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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陆丰地区就是现在的广东省汕尾市，因历史上该地区属于海丰县、陆丰县，故简称海陆丰，现行政辖属包括海丰县、陆丰市、陆河县、汕尾城区以及深汕特别经济合作区（深圳、汕尾共管）五个县（市、区）。海陆丰地处东南沿海，介于潮汕地区（包括潮州、汕头、揭阳三市）与珠三角之间，东邻揭阳市，西连惠州市，北接河源市，南濒南海的红海湾和碣石湾，与香港隔海相望。陆地总面积5271平方千米，占全省陆地面积的2.93％；海洋国土面积2.38平方千米，占全省海洋国土面积的14％；大陆岸线长302千米，占全省岸线总长度的9％；辖内海域有93个岛屿、10个港口和3个海湖；户籍人口约350万，其中福佬人约310万，客家人约40万（主要集中于陆河县）。
海陆丰地区历史悠久，自东晋咸和六年（公元331年）置海丰县以来，已有近1700年的建制历史。明嘉靖三年（1524年）析东部龙溪都建惠来县，清雍正九年（1731年）又析海丰东部三都为陆丰县。海陆丰虽然语言习俗与潮汕基本相同，但行政管辖上大部分时期隶属于惠州，只是民国及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归汕头管辖。1988年，在原海丰、陆丰两县的行政区域上设置地级汕尾市，析海丰县南部沿海的汕尾等7镇建置市城区，并析陆丰县北部山区的河田等客属8镇设置陆河县。详见“海陆丰建制历史沿革表”。
海陆丰建制历史沿革表
续表
续表
詹双晖制表
本书研究对象主要是海陆丰地区的福佬人。
海陆丰民系主体属潮汕民系中的一支，而潮汕民系又属于闽南民系，他们都是福佬人。海陆丰人和潮汕人大多是闽南移民的后裔，他们使用相似的语言，拥有大体相似的文化艺术品种，有着共同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海陆丰的居民，除少数俚、僚、
等土著外，大多是移民而来。先是中原汉族向闽南移民形成闽南民系，而后者又逐渐向潮汕、海陆丰移民，并分化出潮汕民系、海陆丰民系。以语言形成为标志，闽南民系大约形成于晚唐五代，潮汕民系形成于宋元，海陆丰民系的形成最晚，大约于清初才形成。
包括海陆丰在内的粤东闽南地区自上古至唐一直是所谓的百越南蛮之地，俚、僚、蜒等土著世代在此繁衍生息，过着渔猎及刀耕火种的生活。虽然早在秦汉时已有建置，僚蛮等土著并不受汉族政权管辖。直至中唐以前土著势力在此地区仍然占据着优势。
僚人亦称蛮僚或僚蛮，是自古居住在闽粤赣边界的一支土著。南宋以后，被称为畲、蛋（即后来的“疍”）的民族，就是僚人的后裔。乾隆本《海丰县志》云：“蛋种莫可考，以舟为宅，以渔为业，按府志（指惠州府志）：厥祖被干戈之扰，潜居水泊中，子孙习惯，乐居于舟，海丰七港，在在有之，言语与土音略异，籍隶河泊……士人不与通婚焉。”僚人的另一支后裔则遁入深山老林，成为后来的畲族。这也标志着以土著居民为代表的狩猎文明开始让位于中原移民的农业文明。
中原汉人进入本区域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但较大规模的移民则始于晋，至晚唐共有三次。第一次为两晋之交的“五胡乱华”而致90万中原汉人避乱南迁，其中一部分流及闽南粤东。第二次为唐代前期陈政、陈元光父子率河南“五十八姓”子弟兵来闽粤边界平蛮僚乱，事后置立漳州，这批中原将士及其家属也屯垦繁衍于斯。这次移民主要定居漳州的九龙江流域，部分定居韩江三角洲。第三次为唐末王潮、王审知兄弟带领河南光州一带的农民起义军转战闽西、闽南，一部分定居闽南粤东。这三次移民开始了本区域的开发，使其进入汉人农业文明时期，并促成了闽南民系以及闽南文化的形成。三次大移民不仅大大增加了闽南的人口数量，而且改变了闽南的人居民系比例结构，汉族与土著长期的杂处交往以及婚配，不仅改变了土著居民的生活方式，使其不断汉化，而且中原汉人由于离乡日久，并受当地的地理环境、土著文化的影响，自身也在不断变异。至迟到五代时期，一个新的汉族民系闽南民系已经形成，标志是闽南语的形成。当时闽南语的流行区域北自莆田、仙游，南至海陆丰。
唐时，虽然闽南漳泉等地得到了很大的开发，但从闽粤边境到海陆丰一大片地区，人口稀少，开发程度还很低，一直到晚唐，潮州还是官宦的贬谪地。但自从常衮、韩愈等一批儒家使命感很强的中央官员治潮以后，这里的人文景观开始改变。这时有两个人对此后千余年潮汕、海陆丰文化有着重大的影响：韩愈使得潮汕奠定了儒家文化的根基，大颠和尚则使得儒家文化呈现出浓郁的宗教色彩。到晚唐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潮州已成岭南大郡。到宋元时，潮州已如闽南的漳泉，获得“海滨邹鲁”之美称。
从唐末到宋末的三百多年间，潮汕人口增长了近十倍，这些增加的人口除了因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带来的人口自然增长外，显然得益于大量闽人的入潮。早期的闽南移民，其移居地比较靠近闽南家乡，如潮汕的东部、中部沿海平原地区，以后则渐行渐远，自潮汕西部而海陆丰，自沿海平原而丘陵而山区。一般来说，宋元以前移居潮汕者居多，明清则大多移居海陆丰。据饶宗颐、黄挺等潮汕学者对当地谱牒史志的研究，移居潮汕的闽南人多集中在宋元时期，而海陆丰居民的祖先大部分是明中后期至清初从闽南的莆田、漳州、泉州一带迁入的，较早的才有二十三四代，有的族姓只有十三四代，比潮汕平原居民祖先迁入的时间要晚得多。
大量闽南移民的到来，同样彻底改变了潮地民系人口结构，使以闽南移民为主的客户数倍于以土著为主的主户。潮地民系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一个新的民系——潮汕民系的出现。潮汕文史学者一般认为，潮汕民系在两宋时期逐渐形成，至迟到元末明初已成形。
同样潮汕民系成形的重要标志是潮州话的形成，方言学者普遍认为至迟到元末明初潮州话已独立成形。潮汕民系的形成还表现在以儒学为主并融合佛道文化的中华文化成为本地区的主流文化，以及以民间宗教信仰和日常生活习惯为内容的闽南风俗文化根植潮汕。显然，潮汕民系及其文化脱胎于闽南民系，并深深打上闽南文化的印记，饶宗颐先生更是把潮汕民系的形成过程称为“潮汕的福佬化”。
相较于泉州、漳州、潮州，海陆丰虽然设县时间很早，但实际开发最晚，一直是地广人稀。从当地族谱、碑记等史料文物来看，宋元时期有不少福建江西人迁入，如海丰县公平镇明末重修城寨碑记载“迨南宋初年，闽赣人逐渐南迁”
；鹿境《蔡氏族谱》（清乾隆三十年抄本）、江夏堂河头《黄氏族谱》、大塘《卢氏族谱》等记载其先祖于宋末从福建仙游、莆田等地迁入。南宋末年，文天祥在海丰城北五坡岭兵败被捕，可能带来了一批移民，这可从公平镇先来岭吴氏“明石亭坟祖墓志”中“赵宋末，元虏兵骑闯入于闽土，士民之避乱者，多归潮、惠”
的记载中得到印证。不过，总体上宋元时期移民数量并不多，海陆丰的大规模移民与开发是在明清时期。
明初洪武年间，海陆丰被朝廷列为海防要地，大批军人屯垦，碣石卫驻军最多时逾万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及其家属世代屯驻于军中，成为海陆丰的特殊移民——军户。
据笔者及其他学者的调查研究，大部分海陆丰宗族从开基始祖迄今多数在十六至二十世之间，也即是说，海陆丰宗族、村落开基、大多创建于明中叶至清初，并且其先祖主要来自福建、江西、潮汕，尤以闽南为多。
海陆丰方志、族谱等文献均有零星记载。如：《海丰县志·邑事》“（万历）十七年异邑民入界”条云：“自山寇炽三邑，民死于锋谪者殆尽。至是将二十年生齿犹未复也。田地荒芜，灌莽极目，于是异邑民入而田之。海丰则多漳潮人”
；据《梅陇镇志》载，“明末清初，是梅陇人口大增的时期，梅陇平原多数乡村始建于此时。”
刘红娟博士对海丰县梅陇镇的调查也证实了该镇多数乡村始建于明末清初；
又据《公平镇志》，明代中叶，公平仅有十余户人家。明末，中原及湖广人民逃避战乱纷纷南下，流入公平居住的外地人口日众，公平亦日益扩大，尤其取代石鼓潭新兴的妈宫码头船只聚集日旺，因而公平新兴的新圩逐渐取代了旧圩市集，成为商贾贸易的集市场所。到康熙年间，公平已经发展成为人口众多，商业发达的乡镇。
海陆丰许多宗祠都有标示祖居地的楹联，图为海丰梅陇新寮黄氏少宗堂联“莆田世泽，江夏家声”
随着大批闽南人移居海陆丰，他们也带来了祖居地的文化，包括方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竹马戏、钱鼓舞等文化艺术样式，这从当地大量的族谱、方志、庙宇碑刻等文化遗存上可以证实。以海陆丰民间最具影响的寺庙为例，据方志及碑刻记载，除了甲子天后宫、玉清宫、碣石元山寺等少数几个始建于南宋外（这些宋代建筑大多位于靠近潮汕的东部沿海都镇），大多始创于明清两地，其建筑风格、布局及供奉神祇均与闽南一脉相承。自宋起，闽南江湖河海居民就笃信妈祖，此后，每迁一处，必携妈祖分灵，且多有建宫庙。据专家统计，潮汕现有大小妈祖庙宇近400座，海陆丰百余座，这些都是闽南人迁潮之见证。
从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化艺术以及地缘关系上看，海陆丰人是潮汕民系的组成部分。之所以会把海陆丰人看作潮汕民系中的支民系，一方面在于海陆丰人具有较强的族群独立意识，另一方面海陆丰人具有明显异于潮汕民系的族群个性，其民系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从地缘历史关系来看，海陆丰人是不属潮州管辖的潮州人。除了民国以后的几十年，海陆丰一直属于惠州管辖。长期行政管辖的分离使其与潮汕民系主体之间产生一定的疏离感，这种疏离感慢慢地形成族群独立意识。但是，这种族群独立意识并没有影响其对潮汕民系的认同，海陆丰经济文化也一直受潮州的影响。自唐至民国初年，潮汕一直以潮州府城为中心，以三阳（海阳、潮阳、揭阳）为核心地区，无论是人口数量、社会教化、经济发展等地区开发的基本要素，还是道路交通、陂塘渠坝等农业社会的基础建设，抑或科举出仕、士夫望族等体现一个地区政治社会地位的标志，潮州府城及三阳地区都走在潮汕的前列，并引领着包括海陆丰在内的潮汕其他地区的发展，潮州的人文对海陆丰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其次，从血缘关系来说，海陆丰人先祖大多是明清时的闽南移民，他们从莆田、泉州、漳州等祖居地带来了略异于潮汕的人文风俗，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语言。与潮州话相比，海陆丰话从腔调、到词汇、到读音都更接近漳州、漳浦一带的闽南话。伴随着他们带来的还有明清时期闽南的民间文化，如竹马戏、钱鼓舞、福建道、“红坛”以及“请五土”等闽南民间宗教音乐。这些民间艺术样式或者为潮汕所无，或者异于潮汕，显现出异于潮汕文化的特性。
其三，海陆丰人居中的明清军户带来了有别于闽南、潮汕的异质因子。虽然经过几百年的融合这些军户及其后裔也早已海陆丰化了，但军营相对独立的环境也形成并保留了军户文化，至今海陆丰还有几个讲军话的语言孤岛。军户的一些文化特征也成为海陆丰人文中异于闽南、潮汕文化的特质：一方面使海陆丰保留有更多的传统文化样式，比如正字戏，有专家认为是作为军戏首先被引入军营中，其后才走向社会，走向潮汕核心区域。后来正字戏之退守海陆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海陆丰文化中的军户文化影响。另一方面，军户文化还影响着海陆丰人尚武、好斗、冲动的一面。
此外，海陆丰地理上处于珠江三角洲与韩江三角洲之间，距离广州约三百公里，距潮州约二百公里，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除了一条经常有强盗出没的古驿道及充满风险的海上交通外，与外界沟通少有它途，这样的地理交通环境，除了少数追求功名的学子和商人以外，对一般老百姓来说，除非万不得已，是难以出远门的。因此这样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海陆丰人相对于潮汕人较为封闭保守的群体特征，而这种封闭保守的群体特征客观上又有利于传统文化的存活。
海陆丰传统社会属于典型的宗族社会，以儒家基本理念与当地民间宗教信仰为基本价值观的乡约族规既是宗族自治的主要手段，又是宗族成员的行为规范，几百年来，世世代代的海陆丰人就生活在这个封闭的宗族社会里。
海陆丰是潮汕的略带异相的组成部分，明前期惠州府志就云，海陆丰“其土地与潮阳接境，而语言嗜好亦类于潮。”实际上，不仅语言嗜好类于潮，且社会结构、教化规约亦类于潮。
明代潮州儒学有很强的实用性，讲究社会伦理，讲究由己及人，由格致诚正而修齐治平，强调为学之社会责任感。士夫学人，不论为宦还是居家，多参与制订与实施乡约、族规、家礼。这导致潮州儒学由士大夫阶层向民间社会渗透，对潮州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乡约族规就是儒学社会实践的具体体现，明中叶潮州硕儒薛侃是其代表。他不仅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乡约理论，并在其乡里亲自主持实施。薛侃把儒家基本思想理念，用浅易的文字，撰写乡约的仪式和规条，甚至采用图解的方式，推行乡约，务“使穷乡僻谷，皆可通晓”，以期达到“和睦乡里，以厚风俗”之目的。“善恶”、“良知”等儒家基本理念一一变成乡约的规条。薛侃还糅合儒家礼仪与当地民间宗教信仰仪式为乡约设计了一套仪式。
这套仪式至今在潮汕、海陆丰的宗族、寺庙的祭祀、庆典等场合被严格遵守着。
薛侃的乡约理论及实践对潮汕、海陆丰社会的影响是全面而持久的。在此之前儒家的教化对象还主要在于读书人，以及个别的书香望族，薛侃的乡约把儒家的基本理念变成了普通老百姓的道德规范，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使得“穷乡僻谷”的野老村妇也懂得“礼义廉耻”。而对于读书人，一旦通过科举跻身士大夫阶层之后，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宗族建设，修族谱，建祠堂，置立族田以赡族奖学，使自己的家族得到更多更高的教育，从而提高宗族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
潮汕、海陆丰乡约族规的推行还建立在宗族经济基础之上。明清时期，潮汕、海陆丰乡村大多以宗族为单位，乡约即为族规，而每个宗族都有本族的公共财产。这些公共财产包括宗祠、公厅、山林、池塘、湖泊、族田等，宗祠、公厅用于宗族成员祭祀、议事，有的兼做宗族俱乐部及学校（私塾），山林、池塘、湖泊、族田等公产可以带来持续的收益，用以维持宗族的运转。宗族公产所得还包括宗族成员的田产、现金捐献。在宗族的诸项公产中，最主要的是族田。族田，一般分为祀田、义田、学田三类，祀田田租所得用于宗庙祭祀，也包括请戏费用；义田所得用于赈济宗族中的孤寡老人、失去怙养的未成年人，以及遭遇灾难的宗族成员；学田所得则用于聘请塾师，资助宗族幼童入学开蒙（一般来说，即使最穷宗族成员的男性孩童，也要进学一、二年，以示开蒙），并资助宗族才俊求取功名。当然，宗族有大小贫富之别，具体每个宗族的公共财力也相差较大，但都具备这些功能。潮汕、海陆丰的宗族族田制度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初，最终被强大的政府行政力量摧毁。
潮汕、海陆丰的族谱、碑刻中多有用演戏的方式来体现并维护乡约族规的规条及其价值，那些宗族成员也乐于在戏出中来认知儒家的基本理念。笔者在海陆丰田调中发现的许多记载乡约族规的碑刻族谱中有不少涉及诸如罚戏等宗族演戏的内容，如汕尾马宫镇浪清乡徐氏祖祠镶嵌于墙壁上的乾隆己亥年（1799年）立的徐氏族规及罚戏碑刻：
我乡徐氏三大房公议族规条例如下：
一、打骂父母，重责二百板、议革出族，决不宽容。
一、欧（殴）打伯叔重责八十板，欧（殴）打兄长重责四十板；不遵者，禀究不姑宽。
一、奸淫族内妇女，集合三大房立即捆缚沉海；倘伊父母不肯，族长、族正及各房长联名禀官究拟，并将犯者本家革出，不许入祠，决不宽宥。
一、不许窝藏奸匪盗贼，以及引带外方人氏借歇，违者责板四十，决不轻宥。
一、偷窃物件，经破获除赔赃外，重责四十板，决不宽宥。
一、不许在祠内聚财及食鸦片，违者禀官究办，决不宽从。
一、不许本姓人户雇请之各工匠，在祠内做工，致损坏砖地，坏祠内清规；违者罚戏二本不宥。
一、不许戏班戏脚在祠内住歇，违者罚戏二本不宥。（下略）
像这样以罚戏形式来惩恶褒善的村规族约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遍及海陆丰村社。在传统宗法社会中，罚戏不仅是对当事人的经济惩罚，而且还非常有效地展示并维护村规族约的权威，从而最大限度地达到所谓的惩恶褒善的目的。当然这样一种乡村行政手段也非常有利于戏剧的生存。
据官方文献记载，海陆丰之民既尚儒，又好佛、道，还信巫，平常过日子“俗尚淳朴，崇节俭”，然婚丧祭祀时又奢靡浮华，“好佛法重婚姻丧祭以俭薄为耻”
，“有疾则却医而信巫，亲丧则供佛以修福”
。尚儒、好佛道、信巫，是海陆丰老百姓的思想基础，是海陆丰民间信仰的中心内容，可以说，海陆丰传统社会一切文化活动都是围绕着这一中心内容而展开的，不仅所有宗族、乡社都构建起以庙宇（包括供奉各类神灵的寺庙与供奉祖先神位的祠堂）以及附属于庙宇的广场、拜庭、戏台为文化空间的公共文化系统，而且这里生长的包括戏剧在内的所有文化艺术样式也深深地烙上了民间信仰（宗教）的印记。浓郁的民间宗教与祭祀演戏习俗是海陆丰文化的一大亮丽风景，同时也是海陆丰戏剧的一块沃土。
信众在戏棚举行过火圈宗教仪式
海陆丰地区以各种神祇寺庙和宗族祠堂为中心的宗教民俗活动非常繁盛。神庙、祠堂、戏楼是海陆丰村社最好的建筑，也是最亮丽的风景。不论是乡村还是城镇，不论是穷乡僻里还是廛杂墟市，必定是村村有寺庙，姓姓有宗祠，大部分的村社还不止一座神庙，一些典型的乡村往往百多米之内就有十来座寺庙宗祠。海陆丰的寺庙多始建于明清两朝，并呈现出浓郁的世俗色彩。海陆丰人信奉的神灵数以百计，很多不同教派系统的神灵共处一庙，前堂妈祖，后堂关公，左如来，右老君，甚至并排一坛者，比比皆是。老百姓见神跪拜，见庙烧香，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多神崇拜的信仰习俗。这些神庙、宗祠及其周围广场、戏台等空间是村社民众（尤其是老人、儿童、妇女）日常休闲及文化活动的主要场所。几乎所有的神庙都有自己的重要日子，如神诞日、得道日、酬神日等。在这个日子（海陆丰人称为“应日”）前后，社区民众（有的大神庙是以信仰圈为中心）需要举办隆重的宗教祭祀、狂欢及文艺演出活动，海陆丰人称为“做闹热”。每次“做闹热”，不仅远在外地的村民要赶回家乡，而且还要邀请四乡八里的亲朋戚友一起“闹热”，当地人有“闹热大过年”的说法。海陆丰乡社“做闹热”的日子主要有年初的迎神日、开灯日，秋后或年底的酬神日，各种神祇的神诞日、得道日、坐殿日、重光日，宗祠祭祖庆典日等。许多社区、神庙一年有多个节庆日，要做几次“闹热”，再加上传统节庆以及宗祠祭祀演剧庆典，海陆丰的宗教民俗文化可谓名目繁多，各种民间宗教活动此乡未罢，彼村又起，一年到头络绎不绝。可以说宗教与海陆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是老百姓生活的组成部分。
2006年2月陆丰上英镇下灶里村“做闹热”期间，台上戏班忙搬仙，台下乡众忙拜祭
信众在祭祀妈祖
繁盛的宗教民俗文化活动不仅强化了海陆丰人的宗教情结（海陆丰老百姓普遍比较敬神，到寺庙进香添油祷告者终年络绎不绝，特别是一些中老年妇女，平时省吃俭用，但供奉孝敬神明的开支却毫不吝啬，长期以来这里的人们保留着以捐资敬神为荣的风气），而且还滋养着一大批独特的传统文化艺术，至今依然保留着许多古老的文艺样式，仅戏曲种类就有白字戏、正字戏、西秦戏、皮影戏、木偶戏等古老珍稀剧种，以及竹马戏、英歌舞、八音班、道士班、曲班等一批戏曲成熟前庙会戏曲文艺样式。
在各种名目的宗教民俗活动中，演戏是不可或缺的环节，也是整个庙会、庆典或“闹热”活动中最重要与高潮部分，因为所演戏剧必须配合祭祀活动，故又称祭祀演戏。前面说过，海陆丰人向有捐资敬神的传统，而捐资敬神除了寺庙、神像翻修建设之外，一个重要的表达方式就是请戏娱神。海陆丰老百姓认为神祇喜欢看戏，神祇们通过看戏了解民间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从而予芸芸众生指点迷津。故每当寺庙神灵诞辰、升天、开光等日子，村民们往往会捐献戏金请戏班演戏。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官方行政管理只及于县一级，广大乡村基本上处于宗族自治状态，在这样的管理体制下，乡村宗族势力的展示于宗族成员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而庙会作为宗族势力的体现与乡村文化的载体，对内是联系宗族乡村成员的重要纽带，对外则是宗族（乡村、寺庙）实力与地位的象征。正因为如此，乡民们节衣缩食也要风风光光地办庙会。而对于世世代代的海陆丰人来说，戏班的知名度、演戏的时间长短是衡量庙会规模、档次的一项重要标准。当然，这样的民间宗教习俗为民俗演剧创造了深厚的人文土壤，也使得这里的传统戏剧呈现出浓郁的世俗宗教色彩。
信众在求签
几百年来，海陆丰地区一直延续着祭祀赛会演剧的传统。在一些人口稠密的城镇、墟市，许多庙宇一直是香烟缭绕，祭祀演剧之风浓郁，其中还有许多年演出几十上百台戏的大棚脚。碣石的玄武山元山寺与海城的城隍庙就是其中两个著名的大棚脚。
碣石玄武山元山寺现存碑刻及庙志文献记载有乾隆初年扩建戏台及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庙会演戏事宜：“兹将清乾隆之初，起建大戏台祝上帝佛祖圣寿历岁珓授董事总理寿戏一切事宜，任专责成，因先年总理芳衔录在西畔库房后，在光绪甲申年移在东畔为库房，再将历古至今董事芳衔抄录于此，以垂万古流传云耳。光绪丁亥年桐月之望廖世光、陈子恩仝录（标点为笔者所断，下面附自乾隆十五年以后历届总理名录，此略）”。
据以上历届总理（海陆丰称负责宗祠寺庙祭祀、庙会、演戏等事物的人员为总理）榜记载，乾隆十三年（1748年）碣石官绅主持扩建戏台，成为当时粤东规模最大的庙宇戏台之一。乾隆十五年，元山寺始设总理馆专责玄武山庙会演戏，总理一年一届，由碣邑耆老乡绅以神前珓授方式选出。自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起，每十年举办一次重光庆典庙会。自乾隆初年迄1951年200余年间，元山寺庙会演戏年年不辍。据《玄武山志》载，元山寺一年中较大规模的赛会有：
正月庆新年赛会。从大年初一子夜起至初九，以初三起演“落马戏”（为恭迎佛祖自天庭返殿，由该寺当届总理主持演戏庆贺）及初九“天地生”百艺庆寿巡游为高潮。
农历三月三佛祖诞庙会。寺庙高僧暨总理、士绅耆老共同主持寿祀典礼，并按规例演寿戏。从初一至初十上演两台，正台演正字戏，副台（临时搭建戏台）演白字戏或潮音戏，俗称演小戏。十二日起由正字戏“永丰班”和“双喜班”并为双合班，演出《三国演义》连台戏，俗称演大戏，为期四十余天。
农历九月九佛祖升仙日赛会。自初八起举办五至十日的演戏祭拜活动，高僧、总理、绅耆主持祀典仪式，信众斋戒敬拜致贺。
年终酬神赛会。各方信众于冬至前后择吉斋诚备敬，到元山寺酬谢佛祖鸿恩，高僧、总理举行祀典仪式，并演出谢神戏。有些近邻乡村和社区还要恭请佛祖神位至其村社，设置神坛，在村社内再行祭祀典仪，并演戏答谢。
元山寺如此规模惯例化的祭祀演剧必定需要较长时间的发展，大规模的祭祀演剧一定要早于设立总理馆的乾隆十三年。笔者发现的一块古碑文也予以佐证。
海城城隍庙是海陆丰年代最早的庙宇之一，始建于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该庙存有乾隆十六年所立《奉祀香灯租碑记》碑，碑文记录了立碑人霞街吴应先祖兄弟于八十余年前（康熙丙午年）捐田产以供香油及演戏庆祝之费之善举。据此可知早在康熙年间海城城隍庙已经有演戏庆祝之惯例。又据碑记在记述吴氏兄弟捐田产缘由时言“且通都祠宇俱有产业，惟我正直堂神庙独缺常供”，所谓常供系指香油演戏及其他祭祀费用，城隍庙之常供在通都祠宇之后，可知海邑通都祠宇演戏庆祝早在清初就已经成为惯例。
明初，海陆丰被辟为海防重地，碣石卫城为惠潮军事重镇，辖中、左、右、前、后及甲子、平海、捷胜、海丰九个千户所。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全卫驻军10100人，其中内五所5600人。对当时卫城人居习俗，嘉靖《碣石卫志》有这样的记述：“吾邑沿海居民，除鱼蛋之外，其祖籍俱来自闽南，其习俗喜好亦传自闽南。（中略）春歌社舞，迎神赛会，演戏酬神，皆其习俗也。吾邑演戏各自有别，元宵演唱者谓之开灯戏，每届神诞演唱者谓之神诞戏，秋冬收割之后演唱者谓之酬神戏，集数乡社加聘师公、僧人祀佛诵经而演唱者谓之醮戏。”
又说，“洪武年间，卫所戍兵军曹万有余人，均籍皖籍，既不懂我家乡话，当亦不谙我乡音。吾邑虽有白字戏之戏，亦未能引其聚观。卫所戍兵散荡饮喝，聚赌博弈，时有肇斗殴打之祸。卫所军曹总官有见及此，乃先后数抵弋阳、泉州、温州等地，聘来正音戏班，至此每演之际，戍兵蜂拥蚁集。”
有些研究者对上引资料的真实性多有怀疑，因嘉靖《碣石卫志》现已不存，方志也不见载引，故怀疑系后人做假。参照明初碣石人居以及方志所载福佬人习俗，则资料所述迎神赛会、演戏酬神习俗符合当时碣邑事实。
2006年10月24日至30日，碣石玄武山元山寺举办110周年重光赛会，据说本次赛会皆依旧制，其规模居历次重光赛会之中上，但其盛况还是令人惊讶不已：
全城大街小巷没有一条不张灯结彩，不是一般的门前挂几个灯笼、几条横幅、几面彩旗，而是用五颜六色簇新的绸布彩旗与灯笼覆盖整座卫城。当地文化站的负责人告诉我，仅灯笼一项就有好几万个。一连三日从早到晚，全部塞满了大巡游的神与人。各类神祇在轿夫的拱抬下，在仪仗队的开导下，在僧俗人众的护送下，在形形色色的游艺队伍的欢歌妙舞中，在锣鼓炮仗的震天价响中，在两旁祈福的信众以及看热闹的闲人的簇拥中，宛如见首不见尾的巨龙，浩浩荡荡，穿行在老卫城的大街小巷。各类神祇按其职衔依次配享不同的规格，虽然“都督府老爷”（城隍爷）作为碣石境主（即主管一方全面事务之神）特邀为开路神，然主神佛祖（北极真武元天上帝）享受的规格却在提醒人们祂才是庙会的一哥。祂一身龙袍金冠，端坐在精雕细琢、金碧辉煌的銮舆中，由十二名身着一色礼服的轿夫抬行，二十四名举着各色旗仗的仪仗队徐徐前导，高僧、耆老、乡绅、总理、名士及僧众们在后缓缓护从。轿夫们是五步一高举，十步一欢呼，“佛祖万岁”、“佛祖福佑我境”等口号不绝于耳。更有甚者，每经过社区寺庙门前，必奏乐相迎。
与寺外狂热的巡游景致相比，寺院内一系列的大型佛事活动在笔者这样一位没见过宗教世面的俗人眼中更是一大奇观。大殿内，在宏大而肃穆的圣像开光仪式之后，连续七天，从早到晚，上百位僧人在本寺及外寺高僧的引领下登坛与数千信众一起举办护国息灾祈福报恩、水陆普渡大斋法会，超渡水陆八方古今一切亡灵幽魂。礼拜的缭绕的香烟，僧俗们时而低沉、时而嘹亮的诵经唱忏，不时和着几声庄肃有节的法器，此情此景，还真令人有超凡脱俗、时空倒流之感。大殿外，就是闻名潮汕海陆丰的玄武山戏台，历史上海邑、潮州的戏班以能在此献演为荣。从25日起，一连八晚连六个白天，本地区最有名的戏班——广东省潮剧院二团在此演戏致贺。观众高峰时有好几千人，少时也有一千多人。即使是省级剧团，在演出正剧之前也得一丝不苟地演传统的神功例戏。
在玄武山赛会的同时，碣石的一些乡村、社区还举办本社区神庙的小赛会，如后城海王社、乌坭天后宫、桥头村国王庙等，并分别请陆丰碣石联和青年剧团、汕尾城区金华白字剧团等戏班演戏庆贺。除了演戏之外，赛会上演出的还有竹马戏、钱鼓舞、福建八音、潮州大锣鼓等本地传统民间歌舞等艺术样式。
比照南宋陈淳《与赵寺丞论淫祀书》及《乾隆泉州府志》引《闽书》、《温陵旧事》记明代泉州赛会盛况，碣石举办的重光庙会基本上保留了晚明时闽南赛会的样式。
此外，海陆丰人具有争强好斗与封闭保守的群体性格特征，前者使其具有文化独立的自觉，不易为强势文化同化，后者也利于古老文化习俗的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