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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懂事的时候起，我的祖父经常以家规家训教育我们：“三要三不”家训，至今铭记在心。三要：要勤俭，要睦邻，要孝道；三不：不懒惰，不偷盗，不嫖赌。违反家规，予以惩戒。十太公的孙子嫖赌不听家教而被沉潭致死，因有违家规而把亲生儿子沉潭，这在当地几十里都让人感到惊骇和可怕，这种残酷之事，虽不可取，但陈家的家风可见一斑。我们家兄弟从小必须遵守家庭的不成文的规定，黎明即起，不许睡懒觉，吃饭不许掉饭，睡觉不许说话，说话必须起床，吃饭不许讲话，说话必须停下碗筷，大人讲话不许小孩子插话，等等。家庭成了我的第一所学校，家规、家训成了教育我的教材，祖辈和父母成了我最初的老师。从娘胎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这是我学习的第一课，是我人生的最初开始第一步，虽然是人生的起步的一小步，但却是我人生开步必不可少的一步。家教中，在我少年心中最不能忘怀的是，我的祖父向我们讲授的曾祖父锡龄公感人至深的孝行事迹。曾祖父是本县的一个有名的孝子，他的孝行事迹在宁乡县志有记载，闻名四乡。在孝行中，他最重视的是对母亲的孝道，儿子是母亲的骨肉，儿子的第一个老师是母亲，母爱是大爱，儿子对母亲有血肉之亲，有血亲之爱。在古代夫权统治的时代，规定对父亲要守孝三年，对母亲却不如此。据说唐朝武则天临朝称帝，改变了这个不平等的规定，对母亲也要守孝三年。曾祖父行孝特别表现在对母亲尊重和怀念。母亲生前，百般孝顺，母殁守孝三年。据祖父说，母亲在世时，不管有事无事，曾祖父每天都要省问，叩问母安与母亲谈谈话，以示孝心。即使白天外出，夜深也要回家探问母安。如果夜深母已入寝，他点燃一根香跪在母亲寝房的门槛上，直待香烧尽为止，以示对母亲的问安。母亲得知儿子如此孝心，心里不安，以后儿子外出，即使到深夜，也要等待儿子归来，母子一叙之后，她再入寝，以免儿子孝行之苦。
锡龄公的母亲去世，曾祖父甚感悲痛，尽孝达三年六个月。在母亲坟地搭一个棚子，住宿陪伴母亲，我家居住地距坟地将近八华里，天晴下雨，每晚必至。宁乡县志记载说：“母没哀毁，尽礼庐墓三年。”又说：“庐居日毛虫蚀山树尽，独墓周数丈，青葱翳如。”这就是说，曾祖父坟地守孝期间，山地爆发了松毛虫的危害，大片松树林的针叶为毛虫吃光死尽，唯独锡龄公居住棚子坟地周围数丈毛虫不入，松树林依然郁郁葱葱，青葱翳如。县志的记载，不是杜撰，乡里都这样说，这大概是巧合的自然现象，未必与人的孝行有关。人们把此二者联系，无非是彰显孝行力量。曾祖父三年六个月守坟尽孝，子孙们没有必要去模仿，但先祖对父母一片孝心，却感动了他的子孙，曾祖父为他的子孙树立了尊重父母的榜样。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我没见过曾祖父，对我讲述故事的祖父也已去世五十多年，祖父对我们的教育，句句字字言犹在耳，每当想起，继家风追先祖的思念不禁骤然而起。
曾祖父是一个好善乐施的道德高尚的人，我祖父对我们讲述了令子孙们深为感动的一件事。曾祖父锡龄公就学的是著名的岳麓书院，离家有一百公里，有两天的路程。头年去岳麓书院上学，时值春节之后的二十天，天还很寒冷，挑夫肩挑箱担（放被褥衣服和书）随行，行至三十里大胜桥的地方，迎面来了一个蓬头垢面的老者，满脸皱纹，面带饥色，曾祖父见状不忍，给了几吊钱。大概给的钱出乎乞讨者意料，数额较大，乞讨者猝不及防地跪倒在地，连声致谢。曾祖父搀扶起老人，发现老者单衣破衫，全身冷得打战发抖，曾祖父恻隐之心顿起，不假思索地把自己身上的棉衣脱下，给老人穿上。恰巧此时，箱担的挑夫，因方便费时落在后面，无法取替用衣服，无奈之际，曾祖父跑到附近的山丘坟地墓庐躲避寒风，直到挑夫来到。当祖父把故事讲到这里时，他加重了语气，双目凝视着我们兄弟：“你们太公一世清贫，不嫌贫爱富，看到穷人就想帮助，你们是锡龄公的子孙，要记住先祖乐人助人的精神。”年幼的我虽不懂事，但好与坏还是分得清，祖父的嘱咐，在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曾祖父对穷人如此，对兄弟也如此。在兄弟之间，他大度无私，不分彼此的品格，也给后人做出了榜样。稍懂历史的人都知道，古往今来，兄弟之间为了财产和权力的分配，兄弟、叔侄相残，屡见不鲜。汉代景帝时，“七王之乱”就是这方面突出的例子。魏晋时期司马氏家族内部倾轧而出现“八王之乱”，也因财产与权力之争而起。唐代李世民兄弟的玄武门之变，同样是权力与财产再分配引起相残。曾祖父四兄弟，人丁兴旺，家大人多，难免分家。这虽是农村的普通人家，不存在权力分配，家产小也有一个分配的问题，家产的继承问题，在农村常引起兄弟不和。在曾祖父的父亲主持下田产平分，四兄弟各得一份。田产是不动的地产，平分有困难，田坵有大有小，难以搭配，为了平分，势必要将大田划小。我曾祖父所分田产中，其中一部分是与其弟共有一坵六亩的大田。为了分界，在大田的中央以田泥临时垒成一条分界线。这不是固定的田埂，经不起水泡雨淋，不到一年，泥糊起的分界的一些段落垮了，弟不断蚕食，最后大田被弟占有了。我曾祖父不理家事，更不过问地产之事。曾祖母从其他兄弟处得知与弟共有坵田完全被弟占有了，她很气恼，向曾祖父诉说。曾祖父听后，不但不动怒，反而满怀亲情地劝说其妻，对曾祖母说：“你知道什么叫胞弟，胞弟是我娘胎里生下的弟弟，同母所生，血肉相连，所谓亲如兄弟，就是这个道理。兄弟之间不要分彼此，只要弟弟把田种好了就是了，我们家并不缺粮食。”就这样，把叫猪肚子坵的半边田产无偿送给弟弟了。
把自己的田产无偿让给兄弟，曾祖父不只是上述一件事，还有比此更大的相让之事。陈家先祖所置田业，不仅本地座屋周围有田数十亩，在别处离本家五里的地方，置有田产数十亩，分家时我曾祖父也平均得一分。曾祖父好读书，无心经营，把田交给了三个兄弟经营，实际上把田送给兄弟（后来曾祖父得肺痨，家境衰落，其他三兄弟干脆以少量的金钱收取了我家的田契）。在曾祖父四兄弟中，我家得到先祖田产最少。曾祖父在兄弟间大度无私，家里人不理解，四邻也不理解，讥笑他是书呆子，是书古董，好像除诗书以外的事都不懂。当时乡里流行挖苦曾祖父的笑话。传说有一次他到女儿家，亲家基于当年收成不好，谷价不稳定，向我曾祖父打听谷价的行情。曾祖父却回答说：“我只知诗书礼乐，不知谷价如何。”四乡人认为只有书呆子才会说这样的话。曾祖父所表现的读书人清高不事商贾的大智若愚的态度，为周围乡邻所不解。做好事，当时并未得到好报，曾祖父四十岁出头染肺痨而死，留下一堆债务，家境衰败。他三个儿子分家，所剩田产很少，大伯公家到了衣食不保的地步，二伯公被迫别家租佃耕种，我们家情况好些，饭食可保。后来迫于人口增多的压力，我父亲带着大哥也只好离家租佃。子孙们感到生计艰难，乡邻也为锡龄公子孙的窘境而叹息。皇天不负好心人，几十年后，谁也想不到他的子孙们有翻天覆地的变化。1949 年新中国成立，1952 年土地改革，大伯公家为贫农，二伯公家下中农，都分到了田地。我祖父为中农（父亲在外地，划为佃富农）。整个家雨转晴了，家庭充满了阳光，曾祖父的其他三个兄弟的情形则不一样了，有的是地主，有的是富农，有几户子孙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受到严重打击。人们说“祖宗有德儿孙福”，锡龄公子孙之所以有今天，是祖辈积了德。曾祖父四兄弟的子孙的兴衰，未必与祖宗之间有必然的联系，但好的家风传统对后代兴旺起到的积极作用，事实确然啊！
曾祖父的大度和无私，年幼的我并不懂，只知曾祖父是个好人，要像祖父和父亲一样记住老祖宗的好处。若干年后的 1989 年冬天，我父亲在离世弥留之际时，再次嘱咐我说，“你是读书人，不要忘记你曾祖父读书人的榜样。”父亲临终的遗训，唤醒了我少年的记忆，引起我对传统家风的寻访和思考。20 世纪 90 年代初，一次偶然的机会，阅读了宁乡县志，在县志的《先民传》有关于我曾祖父在著名书院岳麓书院求学时的记载。“陈毓字锡龄诸生，貌梧力举数百石，好读宋儒书……麓山讲堂一柱偶一横肘，屋瓦震动，同舍皆惮服。”这记载扼要地记述了曾祖父在岳麓书院学习时为同门折服的两件事：一是锡龄公文武兼备，既习文又练武。一次在岳麓书院讲堂，不小心手肘碰了讲堂的顶梁大柱，讲堂的屋瓦为之震动，膂力不凡，使同门折服。另一件使同窗折服的是，锡龄公“好读宋儒书”。儒家经典五经四书，是所有读书人必读之书，也是最喜读之书，岳麓书院的同门特别点出锡龄公“好读宋儒书”，这深有意味。所谓宋儒书即指宋代理学家的著作。宋儒著作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把儒家治国的政治学和治心的人学结合在一起，实现了汉唐儒学的革新，称之为新儒学。新儒学特别强调人的道德修身，强调人伦道德的践行。锡龄公“好读宋儒书”，这表明他注重自己的道德修养，注重从理学中受到人伦道德精神的灌输和洗礼。而受道德修身的内在要求的驱动，才会“好读宋儒书”，也才有同窗对他的折服。至此，我恍然大悟，幼小对曾祖父的记忆跃进了一步，找到了锡龄公为什么对孝那么虔诚，为什么那么大度和无私的真谛。最终使我明白曾祖父一生的所作所为体现了对中华文化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体现了对儒家人伦道德的执着和践行。曾祖父的言行告诉我们，文化继承不是简单对历史记忆，也不是仅在记忆层面的简单复制，而是要把传统好家风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凝结和沉淀在自己的心灵世界。
忆起孩提时代的往事，好像打开了思想的闸门，储藏在脑海的一桩桩、一件件浮现在眼前。其中忆起的一件或许是人的一生最难忘的伤痛之事。大概六岁过春节的时候，看到别家的小孩，穿着新衣，戴着新帽，同父母到外婆家拜年，左右邻居中，唯独我们家不走外婆家。我很羡慕别的小孩，亲娘的儿子谁不想见外婆，亲女的母亲谁不想见外孙，我央求母亲带我们兄弟去见外公外婆。一向面挂笑脸的慈祥的母亲，听了我的哀求，心情沉重，双眼含着泪向我说出了外公外婆无辜被人杀害的伤痛。外公名叫蔡元初，原居离我家三十里的益阳土里山的地方，后来迁居到我家乡宁乡铁冲，与胡姓的一个财主相邻而居，对外来户，本地有一种排外的不好习气，胡家有财有势，更不把外公放在眼里，处处刁难。外公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农民，稍懂文墨，对胡家在当地不法之事，心有不平，但不敢向胡家公开叫板，采取了“文革”中的一种写白帖张贴四方的形式揭露。母亲向我讲述的白帖内容，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一帖是揭露胡家霸占佃户妻：“世事太怪奇，胡家霸佃妻；仗着有财势，佃户作马骑；佃妻不随愿，加租又扣田；恶行人人怨，个个不敢言；皇天若有眼，雷劈在路边；无人去收尸，牛踏人踩化为泥。”另一首是讽刺胡家财势不长久，总有一天会败落：“南岳坪星梨树开了花（此是外公居住地的小地名，以果树闻名），胡家建屋添新家，建屋不建仓，谷用缸子藏，先建屋后建仓，何时何月有谷藏。”据母亲说，凡是周围邻居看不惯的事，外公常写成白帖，在黑夜偷偷张贴，白帖通俗押韵，有的是顺口溜，朗朗上口，常被人作歌谣，四处流传。这大大刺痛了胡家的心，胡家当家人每见白帖，脑涨筋暴，五内生烟。后来打听这是外来户蔡元初所为，火冒三丈，遂起杀人之心，寻找机会，想除掉包括“郎为半边之子”的我父亲在内一家所有人。四月的一天，正是农忙时刻，我父亲到外公家帮工，胡家以为时机已到，决定当晚雇杀手行凶。真是天不绝人，太阳西沉时，我父亲突然胸闷心慌，执意回家。刚走出外公家不远，只有四岁的舅舅，一边哭一边追喊要去姐姐家。父亲见状，让舅舅骑在肩上带回了家。外公外婆即在当晚被杀害。当晚天空倒挂着不圆的弯月，冷淡的月光罩着南岳坪大地，几个手执梭镖的凶手闯进蔡家的门，将躲在仓底下的外公外婆拖出杀害。南岳坪历史上从未出现过惊天杀人案，周围四邻惊动了，同声谴责杀人者丧尽天良，都为外公外婆悲痛，平时不敢说外公仗义的好人，此时却一片点赞声。外婆家是外来户，本地无亲人，家亲还在三十里外的益阳土里山，本地唯一的亲人是我的父母。母亲向我说到家庭的不幸悲惨时，边说边泣，一边凝视着我，似乎有所期待，一边又仰视天空，期盼苍天开眼，面对母亲心中滴着血的哭诉，我年小不懂事，但亲娘的伤痛令我深受震动，为母亲的不幸而难过，我跪地依偎在母亲的怀里痛哭……
母亲真伟大，面对家庭的不幸，她勇敢去承受，勇敢去应对，表现出一般女子少有的坚强，母亲是个孝女，把父母丧事办得妥妥当当，乡亲数十人参加出殡，乡亲们鸣放的鞭炮，响彻四周，被母亲看作对邪恶的警告，看作是对正义的呼喊，母亲一步一跪，无人不为之动容。
母亲是个普通的农妇，文质清秀，一个旧社会的乡下女子，不过三十多岁，却承受着她不应该承受的重担。无依无靠的弟弟要抚养成人，父母被害的凶手惩办也要靠她去控告……这一切，人们都把目光聚焦在母亲身上。母亲没有文化，在泥土里长大，没见过世面，县城、省城、衙门，都很少听说，如今要去县、省的衙门控告，可以想见是多么的艰难，一般女子想也不敢想。母亲是个孝女，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女子，想起父母的被害，一个柔弱女子骤然刚强起来，她只身踏上了控告凶手的艰难之路。行百里路，到宁乡县衙门递上了控告杀人凶手的诉状。当时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贪官污吏横行，社会黑暗至极。“衙门八字开，有礼无钱莫进来。”我们家仅能维持衣食，无钱行贿衙门，胡家白花花的银元却塞进了衙门，衙门认的是钱，钱是护法神，在钱的面前，正义、公理不再。恶贯满盈的凶手逍遥法外。我母亲泪不干，走百里泥泞路，历辛苦，世道如此不平，无力回天，满怀悲愤回到家。
回到家，善良的人们都感不平，他们不知道天下乌鸦一般黑，县衙门省衙门都是向有钱人开的。善良的母亲还有我父亲不甘，决意进省城衙门控告，母亲再次踏上了控告凶手的道路，近三天的行程，走一百多公里到了长沙省城。走进陌生的城市，对从未离开乡土的女子，如到了另一个世界，外境之艰难可以想见。在黑暗社会，无论走到何处，衙门都只认钱，母亲状告无门，一桩惊天杀人大案不了了之，正义和公理被沉埋。
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1949 年，迎来了祖国的解放，1951 年农村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清算胡家罪恶的日子终于来到了。这个杀人犯被群众押上了审判台，当地群众三番五次邀我母亲上台批斗当年杀外公外婆的凶手，担心我母亲旧事重提，身体承受不了，准备用轿接送。大概是我母亲感觉到人民政府已替她撑了腰，杀人犯得到了应得的惩罚，群众替她出了气，用不着自己上台批斗凶手了。她对动员她去批斗的人说：“报仇不如看仇。”事实上母亲经过人生的磨难和不幸，她心力交瘁，已无力应对了。
母亲由于饱受人生不幸和摧残，身体一日不比一日，四十多岁患不治的绝症，遭受病魔的折磨。此时，我在武汉上大学，随后大学毕业后我又去北京学习。母亲生病直到去世，我都不在她身边，没有尽到做儿子的责任，这是我一生最难过和最大的遗憾。
母亲生病期间，她挂念着儿子，她想的更多的是儿子的工作，从不想打扰儿子。她得病是我爱人告知的（当时还不知道是何病）。我的爱人住在娘家，离我家有十里地，我嘱托爱人每隔三天回家一次，替我行孝，爱人是一个很善良的女子，忠实地履行了丈夫的嘱托。我知道农村生活苦，买不到猪肉水果，我从北京多次寄去猪肉，寄去水果，除了留下伙食费以外，所有的钱都寄回家医治母亲。我想母亲的病一定会医治好，到春节回家时探望。
想不到事与愿违，母亲病不但无好转，还日重一日，我得知消息后，心情沉重，即去信爱人，要求她陪母亲去长沙湘雅医院医治，爱人是个未出过门的乡下女子，在长沙医疗事都由我同学挚友湘雅医院医生刘里侯办理。经过诊断，母亲患子宫癌已到晚期。医院已无法可治，当我收到同学刘里候传来的不幸消息，几乎晕倒，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的同志们也为我难过，给我经济上的辅助，我准备回家探望。正在准备行程时，电报传来噩耗，母亲在痛苦中撒手人寰，别离了她的亲人，到了另一不为人知的世界。我收到电报，回到八号楼住宿间痛哭了一场。依门南望，千里之遥，无法回家奔丧，不能与母亲遗体告别，我心情十分难过，终生内疚，屡有不孝的负罪之感。母亲逝世于 1960 年的困难的年月，听说去世仅几小时便草草地埋葬了。为了纪念苦难的母亲，我把她的坟地重新整理和修饰了一番，除去了丛生的杂草，并把我最亲的老伴遗体安葬在此，永远陪伴母亲。在坟地也留了我终老的位置，生前不能尽孝，老去要永远陪伴母亲。我不相信有阴间的世界，但此时却希望真有一个阴间世界，期望母亲在一个不为人知的世界安生幸福。