不平衡发展的地理状况，同样，全球性空间生产活动亦在降低空间障碍与成本及地理重组的过程中最终造成了不平衡发展的全球空间结构。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资本过度积累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和全球资本空间扩张便是资本积累过程的必然产物，它们一方面能够化解资本过度积累危机，另一方面亦是资本过度积累危机所导致的重要结果。
接下来便进入了哈氏的第三个步骤，也即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空间批判来探索全球化的解放政治之路，进而建构出人类理想的社会空间模式的步骤。哈氏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从“物的生产”转向了“空间的生产”，但实际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仍是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这实际上也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社会关系及阶级矛盾是不可能消除的。换言之，资本主义的空间矛盾是在资本积累过程中产生的，它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实质上仍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因此，资本积累过程中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阶级剥削与压迫事实上依然存在。哈氏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型剥削与压迫形式存在于空间生产及其地理环境中，这种新形式在城市化空间和全球化空间中都有着明显的反映。
城市化空间中的空间生产在克服资本过度积累危机、加速资本周转、实现资本快速积累与扩张的同时，加剧了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同时在全球化空间中，发达国家利用其主导全球经济的力量与地位在全球推行资本主义，使非发达国家沦为吸收过剩资本、化解资本过度积累危机的新外部空间，它们还占有并操控非发达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空间资源进而对这些空间资源进行掠夺，这些种种行径最终亦势必导致非发达国家反抗发达国家的这种通过空间生产和地理扩张而推行的资本主义空间剥削与压迫。在这样的背景下，哈氏指出，要铲除资本主义的空间剥削与压迫，消灭资产阶级对空间资源的私人占有，摆脱空间生产的牢笼，亦只能通过阶级斗争来摧毁资本的逻辑：跨越资本主义的唯一道路在于劳动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及其相关利益集团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贯穿于社会过程的全部环节。
当然，哈氏在采取何种阶级斗争方式与策略的问题上，主张应尊重不同空间规模上的斗争目标，组织多元的差异性权力，使各种地理规模上的政治行动彼此联系，以回应资本的地理策略和地缘政治战略，进而解放社会主义事业于同质性之中，从而真正终结资本主义以实现人类自身的解放。因此，这就要求无产阶级务必学会如何对抗资产阶级支配空间及进行空间生产的权力。这样一来，就表明了围绕空间规划的阶级斗争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过对哈氏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建构路径三大步骤的分析，我们便可以发现哈氏所建构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是建立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空间问题以及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空间维度进行补充与完善的基础之上的。哈氏从资本积累与当代资本主义空间结构生产之间所具有的密切关系出发，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框架下运用空间视角，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新现象及新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与批判，着重阐发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有关城市空间生产批判的理论、全球化空间批判的理论以及后现代主义文化空间批判的理论。
哈氏遵循其所主张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社会过程决定社会空间”这一根本原则，对当代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形成机制进行了深刻剖析，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之所以形成，就是由于资本积累与阶级斗争的矛盾作用所致：通过聚焦于城市化，我并不想把它当做一个独立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理论化的特殊分析对象。正如马克思所强调，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过程。研究城市化就是研究资本主义通过自然和社会静观以及意识形态的生产而展现自身的过程。研究城市化不是研究一种法律和政治实体或者加工物。城市化研究关注资本积累过程，劳动力、商品以及货币资本的变化流动，生产的空间组织和空间关系的变革，以及以领土为基础的阶级联盟之间信息流动和地缘政治冲突等。
哈氏立足于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并深入研究了资本的空间内涵及其与城市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从而形成了分析城市化问题的理论框架。基于此，哈氏对由城市空间的资本主义殖民化所导致的社会矛盾与城市危机进行了深刻批判，并阐明了当代城市阶级斗争在空间争夺方面所发生的新变化。
哈氏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的来由，于是他提出了一个有关城市空间生产的重要概念——“建筑环境”（built environment），意即表明城市的空间本质就是一种包含多种不同元素的复杂混合商品，其物质表现形式是各种各样的建筑物。在当代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城市作为建筑环境其生产与创建本身就负载着资本主义的逻辑，换言之，城市空间实际上是服务于实现资本循环、积累和利润的。因此在哈氏看来，城市作为人造环境通过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的物质基础设施，从而为资本主义系统提供了有利于资本积累的丰富的劳动力以及各种服务消费。这样一来，城市空间生产就是资本积累的重要形式，它构成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基本条件。
但是哈氏指出，资本对城市人造环境的投资仅仅是暂时缓解了资本过度积累的危机，而无法根除过度积累的趋势所造成的一系列矛盾，因为创造一种适合生产和再生产目的的物质景观——大量人工建设的物质资源。然而，这种空间建造过程充满了矛盾和紧张，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不可避免地产生大量激烈的相互冲突。因此，为了化解城市危机，就必然要求对资本积累的新空间进行不断开辟。然而，城市的建筑环境规模大、周期长，且资金周转慢，它很难在较短的时间内将自身的价值另辟蹊径地转移出去。如此一来，原先是资本家为克服空间障碍而建立的空间基础设施，很快就变成了束缚资本进一步积累的障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不得不在保存建筑环境中原有资本投资的交换价值和破坏这些投资的价值以开拓更大积累空间之间进行两难选择。
资本本身总是在某个特定时候按照适合它自身的发展方式建立起一种物质景观，而之后它又不得不在某个时候破坏既有空间设施来建立新的城市建筑环境。由此观之，城市空间的建构、瓦解与重构实际上都是为了使资本运转更为有效，并使资本能够创造出更多的利润。在哈氏看来，城市就是在这样一种建构—瓦解—重构中发展着，也因此而呈现出不平衡的地理发展状况，这也是当代资本主义独特的历史地理景观产生的原因。
哈氏认为，若按照实际用途划分，城市建构环境可分为生产中的固定资本与消费中的消费基金。从资本家的立场而言，资本主义为了扩大资本积累，其必然十分重视人造环境的固定资本用途，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创造了庞大的固定物质基础设施，使资本愈加充当为不动产资本而被固定在土地上从而投资到空间中去；而从劳动者的立场而言，他们追求的是良好的生存条件和便捷的消费手段，因此劳动者重视人造环境的消费基金用途。然而，由于资本主义主导着城市空间的生产及其规划，因此资本家必然要维护他们所重视的固定资本用途。这样一来，资本家就必然要不断侵犯并破坏劳动者所重视的消费基金用途，由此就必须对劳动者的利益加以损害。哈氏表示，正是因为城市建构环境的这种双重用途，才体现出了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也正是因为这个内在矛盾，才引发了当代资本主义诸多社会文化问题及社会矛盾。
在哈氏看来，资本主义为了不断开辟积累的新空间，使得资本主义城市不断地遭到破坏与重建，这种城市危机的阐释是资本开拓积累新空间所导致的。同时，城市空间的资本化也剥夺了劳动者的生存空间，这也就强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空间……始终都表现了某种阶级的或者其他的社会内容，并且往往成为剧烈的社会斗争的焦点。此外，资本主导下的城市空间生产疏忽了人本身的生存与发展，这也就必然导致空间的异化，致使人对自身的生存产生了困惑与迷茫，人们因此而被掷入现代城市交通漩涡中，孤零零地对抗庞大、快捷而致命的质量与能量凝聚物。这样看来，城市空间生产给资本带来了福音，但却给人的自身生存与发展带来了痛苦和孤独。因此在哈氏看来，资本主义城市化所伴随及衍生而出的城市问题与城市危机是无法在以扩大资本积累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得到根本解决的：一个真正的城市化还没有产生，它需要革命的理论勾画一幅蓝图，来实现从以剥削为基础的城市化到适宜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城市化。而且它需要革命的实践完成这一转换。
由此可见，城市空间生产的基本内在矛盾，就是资本家占用空间以攫取利润的要求同劳动者使用消费空间以满足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换言之就是城市建筑环境的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资本家对劳动者的生存和消费空间进行剥夺与破坏，这必然会导致劳动者进行反抗，从而引发围绕城市建筑环境而展开的各种阶级斗争。而在哈氏看来，随着资本城市化的深入，社会关系也日趋城市化，劳动者的工作场所也因此与生活场所相分离。而劳动者的工作场所与生活场所的分离，就意味着劳动力对自身社会生存状况所进行的斗争本身分裂为两个处于表面的独立斗争，一是在工作场所争取工资的斗争，二是在居住场所反对商业资本、土地所有权等剥削和占有的斗争，也即劳动者、租金占有者与建筑商三方之间的对立斗争。
哈氏重点关注的是后一种阶级斗争形式，他尤其着重分析了劳动者与租金占有者（地主或房东）之间对住房成本和质量的直接斗争。通过分析哈氏表明，劳动者在城市建筑环境的空间资源的分配、数量和质量等方面的要求，集中表现为反对地主的掠夺和争取生活居住成本持续下降的斗争。而为了缓解城市空间生产中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就必须使资本围绕城市建筑环境对劳动者、租金占有者和建筑商三方之间的对立斗争进行干预及平衡，以顺利实现资本积累和资本的再生产。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干预及平衡通常是由政府出面进行的。具体说来，政府着重在四个方面对这场对立斗争进行资本干预及平衡：一是允许劳动者拥有住房所有权，扩大个人住房私有制，以便使资本家能够更好地分裂并控制工人；二是降低劳动者的居住生活成本以保持低工资率，以保持劳动者再生产的最低成本，提高资本积累率；三是通过理性消费和集体消费对劳动者加以管控，以保护商品流通循环，进而顺利实现资本积累；四是向劳动者灌输“工作伦理”与资本主义价值观，使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支配劳动者，最终使劳动者成为服从生产过程的“物”。
资本家对劳动者、租金占有者（地主或房东）及建筑商三方对立斗争的干预及平衡，实质目的还是为了顺利实现资本积累和资本的再生产。因此这种干预及平衡只不过是用来掩饰资本家剥削劳动者以达到追求资本增值的手段而已，它不可能真正成为城市劳动者为争取空间权益而进行的斗争的真正出路。所以，当代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中所出现的各种新型阶级斗争形式，实质上仍不过是劳资之间的阶级斗争而已。
综上所述，哈氏对当代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批判是从资本积累的动力机制这一视角出发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过程进行分析的，他视资本主义城市化过程为资本积累与阶级斗争二者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产物。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就是通过资本积累、阶级斗争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来进行生产的，这种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生产过程体现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四个环节中的每一个环节之中，其中亦包含着不可调和的基本内在矛盾。可以说，哈氏对当代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批判是运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辩证法对城市空间问题进行研究的理论成果，他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逻辑及其矛盾进行了创新性分析，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理论与阶级斗争理论。
全球化问题亦是哈氏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所要研究的重要主题。哈氏在研究全球化问题时，亦以过程辩证法为方法论基础，视全球化为一个过程，他以过程为基础的视角，聚焦于全球化是如何已经并且正在发生的。哈氏在研究全球化的问题过程中，从空间视角对全球资本主义现状、全球化的资本积累方式及其政治经济实践加以研究，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哈氏首先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探讨了资本积累问题，并通过资本积累来揭示全球化是如何产生、形成并扩展深化的。在哈氏看来，资本本身是不断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这是资本的本性，它必然会导致资本过度积累这一危机的出现，而这些过剩资本与劳动是无法完全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加以消化的。这样一来，为了缓解资本过度积累危机的恶化，资本主义便采取了空间修复策略，即通过开拓资本积累的海外新空间的方式，以实现资本的横向空间转移：在资本不断向外地理扩张的过程中，随之而来的就是全球化。因此，全球化趋势是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模式的固有本质，资本积累推动了全球化空间的形成，它与资本无限积累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总之，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解决资本过度积累危机的策略，也即资本主义世界性扩张的空间策略。
哈氏指出，资本在进行全球扩张的同时亦实现了全球空间生产的可能性，这就使得空间的地理界限被资本积累逐渐突破。资本在全球空间范围内的流动使得全球地理空间随着资本积累的需要而不断进行着地理重组，从而导致地理上的分散、生产体系的分裂、劳动的分工与专业化：“全球化”术语的兴起所预示的事情之一就是深刻的资本主义地理重组，使许多关于“自然”地理单元——资本主义历史轨迹就发展于其中——的假定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
可以说，全球空间生产能够使得资本在全球自由流动，亦可以使得资本在全球空间转移中不断实现增值，从而将积累的剩余进行不平等的分配，这种情况最终势必会对人类的生存空间带来巨大危害。因此，全球性空间生产活动造就了一个不平衡发展的全球空间结构，它通过资本的空间拓展和全球性扩张既加剧了全球劳动分工空间布局的二元化趋势，又给自然空间造成了巨大破坏，导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之间的不平衡发展。正因为如此，哈氏强调，由于这种“不平衡地理发展”，才使我们充分认识到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所蕴含着的激烈矛盾。换言之，全球化过程实质上就是不平衡地理发展加剧的过程，它最终必然会导致全球空间结构充斥着对抗，无论是在空间资源与生产资料的占有中，还是在消费资源与生活资料的分配中，到处都是这种激烈矛盾的存在。
在全球化的这一国际大背景下，宣扬市场自由、贸易自由与个人自由的新自由主义成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使得当前的全球化逐渐演变为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国际垄断资本亦借助新自由主义以建立新的全球秩序。在哈氏看来，这一轮新自由主义化，就是：一项乌托邦计划——旨在实现国际资本主义重组的理论规划，或将其解释为一项政治计划——旨在重建资本积累的条件并恢复经济精英的权力。
哈氏认为，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特征，就是通过市场和贸易的自由以保障个人自由，在此基础上的新自由主义国家便建立了稳固的个人财产权、法治及令市场和自由贸易得以自由运转的制度，以保障个人自由。因此，哈氏眼中的新自由主义，就是：一种政治经济实践的理论，即认为通过在一个制度框架内——此制度框架的特点是稳固的个人财产权、自由市场、自由贸易——释放个体企业的自由和技能，能够最大程度地促进人的幸福。
然而，新自由主义表面上鼓吹自由与权利，其本质仍是以利润为中心的资本积累体制，而所谓的自由与权利，不过是为资本积累体制实现资本和利润的自由流动及其最大化的便利条件而已。因此，新自由主义有计划、有目的地鼓吹自由与权利以获得民众基础，这实际上不过就是借此来掩饰其重建阶级力量的真实企图而已。所以在哈氏看来，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自由”，也不过就是一个代名词而已。处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人，亦非自由表达的个体，而是市场与资本积累的附属品。新自由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事实上并非真正追求全人类的自由与幸福，而是为了保护统治精英的权力罢了：自由的理念堕落为仅仅是对自由企业的鼓吹，这意味着那些其收入、闲暇和安全都高枕无忧的人拥有完全的自由，而人民大众仅拥有微薄的自由。
新自由主义呈现出了不平衡地理发展的过程，这也加剧了国家、地区和城市之间的区域竞争与跨区域竞争。在全球的这种日益加速的资本积累对空间的争夺与新自由主义的强烈意识形态干预下，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动荡性日益剧烈，不平等程度日益加深：这一不平衡的新自由主义化的复杂历史中，一个持续的事实就是普遍存在一种趋势：扩大社会不平等，并使社会中最不幸的成员越来越受边缘化的悲惨命运。而在社会光谱另一端的结果却是难以置信的财富和力量如今都聚集到资产阶级上层队伍手里。
新自由主义使得某些地区得到了惊人的飞速发展，却又同时使得其他地区付出了更大的代价。不仅如此，在哈氏看来，新自由主义还通过“剥夺性积累”对财富和收入进行再分配，从而使得全球财富和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公平，上层阶级也因此从广大民众与弱势群体的手中获得了大量财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亦从落后国家攫取了大量财富。同时，新自由主义还导致信贷膨胀和金融投机，加速了实体经济的萎缩和虚拟经济的扩张，这就促发了金融危机，加剧了世界经济的风险性。此外，新自由主义亦使得商品化大行其道，还会导致反民主性质的威权主义的盛行，并对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造成巨大破坏和掠夺。种种迹象都表明，新自由主义表面鼓吹自由和权利，以及解放和选择，但实际上它所掩盖的是赤裸裸的阶级力量的重建，它并没有有效促进经济增长，也并未真正实现分配正义，恰恰相反，新自由主义反而加剧了世界的动荡与不安，这也就导致了最后在新自由主义自身内部生发出了大规模的对抗性文化。基于此，哈氏严厉批判了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相信自由商品市场和自由资本市场包含了能给全人类带来自由和幸福的所有必备因素，这一点已经被证明是完全不可能的。
由于当前的资本积累过程的特征就是动荡不定且不断加深的不平衡地理发展，这种不平衡地理发展亦通过国家间的竞争而推动了新自由主义的传播。在哈氏看来，这种新自由主义绝对不可能带领人类建构出一个自由、平等、正义的国度：比起新自由主义所诉求的自由前景，还有远为高尚的自由前景有待我们去争取。比起新自由主义所允许的治理体系，还有远为有价值的治理体系有待我们去建立。
正因为如此，哈氏指出，必须通过权利斗争和阶级斗争这两个替代性方案，才能真正摧毁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从而实现人类美好未来。我们既要向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注入一剂与新自由主义截然相反的权利价值体系，恢复民主、社会平等以及正义，又要唤醒人们的阶级意识，展开阶级斗争，联合当前各种反全球化和反剥夺性积累的力量对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精英分而治之的政治策略加以对抗。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拓展，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也推动了新帝国主义的形成。在哈氏看来，所谓的“新帝国主义”，便是“新”在它是对与资本积累内在时空动力有关的帝国主义问题的重新概念化。换言之，哈氏所说的“新帝国主义”，就是从资本积累的时空修复机制来探讨并诠释全球化时代帝国主义实践所发生的新变化。因此，哈氏也将新帝国主义称为资本帝国主义，它是国家和帝国的政治和资本积累在时空中的分子化过程这两种要素的融合，是政治和经济关系的矛盾统一体。
哈氏的“新帝国主义”理论建基于资本积累理论，所以他亦遵循资本过度积累问题对当今帝国主义实践加以探讨。哈氏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解决资本过度积累危机的主要方式，就是“剥夺性积累”，因此新帝国主义的实质也就是以“剥夺性积累”为主要手段的剥夺和侵略。而这种通过剥夺和侵略来进行资本积累的“剥夺性积累”，在本质上是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决定的。这样一来，“剥夺性积累”既是解决资本过度积累危机的重要手段和策略，也是新帝国主义的本质所在。具体而言，在哈氏看来新帝国主义主要运用私有化、金融化、自由贸易与开放资本市场、危机管理和操作、国家再分配等手段来实施剥夺性积累，而不是通过生产的方式攫取超额利润。正如哈氏自己所言：为了进行积累，资本主义确实需要“自身外部”的东西。资本主义既可以利用早就存在的外部（非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或资本主义内部某些尚未被无产阶级化了的领域——比如教育），又可以积极地来创造它们。
由此可见，新帝国主义实施“剥夺性积累”，主要是以经济手段为主，还会辅之以政治协商、文化渗透甚至军事暴力等手段为资本的畅流运行开路。在新自由主义的主导下，“剥夺性积累”必然使得全球财富和收入分配日益不公平。因此在哈氏看来，新帝国主义的实质就是在国家的支持下，通过金融的力量强迫发展中国家将以前抵制资本逻辑的领域私有化、商品化和市场化来解决自身的资本过度积累危机。这也就使得“剥夺性积累”具有双重任务，一方面，廉价资产的释放为吸收剩余资本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另一方面，它提供了一种将贬值的剩余资本投入到最薄弱和脆弱的领土和人群中去的手段。这势必引起反抗剥夺性积累的多元化、多样化的斗争，但哈氏认为，仅仅诉诸于反抗剥夺性积累的斗争是不可能克服和解决资本主义全球空间生产和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的。
综上所述，哈氏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并从空间视角对当代全球化的本质进行了深刻反思与批判。他将全球化理解为不平衡的时间和地理发展的一个生产过程，使我们从有关万能的、同质化的全球化过程的狭隘性话语中得到解放。事实上，在哈氏看来，当前的全球化实际上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推行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就是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延伸与扩展：全球化无疑是一场主要由美国（还有一些臭名昭著的同盟，如撒切尔时代的英国）发动的地缘政治讨伐运动的后果。
这种以剥夺性积累为特征的全球化实际上给世界人民带来了世界性的灾难，资本主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运用全球化术语替代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从而促使区域的不均衡加剧，也淡化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这也就弱化了反全球化政治的力量。哈氏认为，由于资本积累具有无限扩张的本性，因此这种灾难性危险将持续下去，这就是哈氏所谓的“无刹车的灾难列车”。哈氏表示，无产阶级在反对全球化、争取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中，依然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主要力量。因此他亦与马克思一样，主张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综合各种互异而又多重的斗争形式为更普遍的反资本主义运动，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因此，哈氏的解决策略，就是要改变全球化的话语，重组阶级意识与阶级斗争，寻找出替代性的方案以构建辩证的时空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