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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
陈晓晓
21 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海洋是人类的生命之源。俗话常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大海不择细流”，是故海洋具有吸收、包容、接纳、开放、宽阔、自由、谦虚、生命力等特色。
谁最能掌握海洋资源，谁将是未来国际舞台的强者。现阶段各海洋大国在海洋经济、科技、资源、海权等方面的竞争日益激烈。种种激烈竞争的背后，实质上是海洋文化的竞争。2013 年 9 月和 10 月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简称“一带一路”。该国家战略是中国在新形势下外交战略布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带一路”旨在建立一个从东亚、太平洋地区连接中亚、南亚、中东，直至欧洲的陆上与海上交通运输网络和经济、贸易、金融合作安排。在“一带一路”尤其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过程中，台湾具有相当大的优势。台湾作为中国一个近海岛屿，天然属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台湾长期以来与海洋具有相当密切的关联，大部分的人们都是经过海洋来到这座岛屿，台湾民众具有的海洋文化认同，对于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海”，《说文》中的解释为“天池也，以纳百川者，从水每声”。“海”字由“水”和“每”构成，其中，“每”在上古时期，用来指氏族社会中年龄最长、生育儿孙最多的女性。用“每”做“海”的组字构建，并在《说文》中解释为“纳百川”，并且喻为“天池”，可见从古代开始中国人对于海洋的尊崇与敬畏。世界各大文明的起源，几乎都与海洋有一定的关系，例如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印度河文明、古代黄河中下游文明、古长江文明、古玛雅文明，都有其靠近海洋的区域文明，而且往往是其文明最发达的地区。由此可见，海洋对一个地方的文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海洋文化”最早由黑格尔提出。“海洋文化”曾经被黑格尔当作区别于中西文明的一道界限。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中提到“西方文明是蓝色的海洋文化，而东方文明是土黄色的内陆文化”。当然，作为一个西方文明的代言人，尤其是生活在西方社会快速发展时代的黑格尔，他投向东方冷峻的目光里，不免带有一些西方文化的优越感；然而，海洋文化不只属于西方，也属于东方。
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海洋文化十分发达的国家。中国本是一个发源于内陆黄土地的民族，但在向海洋扩张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融入了许多民族不同的文化，而且在自身的改造与融合中逐渐形成一种既区别于西方科学文明，又具有东方神秘哲学的文明。
著名历史学者杨国桢在论及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时曾指出：“中华民族的形成经历过农业部族和海洋部族争胜融合的过程，中华古文明包含了向海洋发展的传统。在以传统农业文明为基础的王朝体系形成以后，沿海地区仍然继承了海洋发展的地方特色。在汉族中原移民开发南方的过程中，强盛的农业文明，吸收涵化了当地海洋发展传统，创造了与北方传统社会有所差异的文化形式。南中国的沿海地区，长期处于中央王朝控制的边缘地区，民间社会以海为田、经商异域的小传统，孕育了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的基因。”
中国海洋性文化的主体来自于东夷和东南百越人。秦汉以后，中国海洋文化活动主要区域是山东半岛与江浙一带，之后逐渐南迁，闽越族境内的海洋文化逐渐成为中国海洋文化的主体。唐代中期以后，“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使闽台海洋文化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具有海洋文化特征的闽台地区，海岸线在闽台两地人们的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也影响其思维的拓展。
中国是一个兼具陆海生态环境多样性的大国，海洋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环境，经过了许多岁月的累积，中国发展了自己独特的海洋经济、海洋社会和海洋人文模式，体现了中国文明海洋性的一面。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台湾逐渐兴起了一股谈论“海洋文化”的热潮，至今仍方兴未艾。这股热潮不只局限于学术界，而是遍布社会各界，“海洋文化”、“海洋立国”的标语频频见诸台湾的报纸、电视等大众媒体。从许信良、吕秀莲等政治人物到余英时等学者作家，都纷纷著书撰文，发掘台湾的海洋文化历史，宣传台湾的海洋文化传统。“海洋文化”俨然被当作台湾文化的核心与代表。台湾这股全方位的“海洋文化”热潮，吸引了社会各界对海洋文化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台湾海洋文化研究的发展。
《台湾省通志稿》里有这样一段记述：“台湾历史之可稽考，为时较短，除原住民外，大多数来自于中国内地，尤以福建、广东两省为最，所以至清廷割台为止，台湾文化根本即为中国文化之延长与移植。”台湾中研院三民所 1984年出版的《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陈昭南的引言指出：“中国不只是一个大陆国家，也是一个海洋国家”，“今日台湾乃是中国人向海洋发展所造成的历史事实”。李亦园的序言更明确地指出，中国海洋发展史“如从地理区域的观点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其一是作为海外发展基地的沿海地区，其次是沿海的岛屿，包括台湾与海南岛，再次是非本地的海外地区”。
余英时在《发现台湾》序《海洋中国的尖端——台湾》中指出，海洋中国“是从中国文化的长期演进中孕育出来的”，从 16 世纪以来，“中国已不仅是一个内陆农业的文明秩序，另一个海洋中国也开始出现了”。所谓“海洋中国”，包括东南沿海地区以及向海岛、海外的发展，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依靠海上商业力量建立的政权“象征了现代海洋中国的开始”。至于台湾“真正成为海洋中国的尖端则是最近四十多年的事”。
当然，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台湾语境中，“海洋文化”议题的凸显，既是全球化以及 21 世纪是“海洋世纪”之类的“大势所趋”，却又在错误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带有某种“去中国化”的政治文化意涵，
这是值得注意的。
总之，台湾是“海洋中国”发展的产物。台湾是一个岛屿，它的发展必然与海洋有着紧密的联系。台湾，位于中国大陆架东南缘，北接日本、朝鲜和韩国，南抵东南亚各国，东越太平洋，通南北美洲，为环太平洋区域的海上交通与贸易的重要枢纽。从史前时代的渔猎生活；到 16 世纪台湾海峡成为国际贸易与冲突的水域，西班牙、荷兰占领台湾，郑氏海上集团崛起；清初大批闽南移民渡海来台，清末被迫开放通商港口，西方列强进入台湾，甚而为日本外来政权所统治，直至今日近海与远洋渔业发达、国际船运贸易兴盛，台湾各个时期的发展皆与海洋息息相关，也孕育出流动性、开放性、多元性、包涵性的海洋文化。
文化乃人类为求生存而创造发明的一切总和。对于沿海地区居民而言，海洋是他们生存物资的来源，必须出海作业才能维持生活、创造经济；海洋也是生存最大的威胁，必须有相关的信仰与知识，才能有信心面对海洋带来的危机。台湾有着与海相邻的地理环境，人民在求生存的过程中，自然会形成丰富的海洋文化，尤其是融入日常民众生活的民间信仰，更充满与海洋有关的神祇、传说、风俗、仪式等。
事实上，台湾民间信仰的保生大帝、广泽尊王、清水祖师、观音佛祖、临水夫人等神明，皆自福建泉州、漳州而来，这些闽南原乡本来就是沿海地区，信仰本身即与海洋有所关联；而当先民将这些神明带入台湾，更因应本地的自然环境，凸显及深化其海洋文化的特色。
近年来“海洋文化”的论题已受到台湾社会与学界相当的重视。2010 年 5月 19 日，马英九提出“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的外在表现就是海洋文化、多元文化、创新文化、志工文化和爱心文化。他指出，台湾在美国、中国大陆、日本三大经济体竞合中求发展，把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与开放进取的海洋文明，糅合成“具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海洋文化”，这是“开放与创新”的方面，是“创造”，特别是“吸收西方当代文明的精华”。
同时，台湾还不断在教育上强化其海洋文化传统与认同。长期以来台湾地区的教育以陆权思维为主，海洋文化发展至今尚未形成文化主轴。但在学术界，海洋文化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新兴的显学。北部有海洋大学，南部有海洋科技大学，屏东靠海，也成立了海洋文化研究中心，高雄中山大学也有海洋研究。各高校基本都在将自己的研究与所处地理环境结合起来，以形成一个特色学科。
台湾教育部门更于 2011 年于九年一贯课程纲要中，将海洋课程列为重大课题，安排于教学课纲中。其基本理念是希望台湾民众具备充分认识海洋、善用海洋的能力；强化民众对整体自然环境的尊重及相容并蓄的“海陆平衡”思维。台湾教育部门期望通过向海洋延伸的教育政策，让民众能以台湾为立足点，并有能力分享珍惜全球海洋所赋予人类的宝贵资源。这显示海洋教育在台湾已被视为普遍教育，
以达到为台湾传统海洋文化注入新血，培养“海洋世界公民”素养的目的。
台湾地处祖国南部，属于亚热带、热带地区，诸多赋作中均展现其“海洋文化”特征。海岛四周无依，为保障物资供应，必须与大陆之间进行商贸往来，它们往往凭借长长的海岸线、各类港口，日益繁荣的航运，发展与外埠的商贸往来。林谦光《台湾赋》“尔乃以忠信为舟，以道德为橹；爰纵缆于铜山，泛一叶于厦浦”充分说明了各港口往来之密切；高拱乾《台湾赋》就提及台湾“贸易遍于三洲，资生凭乎一水”。
明代中叶以后，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贸易往来不断。荷据时期，大陆商人与当地居民进行广泛交易，这些商人的足迹就已遍及台湾岛。同时，岛民也纷纷走上经商之道。王克捷《台湾赋》云：“逐末既多，本务渐驰。工针绣而弃某营，轻寂粟而艳罗绮。”台湾的大米等农副产品输出到漳泉等地，蔗糖出口日本、波斯及欧洲，而漳泉等地也同样输送物资到台湾。
《噶玛兰厅志》记载：“兰中惟初稻谷，次则白苎，其余食货百物多取于漳、泉。”“其漳、泉来货，饮食则干果、麦、豆，杂具则磁器金楮，名轻船货。”
王克捷《台湾赋》：“若夫市肆填咽，阡陌纵横。泉、漳数郡，资粟粒之运济。锦、盖诸州，分蔗浆之余赢。蜃蛤鱼盐，在在殷裕。瓜茄姜芥，种种早生。实海邦之膏壤，宜财赋之丰盈。”就其现实意义来说，赋中这条材料是对闽台区域经济互补交流的记载，也是台湾基于海洋认同，积极融入海上贸易的重要材料。
清代自嘉庆、道光年间以降，台湾素有“一府二鹿三艋舺”之称，这是因为面向台湾海峡的台湾台南，作为台湾府城，对中部的海港鹿港，以及台湾北部淡水河流域之艋舺，与来自福建和广东、浙江沿海来航之帆船，形成一重要港口。前揭台湾之三大港市，其蓬勃发展的历史是周知的事实，透过这些要港，以台湾的航运为依据所发展出之台湾经济，其主要是与大陆的沿海地域进行经济交流。
要言之，台湾的海洋经济初步形成于明清时代，当其萌芽之际，台湾经济便受到了闽粤海洋文化的巨大影响，这一影响渗透到台湾经济的各个层面，从而铸就台湾海洋经济之个性。台湾作家吕则之称：“生于斯的子民，生命意义是和大海谈交易。”台湾“惟旁浅中深之鹿耳门，实联海东岛屿之七鲲身；藉咽喉以为呼吸，引此往彼来之楫若云屯”。
由于岛屿空间和历史时间的制约，从明郑以来，台湾海洋文化可分为两种形态：其一，开放型的海洋文化形态，岛屿四方先后受到南洋、东洋、西洋，以及中国文化深远影响，交织而成丰富多彩的海洋文化。其二，封闭型的海洋文化形态，岛国特质，政权更替，厉行海禁，沦为锁岛或半锁岛的海洋文化形态，将陆地型思维用于台湾岛上。
前者外向开放，致力远洋航行、海外贸易、殖民活动，崇尚机遇、奋斗，具有征服和流动的特征，明郑时期之海洋文化似之。后者如清朝时期之“海禁”，台湾解严以来之“海禁”是也。
海商追逐高额利润，冒险犯难的精神代代相传，并与海洋贸易形成一种文化的融合。台湾所表现的繁荣跨海贸易，充分显示了南国海岛开放式的海洋文化，造就了海岛民众具有大海般开阔的眼界，大海般开放、包容的心胸。渔民常与惊涛骇浪搏斗的生活，也锻炼了他们面对困难的勇气和冒险精神，其历史影响和现实意义都是不可忽视的。台湾对于海洋精神的认同与海上贸易的传统对其参与“一带一路”具有积极意义。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简称“一带一路”。该国家战略是中国大陆在新形势下外交战略布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带一路”旨在建立一个从东亚、太平洋地区连接中亚、南亚、中东，直至欧洲的海上交通运输网络和经济、贸易、金融合作安排。“一带一路”的主要内容是政策沟通、道路连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等疏通与交流。“一带一路”实际上代表了一种海纳百川、对外开放、相互借鉴、互通有无、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精神和文化。
而“一路”即“海上丝绸之路”，具有环球性，它不是地球上某一特定地域专有的海上通道，而是包括地球上所有海洋的全球性海上通道。它针对东半球提出这一宏伟构想，同时也对以拉美为首的西半球提出了重要的战略构想。“海上丝绸之路”的环球性始于“郑和下西洋”，距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海上丝绸之路”是全球性的海上文明交流通道。
（一）紧跟“一带一路”战略布局
世界经济中心正在转向亚洲。“一带一路”计划的推出表明，大陆经济的发展和欧亚大陆关系的变化正在撬动全球性的历史变迁，大陆与海洋的关系如果不发生逆转，也会产生巨变。17 世纪之后，台湾由于海洋时代到来而形成的在全球和区域经济中的地位可能也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台湾在是否参与“一带一路”、是否与大陆进行更深层次经济融合等议题上所做的战略选择，将对台湾的未来、台湾人民未来的福祉产生决定性影响。
短期来讲，台湾要解决“闷经济”的问题，要解决对外贸易投资减缓的问题，积极参与“一带一路”与自贸区建设是最好的“搭便车”行为。从长期来看，加入亚投行及参与“一带一路”，等于是为台湾西向投资贸易市场，开辟了两条高速公路。
与其他地区相较，台湾由于地理、历史、语言、文化及经济发展的阶段与互补关系，应最能从中国的快速成长中得到利益，彼此相得益彰，关键在于台湾采取开放而顺应市场的政策，抑或是限制而违逆市场的政策。
在“一带一路”、亚投行、自由贸易区等经济新常态的发展机遇下，台湾具有相当大的优势。台湾作为中国一个近海岛屿，天然属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台湾经济与大陆经济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近景方面，福建作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起点，正在加大开放力度建设福建自由贸易区，台湾参与具有地利和人文之便。同时，台商也应密切关注“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沿线关税减免、交通便利化与新的产能需求，进入大陆中西部及周边地区。在远景方面，台湾可借“一带一路”计划加快参与区域经济整合，尤其是与东盟的经济整合，台湾以前就曾提出过“南下战略”。
岛内针对“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是否过于依赖大陆经济”以及台湾加入亚投行的名称问题。自 2014 年底输掉“九合一选举”以来，台当局的两岸政策转趋退守，因而对相关议题表现谨慎。
台湾是否参与“一带一路”构想、是否与大陆通过两岸制度性协商进行更深层次经济融合等议题上的选择，无疑关乎岛内经济发展的路线与岛内民众未来的福祉，台当局需审慎对待。尤其在“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台湾与福建仅有一水之隔，更具有优势。台湾未来无法忽视这一趋势，必须顺势而为，紧密相系，才能重塑台湾在区域合作中的关键地位，避免被边缘化的趋势。
台湾经济与大陆经济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台湾拥有服务业、金融业的比较优势以及国际产业转移的经验，大有可为。“一带一路”沿线经过亚非欧 26 个国家及地区，合计 44 亿人口，21 兆美元经济规模，十年内将在基建投资 1. 6 兆美元的大商机。过去台湾地区曾一度想通过俄罗斯、新加坡等地区的地缘途径与周边国家及地区建构新的经贸关系，但均不得其门而入，大多半途而废。但若能通过“一带一路”串联这些国家及地区，强化消费产品出口动能来源，同时掌握庞大的基建供应链连接，显然有助于拓展台湾地区出口贸易的增长。倘若台湾地区没有加入“一带一路”战略的联结，未来将面临自我隔绝于数十亿人的经济版图之外，对未来经济发展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大陆方面倡议主导的“一带一路”战略，无疑是未来十年全球最大经济版图的联结，台湾方面要有当仁不让的勇气与自信参与。
（二）融入福建自贸区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针对“一带一路”提出的“五通”问题（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与自贸试验区的“四化”（投资自由化、贸易便利化、金融国际化、行政管理简化）相互吻合。当“一带一路”在构建新的开放格局时，作为改革新高点的四大自贸区，要尝试把改革开放纵向深化，在新常态下进行新一轮的体制机制创新。
四大自贸区都是“一带一路”的核心区，上海、广东、天津和福建拥有良好的资源禀赋，是我国的经济重镇，且都有重要的港口，是连接“一带一路”的桥头堡和重要支点，四大自贸区的布局对“一带一路”国内核心区域和相关国家具有较强的经济辐射和联动作用。自贸区建设与“一带一路”战略高度契合。因此，如何将两者综合考虑，整体布局，是当下最为关键的问题。
而福建自贸区将更好地服务“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更加注重服务业开放和两岸贸易平衡。
根据规划，福建是“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福建自贸区涵盖厦门、福州、平潭三大片区，共 118. 04 平方公里，分散在不同的市，地区跨度大。福建省省长苏树林在 2015 年“两会”记者会中宣布：福建自贸区建设要与海上丝路核心区结合，进一步突显自贸区的制度创新与实验功能。从国家层面考虑，福建自贸区最大的战略意义在于对台贸易投资，以“对台湾开放”和“全面合作”为方向，进一步深化两岸经济合作：一来吸引台资入驻，二来便利与台湾的经贸往来，促进两岸经济和人员更好地融合。
从全面深化改革角度而言，福建省作为海峡两岸的桥头堡，是“一带一路”的历史原点。而自贸区的建设是新时期深化改革、深化开放的重要举措。这样的举措给两岸合作提供了大潜力、大趋势、大舞台。
新时期两岸关系和平友好的发展以及政治上取得互利互惠的共识为闽台宽领域的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这具体表现在两地之间旅游、通讯、医疗、教育以及文化等方面合作逐步开展，而福建自贸区的设立更是直接促进这种宽领域合作的不断深化。未来随着福建自贸区的发展，两岸可以借助自贸园区平台，加大在航运物流，电子通讯和文化产业等领域尝试对接合作。
福建自贸区使两岸的贸易更加自由，使货物通关更加便利，以及大陆对台湾给予更多优惠政策。更多的台湾商品将进入福建，以及福建的对台大陆免税市场将会吸引大量台企进驻福建。
台湾和福建一水之隔，有天然的经济、文化、血缘联系，在“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的建设过程中，台湾不能缺席，应该主动加入，成为积极的推动力量。
（三）共同开发闽台区域海洋文化
2011 年 11 月，中共福建省第九次代表大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爱国爱乡、海纳百川、乐善好施、敢拼会赢”的福建精神。“海洋性”是福建文化的最突出特征，海洋人群富于流动性、冒险性，生命的价值往往在于拼搏。同时，福建地处陆海交界地带，历史上融入了多种文化成分，海洋文化与内陆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就形成了海纳百川的精神。福建地处西岸的特殊地理位置，也使得“爱国爱乡”被赋予了更高的精神内涵。
福建与台湾仅一水之隔，两地自然环境和语言文化有许多相似和相承的关系，闽台常被视为一体，台湾社会也与福建同步发展，作为其实现与内地一体化的标志。
海洋文化是一种缘于海洋而生成的文化，是一种与海洋息息相关的生活方式，是人们对海洋本身的认识、利用和因有海洋而创造出来有关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生活内涵。海洋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总是与区域或国家的整体文化形式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借着一个区域或国家的整体来展现。
福建和台湾两地因其文化的高度相似性并兼具海洋性的特征，故而将两地及所辐射海域的所有文化内容统称为“闽台区域海洋文化”。“闽台区域海洋文化”亦是中国海洋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闽台区域文化的形成过程伴随海洋文化的发展，特殊的地脉条件是闽台海洋文化和闽台文化区形成的共同基础，船政文化、海神信仰文化和海商文化等海洋文化特质共同推动了闽台文化区的发展。
在徐晓望所著《闽台海洋文化研究——妈祖的子民》一书中提到闽台区域文化的特点。“由于历史与地理的原因，台湾的开发与闽人的渊源最深，其实由于闽南社会的进步及其具有向海外发展的内在动力，造成了闽人对台湾的开发。”由此可见，若是没有闽人的海洋文化，不可预测台湾的开发尚要延迟多少年。台湾的开发是闽人海洋文化成就的展现。由此一点也就在其开发之初，形成了台湾区域文化的特点——它是闽人海洋文化的延伸。
虽然台湾地区的海洋文化因其历史特殊性，一度被认为是一种组合式的文化，代表既有本岛原住民的文化，又有来自日本和欧美地区的外来文化，呈现出文化多元的特点；但毕竟“台湾地区的文化是中原文化经由福建二度传播进入台湾的”，
从影响力上看，其台湾文化的核心主体依然保留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显著特点。
“一带一路”战略是结合时空的杰作，有着非常大的机遇。“地利”方面，从福建到东南亚、到中东、到欧洲，涵盖非常多人口，经济总量也很大。“天时”方面，我们现在重启“海上丝绸之路”和“郑和下西洋”走的路，福建就是其中的源头。“人和”方面，福建和台湾有共同的闽南文化，彼此间不管是讲普通话还是闽南话都可以沟通，最重要的还是大中华的文化。
从各方面来说，两岸海洋文化都同出一源，同属一体，彼此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台湾海洋文化可以看成是中国大陆海洋文化，具体地说是闽南海洋文化的延伸。这种历史文化纽带是无法否定的。海洋是全球经济的发展基础，也是人类生存与文化建构的重要环境。结合创意产业的多元联结，在闽台两岸完成具有强烈国际视野及外拓能力的“海洋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两岸全民海洋文化发展的平台。
所谓海洋精神，指对自我的不满足和对未知事物的不断探寻。闽台共同探讨海洋意识，体察海洋性格，提炼海洋文化，形塑海洋精神、海洋意识、海洋态度，发扬中华文化以及海洋人生哲学观，让海洋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共享“海”味人生，让闽台之间形成“海陆共同体”。文化没有隔阂，文化没有政治化的问题，这是两岸共有的资产，唯有两岸民众全力的维护与发扬，才能让“闽台区域海洋文化”在两岸间共存共荣。
航海家郑和说：“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不顾，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亦来自海上。”大陆欢迎各方来共襄“一带一路”盛举，当然不愿将台湾排除在外。台湾四面环海，不能保守地固守在陆地上。台湾应积极寻求有尊严、建设性和有意义的参与，甚至将“一带一路”拓展成“一带一路一岸”，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和进一步落实习近平主席“两岸一家亲”的理念，都有积极、重要的意义。
两岸人民共享血缘、历史与文化，在此基础之上，台湾如能抓住“一带一路”建设的契机，抓住两岸文化经贸交流合作的新机遇，紧盯两岸产业合作新动向，进一步拓展产业合作领域，积极推动产业合作深入发展，必定能为两岸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共享和平发展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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