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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桓公，名小白，公元前 685 年至公元前 643 年在齐国执政。当时齐国辖地约相当于今山东北部，算得上是一个大国。齐桓公的父亲齐僖公执政时，已有“小伯”之称。桓公上台后，任用大政治家管夷吾为相，尊之为仲父，放手地让他进行内政的管理和改革。几年后，齐国兵精粮足，实力强大。桓公于是实施“尊王攘夷”的战略方针，先后救燕、救邢、封卫，多次组织和领导了中原诸侯对所谓戎、狄的抗击，又在公元前 656 年率八国联军讨伐南方的楚国，稍微遏制了楚国向北扩张的势头。在周室微弱无力的背景下，桓公曾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威名远扬，成为春秋时代诸侯国的第一霸主。
齐桓公在位四十三年，他之所以能在政治舞台上创造出显赫的业绩，有其重要的内在因素。
东周以来，天下大乱，诸侯国间的兼并和各国内部的政变频繁发生。这时，小国迫切需要有一种力量来保护自己，以免在兼并战争中被大国吃掉；大国也需要有一种力量以形成对内部政变势力的威慑和制止；华夏诸国还同时需要一种强大力量来帮助自己抵御夷狄戎蛮的剽悍武力。他们需要的这种力量是超越并高居于自身之上的，而数百年来掌握这种力量的周室已完全丧失了这种能力，因而完全放弃了自己平暴戡乱的责任。于是，时代在呼唤霸主，齐桓公在这样的情形下先行走上政治舞台。
各诸侯国及各层政治势力对以周室为代表的旧的礼仪制度和社会秩序都具有一种矛盾的态度，他们有可能发展自己时就破坏这种制度和秩序。而他们受到威胁时就希望保持这种制度和秩序。从这方面说来，新崛起的霸主比昔日的王室更切合于他们的需要，齐桓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首先动手，经营霸业。
治理一个动荡的社会需要有两个前提：一个是强力，一个是指导思想。齐国经过管仲几年的改革和经营，已基本具备了第一个前提。但无论是桓公本人还是管仲，都没有提出全新的指导思想。这一是由于他们缺乏应有的气魄和能力；二是西周以来严密的礼仪制度和浓厚的礼仪观念压抑束缚了人们理论创新的活力；三是在全社会范围内，传统观念扎根较深，一种新的指导思想的推行必然会有很大的困难。然而，没有指导思想的治乱只能加重社会的混乱。桓公既然没有提出治理社会的指导思想，就必然要在这一问题的空白点上寻找填充物。他因而继续打出了恢复传统礼仪制度的旗号，并随时准备对这一旗号上的标记发挥出自己的解释。
治理社会具备了两个前提，于是便引出了一个战略策略的问题。齐桓公既然以恢复传统礼仪为公开的指导思想，那他必须要在政治上借重于这种礼仪的代表者周王朝，于是提出了“尊王”的战略方针。这一战略方针的提出和实施，一是使齐桓公在纷乱的政治舞台上迅速表明了自己活动的指导思想和政治立场，从而表明了自己对各层政治势力所要求的行为规范；二是使他在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中极大地借重了周室的政治影响力，增大了自己政治行为的合法性。他在每次大的会盟和军事行动前都奏请周王，在葵丘之会上堂而皇之地设下天王的虚位，在首止之会上不让周世子郑歃盟，以表示诸侯不敢与王储相平等，对周王处处表现了极大的尊敬。然而，周王既是他尊敬的对象，更是他利用的对象。他对周王的一切奏请和汇报只是一种表面的形式，他选择政治活动的主动权一直由自己掌握。周惠王本欲传位于次子带。他窥察了惠王的这一心意后故意大会诸侯，拥戴世子郑。惠王死后又派八国大夫连毂如周，胁迫王室立郑，从而在王室扶植了自己的政治力量。齐桓公对周王的尊敬和利用原本是合而为一的。
居处黄河中下游的中原诸国常常受到域外之国的袭掠，大家有共同的利益需要维护，齐桓公于是提出了“攘夷”的战略方针。攘，即是打击。齐国既然有了较强的军事力量，那就需要显现于列国，夷戎的侵扰正好提供了英雄的用武之处。齐桓公北征山戎（约在今河北省滦县、迁安市之间），兵定孤竹（今河北卢龙南），南抵蛮楚（时居长江中游），盟师召陵（今河南郾城），维护了中原诸国的利益，极大地提高了他的政治声望。“攘夷”战略方针的提出和实施，是立德的手段。又是立威的手段。通过这两个合而为一的手段，他有效地团结了中原诸国，充当了他们的领袖，从而能纵横捭阖，在历史舞台上建功立业。
齐桓公的政绩确实显赫一时，不可磨灭。然而，春秋时代的社会动荡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大乱是由于旧的礼仪制度对于社会现状的不相符合。齐桓公既然没有面对现实，对治乱提出全新的指导思想，而只是打出了维护传统的礼仪制度及观念的旗号，那就不可能彻底根治社会的动荡。尽管他对传统的思想有自己的发挥和修补，但其效果只会限于对社会动荡的暂时抑制，他甚至没有预防得了动乱对自身的波及与危害。在他生命的终了，身边的亲随将他封锁宫中，不通消息，无人照料，惨死于病榻。身后五个儿子带头作乱，“朝中成敌国，路上绝行人”，而整个列国的动乱也愈演愈烈，这不能说与他治乱的这一缺陷无关。而这一问题是齐桓公的政治视力所不能企及的。
齐桓公的政治目标既然在称霸，并因之要借重周室，因而他的一切具体活动就不以兼并诸国、取代周室为目的，他所要争取的是做诸侯领袖，因而就把活动的着眼点放在对诸侯人心的征服上，所谓“德以柔中国”（当时的“中国”指黄河中下游一带）。
为了立德于诸侯，齐桓公对周围各国恩礼交加，厚往薄来。燕国（辖地相当今河北北部和辽宁西端）受到山戎的侵掠，桓公率兵北征救燕。之后跋山涉水，平定孤竹，事后将北辟的五百里土地送给燕国，燕君非常感激。在桓公归国时送出燕界，犹恋恋不舍，不觉已入齐境五十余里。桓公说：“自古诸侯相送，不出境外，寡人不可无礼于燕君。”（第二十一回）于是将行至以北的五十里地割让给燕国，燕君苦苦相辞，无奈而受。于是在其地筑城，命名为燕留，表示留桓公之德于燕地。北狄之兵攻破了邢国（今河北邢台），桓公率师赶走了狄兵，但邢城已被烧掠一空。桓公遂和邢君商定地点，命随行各国准备筑城工具，在夷仪（今山东聊城西南）帮助邢国重新建都，并从齐国运来各种生活急需品。同期卫国（今河南淇县一带）亦被北狄攻陷，卫懿公战死疆场，大臣们退至漕邑（今河南滑县旧县城东），聚民数千人，创庐立舍，缺衣少食，非常凄惨。齐桓公派兵送卫文公燬回国嗣位，一并送有良马、祭服，送牛、羊、猪、鸡、狗各三百，又对卫文公的夫人另赠美帛及日用品，最后还留下甲士三千以助守漕邑。不久，齐桓公亲至漕邑，见卫文公粗布为衣，寄居民舍，非常同情。于是号召几个国家在楚丘（今河南滑县东）为卫国筑城建都，称之为“封卫”。卫文公为了感谢桓公的再造之恩，特作《卫风·木瓜》之诗：“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第二十三回，又见《诗经·卫风》）
桓公常对邻国报以诚实友善的态度。鲁庄公之后，庆父反复作乱。桓公派上卿高傒去鲁，协助鲁臣拥立鲁僖公即位，安定了鲁国。与庆父同谋为乱的哀姜是从齐国出嫁之女，也算与桓公有亲缘关系。但桓公认为：“鲁桓闵二公不得令终，皆以我姜之故。若不行讨，鲁人必以为戒，姻好绝矣。”（第二十二回）出于这种考虑，他派人去见哀姜，劝其自裁。剪除了鲁国的祸根，又赢得了鲁国的信赖。救燕伐戎前，桓公兵过鲁国，鲁君觉得讨伐戎兵也使本国受益，遂提出愿率兵从师。桓公婉辞道：“北方险远之地，寡人不敢劳君玉趾。若遂有功，君之灵也；不然，而借兵于君未晚。”（第二十一回）兵至燕都蓟城（今北京城西南隅）外，齐燕两军会师，燕君非常感激，愿率本国之兵为前队。桓公说：“燕方经兵困，何忍复令冲锋？君姑将后军，为寡人声势足矣。”伐戎之役，齐军一直充当着作战的主力。当时接近山戎的无终国（约在今天津蓟县）派大将虎儿斑领兵支援齐军，虎儿斑首战失利，损失了不少兵力，惭愧地来见桓公。桓公对他说：“胜负常事，将军勿以为意。”（第二十一回）当即以名马赐虎儿斑。攻破了山戎巢穴令支后，桓公在投降的戎兵中挑选精壮千人交虎儿斑，以作为对先前损失的补充。大军从孤竹班师之日，又将小泉山下的土地送给无终国。这种诚实友善的态度自然使他赢得了诸侯的倾慕。
桓公还注意在外事中取信于邻。桓公上台不久，曾与鲁君相会。会间，鲁将曹沫突然持剑胁逼桓公，要求归还先前侵占的汶阳（今山东泰安西南）之田，这实是一种劫持。桓公答应后，曹沫释剑就列。齐国随臣均愤愤不平，准备劫持鲁君以作为报复。桓公劝阻说：“寡人已许曹沫矣！匹夫约言，尚不失信，况君乎？”（第十八回）坚持将汶阳之田如数还鲁。诸侯听到这件事后，很佩服桓公的信义，一些国家相继遣使与齐国通好结盟。
礼、义、诚、信本属传统的道德规范，齐桓公既然在治乱上打着维护传统礼仪制度的旗帜，那他必然要率先遵循这类行为规范。他的睦邻行为既是团结邻邦的手段，同时又与他政治上的指导思想相一致。通过对诸侯的恩礼交加、厚往薄来，齐桓公广泛地立德于诸侯，实现了对诸侯人心的征服。
无论是战略目标的制定和实施，还是具体活动的完成，都需要人的努力。齐桓公所以能称霸诸侯，从最直接的原因上来说是他爱戴人才，委政于大贤，这也是他能作为英明君主的最突出之点。
桓公上台前曾居处莒国（今山东莒县），齐国在一场突然的内乱后国内无君，大臣们本要去鲁国（约相当于今山东省西南部）迎立桓公的异母兄公子纠为君。桓公闻讯，急忙回国抢位，准备先入为主。公子纠的老师管夷吾担心桓公地近先入，遂轻骑追之，并箭射桓公，中其带钩。桓公一时急中生智，咬破舌头，吐血诈死才逃过了性命。桓公上台后，他的老师鲍叔牙推荐管夷吾之才，桓公不念旧仇，亲自迎于郊外，并同车入朝，齐国的百姓为之骇然震惊。回朝后桓公与之长谈三日，遂拜为相国，尊之为仲父，并明告国人：“国有大政，先告仲父，次及寡人，有所施行，一凭仲父裁决。”（第十六回）将政事全权委任。古人以称字为敬，桓公于是下令禁止国人称夷吾之名，规定不问贵贱，一律称管夷吾为仲。
当时齐国阴忌管仲的大有人在。桓公身边随从之臣竖刁等人对桓公说：向闻“君出令，臣奉令”，今君一则仲父，二则仲父，齐国以后就没有君主的地位了。桓公笑着回答：“寡人于仲父，犹身之有股肱也。有股肱方成其身，有仲父方成其君。尔等小人何知？”（第十七回）竖刁等遂不敢再言。管仲秉政三年，齐国大治。此后，齐国的军政大事都主要由管仲决定，讨戎、救邢、封卫、伐楚及多次会盟诸侯，其行动方案的制定及具体方法的实施多出管仲之谋，桓公不曾多加干预。
桓公和管仲本是有嫌隙的仇人，特别是在他们共同为政的开初几年，其关系如果稍微处理不好，就会触发前嫌，影响二人的合作关系。同时，管仲是被桓公释怨而用的人，内心难免有不少顾虑。他们二人关系的主动权完全在桓公一方，桓公对管仲使用上的信任专一和对诬枉之言的拒斥，无疑对他们合作关系的巩固与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的确，桓公与管仲的关系与传统的“君令臣奉”的君臣关系是有所不同的。然而，这正是桓公的英明所在。自己追求的是非常的功业，管仲是非常的人才，任用非常的人才而从事非常的功业，一定得有非常的用人方式。事实上，管仲正是由于桓公非常的用人方式才得以大展其才，而桓公正是由于管仲的雄才大略才得以称霸诸侯。没有非常的用人方式，就没有历史的齐桓公！
齐桓公在用人上的高明除了上述不记前仇、任之而专并能拒斥妄言等显著特点外，还有以下方面：
第一，能识才之长。一次，齐桓公在射猎时遇到一怪异现象，疑惧而病，急召管仲相问。管仲一时回答不出，回去设法另请了一位名叫皇子的高士前来给桓公作了解释。桓公病愈后重赏了管仲。身边的人不解的问为什么要给管仲赐赏，桓公回答说：管仲能够任众人之智，这也应算他的高明。桓公认为他能听到皇子之言，实际上是得益于管仲的任众之明。
第二，用大才而不拘小过。桓公有一次行军至峱山（今山东淄博市东）之下，遇到一位名叫宁戚的牧牛人。他短褐单衣，破笠赤脚，在路边主动和桓公搭话。桓公见宁戚具有大才，当晚行军休息时，急忙命左右点灯，准备立即为宁戚封爵。身边的人建议，让桓公派人去宁戚的故国卫考察了解一下再为之封爵。桓公对他们说：“此人廓达之才，不拘小节，恐其在卫，或有细过。访得其过，爵之则不光，弃之则可惜！”（第十八回）立即在灯烛下拜宁戚为大夫，使其与管仲同参国政。桓公认为像宁戚那样的人过去一定有些细小过失，为了用其大才，则对其小过不予追究考虑。
第三，不搞论资排辈，因才委任。齐国当时有高、国二氏为先朝老臣，上卿之爵，资历很深。桓公上台后，坚持将管仲排在高、国之前，恩礼远在二臣之上。新结识了宁戚后，又让宁戚协助管仲主持政务。桓公因才任人，有多大的能力就让挑多重的担子。
第四，坚持任用一个人才群。桓公上台后，除了任用管仲之外，一并任用了“五杰”，包括宁越、王子成父、宾须无、东郭牙和隰朋，加上他的老师鲍叔牙和后来提拔的宁戚以及世卿高、国，真可谓人才济济。这些人才各有所长，组成了以管仲为中心的人才群，在齐桓公一生的政治活动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五，对部下坦诚相见，透露心底。桓公初任管仲，有一次两人一起议论霸业，桓公问管仲：“寡人不幸而好田，又好色，得毋害霸乎？”（第十六回）按当时的传统观念，君主好田猎，必然影响政务，但尚可理解；而如果喜好女色，则必然是不堪造就的。齐桓公敢于放弃君主的虚荣，将所谓“龌龊”的心迹向部下表白，反映了他对部下超常的信任与坦诚。这类坦诚并不会损伤自己在部下心目中的形象，反而会加深与部下的感情。桓公在晚年招待逃亡齐国的晋国公子重耳，席间问知重耳未曾携带内眷，笑着对他说：“寡人独处一宵，如度一年。”（第三十一回）立即设法为重耳婚配，重耳感叹地说，齐公对人这样坦诚相见，他成就霸业不是很自然的吗！重耳即是后来的晋文公。他的感叹反映了对桓公这种待人方式的高度赞许。桓公好田好色，无疑是他的缺点。但他把这种缺点吐露于管仲并得到管仲的许可后，君臣二人又在长期共事中达成了预防其恶果发生的默契，从而使其未能酿成对一生事业的妨碍。
桓公曾向管仲表示说，自己好田好色。他确实是一个喜好女色、生活奢侈的人。他上台后将政事交付管仲，一味与妇人饮酒作乐。他先后有正式夫人九人，偶侍巾枕的婢妾尚不包括。每次出征，总要随带姬嫔以供娱乐。他听说有一个名叫雍巫的人精于烹调，便招来开玩笑说：“寡人尝鸟兽虫鱼之味几遍矣，所不知者，人肉味何如耳？”（第十七回）及到饭时，雍巫献上了一盘蒸肉，嫩如乳羊，甘美无比。桓公吃完后方知是雍巫杀了他三岁的长子，让自己尝人肉之味。他晚年时自谓功高无比，广建宫室，务求壮丽，一切乘舆服饰攀比周王，以追求舒适快乐。他生活上这类骄奢淫逸的习气，一直构成事业的潜在危害。只是由于他用人方式的极端成功和管仲治政上的雄才，才侥幸避免了这一危害的显现。管仲、宁戚、隰朋等相继去世后，情况就立即发生了变化。雍巫、竖刁等人欺桓公老迈，把政专权，肆无忌惮。几个儿子各恃母宠，谋图夺位，在雍、竖的支持下终于导致了齐国的大内乱。管仲临终前，也曾明确告诫，让他以后万勿亲近雍巫等人，认为这些人虽然能给人君带来快乐，但潜伏着极大的祸害，“譬之于水，臣为之堤防焉，勿令泛滥。今堤防去矣，将有横流之患。”（第二十九回）管仲死后，桓公遵其遗言逐走雍巫等人，但总觉得身边的侍者不能体意舒心，一直是食不甘味、夜不酣寝，口无戏语，面无笑容。长期养成的浪荡习性已使他无法适应这种变化，于是他又拒谏召回这些人加以任用，悲剧就发生在这里。不久，桓公病卧于床，雍巫料病难以治愈，遂假传桓公之语，悬牌宫门，不许任何人入宫相见。桓公独卧寝室，饮食俱无，知是雍巫等作乱，气愤而死。因几个儿子率兵争位，桓公的尸体在死后六十七天方才收殓入棺，其时已虫攒尸骨，皮肉皆腐。同时，这次内乱也自毁了齐国约四十年的霸主地位。从最直接的意义上讲，桓公晚年对淫逸习性的放任，不仅殃及自身，而且中断了自己创立的霸业。
齐桓公是春秋前期政治舞台上的一颗明星。在时代呼唤霸主的时候，他借重于大贤之佐先期经营，首先登上了霸主地位。他南征北讨，树威树德，充当了诸侯国的真正领袖。由于各种局限，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却没有较彻底地根治社会的动荡，从而又把重新创霸的使命留给了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