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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对新旧世纪之交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来说，列斐伏尔在此方面做出的贡献可谓是上承新马克思主义、下启后马克思哲学思潮与后现代转向的中间环节。空间生产思想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分析当代社会空间发展的理论基础，而且向我们贡献了一种分析的方法论体系空间生产思想的探讨，使得时间空间、场所、社会等成为分析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同时这种探讨体现了空间的社会实践意义。我们应注重空间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全面的动态的关系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过程中，以交通通讯等为核心的技术革命快速发展，劳动力、资金、信息、生产和技术等在全球空间规模内流动并重新布展，民族问题、阶级问题、国家和城市建设问题等也在发生变化，这些都使得空间逐渐成为国家、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种力量交汇的场所。
在长期的生产斗争实践中，人们对空间经济的认识和对空间条件的利用也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从不充分到比较充分，从一个比较狭窄的范围扩大到一个比较广阔的范围的过程。当前，全球化的浪潮使我们必须要将国内经济与全球经济联系起来考虑，这就把空间条件的科学利用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建立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国内全方位开放的统一市场的形成，以及向国外市场的延伸等等都说明我国现在对空间经济理论的应用达到了新的高度。
任何社会的生产，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下的进行的。不同的社会，对经济运动中的空间要素的利用必然要受到历史上的特定的生产关系性质的制约。比如，在封建社会里，由于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人们的视野局限在有限的空间范围，于是社会再生产只能是建立在生产力薄弱基础上的空间条件极其低下的简单再生产；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发达以及社会化大生产的出现，空间条件的利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却限制了它的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才为空间条件充分而合理的利用创造了必要的经济条件，开辟了社会生产无限发展的美好前景。这就说明了空间经济具有鲜明的社会和时间属性。空间要素的利用是由生产力发展的一般水平以及整个社会生产力所决定的。由于社会主义生产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化大生产，科学技术将比资本主义有更大发展，因此，运用空间经济理论把我国的社会经济与整个世界经济联系起来，相互渗透、互相制约，就能形成一个世界经济大循环的态势，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当前我国以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开放区、长江三角洲以及山东、辽宁半岛等经济开发区，当作走向世界经济大循环的前沿阵地，就是运用空间经济理论又一创造性的发展。在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空间的生产理论为中国城市研究启发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城市化一方面使得城市形态不断向郊区和农村扩展，另一方面使得中心城区经历剧烈的城市重建和更新。这本身就是一个资本积累和空间扩张的过程。城市开发中伴随而来的土地和房地产开发利益使得围绕空间利益的逐利集团开始形成掌握土地资源和行政权力的地方政府和掌握资本的开发商联合成城市增长机器。
地方政府和开发商从很大程度上主导了城市开发的方向和进程，将城市土地抽象成具有交换和商业价值的空间，并通过城市规划、城市政策和城市治理等权力工具来实现其空间利益。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充斥着矛盾和冲突，城市增长机器榨取土地交换价值的同时挤压了城市居民的生活空间和他们称之为家的地方。不论是从中心城区被动迁到城郊的底层居民还是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农民工群体，还是在买房过程中被开发商欺压的城市小业主，都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不断被挤压。
面对中国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和冲突，国内的城市研究很大程度上还处于分割状态，有的从土地经济和城市增长机器的角度去研究。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更新主要服务于城市增长机器的利益，而在此过程中被动拆迁的居民的住房权则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和损害。拆迁相关的法律法规又进一步加剧了住房权的不平等的分配。由于拆迁补偿以城市户口为准，没有城市户的居民得不到合理的补偿。此外，拆迁赔偿的谈判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拆迁户和掌权者的私人关系，由此导致有权势的住户更有可能得到更好的补偿条件。为了捍卫自身的生活空间和城市的权利，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建构自身对空间的感知和想象来对抗占主导地位的抽象空间，并通过微妙或激烈的集体行动来试图改变现有的政治和权力格局。通过这种行动，城市居民不仅在追求自身的利益，也同时在主张城市的权利，从而逐渐改变了城市的社会构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城市化和城市开发中矛盾和不平等也是孕育城市运动的公民空间。
城市管理是城市政策的实施方面，城市治理从管理主义向企业家主义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家对城市空间的权力运作方式，首先，由于城市管制权逐渐从民族国家层面下移到区域和城市层面，地方政权开始在促进经济发展。社会服务提供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承担主要责任。其次，全球化和日趋激烈的城市间竞争使得地方政权越来越具有企业家精神，更加积极地通过经济和政策手段来促进城市开发。最后，随着城市治理从再分配为主向经济发展和城市间竞争转变，地方政府开始通过建立准公共机构或公私合营等方式将公共服务甚至社会管理职能外包以实现更好的管理弹性和效率。这就使得地方政府之外的城市治理主体开始出现，治理决策由越来越多并不受到选举和其他民主制约的行动者做出。这些变化彰显了城市治理中国家权力的碎片化趋势。中央政府掌握的权力逐步减少，国家层面的城市发展蓝图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减少，城市管制的权力更多分散到地方政府、个体官员和市场当中。对一个特定城市的空间生产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不应仅仅看到国家的总体规划蓝图，同时也要考察权力在不同层级政府和官员中以及非公有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具体运作机制。
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理论对于我们认识解决中国城市化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当前中国正在经历的高速城市化，实质上就是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在城市化过程中，人们的居住条件、生活环境与过去相比明显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提高。但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成果并没有惠及所有地区、阶层和社会成员，空间在生产过程中也产生着新的不平等，出现城市中心对郊区的挤压和城市对农村的挤压。如地方政府为了建城市开发区招商引资，大量城郊的农田和村庄被城市吞并，成为新的城区，城郊的失地农民被动地卷入城市化进程，面临就业难、住房紧张、缺乏社会保障等问题；城市化过程中还有相当数量的农民流入城市，游走于城乡之间，在城市遭受着住房、就业、教育、医疗等各种排斥，心理缺乏自我认同；而城市中心城区近几年为了提高土地的交换价值，改造、拆迁、重建加剧，中心城区居民纷纷迁往郊区，造成城市优势群体和城市弱势群体在居住、交通、环境等方面分配不公。这些问题直接导致了城乡空间矛盾加剧和城市阶层冲突激化，制约着我国和谐社会建设。
正如列斐伏尔所说，资本主义正是通过不断地生产与再生产空间关系和全球空间经济，才存活到今日。空间既是生产的工具，也是消费的工具，既是统治的工具，也是抵抗的工具。今天当我们关注空间生产之时，不应该仅仅关注空间自身或空间内部的事物，而是应该增强我们的空间意识。我们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空间生产思想为我们分析研究当代社会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我们需要从空间和社会发展的角度，不断汲取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经验教训，从而少走弯路，不断迈上新的历史台阶。新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地理空间是一个包含诸多人化、意向性关系的空间，其命运轨迹含蕴了从空间形塑、空间成长、空间异化到空间重构的内在演进逻辑。空间受到资本的控制并屈从于资本的逻辑，资本对利益的追逐直接塑造了资本主义城市化的空间面貌；城市空间成长是剩余资本的第二循环、空间生产、弹性积累、时空压缩以及空间竞争等多种力量使然；非对称交换关系下的资本全球化流动不断加剧空间结构关系的异化；资本霸权的新秩序侵占空间主权秩序，并引发一轮轮空间危机，空间重构是反对资本霸权的必经之路。
由于列斐伏尔的理论具有高度概括性和抽象性，如何将列斐伏尔的理论应用于实证研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西方文献对此作了不少努力，广泛地将空间生产的理论框架运用于城市规划、开发和重建以及城市治理、城市运动等研究领域。相对的，中文文献对列斐伏尔的考察则主要集中在理论层面，只有少数研究关注该理论在经验层面的具体应用。
公共空间是一个与此相关又十分具有争议性的话题，对于公共空间的公共性的定义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公共空间能够为持不同观点者提供交流和协商的平台，通过无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来促进公民意识的养成，因而在参与式民主和公民社会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公共空间同时还是一个展示的空间，因为只有在这个空间里，政治运动才能变得明显可见，公民组织才能将自己展现给普通大众。第二种看法认为公共空间应该是干净有序的空间，来供大众娱乐休闲和消费，并且只有行为适当的人才能被允许进入。这个意义上来说，公共空间是私人空间的延伸。随着城市化和商业化的发展，公共空间有被商业资本不断私有化和同质化的趋势。
列斐伏尔的理论将城市空间的生产作为研究的对象和议题，并且强调社会结构和空间实践对空间生产的影响，为城市社会学研究领域的整合提供了理论和分析框架，能够全面考察空间权力经济和社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和互动作用。列斐伏尔所阐述的关于空间生产的内在矛盾和城市的权利的概念能够很好地将城市主体互动的过程放到统一的分析框架中进行考察。由于空间生产理论根基于19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城市，这个理论在中国城市的应用必须经过本土化的修正。西方社会城市化和城市更新过程中最重要的驱动力来源于资本的力量，是全球化过程中资本在不同城市和地区间流动的结果。而在中国，虽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资本的力量日益彰显，但由于地方政府依然掌握着土地等重要资源和行政权力，因而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对地方政府来说，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是两个最重要的政绩考核指标。因而中国城市的空间生产是在地方政府主导的不断平衡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的模式下推进的，其中特有的空间生产机制动力和后果值得进一步的研究考察。另外，对于城市权利的考察，列斐伏尔强调的是人们对城市进入生活和居住的权利，基本上是满足城市居民最基本的需要，然而如果把城市的权利看作一种居民对城市发展过程的参与权，城市的权利的呼吁可以延伸到更加广泛的研究话题，比如业主对私有产权的拥有和管理、对周边污染性设施的排斥、对更高的生活和环境质量的追求以及更积极地参与到政策制定的过程当中等。
城市日常生活遍布在城市空间之中，人们表面上是在处理空间，事实上是在处理日常生活世界乃至整个社会的建构过程。在今天，空间生产正日益影响人际关系、信息的获得和传播、团体的构成及其他社会网络的建立。当今中国居住空间的生产实质上也是资本的空间扩张和积累和增殖的过程，资本正是通过城市的空间进行着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逐步地影响着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例如城市空间生产实践中的拆迁改造，不仅拆除的是传统居住空间和特色的建筑，而且拆迁了承载在其中的社会网络。空间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凿通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影响主体性行为的流动向度，同时也通过主体性的社会实践和行动策略来培育、滋养和维持了通过聚焦（主体性）层面和日常实践，人们可以借由其所寄寓的空间来考量行为主体的社会行为、行动意义以及行为主体的生存方式。当原有的空间模式被打破之时，人们就必须改变原有的空间安排或建立新的空间来表达他们的生活需求，或者通过主体性行为来完成空间的培育、生产和维护，完成一个日常性世界，建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当旧的和谐被摧毁，人们总会想方设法建立新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