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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毕业时，我没把升学打算告诉父母，瞒着家里参加了益阳地区高中和中等专业学校统考。统考前，每个考生要填志愿，报考普通高中或者中等专业学校，普通高中主要在长沙，而中专则包括全国各地，以西北、东北地区的学校为多。但究竟是报考普通中学呢还是进中专呢，求学之路再次面临选择。入中专学习，经费国家负担，工作国家分配，很适合我这个农村家出身的孩子。而进高中，虽有学费上的负担，但可以为读大学奠定基础。思来想去，我还是填报了普通中学一类。初中时曾流行“要想学问深，就要进一中”的说法，我的第一志愿也就报了一中。统考完后，回到家里，把我参加益阳地区升学考试的事小心翼翼地告诉父母，乞求同意。父母对我毕业很高兴，但听我还要上高中，就觉得很诧异，一个农村孩子读完初中已很不错了，还读什么高中呢？对我升学想法表示不理解。进门时父亲的笑脸一时变得阴沉起来，一向挂着笑脸的母亲也高兴不起来。父母表情的变化，使我如热胸抱冰，凉了半截，但我不敢争辩，先乖乖在家待着，等候考试成绩。
事后，才弄清楚为什么父母不愿我继续升学。原来，1952 年时，正是全国到处大扫文盲和普及小学教育的高潮，小学教师奇缺，一些读了一点老书的农民也被拉上了小学教师岗位。我是正规初中毕业生，农会早已把我列入小学教员名单，母亲一直期待我当教师，现在有了这样的机会，早就等着我毕业的一天。
还有一个原因，土地改革是按照全保（村）没收地主田亩总数平均分配给无地农民的。我家虽租佃不少田亩，但所有权属于地主，除了自己应得的平均数外，多余的田地就应退给农会。父母为多分一份田地，希望我成家，成家则多一口人丁多得一份田，恰好我又满了十七岁，已到了论婚成家的年龄，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成亲立家了。现在有了妻子，生活在一起，做丈夫的自然要尽责任与义务。因此，父母认为，我应当留在本地作教师，尽家庭责任，不能作他想。
了解到父母的想法，我真是依违两难，依从父母安排，我从小笃定的梦想将要半途而废，终生遗憾。若是不听父母之命，又受良心责备。当时农村流行“有女不嫁读书郎，十夜九夜守空房”，这岂不正是如此吗？怎对得起刚过门的妻子？思来想去，没得办法，真是焦躁异常，坐立不安。而偏偏这时，高中录取通知书到了，我的心情更是起落不定，寝食难安，连父母见了也很担忧。到底是留下来做一个小学教师呢，还是继续深造？情与理的冲突令我无所适从。真的，有时我想，要是人生没有这么多的选择，一切都被安排好了，倒是轻松很多，为什么一再让我面对这样艰难的抉择呢？到底是命运弄人，还是命运由人？人生真是难得两全啊。
在这样的折磨中，面对手中的录取通知书，我竟一时失神发呆，魂不守舍一般。但也就这失神之时，沩滨中学副校长姜国芬先生的话忽然在我耳边响起，“人的一生工作机会多，而人生读书机会不常有”。是啊，在人生最难抉择的紧要关头，总会有灵光一闪的时刻，把我从困苦中超拔出来，替我做最后的抉择，这究竟是我命中注定，还是别有精神的理想在引导我？我不得而知。但一想到姜国芬先生的教导，就顿时精神一奋，一切的焦躁顿时无影无踪，一种巨大的力量引导着我前行，给了我勇气与信心，我下定决心走继续读书这条路。仿佛上天安排好了一样，这时的我总能口若悬河，把自己的理由陈述出来，有时说得连自己也感动了，自然，善良慈祥的父母毕竟是疼爱儿子的，经不住儿子的雄辩与苦求，他们最终答应了我。但做出这样重大的抉择，在父母双亲，毕竟也是心里没底，母亲是相信命运的，她特意请算命先生给我算命，算命先生对母亲说：“你儿子三月廿八日（农历）辰时生。辰属龙，三月正是春雷动的时候，雷催龙出，这是龙要出洞的时候，龙如出洞，没有任何力量阻挡得了，你儿子外出读书，是他的命运。你儿子的生辰八字，注定是外面的人，不会持守在家。”母亲听了算命先生的话，把我的前程交由命运。算命先生的判言，不仅母亲相信，连父亲和我新婚不久的爱人以及岳丈也信以为真。命乎，命乎，又有谁说得清呢？
这年 8 月，学校开学的日子，我又踏上了升学之路。我远地读书，妻子把她出嫁的被褥和木箱给我，这是她真挚的支持。我肩挑了一床被和一口木箱，与考入长沙明德中学的吴佳华同行。这次读书远离家庭，路程远，平时很难见面了，所以母亲和爱人不忍离别，足足送出了三里地。但“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啊，离别时，母亲清泪长流，依依不舍。临行时，没读过书的母亲谆谆告诫儿子：“读书是好事，将来要做一个教人子弟的好老师，千万不要去做官，当官的人总是摆不平事情的。”父母送儿子读书，总是期望儿子有朝一日跳龙门，求得一官半职，光宗耀祖。我没想到自己的母亲，会对儿子说出这样的嘱托。事后细想，母亲的话，是几十年人生经历的感悟啊，她为外公外婆被害状告无门，历经磨难，见不到青天，得不到公正，她怎会忍心让自己的儿子去蹚这一潭脏水呢？一个普通农家母亲的话，具有怎样的人格力量啊，我伟大的母亲！儿子将终生铭记母亲的教导，无论做什么，都要公正持平，绝不冤屈世人，绝不使天下的母亲遭受她一样的苦难。可告慰母亲在天之灵的，儿子一生，虽起伏浮沉，历经坎坷，但不管做什么事，不管是手中有权，还是一袖清贫，不管处人生巅峰，还是落拓平阳，我都时刻铭记您的教诲，记住了公平、公正，不欺暗室，不昧良心。临行，我亦噙着眼泪，向母亲保证，说：“娘，您放心，我会经常写信回家的。”
说完，我迈开沉重脚步，依依惜别，一步一回头，看着伫立在烈日下的母亲，看着她慢慢远去的身影，看着她迈着艰难的步履，转过山坳，消失在视野外。失控的泪水，打湿了我的衣襟。母亲老了，为了家庭日夜操劳，母亲已经苍老了许多，脊背也开始变驼，母亲啊，儿子不能在家尽孝，愧为男儿！但儿子一定记住您的话，好好读书，将来做一个好教师，以报答天下父母，您老放心吧。
那时，从宁乡去长沙，还全靠步行，我们担着行李，整整走了两天，才到盼望已久的湖南省会长沙市。这是我这个农家孩子第一次进入都市，进到另一个世界。城市的世界，一切是那样的新奇、新鲜，那样的热闹繁华。高楼林立，车水马龙，街道两边是琳琅满目的商铺，人来人往，入夜时是雪亮的电光，照得黑夜如同白昼；城市景色，五彩缤纷，目不暇接，真是令人倾倒。
按照通知，我入住长沙市广益中学（后为湖南师大附中）。两天后，到省立一中正式报到注册。那时，长沙市中学处在大调整时期，所有的私立都改公立，正式为国家接管，为了适应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名校也都扩大招生规模。湖南省立一中与清华中学合并，改名长沙市第一中学，分高中部初中部，中间隔着一条马路，高中部新校区尚未完工，高中新生仍住在老校区。这次高中新生报到达 350 人，为一中建校以来所未有。350 个同学分成 7 个班，每班 50 人，从十二班依次排到十八班。我分在十二班，50 个同学中有 10 位女同学。同学们虽然来自全省各地，但并不感觉陌生，我们相聚一起，成为同窗学友，成为共同学习中相互砥砺的战友，大家都有相识恨晚的感觉，似乎进到的不单是仰慕已久的长沙一中，也是进到一个兄弟姊妹济济一堂的大家庭。
如果从 1912 年的湖南全省公立高等中学堂算起，到我入学时，一中已经有 40 年历史了。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名校，当时的一中有“南方北大”的光荣称号。20 世纪 50 年代初社会大变革，中学大规模重组，一批在民国时期的著名的学者、教育家进入一中，一时间名师荟萃，俨然学术重镇。如抗战时期与范长江齐名的著名记者、邵阳才子严怪愚先生（1911—1984），1949 年后，先后出任《大众晚报》《大众报》副社长，后调任通俗读物出版社副社长，因此前一直做记者，自由散漫惯了，无法处理好个人与组织、自由与纪律关系，无法适应新时代新环境，更难以适应领导工作，就放弃干了 20 多年的新闻工作，放下笔杆拿起教鞭，改行在一中教语文。不过即使做了教师，他那平时不修边幅、自由散漫的文人习气还是改不了，与当时的气氛确实有些格格不入，不合时宜。不过他讲起课来，是辩才无碍，时而风趣幽默，时而慷慨激昂，总是把同学们的情绪吊得如痴如醉，听他的课有如读他的社评一样，知识广博而见解犀利，他上课从来不照本宣科，有时会从课堂扯到抗战，说到国民政府的各种内幕，口无遮拦，在学生中影响很大，但这样的文人习气，很难在中学立足，所以大约一年时间，就去了湖南师大。语文教师彭靖也是著名报人。英语教师是张普安（毕业于雅礼大学），历史教师是黄际洋，都是湖南中学界很有名望的老师。理科方面有汪澹华，对数学有很深造诣，尤其精通代数，因此有“汪代数”之称。他对自己的教学与学生的学习十分严格，甚至到了等于号的两横都必须写正对齐的地步，说不这样就不叫等于，他还经常提醒我们要“精通原理原则，消灭计算错误”。有些学生受不了他的严格要求，背后甚至叫他“阎罗”。理科方面的名师还有陈六平，有“陈几何”称号、郭德垂（字琴轩，有“郭化学”称号）等。
一中读书风气浓厚，但学生并不是死读书，而是思想活跃，有民主传统，课外活动多，学生社团多。1952 年时，湖南省教育厅在一中调研，调查报告中说，一中学生因袭了原省立一中的革命传统，具有不屈不挠的斗争潜力，在斗争中养成与锻炼了敏锐的政治感觉和爱国热情。学生有着自由研究学术的浓厚空气，故有“南方北大”之称。但也有着“自由散漫作风”，“有理的服从，无理的反对”名声，这是学生为了争取民主、自由、反对“法西斯”纪律约束的一种表现。正是有这样的传统，一中的学生社团特别活跃，在当时全国都小有名气。学校有历史悠久的“惜阴社”“移风社”，还有“星火社”“春园社”“嘤鸣社”“哈哈画社”等，尤其是在戏剧音乐方面的课外活动多，学生社团也多，演出水平高，如 1948 年，“怡社”还在省会长沙联华剧院公演话剧《心花朵朵开》，新中国成立前夕在中山公园和平戏院举办歌舞公演，为学校筹措资金，影响很大。在这样的氛围中，很多同学爱上了戏剧表演，在彭靖老师的指导下，我们班同学经常走出校门，与湖南的戏剧界取得联系。我因为担任班级戏剧组组长，还曾多次拜访湘剧界的著名演员，邀请他们来校讲解舞台人物塑造，其中有著名旦角演员彭俐侬（《电演拜月记》主演）、老生徐绍清（电影《琵琶上路》主演）、小生陈剑霞（电影《打猎回书》主演）。他们在学校既讲又演，引来了外班大批同学观看。彭靖老师还充分利用他的老报人身份，帮助我们联系并访问当时的省文联主席魏猛克、省文化局戏曲研究室主任铁可。他们虽然都是老前辈，但对我们这些后生的冒昧来访，却是热情接待，为我们讲解他们在实践中积累了多年的个人心得。魏主席还介绍了他当年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曾得到鲁迅的帮助。铁可向我们详细介绍了湖南几大地方戏剧的特色。我自己大受影响，曾经一度甚至想报考戏剧文学专业。
我们班文学戏剧小组很活跃，我自己在课外更是读了不少的戏剧脚本。现代戏剧如《雷雨》《棠棣之花》，古典的如《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龙舟会》（王船山作品）等。文学方面，读过《子夜》《家》《春》《秋》《红楼梦》，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普通一兵》等。我们还举行戏剧讨论会。在讨论之前，小组组织同学集体到湖南湘剧院观看著名旦角彭俐侬演出的《陈三五娘》，这是从福建移植过来的剧目。看完演出后，我们还借来了《陈三五娘》的演出脚本阅读，并对演出与脚本进行热烈讨论，讨论完之后由我执笔写了一篇戏评送到湘剧院。没想到，这篇 60 年前写的戏评文章，初稿竟然保留至今。
最值得回味的是，我们班戏剧小组演出了邵阳花鼓戏《打鸟》，主演是女同学刘清兰（后入天津大学）、男同学刘金柱（后入北京地质学院），操琴张振福（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邹鸿钧（入武汉海运学院），我担任导演。其实我什么都不懂，只知道一些表演程式。但既然同学推举我，我也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大着胆子上。没想到，在大家共同努力下，演出还真是有模有样，一时轰动了全校。
一中课外活动特别丰富，至今难忘。学校为适应学生个性化发展，组织了很多课外活动小组，当时还没有开始文理分科，但课外活动却划分成文科与理科两大类。文科方面社团与课外活动更多，几乎每班都有文学社、戏剧社，我们班成立了文学、戏剧研究小组，我担任组长，经常举办各种活动。
1954 年，国内学术界展开红楼梦大讨论，一些同学也来了兴趣。文学小组于是借机组织讨论，大家先是细读原著，然后各自发言，气氛热烈。有的同学对贾宝玉这个人物很不理解，为什么作者要把贾宝玉刻画成玩世不恭、不务正业的公子哥？为什么林黛玉这个多愁善感的小姐会脆弱到见花堕泪、对月伤怀呢？同学们虽然觉得几个主要人物的个性刻画活灵活现，但以为有些描写还是无法理解，似乎过了。对于人物性格，同学或喜欢晴雯，或喜欢袭人，或厌恶凤姐，或厌恶宝钗，争论得不可开交，真是每个读者心中都有一部红楼梦，每个读者都有自己的心仪对象。当时学术界的主流声音正在批评薛宝钗缺乏叛逆性，有的同学却发表自己的不同看法，认为薛宝钗劝丈夫上进，温情贤淑，这正是中国传统女性的本色。有位姓李的同学还说，如果大家要找伴侣，肯定是找薛宝钗，而不是找林黛玉，女同学找男朋友，也绝不会找贾宝玉这样的人。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语文老师彭靖先生也参加我们的讨论会，总是从艺术上和思想上对作品做出分析，并对同学们的发言做简单点评，引导我们进一步思考。
一中良好的教育环境，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我，整整三年，六个寒暑假，我仅在第一个寒假回过一次家，其余五个假期都留在学校读书，真有珍惜“寸阴”的感觉，这样学而忘家的事，不仅在我们班上是唯一，在全校也很少见。几个假期，我都在读课外书，因为平时学习紧张，没有时间阅读“闲书”，假期正是大好机会。那时，虽然所读不是圣贤经典，但还真有点“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感觉。我被书吸引，沉浸其中，每日里手不释卷，简直到了忘却家室、不知有今的境地，典型的书呆子味道。现在回想起来，寒暑假本是读书人的归期，学子们正该借此冬夏两假回家，尽人伦之常情，但我却沉迷书籍，母亲盼子子不归，妻子盼夫夫不回，真是对母不孝，对妻负心！欠下的亲情债，永远无法补偿。然而，这样的醒悟，要到此后很长时间才明白。那时的我，根本就没顾及这份人之常情，不仅中学三年只回家过一次，后来到了大学读书，四年中间，也只回家一次。现在回想，还不明白自己为什么那样迷恋书本，几乎中毒一般。
在长沙一中时，还有一件小事至今难忘。刚入学时，全国各地正掀起一股技术学校招生的热潮，东北、西北、中南各地的中等专业学校的招生广告铺天盖地，与我一起来长沙的吴佳华抵制不住诱惑，放弃了高中，去了武汉电业学校，虽然他邀我同往，但我还是拒绝了，入学第一星期，本来被宁乡一中（刚搬迁至宁乡的省立五中）录取的初中同学王锡群，也改读东北农业学校。她怕家人不同意，瞒着家人去东北，但她没有被褥，跑到一中找我，希望我借被褥给她，然后去信家里再归还我。初中同学在一中的只有我和刘里侯两人。当时我想，被褥给了王锡群，我怎么办呢？刘里侯同学很热心，他主动提出与我合睡一床。我就把爱人助嫁的新被褥给了王锡群，和刘里侯两人挤在一张单人铁床上，抵足而眠，几乎达一个学期。
这件事确确实实惹来了麻烦，刘里侯是十四班的，与我不在同一个班，寝室也不在一起。我借宿他处，造成长期不归宿的印象，班长很有意见，好在每次都临时编造一些借口搪塞过去了。后来，到了学期末，王家终于送来了一床旧被褥。而我，也就始终拥着一床破旧不堪的被褥安眠，度过了中学三年，而后又带入大学，总不敢向家人提及。到了大学后，一位原初中同学而现在武大数学系的秦月君见我不耐五更寒，就送给我一床很厚的俄国毛毯，才熬过武汉的冬天，以后学校又补助了我一床新被褥，一直用到工作之后。
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向家里提过，二十多年了，与王锡群同学也没有联系。“文革”结束，王锡群调回宁乡工作，在一次同学聚会上，我们才再次见面。同学相聚不易，互相回忆少年时期的旧事，感叹人生易逝，光阴如流，我忽地想起当年借被褥的事情，王锡群同学才知道这是我老伴的助嫁被褥，很是过意不去，再三向我致歉。当时我老伴也在场，但没想到的是，她很是大度，竟语带诙谐，对我的同学说：“这是陈家老祖宗的传统，当年他曾祖父在寒天脱下棉衣送人穿，他也同老祖宗一样，把自己的被褥借给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