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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联国
杜建衡
谢静华
自 2008 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陷入一片阴影，虽有一阵短暂局部的复苏，但无可讳言地全球各国都面临有效需求不足而调降GDP成长率的处境。在这期间中国适时提出推动“一带一路”的战略，许多学者认为与美国“前进亚洲”战略是相对应的。除了政治战略的角度及意义外，中国推出的“一带一路”是延续中国过往的“走出去”战略，具有经济的战略价值。面对中国内部极力推动的“新常态”经济发展目标，“一带一路”扮演着协助“调结构”的角色。
本文拟从新常态的经济发展目标及规划，探讨“一带一路”的战略意涵，以及如何与国外及两岸产业和市场的联结，俾便早日实践中国的“中国梦、世界梦”。
中国过去经济的高速成长来自两大红利的驱动，在供给面上，内部的人口红利带来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以及充沛的储蓄，推升经济的增速。从需求面看，全球化的红利带来外部需求的超速增长，奠定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坚实基础。目前这两大红利正快速衰退，势必严重影响中国经济成长的比率。
（一）供给面的新常态：中国劳动力人口（即 15—64 岁）之占比在过去的四十年期间从 57％升至 74. 5％，在此带动下，国民总储蓄率从 30％左右大幅攀升至 2008 年的 53. 4％。但是从 2011 年开始，劳动力人口比例开始下降，老年人口占比加速上升。人口结构的恶化会拉低国民的总储蓄，
提高国内的劳动成本，促使世界生产工厂向东南亚、金砖其他四国、拉丁美洲、非洲国家转移。
（二）需求面的新常态：金融危机促使国际保护主义加温，各国加大力度抢外需，美欧推动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TIP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实质上是变相的保护主义。未来WTO带给中国的红利将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所谓ABC WTO （Any But China WTO）的挑战，此外中国的服务贸易逆差以及货物贸易中的能源逆差正逐步抵减一般货物贸易逐渐缩减的顺差，甚至未来中国的经常账可能陷入全面逆差。
从资本账来看，维持国际收支账户的平衡，均衡的汇率应调整至经常账的盈余（或逆差）与资本账的逆差（或盈余）相互抵销。换句话说，中国过去经常账顺差应该带动资本的净流入，但是发达国家的宽松货币政策，尤其一轮又一轮的QE （量化宽松政策）浪潮，造成全球流动性迅速扩张，大量外资涌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同时也造成人民币的大幅升值。但是金融危机以后，尤其是QE的退场，此趋势已逐步逆转。
（三）结构调整的新常态：过去十年是结构失衡的十年。从产业结构而言，以加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产能严重过剩，服务业产能却严重不足。从需求结构而言，政府以GDP为纲的考核机制引发了投资和出口的超常增长，而消费占比不断下滑。从地区结构而言，东部沿海地区快速崛起，中西部地区发展滞后。
未来的重点正如习近平所说的“区域一体化乃大势所趋”，从点到面逐步实现“一弓双箭”的战略布局。“一弓”指贯穿东部一线的东北老工业基地、京津冀经济圈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基本上包括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双箭”指横贯东西部地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两支箭包括广大且资源丰富的中西部地区。“一弓双箭”包含所有省市区，向东联结东北亚、东南亚、澳洲，向西联结中亚、中东、欧洲，不仅是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在政治、经济、外交战略上均具重要意义。
（四）金融结构的新常态：金融机构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作用更形重要。过去金融行业享受政策红利，2013 年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利润占全部A股上市公司的比重超过 55％，但上市公司的数量占比不足 2％。未来金融机构的角色必须有所调整，加快利率市场化、机构改革、业务创新，为实体经济让利。其次，资本市场是国企改革的重要战场，透过资本市场引入民资发展混合所有制，透过并购重组进行产业或技术的整合，股权分散强化治理结构，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满足新兴产业的投融资需求。未来创业板、新三版、场外市场等服务于中小创新型企业的作用将更加强化，债券市场的融资功能将更凸显，期货、大宗商品、衍生品等市场的金融创新将更加快。
（五）财政政策的新常态：政府过去偏向建设型财政，财政资金大量投向“铁公基”等基础设施建设，但这模式已遇到瓶颈。从现在到 2020 年，城镇化带来的投资需求约为 42 万亿元，仅靠现存的财政模式会带来巨大的缺口，而且可能加剧效率低下、权力寻租、政府债务等风险，未来随着政府的简政放权、转变职能，财政也必须从“挖坑放水”式的建设型财政向“开渠引水”式的服务型财政过渡。
“开渠”旨在解决财政资金来源的问题，总体的思路是“开正门，堵歪门”。“开正门”，适度扩大地方政府的举债权限，引导地方政府以市场化原则在资本市场发行地方债；“堵歪门”加强对银行同业业务和影子银行的监管。有效解决融资平台政企不分、预算软约束造成的实体融资成本高涨，私人部门金融资源被排挤的扭曲现象。
“引水”有两层意涵，一是搭建平台与渠道，引入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公共建设和服务。2014 年 4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宣布向社会资本推出首批 80 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PPP （公私合营）模式已经进入实质推广阶段。二是引导财政资金和社会资本的投资重点从经济建设向服务民生转移，2014 年中央财政支出预算中与民生关系最密切的社保、医疗、教育占比已从 2010 年的 15. 3％攀升至19. 1％，但仍远低于欧盟的 47. 8％和美国的 48. 0％。
（六）货币政策的新常态：过去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不再适用，当前需要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框架。所谓稳健即“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既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货币政策不能大幅宽松，因为中国经济减速属于结构性的增速下移，而非周期性产出缺口，盲目地宽松易引发滞胀；货币政策也不宜过度收紧，因为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传统行业存在下行压力，而新的经济增长尚未大规模形成，货币政策必须维持适度，避免经济出现“硬着陆”。政策工具从过去的总准备金率和利率调控转变为精细的公开市场操作，将信贷资源配置到三农、小微企业、现代服务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实现“总量稳定，结构优化”的目标。
（七）供给管理的新常态：改革的核心是从制度面打破未来经济增长的供给瓶颈， GDP的成长不再单纯倚赖资本和劳动量的增加，而是要靠全要素生产力（TFP）的大幅提升，对冲潜在增速的下行压力。第一，改革基本经济制度，包括国资国企改革（提高国企运行效率）、财税体制改革（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简政放权、强化市场）和涉外经济体制改革（从贸易开放到投资开放、从制造业开放到服务业开放）四大关键领域。第二，改革人口和户籍制度，改善劳动力供给，放开“单独俩孩”，放宽户籍限制等。第三，改革金融体系，改善资本供给，包括理顺价格（利率和汇率市场化）、健全市场（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新国九条）和深化开放（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等。第四，改革土地制度和城乡管理体制，改善土地供给，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推进要素公平交换和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亚洲曾经发生过两次产业转移。第一次发生在 20 世纪 70 年代，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从日本向“亚洲四小龙”（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转移。第二次产业转移发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是这些产业从“亚洲四小龙”向中国内地转移。如今经过二十年的快速成长，中国经济也开始面临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时候了。
目前中国已步入中等偏高收入国家，全球收入水平排名，1990 年比中国贫穷的国家只有 20 个，到了 2013 年已超过 110 个。如果中国经济继续维持 7％的成长率，中国的人均GDP两年内就超过 8000 美金，五年内超过 10000 美金，届时中国在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就会变成劣势。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会从中国转向更低收入的开发中国家。
或许会有人认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可以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内陆省份转移，而不需迁到国外。然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2013 年中国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平均工资仅相差 5％—6％（东部为 2693 元，中部为 2534 元，西部为 2551 元），而各地区农民工平均工资的年增长率都超过12％。显然将工厂内迁并不能解决劳动成本快速上升的问题。
相比之下，中国与一些东盟经济体的劳动成本差距则远远超过中国沿海与内陆省份的差距。2005 年，中国与泰国、菲律宾的人均工资水平基本一致，大约 2300 美元，比印度尼西亚、越南稍高，但差距不超过 1000 美元。但到 2012年，中国的人均年工资已经超过 6500 美元，比泰国和菲律宾高出 2000 美元，是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 2 至 3 倍，是柬埔寨的 5 至 6 倍。在未来五年内，跨国公司和中国国内企业会把生产基地加速迁向东盟及其他低收入国家，形成二次大战后亚洲的第三次产业转移。
“一带一路”的构想由习近平于 2013 年 9 月访问哈萨克时提出、并于同年10 月在印度尼西亚参加APEC时正式倡议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时至 2014 年 11月 4 日，习近平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除了进一步提出“一带一路”的规划研究外，并发起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和设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之挹注。此构想的适时提出，乃因应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策略，期能一举达到（一）推动“一弓双箭”平衡区域发展，（二）强化中国在亚洲区域经济整合的关键地位，（三）消化过剩产能促进中国产业升级转型等多元的战略目标。可谓一石多鸟。
一时间“一带一路”成为全球最响亮的政策口号，从中国西北经中亚、南亚、中东到欧洲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福建经东南亚、南亚、非洲到欧洲的“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号称涵盖全球六十多国、三分之二人口、三成GDP。一言以蔽之，“一带一路”是以改善亚洲基础建设、提振全球经济为外衣，解决中国内部经济社会问题为衬里的“中国崛起 2. 0 版”。
对内而言，“一带一路”扮演新常态经济发动机的角色。一位派驻北京八年的外国资深记者观察，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四具马达：外来投资、对外出口、国内消费、政府公共投资，在这两年同时熄火，“一带一路”是下一轮成长的新发动机。另外中国累积了四兆美元的外汇存底，不能全部押注在美外债，必须找到其他多元投资的组合，“一带一路”成为很好的投资选项。
对地方政府或对国、民营企业，“一带一路”意味着中央会下放更多的资源。中国三十四个省级行政区中，就有三十一个赶提计划，抢搭“一带一路”列车。截至 2014 年底，中国工商银行以提供 109 亿美金融资，给七十三个“一带一路”境外项目。今年中国国内还将有三四千亿人民币的相关投资。
“一带一路”事关中国与亚洲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如此巨额的资源需求，难免会产生以下几点连带的风险，不可不预先防范：
（1）牵涉如此大的金额投资，政府必然扮演关键性的角色。在国际透明组织的调查中，“一带一路”沿线不少的国家清廉度排名殿后。在中国，强力反腐，已有超过六十个省部级以上高官落马，但“一带一路”难免是另一轮贪腐浪费的开始。
（2）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盖港口、建高铁、买油田、盖水电站，愿景虽好，但具体落实需要面对难度极高的国际磋商。潜在的风险，来自中国重商主义、各国民族主义、大国地缘政治势力，这三股力量的交锋和冲突。中国如果自满、自大，会触动区域大国如美、日、印、俄的猜疑，也会挑动较不发达国家敏感的主权神经。
（3）此项投资的主要经费来源，虽非全靠中国的主导、但AIIB一半的种子基金（500 亿美金）及中国自筹的丝路基金（400 亿美金），全来自中国人民的血汗钱。面对中国新常态经济“缓增长、调结构”的关键时点，此项资金的应用是否过当，值得三思。虽然“一带一路”的投资可以消化部分政府过去过剩的公共投资支出，唯在未来平衡中央与地方以及区域均衡发展的努力上，仍需政府的大力财政挹注。目前如果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高筑，就可能形成隐形触动社会不安定的未爆弹，另外从制造业往服务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再需要政府的资金调节。如果“一带一路”千亿美元的投资效益不如预期，甚而沦为国际烂尾工程，则民怨接踵而至，影响政治安定。
最近中国核定由福州平潭、厦门和泉州组建的福建自贸区计划，其背后目的除要“面对台湾”，准备把该自贸区作为深化两岸经济合作的新基地，也将作为推动“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的重要门户。未来台湾可运用福建自由贸易区的优势，搭着“海上丝绸之路”计划走出去，开创有别于过去传统欧美市场之外的“海上丝绸之路”新兴市场。
面对中国劳动力成本相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高的威胁，实施“中国制造二○二五”，希望透过市场力量倒逼传统制造生产模式变革，淘汰高劳力、高耗能、低技术的产业，加速促进中国产业升级。除了发展机器人产业外，这个计划亦要从市场销售到生产全面运用信息技术、大数据，鼓励全面自动化、机械化，目标是未来十年内制造质量追上日本、德国，工业总产值达到美国两倍，从制造大国变成制造强国。
另外，为了吸收从前述制造业自动化、信息化过程中释放出来的大量劳动需求，中国必须大力推动服务业的发展。因为雇用大量人力的服务业如餐饮、零售的生产力，其实比许多的制造业部门为低，如果放任这样的产业发展与人口转移，中国国民所得将无法提高，因此必须大力推动创业及创新。
当前“一带一路”所提出的具体做法，主要是以亚投行为中心，以促进亚洲区域内的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一方面可以将中国多年来所累积的外汇存底用在刀口上，另一方面也可以善加利用国内生产过剩的资源。除此之外，本文认为还有两大不可忽略的关键因素，应提出具体细部作法，以深化一带一路的宏伟目标。
（一）善加运用电子及网络科技的优势
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以来，中国从原本贫困落后的局面，以惊人的成长速度，短短三十年间，一跃成为经济大国，根据高盛的报告，中国将在 2027年以后来居上之势，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其原因除了早期廉价而勤奋的劳动力外，中国及时搭上了计算机科技与互联网发展一日千里的难得机遇至为关键。
根据傅志华（2015）的统计，截至 2014 年 6 月止，中国网民规模达 6. 32亿，居世界之冠。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统计显示，截至 2014 年 5 月底中国的手机用户数量已达到 12. 56 亿人，几乎是人手一机。在所有使用手机的人中，使用 3G网络的用户有 4. 64 亿人（占比 36. 94％），所有使用手机上网的用户数量为 8. 57 亿人，占总数量的 68. 24％。即使如此，中国的互联网普及率仅46. 9％，相对于美国的 83％、德国的 87％，中国的网民数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中国在电子商务发展居全球之冠也就不足为奇了。根据速途研究院的调查显示，中国网民每周至少进行一次网购的比例占 58％，远高于全球平均占比 29％。其原因来自于互联网产业具有规模经济的特质，在一个拥有 13 亿人口庞大市场的中国，每单位的网购交易成本远低于其他国家，这就是中国的优势所在。此一优势不但表现在交易成本的降低上，同时也影响着民生、教育、科技、运输、国防等各类型产业的发展。具体而言，熟悉使用电子科技工具的广大人口，将有助于迅速学习最新知识与技能，创造产生价格更低廉、质量更优良、服务更快速的产业经营模式，进而逐步促进产业升级，相当程度舒缓因劳动成本提高而必须外移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业。
然而，互联网的规模经济现象不仅仅局限于国内，亦是跨越国际的，例如facebook在全球的使用人数超过14 亿， google的使用人数也早已超过10 亿以上，这显示互联网相关产业不能以国内市场为满足，必须跨出国境，挑战美国等先进国家的相关产业，“一带一路”战略，正是政府将中国的互联网上优势产业推向世界的最佳时机，也是“一带一路”战略成功的关键因素。
（二）善加运用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底蕴
在历史的长河中，武力的胜利往往是短暂的，文化的影响才能永续不坠。成吉思汗在八百年前以武力横扫欧亚大陆，建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帝国，然而在其死后，帝国分崩离析，并未给后世留下实质的资产。反观当年被蒙古人征服的华夏文明，至今仍旧蓬勃昌盛，屹立不摇。
如今中国从经济上的崛起，进化到国力上的崛起，早已令世人惊叹。而真正伟大的国度，最终仍应以文化为依归，让老祖宗源远流长的文化遗产，能够不断地推陈出新，引领普世风潮。因此政府对外应继续强化“孔子学院”的功能，推广汉语和中华文化，对内则可扶助教育、文化、艺术、传播界与工商业界的跨领域整合，活化中华文字、节庆、典故、经典等等丰富的内涵，朝向“文化输出”的目标迈进。
台湾除了地缘位置的重要性，扮演对“一带一路”的贡献外，其在制造业转型升级、大力推动高素质劳力需求的服务业发展、生机蓬勃的创新创业活动，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及成就。此外，台湾保留下来大量文化遗产，除了台北故宫博物院与官方的庞大馆藏外，在民间也有各类古董、字画、古籍、善本的收藏，可谓集结了中华文化的精华。而台湾当局普遍施行义务教育，使一般民众俱皆熟知中华文化。可惜近年来年轻一辈倾向“台独”、“去中国化”，对那些文化瑰宝视而不见。
最近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倡“海峡两岸史学界共写史书”，这是一个很好的构想，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两岸应进一步合作，共创中华文艺之复兴。台湾的优势除了大量的文化遗产外，拥有较大的创作空间，大陆的优势则在于庞大的市场，以及政府的大力支持。因此两岸有识之士应捐弃成见，号召海内外所有华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成立各种专责机构、成立网络平台、成立各种文艺园区，来推动中华文艺之复兴，并有系统地、有计划地透过“一带一路”，将一个复古新生的、有深刻底蕴的中华文化带入东南亚、中亚，乃至于西方世界。
过去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政策带动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尤其由于中华文化所孕育的节俭储蓄美德，释放出大量的民间储蓄，供应蓬勃的私人投资、政府建设支出、从经常账盈余所引申出来的资本外溢，促使全球实质利率的空前下跌。此一波低利率的风行草偃，加上金融市场过度的推波助澜，造成许多国家的资产泡沫，尤其是房地产市场超出GDP成长率的飙涨，宛如黑洞般地汲取人民辛劳储蓄的果实。因为房地产的建设投入，对实质国民生产毛额的贡献有限，但它却排挤了其他私人投资及更重要的有形无形研发投入，如果再加上政府支出不如预期的有效率，整体的经济成长必然减速。
配合中国“调结构、稳成长”的新常态经济模式，“一带一路”的适时推动，希望能将益形珍贵的民间储蓄，导向更有建设性的投资方向。亚投行的设立本着互助共荣的合作精神，一反世界银行及亚洲开发银行过于着重计划投资报酬的放贷策略，希望能够巩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团结合作，达到可长可久、利己利人的多赢目标。本文特别强调中华文化扮演的关键角色，“为政以德，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消弭美日诸国所存猜疑观望的口实。
台湾位处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位置，加上两岸近年来在经济文化上热络的交流，建立了深厚的合作互信基础。美日所主导的TPP，将区域经济整合的浪潮抹上了政治角力的色彩，台湾为求国际经贸发展不被孤立，亟思突破解围之道。冀望在此“一带一路”波澜壮阔的规划中，台湾能有更积极的角色扮演，尤其在国际化丰沛的人力资源、科技研发的雄厚底质、互联网信息的发展经验及中华文化不被间断的悠久传承，再可为“一带一路”提供实质的贡献及作为。
［1］胡舒立主编：《新常态改变中国》，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 年。
［2］许峻宾：《中国大陆“一带一路”战略与产业发展连结研析》，太平洋企业论坛简讯，2015 年。
［3］傅志华：《2015 年中国互联网发展十大趋势》，雷锋网， http：// www. roam2free. com／discuz／ forum. php？ mod ＝ viewthread＆tid ＝23，2015 年。
［4］詹满容：《台湾参与亚投行的动机与意义》专题报道，2015 年 8 月号 284 期。
［5］萧富元：《一带一路全面解读》，《天下杂志》，2015 年特刊 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