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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遵照《礼记》古礼，童子六岁发蒙。尽管在我的启蒙时期，国民教育还刚刚开始，抗日战争又进入艰难的僵持阶段，农村社会的经济状态还没办法让每一个适龄儿童获得读书的机会，也许时代是个悲剧，但我个人却是幸运儿，不仅陈氏家族有着重视教育的悠久的传统，抗战期的国民政府也没有放弃教育责任，法令规定每保必须办理一所小学，陈氏家庭因为聚族而居，宗族与保甲合二为一，我启蒙的小学，就在自己的家族，那时已经不叫族学或私塾，而是叫保学。
我发蒙的保学，是借用我叔公的一间民房办的，二十多个同学挤在一间教室里上课。开学那天，母亲给我换上新做的灰布长衫，穿戴俨然小先生模样，领着我早早来到教室。那时，教室早已打扫得干干净净，课桌排列得整整齐齐，教室正中央的黑板上面张贴着一张大红纸，写有“至圣先师孔子灵位”字样，代表孔子的神主牌位，我们二十多个新发蒙弟子，在各自家长的带领下，依照先生的指点，规规矩矩向红纸上的孔夫子大人鞠躬如仪，行三叩大礼。而后，又向端坐在孔夫子像之旁，威仪棣棣的启蒙先生一鞠躬，恭恭敬敬地递上拜师的红包，算是束脩奉上，正式成为先圣孔子的及门弟子了。
传统中国对于师道尊严看得很重，儿童发蒙是人生开端大事，因此不管世事如何纷乱，都会举行隆重的入学仪式。仪式时，平时嬉笑喧闹的乡村此时总是肃穆庄重。礼成，则鞭炮齐鸣，新学弟子们相互打躬同贺，大人们也以期许的目光和最美的祝愿加福自己的子弟，回想起来，真人生初年之盛事也。
我的发蒙老师是堂叔陈桂初，他未进过洋学堂，是读私塾出身。对近代教育略知一点皮毛。所教内容自然以旧式为主。
堂叔的教学方式，是一对一的点读，老师教会学生认识课文中的字，教会学生朗读，而后由学生温习背诵。背诵一部分，又点读新的一部分，如此循环不已，背诵的多，点读的也多，学生学习课文多少，完全取决于学生背诵了多少。到期末放大假，老师要求学生将点读的课文从头到尾全部背诵一遍，作为评定学生成绩的根据。
与传统旧学略有不同，我的开蒙识字课是“农村杂字”和“捷径杂字”二课，随后，才开始学习传统幼学的经典读本《百家姓》《三字经》《幼学》《增广贤文》，这些韵文篇章读起来朗朗上口。有时，二十几个同学仿佛被人指挥一样，一起高声唱起来，真真要将屋脊上的喜鹊震晕。斯情斯景，颇与那首嘲笑蒙童的打油诗所写意境相符：一阵乌鸦噪晚风，诸生齐放好喉咙；赵钱孙李周吴郑，天地玄黄宇宙洪。三字经完翻鉴略，千家诗毕念神童；其中有个聪明者，一目三行读大（学）中（庸）。
我也许算是其中的“聪明者”，但好像并没有读过《通鉴史略》和《大学》《中庸》。我记得第二年学习《战国策》《孟子》《论语》。
由于战争影响，名义上政府规定每保（相当于今天的村）都要设一个保学，但一般小学并没有专门的校舍，或是借用民房，或是借用宗祠庙宇，条件很差。师资也参差不齐，真正受过近代教育进过洋学堂的教师极少，大多数都像我堂叔一样是由私塾转过来的，课程自然也没有统一规定，看教师自己的学识能力而定，一般而言，常识、音乐、美术、体育等课程都没有，算术课名义上虽有，但课时少，主要学习阿拉伯数字，加减乘除符号，学会十进制，演算加减法，乘除法基本未教。算学课的教授方式与国文课一对一点读不同，是向全体同学讲授和演算。
对学生管理是采用体罚式的教育方法，老师惩罚学生的工具是竹鞭，学生不听话或犯规，老师用竹鞭抽打学生的手心，这所打手板，打多少下板由学生的犯规程度决定，犯规严重，挨打手板数目越多，甚至手板打肿不惜。对于成绩不好的学生也要挨打手板，以六十分为及格，凡成绩不到（如算学）六十分都要打手板，差多少分及格就打多少手板，打到及格数为止。对于讲粗话、鄙话的同学，在同学的嘴上用墨笔画上一个圆圈以示惩戒，如果对老师不恭，则罚学生下跪。
两年后，陈氏家族在宗祠办了所族学，凡是陈氏子孙都免费入学。这时我已九岁，父母把我和二哥送到族学学习，读住学（寄宿）。族学条件比较好，房屋宽敞，老师受过近代教育的专门训练，开设的课程也丰富起来，有语文、算术、常识、体育，教育内容是近代的，我的视野也开阔了许多。但教育管理却一如私塾，受过近代教育的教师们仍然信奉棍棒底下出人才的传统教育原则，新式教鞭也可以当作旧式的打手竹鞭。
然而陈氏族学并无住宿条件，我们哥俩就得生活自理，二哥虽比我大三岁，可是也没有独立生活经历，甚至连做饭也不会。但既然读寄宿，就得自己动手。两个十岁左右的孩子，于是乎放下握笔把纸的嫩手，来做调汁和浆的俗事，同学们散学后，我们就自炊自饮起来。煮饭之类的事看似简单，似乎可以不学而能，但对于我们这些书生少年、愣头小伙，要想无师自通，总得要闹出许多笑话、吃过许多苦头才能圆满出师。柴火烧饭，不是水放多了，干饭成了稀粥，就是火候不到，只得吃夹生饭。吃粥不耐饿，自然想吃干饭，于是我自告奋勇，来做火头军。自以为煮饭时少放水就有干饭吃，结果还是做成了半生不熟的干米粒。有时火又太猛，一锅干饭烧成黑糊糊的锅巴，只得吞木炭一般的勉强下咽，吃不好还在其次，满肚子窝囊没处发，起初半个月，我们兄弟俩简直就没有吃过一次好米饭。好在菜是家里做好，一个星期送一次，否则真的不知道这半个月的日子怎么能够过下去。
母亲得知后，特来学校专门指导我们做饭，离开时，又委托师娘关照。这样，我们兄弟就在这种笨手笨脚、手忙脚乱中熬过一年，这是我人生历程中第一次离开父母独自生活，学习自我管理，回想起来，当时辛酸已然淡忘，留下的是温馨的童年回忆，而从其中得到的，却是课堂上永远不会教的知识与体验，真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也许因为儿时的这番经历，对于书本之外的知识，我从来不敢轻视，对于教育后学，也特别看重实践能力的培养。
一年之后，不知什么原因，族学停办了，我不得不转入了离家三华里的同德堂小学。在我的小学求学历程中，这算是最正规的学校，同德堂小学校长是我的堂哥，叫陈畅芳，宁乡乡村师范学校结业（初级师范），教师由他及三位同窗担任。他们是新式学堂的学生，不穿长袍，穿时装，看起来既精神又洋气。开设的课程有国文、算术、音乐、体育。堂哥和蔼可亲，没有责打学生的竹鞭，他教国文，声音很动听。国文课有专门的作文课，一个星期写一篇作文。我的作文写得好，经常受到堂哥的表扬，有一次还把“我的老师”作为范文贴在了墙上。同学们看了真是羡慕极了，我的同桌姜舜钦同学还向我开玩笑地说：“你们乌庙湾又要出秀才了。”言下之意，我会像我曾祖父一样，成为一名秀才。
同德堂小学办在本地一所庙宇内，庙宇很气派，有数十间房屋，正堂立有关公像，关圣帝君，每年到六月二十三日关公生日的那天，家乡都要举办杀牛大祭，庙堂香火旺盛。
在这所小学，我又读了两个学期，到 1945 年 7 月，完成了初小四年课程，毕业了。当时的农村孩子，一般读完四年初级小学，就算是有“学问”了，认字、写字、记账、算数、写契约之类，都能应付自如，就称得上“文化人”。乡村里大都没有高级小学（高小），大沩乡（相当于今天的区）周围数十里，也只在黄材镇有一所，一般有钱人家子弟要继续升学才会进去。黄材高小为了招收生员，每年在本乡各保学中选拔学生，我所在的小学也是备选学校之一，我参加了考试，名列第二，虽然很高兴，但我并没有太大的升学奢想，我知道，自己的求学机会结束了，毕业了，我回到家里，跟随父兄，忙于农务了。
放下书本，与泥土相伴，放牛割草外，还同大人们一起干活，晨昏忙乎，少有休息。父亲很是高兴，说我勤快，爱劳动，少操心，还说我割草砍柴是好手，耕牛喂得膘肥体壮的。我也喜乐满怀，只想像大哥一样，学得一身农作功夫，精耕细作，丰衣足食。这样“也傍桑荫学种瓜”地学农活，一晃就是两年过去了。
凡事都有奇巧，人的一生很多经历难以理喻，人的一生往往会因某种偶然性而改变。1947 年农历六月，正是水稻灌浆季节，谷粒渐渐饱满起来，绿油油的禾稻也开始卸下绿装，换上一片金黄色。稻浪如海涛起伏，阳光下是金灿灿黄澄澄的田园。正是该为来年播撒绿肥种子的时候，旧式农作，还没有使用化肥，农田施肥除人畜家肥外，主要靠休耕时期在田地中培植绿肥，先年下种，来年春天草籽长满田野时，牛犁翻耕，把肥嫩的草苗压在泥水中，让开春雨水浸泡发酵，这就是稻田的底肥，最为天然的有机肥源。一天，骄阳似火，炎热异常。父亲和我到稻田里播撒草籽。我手执双棒，将禾稻往两边分，在中间开辟一条通道，父亲跟在后面，顺通道向两边播撒草籽。稻田很宽，泥水又深，而成熟的稻子却与人等高，沉甸甸的，要我一个还只有十一岁的孩子，整个人没在水稻之中，没在炎热中做“开路先锋”，还真是非常吃力。忙碌了不大一会，人就乏了，手脚软软的，没得气力，平时看起来柔软的稻苗，此刻仿佛故意为难我似的，渐渐不听手中棍棒的使唤，分也分不开了。此时，没有任何人提示，也没有任何先兆，我忽发奇想，回过头对父亲说，我要读书，我要复学。毫无思想准备的父亲，很是惊愕，他停住脚步，停下工作，停了好长一会儿，才对我说：“我们家佃耕的田多，有四十多亩，你两个哥哥帮忙都忙不过来，农忙时还要请人帮工，你已十多岁了，要懂事了，要帮助家里做事了。”
父亲平时很和蔼，但这回很严肃。说完，他把我拉到田埂上坐下，轻言细语地对我说：“听爸爸的话，安心地与爸爸一起在家种田。”他说，也不是不想让儿子读书，但家里无力供儿子继续读长学，如果半途而废，读成个半瓶醋，既不能种田，也不能文，耽误一生，还不如不读。父亲还说，本地几户人家，没有读书也发家致富了，好男儿只要勤快，吃得苦，总会有出头之日，不一定非靠读书的。对于父亲的规劝，我只能沉默，我也说不出复学读书的理由。当时确实年纪太小，根本想不到读书发家这层事，也想不到更多，只是忽然有一下就想读书了。直到今天，我也想不出没有任何人提醒，这突发复学的奇想是怎么来的，大概算是冥冥之中命运的安排吧！
读书的梦想虽未打动父亲，但我并没有放弃，我知道到哪里去寻求支持。陈氏家族有书香传家的遗韵，曾祖父是秀才出身，在地面上算一方绅士，有学问，很受地方尊敬，祖父是秀才的儿子，他会知道“有书不读子孙愚”的道理，所以我就决定去找他帮忙。果然，他听完我的央求后，不仅没有一点诧异，而且满脸惊喜，说：“你想读书，这是好事。我一定要你上学。”不出所料，祖父出马替我做说客，父亲只有同意的份。加上那时家境也开始好起来，支持我一个人读书还是没问题的。这样，放牛娃又背上了书包进学校。
也是从这天起，我的求学之路从未停止脚步，一直走到大学毕业，随后又进入大学工作，从事学术研究，我的人生因为这个偶然的梦想彻底改变。后来家里人都说，我的这一“灵光一闪”，是曾祖父显灵保佑，要我承续陈氏家族书香继世的余脉，为陈氏子孙留下一个读书种子。我也不知道这些说法是否可信，但年幼时就饱受曾祖父事迹的影响，读书梦想的发芽，总与这些有些因缘罢。
1947 年，秋收之后，8 月的一天，我重新回到告别二年的学校。这时，黄材高小恰好在我们铁冲设立了一个分校，分校虽是高级小学，也没有专门的校舍，而是设在一个关帝庙内。走进庙门，就能看见正殿的关老爷神像，红脸杏眼，英武神威。开学后，每天面对这尊威武大神，还真疑心是要习文还是习武呢。不过，慢慢地大家就习惯了，也与关圣人结成伙伴，把他当作学校的一员。
高小毕竟是小学高一层次的学校，授课内容都与初级小学不同，老师几乎都是中等师范或高中毕业。语文老师给我印象最深，他叫胡述祖，身材高大，很英俊，是一帅哥。他的课讲得极好。他授课不限于课文，常常选择一些课外文章讲授，如曾国藩、左宗棠家书，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林觉民临终给妻子的信，还有唐诗的《卖炭翁》。这些文章有文采，有意义，很感人。每当读到林觉民与妻子信开头的“燕燕卿卿如晤，吾作此书，泪珠笔墨齐下”时，同学们眼腔噙满泪水。而“卖炭翁”一诗，诉说卖炭翁的悲情，总是引起同学们强烈共鸣，我读唐诗就是从此时开始的。入校一个月，我感到很满足，认为复学值得，没有走错。期末考试，我取得第二名的好成绩，学校奖我一斗米（相当于十五斤），背回家里时，全家都很高兴。父亲虽然口头上没有表扬，但从他的笑脸可以看出他是欣慰的。假期是一个月，回到家里第二天，我就丢下书包，下地干活。父亲自己是个勤快人，见我主动干农活，对母亲说：“嘉伢子懂事了，干活很勤快，读书不会习坏他的身子。”由此，我的读书正式得到了父亲的支持。
不知什么原因，黄材高小铁冲分校又停办了，我得转学到三十里开外的黄材高小学习。父亲同意我转学吗？我当时无把握，感到很紧张。大概父亲看到我一年来读书表现不错，他同意我转学。1948 年春，我又转学到黄材高小学习。黄材高小也是设在当地姜姓的宗祠内，姜姓是名门望族，明清时出过三个进士，所以祠堂特别阔大气派，一般祠堂只有一栋建筑，但这里却是由二座建筑组成，中间连着一座天桥，正堂是学校活动中心，悬梁上挂着三块进士匾。堂屋正中还悬挂着孙中山先生遗像和遗嘱，两旁是三名进士的画像。祠堂虽然是家族活动中心，但这里却颇有斯文之地气象，学校在这样的地方择址，确实算是上上之选。
全校有一百多名学生，学习和住宿一起，有十多名老师，其中还有一名女老师，我在这里第一次听到女老师上课。教算术课是刘承全老师，第一师范毕业，是我小学阶段感觉最好的数学老师，概念教得清楚，叙述颇具层次。小学六年级的鸡兔算术题演算很难，但他述说有条有理，还很动听。刘老师还兼教音乐课，他教音乐很特别，常常安排我们学唱京剧。他的薛平贵回窑武家坡一段京剧唱腔，我至今还留有深刻印象。在故乡时，皮影戏、花鼓戏、湘剧我都接触过，接触京戏这还是第一次，感觉新鲜，唱腔好听，我一生爱好京剧，与刘老师的影响分不开。
黄材高级小学一年的学习，我的视野开阔了，见到了许多新老师，接触了更多的新同学，同学们来自不同地方、不同家庭，大家相聚在一起，同学习、同生活，建立起了亲密而真诚的友情，至今同学聚会时，都会难舍难离。追忆当年，我最大的变化，是对课外阅读发生了极大兴趣。学校订的一份报纸我每天必读，每日晚饭后，走廊的报架前，成我不弃之地，我如饥似渴地阅读报纸上的每一篇文章，接触到了课堂上和课本上不曾有的知识。我坚持读报，曾被同学们讥笑为“邮递员”，他们有意把读报与送报混为一谈。我也欣然接受，甘当这个义务的邮递员。在读报之外，我又想方设法找来一些课外读物阅读。小时候，曾在家听过很多故事，神话的、传奇的，最多的是历史故事。上了高小后，我就开始找相关的故事书来读，有的同学来自读书人家庭，他们就成了我的图书馆，经常借故事书给我，如薛仁贵征东、征西，杨家将，粉庄楼，陶澍访江南一类的故事书。这些故事书，在艺术上很粗糙，但却培养了我对历史和文化的兴趣。到上初中，我就将《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名著读了一个遍。课外阅读，虽然纯粹出自兴趣，但却对此后中学、大学阶段的读写能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50 年春，我考入宁乡沩滨中学（后来的三中），进入初中学习阶段。当时宁乡县没有高中，只有五所初级中学，沩滨中学是其一，不仅在当地是很拔尖，在全省也是出类拔萃的。沩滨中学是私立的，抗战时期由湖南省著名的数学教师徐钰礼创办。1938 年 10 月，日军进犯湘北，岳阳沦陷，长沙告急，奉省政府令，长沙地区各学校疏散，徐珏礼先生当时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数学教师（后为湖南师大教授），疏散时回到自己家乡宁乡黄娟五里堆。当时很多疏散出来的学生无处求学，一些教师也处在失业状态。1939 年春，经他倡议发起，省立第一临时中学主任委员熊梦飞，省会名流贺耀祖、陶峙岳积极赞助，在黄材南京坪租借了一处院落为校址，私立沩滨中学在战火纷飞中终于挂牌成立。
沩滨中学最初校址在何氏墓庐，人多房少，室内光线暗淡，当地望族姜姓将其墓地桐梓园全部山林、荒地和旱土让予学校，学校有了新的校址，姜氏家族还凑足 200 多亩地契，使学校得以成功立案。我就学时，沩滨中学新校址已经建好，学校也办了十多年，已经蔚然成为湖南私立中学中的翘楚。
学校建在一个山包上，山下是一条小溪，常年流水潺潺。从山脚到校门是用纯一的褐色麻石条垒砌而成，一百二十四级，逐级上升，麻石宽若八米，要进学校需拾级而上。站在山脚下抬头仰望，学校在山顶上，石梯通天一般向上延伸，真有一种“仰之弥高”的神圣感，每次从校外回来，在爬这段石梯之前，总要歇一口气，静下心，仰望高处的学校，心中都会升起一股对学校的崇敬、对学问的敬畏之心。石阶两旁长着茂密的树木，无论冬夏春秋，每次登上这一百二十四级台阶，一步一步往上登攀时，总会有一种步步高升的喜悦和欢愉。从山脚登攀到学校，随着地势的抬升，视野也一步步开阔起来，胸襟更是雄迈万丈。站在学校校门口的平台上，可见一带溪水奔来脚下，四围田园尽入眼底，千栋农舍瓦脊连绵，万亩良田碧波荡漾。学校背靠大山，崇山峻岭巍峨逶迤，东临梨园，万木森森桃李芬芳，学校更是掩映在万木扶疏之中，环境优雅而空气清新，真斯文盛地也。同学们课后成群结队，登爬石梯，有时一个人静立山中，每每会少年意气兴发，书生豪情万丈。想来，徐先生选择校址时，是充分考虑到环境对学生对教育的影响的，其眼光之独到，心胸之伟抱，至今还有令我们后代从事教育者多有缅怀敬仰处。
新中国诞生，百废俱兴，朝气蓬勃，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出现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沩滨中学也是一派生机。最突出的变化是学校推行学生自治。学生们经选举成立了学生会，除学校行政和教学管理外，学生的伙食、住宿等日常生活都由学生们自己管理。我是学生会成员之一，负责管理同学们的伙食。我们成立了一个伙食团，其中包括厨工师傅，策划和管理同学们每日的伙食事宜。为了改善伙食，我们采取了两条办法：一是学生自己种菜，把学校的菜地划成若干片，每个小组一片菜地，每个小组按人数交一定数量的菜给食堂。沩滨中学的同学大都来自农村，具有一定的劳动技能，各小组都能完成任务，基本上做到了自给自足，只是品种单一，品质好的菜极少。其次，规定厨工师傅除了完成煮饭做菜任务外，还要喂养一定数量的牲猪，这样，剩饭剩菜可以喂猪，而等猪养肥之后，又可以杀了填补我们同学的伙食，肥肉熬油，一个学期的食油也就有了。每次杀猪时，全校同学都一起打牙祭，吃肉聊天，回顾一年的生活，节日一般热闹，其余烧柴用煤，都由同学们自己搬运解决。那时我们同学每个学期交三百斤谷，算是规定的学费，学校的费用，包括老师们的工资都在此内开支，经费自然相当困难。同学们自办伙食，虽然伙食水平低，但减轻了负担，保证了学校正常顺转。到第二学期，国家正式接收学校，沩滨私立中学改为公立，国家投入办学经费，学校经济条件大大改善了，学生自己种菜、自办伙食的制度也被取消了。
第二个变化，是在人民政府的号召下，学校掀起了大规模的劝学运动，凡是失学的青年，学校打开大门，吸取复学，许多出身不好的失学青年回到了学校。当时尚未土改，没有划阶级成分，家庭有困难的失学者，政府有经济上的补助。补助由学生会组织评定，非常民主，只问家庭经济状况，不问出身。
紧接复学运动之后，1951 年，沩滨中学又沸腾着参军、参干热潮。随着大批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入伍，部队需要大批文化教员，对战士进行文化普及与扫盲教育。同样，乡村的改革也需要大批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干部。这样，中学就成为人才备选基地。在政府的安排下，沩滨中学同学踊跃参军参干，沉静的校园，一时间沉浸在参军参干的热潮中。同学中参军参干的达六十余人。其中三十人胸前佩着鲜艳的大红花，雄赳赳气昂昂地加入了人民解放军。另外三十人送到了益阳地区干部学校，经过短期培训，成为农村土地改革运动的干部。当此参军参干热潮弥漫学校时，我一心只想读书的心开始变得不平静了，心底忽起波澜，祖国的召唤使我激动不已，参军参干多好啊，这在以前连想也不敢想。但读书的想法却也钩子一般勾住了我的心，那可是我梦寐以求的啊，何去何从，真的很难抉择，我的心情一时矛盾重重，用当时的话说，那才真叫“激烈的思想斗争”。
在我徘徊犹豫之际，沩滨中学副校长姜国芬先生的一席话，最终使我做出人生最艰难的抉择之一。姜校长是对我们这些没被批准参军参干的同学说的：“人的一生，工作机会多，而人生读书的机会不常有，你们年纪小，以后工作的机会多得很。”姜先生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原来在省立第一师范任教，她曾参加过1927 年湖南农民运动，1938 年还在黄材松树湾创办过“新生女校”，曾几次被国民党政府以“共产党嫌疑”逮捕入狱。是徐校长几次登门拜访请她来沩滨执教的，她知识渊博，在同学中威信很高。她讲话言简意赅，深深触动了我。的确，在漫长人生中，入学读书的机会不常有，工作的时间却久长。而正在此时，母亲听说沩滨中学同学参军，很不放心，同婶娘一块步行三十多里来到学校，要我留在学校继续读书。姜先生的提醒与母亲的劝告，让我安下心来，继续学习。
在初小时我就对历史充满了兴趣，到了沩滨中学后，得以遍读学校图书馆的藏书，获益匪浅。沩滨中学最初虽是私立，但是姜国芬先生来了后，她先后四次步行往返长沙宁乡之间，选购了不少图书，尤其是一些进步书刊，还动员她以前的同事朋友捐献了部分图书，学校拿出办公楼的一半作为图书室和阅览室，姜先生又自己出钱资助成绩较好而家庭困难的同学担任管理员。我喜好的重点还是历史类书籍，历史类故事书看得更多，在校时，同学们都喜欢听我讲历史故事，还给我取了“历史学家”的绰号。虽然那时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一辈子从事历史研究，没想过自己与历史学有什么缘分，但得到这样的封号，心里还是美滋滋的。现在人过八旬，儿时很多的经历都成梦幻，但每当沩滨同学聚会时，他们都要提起这个名号，似乎我此后一生专注历史研究，要归功于他们的先见之明和在沩滨时他们的“指导”。细思之，人生一辈子，真的有谁能说清其中的因果缘起？！
沩滨中学两年半时间，到 1952 年秋季，我们提前半年毕业了。同学们分别在即，依依不舍，两年半时间虽短，但我们却经历了复学、参军、参干运动，经历了学生自治，经历了起居与共、如切如磋的美好时光，恰同学少年，一个个生龙活虎，天真无邪，碧玉一样的纯洁，水晶一般剔透的记忆，任凭时光如何流逝，少年的滋味永难忘怀。现初中同学，分布全国各地，但在世的同学至今保持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